金寶瑜：美國“民主政治”六講

　　

　　
　　對許多希望能改變中國目前各種不合理現狀的人來說，美國的“民主政治”有著相當大的吸引力，有人甚至認為只要有像美國一樣的選舉，事情就好解決了。這也很難怪他們，目前中國無論要解決什么問題都是困難重重。連到北京上訪，申訴一下不法官員給他們帶來的冤屈和困擾，也都會被阻擋而不能成行。報章雜志刊登了什么觸動了官方的新聞就可能被封掉，因此不免會有人對美國的民主自由特別羨慕。
　　
　　持相反意見的人會說，美國的民主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并不能真正解決問題。這樣說是對的，但似乎對什么是資產階級民主能解釋清楚的并不很多。我認為要解釋美國資產階級民主不是幾句話就可以說清楚的，所以下面將用不同議題從不同的角度來解析美國“民主”這個課題。并且在第六講中將說明，美國當前如何在全世界以推銷美國“民主政治”的方式來持續它的霸權。
　　
　　資產階級民主是資產階級統治國家的一種機制，這種機制是由資產階級國家通過一套立法程序建立起來的，即所謂法制國家。在有利于資產階級的統治下，一般公民可以在一定范圍內享有許多自由，像言論自由、集會游行自由、投票自由、宗教自由等等。但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不可能允許任何政治行動來挑戰到他們的統治。資產階級民主可以調和一些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但不可能解決資本主義最根本的階級矛盾，即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換句話來說，也就是不可能解決一個國家少數的統治階級與大多數廣大民眾之間的矛盾。
　　
　　進一步來說，美國“民主”是通過全民選舉，選出來少數精英來治理國家的。選舉的過程雖然有時有作票的行為，但是基本上是公開透明的。但是如果要當選必須要有大量的財力支持，幾千萬甚至上億美元的龐大的財力只有跨國公司和大財團才可能有。不管是總統選舉或是參眾議員的選舉，這些公司和財團一般都會同時支持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候選人，因此不管哪一黨的候選人當選，都得記住當年選舉時誰曾給過支援。美國這種只有形式但沒有實質的民主有很大的欺騙性。因為從表面看來，即使是一介平民也可以當選總統，這的確是相當令人佩服的事，但是一旦當選，這位來自一般平民的總統的所作所為，不管是在內政上還是外交上都是將資產階級的利益放在最優先的地位。這一點可以從下面幾個例子中看清楚。
　　
　　一位著名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熊彼德 (Joseph Schumpter) 曾經對資產階級民主提出來的一個銓釋。熊彼德很誠實地說，民主政治只不過是一個在候選人中挑選的程序，它沒有任何重要的內涵。因此選舉的結果并不能代表選民的真正利益，選舉的結果只是反映了由大眾媒體所制造出來的一種同意（manufactured consensus）。他認為大眾媒體在選舉中所扮演的角色就和它在市場中影響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廣告一樣。如果我們這樣來理解資產階級民主，它只不過是一種手段和一種合法的程序。
　　
　　但是在意識形態的宣傳中，資產階級卻把這種形式和程序變成一種“理想”，并將這個“理想”變成了世界上所有國家都應該追求的目的。如果我們能認識到手段和目的的意義，也能分清楚形式和內涵的不同，那將有助于我們對資產階級民主的進一步了解。
　　
　　因此，雖然在今天的中國爭取民主是完全有必要的，但是美國式的民主并不能解決許許多多現存的不公正和不合理的問題，也不能解決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根本矛盾。

　　下面用幾個議題來解析資產階級民主的實質和它的運作。
　　

　　
　　美國國會議員們在2007年年底回家過年之前，通過了700億美元這筆龐大的款項來支持伊拉克戰爭。2006年時，美國人民在國會選舉中支持民主黨，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他們反對美國侵略伊拉克戰爭，希望民主黨能夠控制國會，以便美國可以早日自伊拉克撤兵。那次的選舉使得民主黨在參院和眾院都取得多數席位，但是伊拉克戰爭不但繼續而且還增兵，如今又通過支持伊拉克的這筆龐大經費?，F今民主黨的兩位候選人雖然比較傾向于自伊拉克撤兵，但是他們和前年參選的議員候選人一樣，說歸說作歸作，等他們當選后他們還是得以美國資產階級的利益為主來決定政策。美國為帝國之首，要在世界稱霸，它的統治階級都了解，如果承認在伊拉克打了敗仗將會引起不堪設想的后果，所以很難想象如果民主黨的候選人當選總統，今后美國的外交和軍事政策會有什么根本的改變。
　　
　　談起美國侵略伊拉克戰爭還得從2002年講起，那時美國政府利用各種宣傳來欺騙美國人民。政府的重要官員，包括總統、國防部長、國務卿等都說2001 年的 911事件與伊拉克的薩達姆有關，他們說薩達姆支持恐怖分子，并在伊拉克境內設有恐怖分子的訓練營。這時911事件剛過沒多久，美國人民人心惶惶。911是除了珍珠港被日本轟炸外美國國土唯一一次受到外力侵犯的事件。美國這個帝國只許它用暴力侵略別的國家，現在居然有人敢用飛機撞毀帝國象征性的世貿大樓，那可了不得?？偨y要帶領全國上下去抄恐怖分子的窩，以除后患，那當然受到人民的支持。大量的宣傳還包括薩達姆藏有大量毀滅性極強的武器，其中有原子武器和用于生物戰的細菌武器，因此恐怖分子只要提個小公文包就能攜帶足夠的武器來毀滅美國整個城市！宣傳還說薩達姆是個獨裁暴君，殺了多少自己的人民，并且侵略它的鄰居，但卻不提薩達姆上述所作所為是在美國協助下干的。上世紀八十年代時美國政府允許二十四個武器制造公司賣武器給薩達姆，使薩達姆可以用來打當時美國的敵人伊朗。薩達姆用來殺害庫爾德人所用的毒氣也是由美國供給的，但是媒體完全不提這些。只是用欺騙大眾的謊言在美國大為宣傳，包括最有名氣的《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報》、各大電視臺，在人民內心充滿恐懼時，美國政府利用大眾媒體的宣傳很容易地欺騙了美國人民，掩蓋了美國侵略伊拉克的真實原因。
　　
　　除了上面這些宣傳外，當時的國防部長宣稱，美國這場戰爭的策略與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的第一次海灣戰爭一樣。這策略就是用大量的運用最新科技的現代武器來把敵國的國土炸平，銷毀他們的抵抗能力，但死不了幾個美國人。美國在越南打了敗仗后，將征兵制改為募兵制（募兵制沒有強制性，公民憑自愿應招到軍隊服兵役，并與軍方簽定服役合同），因此對大多數老百姓來說，就算是死人也輪不到他們。但是也有不少年輕人響應了政府的號召而應征參加了這個以反恐為名的戰爭。
　　
　　我把戰爭與和平作為談美國民主的第一個課題，因為除了反侵略求解放的正義戰爭外，人民總是愛好和平反對戰爭的，而美國二次大戰后的這半個世紀所發動的戰爭，都是為了經濟的利益和政治的霸權去侵略別的國家。因此，美國政府必須要編出一套冠冕堂皇的理由來。在蘇聯倒臺之前，理由是反共，現在則是反恐。要人民相信美國不管是反共還是反恐都是為了協助某國當地的民主自由戰士，以便這些國家可以實現美國式的民主。美國這五十年來用武力維持和擴張它的帝國勢力，在全世界造成無數無辜人民的傷亡和大片土地的荒蕪，美國軍隊所到之地血跡斑斑。美國自己的人民也深受其害。到今天，還有許許多多從越戰退伍的軍人患了無藥可醫的神經病，他們無法工作，流浪街頭無家可歸。美國越戰退伍軍人中的積極分子則組織起來反對美國繼續在世界各地發動侵略戰爭。在每一次反對美國侵略伊拉克戰爭的游行隊伍中，總會看到“越戰退伍軍人反戰”的旗幟。事實上在這次反對侵略伊拉克戰爭的運動中，他們是站在前面的，因為他們早在三十多年前就加入了反對美國侵略戰爭的隊伍。
　　
　　從美國侵略越南戰爭到美國自2001年來所發動的侵略阿富汗，和2003年進兵占據伊拉克的戰爭，以及其它數次在全世界各地所發動的大規模和小規模但同樣是侵略性的戰爭來看，老百姓在最初總是稀里糊涂地被蒙在鼓里，等戰爭持久了，死亡人數增加了，財力消耗過大了，人民才逐漸清醒過來。這時他們就用美國“民主政治”體制內的各種方式來反對戰爭，比如用輿論來影響官方，或用投票來選反戰的議員和總統，但從來都不會產生什么效果。因此反戰的人士只好訴諸于體制外的各種行動來反戰，包括不經批準的示威游行，甚至許多人不怕被關進監獄來表示他們反對美國侵略戰爭的決心。這樣的現實說明了什么？
　　
　　僅以美國侵略伊拉克戰爭來說，美國進兵占據伊拉克當然不是要為伊拉克人民鏟除暴君，或者是為了消除伊拉克境內的恐怖分子。到今天，美國以反恐作為發動戰爭的謊言已被揭穿，在這五年多的時光里，全世界反美的“恐怖分子”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多了。而且在伊拉克境內儲藏大量毀滅性武器的謊言也被揭穿。這說明了美國為了發動戰爭所捏造的原因不實，那么這場殘酷的戰爭背后真正原因何在？
　　
　　一般有關對美國在中東的侵略的分析都會同意這樣一種說法，美國發動戰爭背后的動機是為了這個地區的石油。這樣的分析是對的。在2003年的反戰活動中，我們學校請了一位研究中東問題的專家，這位專家作了一些分析來說明美國為了獲得廉價石油，而要花費那么多軍費來打這場仗是如何地劃不來。這樣的論點乍聽起來似乎有些道理，但仔細一想這位專家沒把問題搞清楚，因為這位專家沒有把在這場戰爭中誰可以得利和誰得承擔人的傷亡和財力的負擔分開來對待。
　　
　　美國出兵的軍費是由誰來負擔？是美國付稅的老百姓。打仗負傷和死亡由誰來承擔？也是美國的老百姓。根據美國官方的報道資料，從2001年阿富汗戰爭開始到2008年初，美國國會共撥發了七千億美元 （Report of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08年 2月 8日），現今每個月伊拉克戰爭的支出就要一百六十億美元。曾獲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史迪格利茲 (Joseph Stiglitz) ，他寫的《三萬億美元的戰爭》 (The Three Trillion Dollars War) 剛出版不久。前些時候被美國國會請去作報告，他指出如果將一些非直接的軍事支出都算進去，美國政府在這場戰爭中的總費用要在三萬億美元之上。他的估算加進了與這場戰爭相關聯的長期支出 ——包括像照顧受傷退役軍人的醫療費用等。（Joseph Stiglitz and Linda Bilmes) 。
　　
　　當然伊拉克和阿富汗人民才是人員傷亡和財產毀壞的最大受害者。自伊拉克戰爭在2003年開始到今天，據官方公布的資料，與軍事無關的伊拉克老百姓已經有九萬人死亡（路透社最新資料）。但這是個低估了的數字，真實的數字該是幾倍到十倍。除此之外，更有至少一百萬的伊拉克人民逃離家鄉去鄰國避難。美國在第一次海灣戰爭時的轟炸，和2003年再次入侵伊拉克的大規模轟炸，毀滅了伊國的各種基本設施，包括水電系統和道路，也摧毀了伊國的古跡文化。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發伊拉克戰爭財的卻是一些大型跨國公司的股東和經理們。僅就近來公布的一家公司的資料——哈里伯頓（Halliburton）——我們就可以看出在這場給人民帶來極大災難的殘酷的戰爭中，這些資本家獲得了多大的好處。像美國陸軍包給哈里伯頓的子公司KBR為士兵建軍地的住房、供給士兵伙食、給士兵洗衣服等等。因此一打起仗來，哈里伯頓的生意就興隆起來。在美國對伊拉克開戰后，KBR的收入從2003年的第二季度的三億美元增加到第四季的二十億美元，上升了快七倍。隨著戰爭的不斷延續，哈里伯頓的收入也繼續增加，至今已經超過八十億，還可能再升到一百八十億美元。在美國入侵伊拉克的第一年中，KBR建了六十四座食堂，供給了四千萬頓伙食，洗了一百萬捆衣服，處理了一百五十萬立方公尺的垃圾，和遞送了八百萬包的郵件。KBR在伊拉克有七百輛大卡車專門為美國軍隊運送這些供給。這些還不包括哈里伯頓在世界其它各地來自美國國防部的收入，像美國在古巴關“恐怖分子”的牢房也是KBR建的。
　　
　　除此之外，KBR還從美國政府包下另一種工程，叫“恢復伊拉克石油”的工程 (Restore Iraqi Oil, RIO)  。這項工程是維修伊拉克的石油生產的設施，這項工程包下來又是十二億美元。而哈里伯頓一家公司所發的戰爭財還只是冰山一角，其它武器制造公司都是要利用戰爭的機會來獲得大筆的政府合同，如果美國真的能長期不發動戰爭，那這些公司都要破產了。
　　
　　哈里伯頓能包下這些工程，脫不了它和美國副總統切尼長遠和深厚的關系，早在切尼仍是國防部長時就將許多國防部工程給了哈里伯頓。切尼自國防部退下來就當了哈里伯頓的總裁，切尼作了副總統后又對哈里伯頓給予各種照顧，包括以上所提到的合同都是未經招標就給了這家公司。這幾年來不斷有哈里伯頓的各種丑聞，像它賄賂和買通政府官員和從謊報中獲得超額利潤等等。上面的這些數據就是來自一個叫“看守哈里伯頓”（Halliburton Watch）的網站(http://www.halliburtonwatch.org/)。有這樣的網站可以獲得不少數據和信息，但有這樣網站的原因之一卻是因為好幾個類似哈里伯頓的大公司因為沒得到政府的合同而眼紅。這個例子正說明了什么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那就是在資產階級之間有他們一定的游戲規則，這個游戲規則要求在資產階級之間要“公平”，如果政府厚此薄彼就會引起一方面的反對，很多資本家干的丑事常常會因此而被揭露出來。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把揭露一些資本家的丑事等同于美國民主的實質，說什么人家美國老百姓就是有權知道這些丑事。事實上，當美國資產階級內部利益協調時，他們合力所做的出賣人民的事是不會給大家知道的，或者在幾十年之后才公布于大眾。換個角度來看，在美國的階級斗爭中，資產階級的內部矛盾還是可以善加利用的。而且在“看守哈里伯頓”網站工作的人也很可能是因為痛恨哈里伯頓的所作所為。
　　
　　最后要提一下美國侵略伊拉克的真正原因。作為一個獨霸的帝國，美國侵略伊拉克的戰爭固然離不開石油，但卻又不只是為了石油，也是為了它作為一個帝國必須在經濟上、在政治上，在軍事和意識形態上維持它的獨霸地位。這一點將在后面幾講中繼續論述。
　　
　　

　　
　　美國的“大眾媒體”是美國無法實行真正民主的重要障礙之一。最近有位學者（彼得 • 菲律普）建議美國人應當不再把美國的媒體稱為大眾媒體，因為媒體已經不再屬于大眾，它已經成為由少數大企業控制的媒體 （Peter Phillips 是Sonoma 州立大學的社會學教授）。 菲律普認為媒體必須報道事情發生的真實狀況，但是現今美國的媒體總是要掩蓋真實狀況。他舉例說，在一般媒體中很難看到像美國工人的實質工資不斷下降的報道，也看不到在許多人付不起醫療費用的同時，美國的健康保險公司在2006年一年就賺了九百三十億美元利潤的報道。 菲律普和一些關心媒體的人開始了一個叫“真實報道緊急狀況運動”(Truth Emergency Movement)，并于今年一月在加州的Santa Cruz開了一個會，這個會集聚了跟媒體相關和關心媒體的人，他們討論在今天美國的憲法危機、環境危險和戰爭不斷的擴張下，美國敢于調查真相的記者們、勇于揭露事實真相的人、和為爭取獨立媒體的人要怎樣做才能讓一般大眾對他們社會有真實的認識。(參看www.buzzflash.com/articles/contributors/1517)這些人不是不知道他們所面對的困難和阻力，但是他們還是勇往直前，這是值得佩服的。因為他們知道美國的媒體是由少數的大公司所控制的。這些大公司的財力雄厚，又與政界有深遠的關系，要挑戰它們是極為困難的。
　　
　　在幾十年前，美國每個大城市都有幾家獨立的報紙，就算很小的一個鎮也常會有一家獨立的報紙。除了報紙外還有無線電臺，這些媒體報道地方上重要的新聞，并討論與一般市民或鎮民相關的議題。除了地方新聞外，它們也報道國家和國際新聞，并且對不同的議題在報紙的編輯版上發表該報紙的意見。這些報紙也有責任報道不認同它編輯版的意見，并用接受讀者來信的方式表達讀者們的看法。這并不是說幾十年前美國的媒體有多理想，但是與現今比較卻是好得太多了。
　　
　　2004年時，斑 •貝迪坎(Ben H. Bagdikian)  寫的《新的媒體壟斷 》（The New Media Monopoly, Beacon Press）出版了。這本書是他在1983年出版的《媒體壟斷》的再版，加進了自第一本書出版后二十年來新發展的資料。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時，貝迪坎就提醒他的讀者，大型的公司正在對媒體業和廣告業進行壟斷，但是那時很多人都不相信，而且批評他過于擔心。如今在二十年之后，貝迪坎的警告卻成了事實。在這二十年中，控制媒體的大公司已經從之前的五十個減少到十個，更再減少到五個[1]。這五家大公司壟斷了美國的報紙、雜志、無線電臺、電視臺、出版社和電影制作公司。換句話說，這五家大公司通過對這些媒體工具的控制，也就控制了美國的輿論，更深入地影響了社會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
　　
　　[1]這五家公司是：時代華納 (Time Warner)、迪斯尼 （Walt Disney Company）、以澳洲為基地的默多克新聞公司  （Murdoch’s News Corporation）、和以德國為基地的維亞康姆公司（Viacom） 及貝塔斯曼（Bertelsmann）。
　　
　　許多家地方上的小型報紙和電臺被收買之后，它們將任職多年的記者解雇了。新聞的來源都是從總部傳遞過來，這樣一來，這些報紙和電臺就失去了它們的地方特性。另外，這些報紙和電臺在報道全國性新聞時沒有什么選擇，因為都是轉載或轉播， 其中包括報紙編輯版上的評論，或是廣播電臺的評論。因此這些地方上的媒體也失去了它們的獨立性。最明顯的一個例子就是默多克新聞公司（Murdoch’s News Corporation）的?？怂闺娨曅侣?Fox News)。?？怂闺娨曅侣勗诿绹珖總€城市都設有電視臺，它是美國最保守勢力意識形態的傳播工具。?？怂闺娨曅侣劤３Ｓ媚笤旎蚺で侣劦募總z來打擊任何它們認為比較進步的力量。?？怂闺娨曅侣勚С植际菜l動的侵略戰爭 、支持布什給富人減稅的立法、反對任何有利于大眾的醫療改革、反對工會、贊成減少政府對環境、勞工和消費者的保護。另外一個值得一提的例子就是美國兩家最大的無線電電臺：Clear Channel 和 Cumlus。 它們邀請Rush Limbaugh 作它們節目的主持人， Limbaugh是美國極右勢力的代言人，他將資本主義美化，他為美國在全世界所作的惡事涂脂抹粉，更在他主持的節目里散布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論。他把美國說成是全世界最美好的、最自由的、最愛和平的和對貧窮國家援助最慷慨的國家。 Limbaugh有一大批忠實的跟隨者，在政治上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美國的三家最大的電視臺都是這些大型公司的子公司，像CBS屬于時代華納(Time Warner) ，ABC屬于迪士尼（Disney）， NBC則屬于通用電氣（General Electric)。不僅如此，這些電視臺的股東會的代表 (Board of directors) 又同時是其它大公司的股東會的代表。像擁有ABC的迪斯尼的一些股東會的代表又同時是波音飛機制造公司、西北航空公司、聯邦快遞公司 （Federal Express）、 哈里伯頓（Halliburton）、 Kmart 、和雅虎（Yahoo）的股東會的代表。CBS 和 NBC 也是一樣。而這三家大公司又同時控制了多家的報紙和收音機電臺。這些大公司和媒體大公司的關系緊密，使得電視臺和其它媒體會盡量避開不利于這些與它們有關系的公司的新聞。美國的媒體與美國最大的私人企業的利益如此的緊緊相扣，媒體所報的新聞就不會準確，它們在編輯版所發表的意見也不可能公正。
　　
　　收音機或電視所使用的頻率 (airwaves) 是為大眾所共有的，就像太陽和空氣一樣并不是私人所有的。因為是大眾共有的空間，如果私人公司要用它來謀利是應該受到一定的限制和要遵守一些規定的，這些限制和規定是為了維護大眾的權益。除此之外，一個國家還應該設有由政府資助的公有無線電臺和電視臺。
　　
　　在歐洲的許多國家都有國家電臺，像英國的國家電視廣播電臺 (British Broadcasting Company, BBC) 的水平算是比較高的，主要是這家電臺得到國家的資助而有足夠的經費。美國的公視收音機臺或是電視臺從政府得到補助很低，因此這些電臺沒有商業廣告的收入，從而必須不斷地向聽眾和觀眾討錢。事實上近年來，這些公視電臺也在財政的壓力下開始替大公司作廣告了。
　　
　　再說，任何有關對媒體的限制和規定，這些私人大公司總是要盡量抵制。美國的國家通訊委員會 (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 FCC) 是專門主管有關媒體的立法事宜和對媒體監督的機構。但是近二十多年來，在美國全力提倡自由化和反對管制的大環境下，FCC 也全力支持取消對媒體的管制。像在過去FCC為了保護消費者，它規定廣播電臺不能廣播有害于消費者利益的廣告，像一些騙人的廣告。它也規定每個城市可以收到它們的地方新聞，除此之外，每次廣播電臺申請延續執照時，地方上的人可以表示他們對這家電臺的意見。但是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這些管制都被一步步地廢除了。其中的一個例子就是在八十年代廢除了一個叫“公平原則”(Fairness Doctrine) 的法規。這個法規要求每個電臺在它們的節目中，要包含一些有一定份量的、與公眾相關的嚴肅議題的討論，并且給予對這些議題持不同意見的人相等的表達意見的機會。這些規定其實相當不錯的，目的是為了在私人公司擁有傳播空間時，他們不能只是為了謀利而損害了大眾的利益。但是到了八十年代中，媒體的壟斷力量更加強大后， FCC 抵不住它們的壓力，把“公平原則”和一些其它規定一起給廢除了。
　　
　　美國各種私有媒體的收入主要來自廣告，2005年全美國用在廣告上的總開支估計為兩千七百一十億美元 (www.galbthink.org/ad-spending.htm )，是個極為龐大的數額，其中電視廣告約占四分之一。各種媒體為了爭取廣告的收入必須要迎合向它們買廣告的顧客，這一點在電視節目上看得最清楚。近些年來美國電視節目的質量每況愈下，各大電視臺都爭相播些極為低級趣味的節目，它們在現場觀眾的喝彩下當面揭露電臺請來客人的隱私，借此來羞辱他們取樂。這樣的節目成本低，它利用人幸災樂禍的心理來吸引廣眾。結果是低級趣味的節目吸引低級趣味的廣眾，節目的主持人要不停地找更加轟動的丑事來滿足廣眾，把文化水平一步步往下拉。
　　
　　電視上除了揭露轟動的丑聞外，就常常播些像謀殺、搶劫或強暴一類的暴力故事的節目。雖然有關暴力節目對兒童的影響已經經過許多人的研究而得到結論，貝迪坎(Ben H. Bagdikian) 說，這些研究，其中包括美國國家精神健康所的報告，和一千個以上的其它研究報告都得到相同的結論。結論就是暴力節目會直接影響到兒童的暴力行為。但是電視節目為了吸引觀眾總是離不開暴力，有一個估計說，美國的年輕人到了十八歲時，就已經在電視上看過了一萬六千個謀殺和二十萬起其它暴力事件(www.parenttv.org/ptc/facts/mediafacts.asp )。
　　
　　讀了貝迪坎的這本書使我對美國媒體又有進一步的了解。美國媒體與商業界利益上的關系，和媒體與美國政治上的各種牽連使它們違背了美國人民的利益。媒體的不實報道和對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宣傳欺騙了和蒙蔽了美國大眾。美國一般人民對美國在全世界所作的惡事不但完全一無所知，而且還以為美國是世界上最民主和最愛和平的國家。但是換一個角度來看，經由媒體所傳播的謊言最后都是被揭露出來。不能說美國沒有新聞自由，尤其是在今天電子通訊技術已經為很多人掌握的情況下，許多事實真相總是不能被掩蓋很久，而且的確有許多有遠見的人和敢于斗爭的人不斷地努力來揭發美國政府和媒體宣傳中的謊言。所以真要了解事實真相的人可以找到很多供參考的數據。只是一般大眾無法花很多時間去尋找數據來與媒體的宣傳相比照，因此美國大眾深受媒體宣傳的影響。在美國獨立媒體不能大規模發展起來之前，美國一般大眾的覺醒是非常困難的事。這也就是美國真正民主在短期內無法實現的原因。
　　
　　雖然美國大部分記者都屈服在他們老板的控制之下，但是也有少數勇敢的新聞記者敢于與老板抗衡，他們在資方的壓力下能使真實的新聞見報或者上電視。但是有不少知名和得過獎的記者也因此而失去了他們的工作。2002 年時由 Kristina Borjesso 所編的一本書（Into the Buzzsaw, Leading Journalists Expose the Myth of a Free Press ) 中就有十幾個這樣的例子。
　　
　　
　　

　　
　　在美國，選舉是民主政治的象征。全國性的選舉有每四年舉行一次總統大選，和在四年之間的參眾議員的選舉 （參議員每六年選一次，眾議員每兩年選一次）。另外，還有各州和地方上的選舉。因為選舉幾乎是一般人唯一表達他們對政治訴求的方式，所以一般人對選舉的態度也表示了他們對美國民主政治的看法。從六十年代中到九十年代中，美國的社會經歷了很大的變化，隨著美國在經濟上的兩極分化，各不同收入的階層對美國的民主政治的信心也產生了相當大的差別。這些差別可以從他們對選舉的不同態度上看出來。
　　
　　美國政治學學會(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在2004年出了一份報告，報告的題目是“在不平等日益增加下的美國民主 ”(Americ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Rising Inequality)。美國政治學學會是一個學術性的組織，它屬于主流的中間派，這樣的一個學術組織在此時認為有必要出一份這樣的報告是值得注意的。（http://www.apsanet.org/imgtest/taskforcereport.pdf ）
　　
　　這份報告指出近三十年來的一些重要的變化。報告說，根據調查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時，有38%的人說美國政府是由少數幾個只顧自己利益的大集團所操控的，到九十年代中期時持同樣看法的人增加了一倍到76%。在同一調查中，在六十年代有36% 的人說政府官員并不關心一般人民怎樣想，但是到了1995年時，這樣看法的人增加到66%。在同一調查中，十個人中有六個人認為政府受特殊利益的影響是他們不能信任政府的原因。（見Blendon 和 Benson 等人，第210頁）
　　    
　　美國的各階層人對美國民主政治的信任程度也表現在他們是否參與選舉時的投票。這份報告說，1995年的調查中顯示在年收入七萬五千美元以上家庭中的人，有90%的人參與每四年一次的總統選舉的投票。但是在年收入僅有一萬五千美元的家庭中的人只有 50% 參加選舉投票。美國選舉的投票人在有投票權的人中所占的比例與歐洲國家相比偏低，而且自上世紀六十年代以來一直下降，在兩次的總統選舉參加投票的人只占有投票權的一半多一點，而在總統選舉之間的參眾議員選舉，有投票權的公民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參加投票。所以從投票人在有投票權人中所占的比例，就可以看出人們對選舉所產生的作用并沒有信心，而且隨著社會明顯的兩極分化，美國大眾的信心更在逐步地降低。
　　
　　美國政治學學會這篇報告指出了美國民主政治的很多問題，這里無法多說。它提出了在美國政治上沒有一個平等參與的平臺，致使一般老百姓的聲音像輕聲細語一般無法讓人聽得見，而有錢有勢的人為了他們的利益可以大聲呼喊，引起注意。其實這正說明了雖然美國憲法中規定每個公民都有投票權，但是有一半的人認為不管誰當選都不會替他們說話和代表他們的利益，所以他們投票的意愿很低。
　　
　　美國的選舉需要花很多錢作宣傳，每一次選舉總要花上幾十億美元，像2004年的選舉就花了四十億美元。這些錢從哪里來？美國的“民主政治”是誰花錢誰的聲音就大就有影響力。這又怎么說呢？
　　
　　美國的很多不同利益集團用對國會議員或總統捐錢的方式影響這些“民意代表”，來推進對他們有利的政策。但是這些利益集團并不直接把錢送到政治家的手里，那樣作就成了賄賂。這些錢是繳給在華盛頓的許多游說團，再由這些游說團進行活動來達成這些利益集團的目的。這些游說團與國會的議員們有很好的關系，通過這樣的關系來為它們的顧客說情。華盛頓有一萬四千個合法注冊的游說團，還有更多未曾注冊的游說團。這篇文章還說華盛頓的游說團中的高級主管，至少有二百五十個曾是從前的國會議員或曾是政府的高級官員，這些人在國會的議員中或在政府的官員中都建立了深厚的交情，因此很有影響力。 (The Lobbyists’ Scandal: The Secret World of Washington, by the Independent (UK) 2005年 6月 30日， www. Commondreams.org )
　　
　　亞洲時報的一篇報道說，這些游說團在2007年共花了近二十八億美元來影響政府官員和代表推出有利于它們顧客的政策，在國會開會期間平均每一天這些游說團就花上一千七百萬美元來影響議員來通過有利于它們顧客的法案。這篇報道指出的事實的確像有人說的這是：“美國有錢能買到的最好的民主政治”，并列出花錢買關系中的幾個大款，像與醫療有關的集團在2006年時花了四億四千多萬美元，另一個金融、保險、房地產合并的集團花了四億一千多萬美元，而各大制藥公司在十年中總共花了十三億美元來買通關系。（亞洲時報，Asian Times， 2008 年4月16日）
　　
　　這些錢不少是捐給這些政客用于他們在選舉中作各式各樣的廣告宣傳，以便影響民意來爭取選票。這就是為什么本文在這一講就提到的有一項調查顯示，有三分之二的人都認為政府受特殊利益的影響，使得他們不能信任政府。不管政府如何宣傳投票是公民的重要權力，又是一個公民的重要義務，但是一般老百姓投票的意愿總是很低。
　　
　　從下面有關美國國會立法程序中，可以看出美國政府是為誰在服務。這也就是為什么收入高的人對政府是信任的，他們對政治的參與也是較為積極的。他們占有較多的資源，享有各種權益，他們有什么不滿或有什么問題，政府可以幫忙解決。但是沒錢的人也就沒有什么影響力，他們的困難政府是不會理會的。在一個兩極分化的資本主義社會中，要求政治上的平等是沒有可能的。
　　

　　    
　　我們還可以從美國國會通過法案的程序來認識美國的“民主政治 ” 。美國的參議員、眾議員，或美國的總統都可以在國會里提出法案，所提出的法案在參議院和眾議院經過討論再投票，如果有多數議員贊成則通過而立法。兩院通過的法案，總統可以否決。被否決了的法案可以再次送到國會投票，如果贊成票數超過三分之二通過仍然可以立法。法案一旦通過成為法律，就由司法機構來監督執行。由此看來，當初美國的建國元老們的考慮確實很周到，他們想盡了各種辦法來預防總統專制。同時因為不只一個政黨，像目前有民主黨和共合黨在參眾兩院中都有它們的代表，這樣的程序也可以防止一黨專政。
　　
　　這樣的程序有什么不好呢？程序本身沒什么不好，問題在于國會的議員們是否能代表選民的利益，其中包括美國人民短期與長期的利益。這里先說幾個簡單的例子，再用一個立法的個案來較詳細地說明美國老百姓的利益如何被擱置在這個立法程序之外的。
　　
　　這里有幾個簡單的例子：如今困擾許多美國家庭的一個大問題，就是如何負擔自己的醫藥費用。美國這樣一個富有的國家有近五千萬人沒有健康保險，他們生了病無法看醫生，小病拖久了變成大病，最后只有等死。另外，有保險的家庭中有很大一部份，如果生了大病，保險公司多半不負責， 就連中等收入的家庭都會因為生了大病而傾家蕩產，有時連住房都得賣掉來償還欠醫院的債。還有就是一些人長期生病，保險公司認為醫藥費過多了，就將他們退保。保險公司只保健康的和不生大病的人，因此是賺錢的好生意，但是卻苦了一般老百姓。在所有經濟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美國是唯一沒有全民健保的國家，這么多年來，美國國會就是通不過一項有益于國民健康的法案。
　　
　　再一個例子是，自上世紀七十年代石油出口國將石油漲價后，美國的政治家就不停地叫著美國一定得節省能源，這本應是好事，因為美國必須大量進口石油來滿足它龐大的需求，美國的石油大部份消耗在私人汽車上。七十年代初石油漲價后，美國國會也通過一些法律規定汽車每加侖汽油要走一定的哩數，并且哩數要逐年增加。但是沒過多久這個規定就松了綁，之后就等于完全解除了。近些年來，美國汽車公司生產了最賺錢的大型汽車 (sport utility vehicle, SUV)，這種車每加侖只走十幾哩，耗油量是小型車的一倍以上，但是國會也沒通過任何法律來加以限制。
　　
　　另外一個例子是美國國會在2001年到 2003年通過的布什總統的減稅法案。布什上任不久就提出了這項減稅法案，經國會通過成為立法，并確定這減稅法案將延續在十年內有效。一般比較公平的評論家都指出布什的減稅法案特別照顧富有的人。根據一個計算，減稅的結果，在2004年，占家庭總數僅0.2% 的百萬富翁會獲得減稅總額的15.3% ，平均每戶可得十二萬三千六百美元，而收入在中間的 20%的家庭僅獲得減稅總額的 8.9%，每戶平均僅得六百四十七美元。（資料來自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除此之外，這項法律還把免遺產稅的上限提高，從六十萬美元提高到2006年時的一百萬美元，而美國只有富有的少數人的遺產會在六十萬元以上。美國的議員是大多數人選出來的，但是他們通過的法律卻給富有的人不成比例的優待。這項減稅法除了增加了貧富之間的差距外，更進一步加大了美國聯邦政府的財政赤字。根據同一個估計，因為這項減稅法，2004年的聯邦政府收入減少了兩千七百六十億美元，還要再加上為了多借債而付的兩百億美元的利息。這項減稅法還有另一個負效果， 按凱恩斯的經濟政策，在經濟蕭條時聯邦政府可以用削減稅收的方法來增加一般人的收入，以便使他們可以多消費來刺激經濟，或者政府可以擴大開支來刺激經濟。 如今美國經濟進入蕭條，美國國會又再次通過減稅的立法，但是在沒減稅前聯邦政府的赤字已經過高，這項立法的結果只會使赤字進一步深化。
　　
　　議員是大多數人選出來的代表，但他們究竟為什么卻不能為大多數人用立法的程序來爭取利益呢？最后用一個案例來說明。
　　
　　這就是2003年有關年老人買藥保險的法案 (Medicare Prescription Drug, Improvement, and Modernization Act of 2003) 。長期以來美國的老年人因為買不起醫生開的處方藥而發愁，因為雖然老年人有國家的健康保險，但這保險不包括買藥的費用。而美國的醫生專門會開很昂貴的藥，再加上許多藥的價格每年上漲百分之十以上，使得許多老年人即使是中等收入的，只好自己想各種辦法來解決吃藥難的問題。離加拿大邊境近的地方，常有一些教會租個大車組隊帶年老人過境到加拿大買藥，也有人在網上從加拿大買藥。加拿大有全民健保，他們的政府要大批為健保的病人買藥，因此美國的大藥廠給加拿大政府優待，同樣的藥價格往往會便宜一半以上。去加拿大買一次藥可以省下好幾百美元。
　　
　　這項新的立法就是為了解決老年人買不起藥的問題。但是在立法的過程中主要考慮的卻不是老年人的福利，而是制藥公司和健康保險公司的利潤。而且參加保險的選擇極為復雜，很多老年人都被搞得糊里糊涂，不知如何辦才好。首先為了照顧私人保險公司的利益，政府不直接插手，而由醫藥保險公司來承包。另外為了照顧制藥公司的利益，法律規定政府不得像加拿大政府一樣要求制藥公司給予降低藥價的優待。因為私人保險公司有好多家，在一定的地區內，常常有十幾家甚至多到幾十家，而每一家都有他們的一套規定。像每月收費有高有低，還有就是要在病人付了一定數額后（像兩百美元或更多，但每個公司都有不同的數額）保險公司才開始付。另外，每一次買藥，病人要付一部份（像十元、二十元或更多不等），更復雜的是不同的保險公司有不同的一張清單列出哪些藥該公司付，哪些藥不該公司付，有些藥付得多有些藥付得少。事實上不是一張清單，簡直是一本書。
　　
　　老年人在選擇保險公司時必須要面對著這些必要的考慮，所以要做個決定是很困難的。而且他們所吃的藥會隨時有可能改變，保險到底付不付和付多少都令人擔憂。老人們每月支付的保險費負擔也不輕，除了付保險公司還得付政府，而所得到的利益卻不足減輕他們買藥的負擔。這個法律的另一項奇怪的規定是，如果老年人每年的買藥費用在兩千兩百五十美元之下，保險公司負擔一部分，但在兩千兩百五十美元到五千一百美元之間的花費，則全部由病人自己支付（共兩千八百五十美元）。超過五千一百美元，保險公司全付。這樣一來對每年買藥開支在兩千多元以上卻不到五千元的老年病人來說，能夠得到的幫助是微不足道的。從不同的民意調察來看，對這項保險滿意的老人占少數。除此之外，這項立法又增加了美國政府的負擔，估計在十年的開支總額將超過四千億美元甚至高達六千億美元。
　　
　　這樣的一項立法怎么會在國會通過呢？
　　
　　2006年初，美國幾位民主黨議員給當時國會眾議院的代表發言人（共和黨的）哈斯特 (J. Dennis Hastert) 寫了一封信，這封信敘述了這項法律通過的過程，并稱這項法律是華盛頓腐敗文化的產物。因為當時國會的兩位共和黨議員——迪雷（Tom Delay）和阿布姆歐夫（Jack Abramoff）正因為貪污案件而受審查，這封信指出，這兩位議員因為個人的利益而介入了這項法律通過的過程，事情的真像就因此而被暴露了出來。
　　
　　這項法律的通過是受了大型制藥公司的影響，這些公司花了兩千多萬美元雇用了一家名叫亞歷山大游說公司（Alexander Strategy Group) 。有趣的是這家公司的游說家如迪 (Tony Rudy) 曾是上面所提的兩位議員的助手。如迪借著他在國會中的關系展開了對議員的游說，以便通過這項對制藥公司極為有利的立法。并且在政府與制藥公司還在協商時，政府方面的代表就已經在進行他未來將去一家保險公司工作的高薪職位。另外兩位共和黨的議員也都在法案通過后離職去大制藥廠高就了。這封信很清楚地表明這些議員們為了自身的利益受賄于制藥公司而通過了這項法律。
　　
　　這又是一個資產階級民主的例子，這些背著老百姓的勾當是在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的矛盾中暴露了出來。這些官商勾結的事例實在太多了，只是大部份都是合法的而已。就像第三講中所說的，在美國，沒有資本家的支持是不可能當選總統或議員的，而政府中的重要官僚又是這些手中握有大權的人指派的，大公司的總裁和政府中的重要官員，包括大學的校長都是經常互相替換的。像軍隊中的高級軍官退了伍就去武器制造公司當總裁或顧問都是很尋常的事，他們靠著關系去國會游說來爭取政府增加軍事預算和為他們的公司爭取合同。就像前面所說的美國的副總統切尼從國防部部長卸任后就當了哈里伯頓的總裁，然后再回去政府當副總統，等明年他從副總統退下來如果還活著（切尼有嚴重的心臟病），又可能去那家大公司作總裁。
　　
　　就像上一講中所說的，美國的官員和在游說團中任重要職位的人也是相互替換的。美國的外交官在位時結交了許多外國的重要官員，等退了下來后往往就會去作外國國家的顧問，或是在專門為外國游說的公司內任高職，這些人在位時代表美國，卸任后轉個身就來同美國爭取利益為別的國家服務，說這些人有奶便是娘實在一點都不過分。
　　
　　

　　
　　大家都承認美國有全世界最好的最高學府，像哈佛、耶魯、普林斯頓一類的長春藤大學[2]，除此之外，還有好多家知名度很高的州立大學，像密執安州立大學和加州州立大學等等。這些學校是全世界學子都想往的大學，它們有富裕的資源，可以請最好的教授和專家，有最好的實驗室和最新的科技器材，它們的學生是由全國甚至是全世界篩選出來的優等生。這里要討論的不是這些，而是美國的教育與美國“民主”政治有什么關系？
　　
　　[2]美國常春藤大學實際上指的是哈佛、耶魯、普林斯頓、賓夕法尼亞、哥倫比亞、布朗、達特斯矛、康奈爾八所大學的合稱。20世紀上半葉,“常春藤盟校”一類的名校幾乎都被富家子弟壟斷。　　
　　這個問題可以從不同的層面來看。一個層面是，美國的教育制度是一個階級劃分極為清楚的制度。另一個層面是，因為美國的教育將階級劃分得很清楚，所以對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的鞏固和再生產有極大的貢獻。這樣看來，美國的教育的確是資產階級民主的重要的一部分。這怎么說呢？
　　
　　從幼兒園和小學開始，美國的教育制度就幾乎決定了一個人的一生。美國從小學到高中的教育是義務教育，公立學校的財政來源是地方政府，即州政府和城鎮政府，而大部份來自城鎮政府。因為絕大多數的美國人住在城市和城市附近的郊區，所以這里就講一點在城市和近郊學校經費的來源和美國教育資源的分配。
　　
　　城市和郊區學校的經費主要來自地方的財產（住屋）稅。除了少數例外，現今美國的城市都比城市附近的郊區要貧窮很多，主要原因是美國的城市多半是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建起來的。那時的城市是工業的中心，也是人口聚集的地方。到了二次大戰時，工廠開始移向郊區。再到五十年代后，美國建了無數條從城市通向郊區的公路，從此大批工廠和大多數居民（除了很多被歧視的黑人外）也都移向郊區。留在城市（特別是美國中西部的老工業城）的只剩下一些古老的建筑、被遺棄的工廠和留下來的一些文化舊址（像戲院、博物館、美術館等）。市政府的稅收也就因為工廠和居民的遷移而逐漸減少。
　　
　　圍繞著城市常有十幾個或幾十個郊區，有極富有的郊區，中等收入的郊區，也有比較貧窮的郊區，但相比下來他們比城市居民的收入要高些，住的房子也較新。因為每個郊區的稅收主要來自房地產稅，因此各郊區學校的經費來源就要看該區房地產稅的高低。富有郊區的房屋價格往往高出一般郊區好幾倍，所以各郊區政府的稅收高低相差非常大，因而直接影響各郊區學校能夠支配的資源。富有郊區的學?？梢杂酶咝秸埨蠋?，并且可以多請老師來維持較低的學生與教師的比例。這些學校可以購買最新的科技設備，并且設有各種的音樂、美術和體育等課外活動。但是城市和貧窮的郊區的學校付不起高薪請老師，也請不起足夠的老師，所以學生與老師的比例過高，這些學校的校舍（特別是城市的）常常因年久失修而破舊不堪。由學校供給的教科書常常都不夠分配，更不必談什么最新的科技設備。公立學校間的差異就如此的大，更加上真正有錢的人家會送他們的子女去有名的私立小學和中學。這些像貴族學校一般的私立學校，幾乎可以保證它們的畢業生會被最好的大學錄取。
　　
　　除了校區之間的資源不均之外，貧窮學校學生的父母們（常常是只有母親的單親家庭）多是忙于工作，他們無暇照顧到他們孩子的教育，有時連固定的家長與老師的會談都不能出席。另外，他們本身教育程度也較低，家里也沒什么書籍或其它閱讀材料。貧窮區的圖書館購書的經費都不足，而且更因為沒錢請人管理而減少開放的時間，有時甚至干脆關掉了事。
　　
　　因此，在美國的學子們因為他們就讀的學校不同就已經受不平等的待遇。貧窮學校的學生能上大學的很少，他們往往高中沒讀完就輟學了，有些城市的中學輟學率在一半以上。如果上大學，也是上個公立的兩年制大學 (junior college) 去學點謀生的技能。像我住的底特律城，早年是美國汽車制造中心。工人區的中學畢業生，或者還沒畢業就進汽車工廠去工作了。近年來汽車公司為了廉價勞工，先把工廠移到美國南部城市，因為南部的城市工會的力量薄弱所以工資低。之后，它們又將汽車生產移到墨西哥，再移到中國。底特律的年輕人失去工資較高的工廠工作，底特律城的稅收也更拮據。市政府為了解決失業和稅收不足的問題，招來了三個賭場，于是一些二年制的大學就開了訓練賭場工作人員的課程，其中包括簡單的算術，以便將來它們的學生可以在賭場找到替賭客換籌碼的工作。
　　
　　校區之間不平等的差異是決定各校畢業生前途的最重要原因。另外，一般的中學也會有高才生，這些學校按考試成績將學生分成不同的班次，高班次的學生是準備升大學的，低班次的則是準備畢業后馬上就業的。一般升學班的畢業生有不少可以進入該州的州立大學和一般普通的大學，有少數可以進入那些極有名的大學。按大學的好壞和大學聲譽的高低，它們的畢業生能找到的工作又分成很多的等次，從工程師、設計師、會計師、律師、中小學教師、一般醫療人員（也包括一些醫生）、政府的職員或小主管、企業的小主管等等。下面會談到這些學校畢業生的就業情況在近三十年來有很大的改變。沒有改變的是一般中學的畢業生能上大學的或是不能上大學的，除了少數例外，總的說來都是做事的，白領、藍領、或服務業，最多可以作個小主管，能夠升到大公司作總裁是極少數的例外。
　　
　　從那些聲譽極高的大學出來的畢業生則是進入了另一個不同的世界。他們在學校時就結交了許多有錢有勢的朋友，這些朋友的父母（多半只是父親）常常都是大公司的總裁，或在政府中擔任重要的職位，這些朋友對他們日后事業的發展會有很大的幫助。其實，在被這些極有名的大學錄取時，家庭的背景已經很重要了。美國的總統布什實在不是什么可教之才，他假若是一般的出身絕不可能會被耶魯大學錄取，但是老布什是耶魯大學的校友。布什家庭有錢有勢是他能進這所大學的最重要原因?？偟膩碚f，這些學校出來的畢業生是管人的，他們很明確的是資產階級的接班人。
　　
　　在這個階級劃分非常清楚的美國教育體制內，還是有可以超越階級的夾縫，這就是美國資產階級民主與君主專政不同的地方。美國資產階級設立了上面所提到的高級學府，是為了訓練他們的接班人，和為了維持和宣揚擴大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但是資產階級也非常希望能從其它階級和階層中挑選有才干和有能力的人來加入他們，因此在這些極有名的大學中設立了不少獎學金，以便從全國甚至全世界來爭取最有才華的學生。
　　
　　美國的教育從幼兒園開始就灌輸資本主義的價值觀和世界觀。鼓勵學生彼此競爭，培養個人主義，讓年輕人相信，一個人能成功都是靠他個人努力得來的。從各種書本的測驗中，就讓年紀還很小的孩子相信人的智能有高有低，因此世界上就是有優等人和劣等人，這是天經地義不用質疑的事。中小學的教育也奠定了年輕人的私有財產的觀念，把什么是你的什么是我的分得極清楚。從小學到中學的教科書，都把美國說成是世界上最自由、最民主、最講人權和最愛和平的國家。幼兒園到高中畢業的十三年中，正是人的意識形態和世界觀形成的寶貴的歲月。也就是在這寶貴的十三年中，美國的教育完成了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再生產的重要任務。受了這樣教育的熏陶，許多美國人都相信即使美國出兵侵略別的國家，也是為了那個國家的人民可以享有同美國一樣的民主和自由。
　　
　　在二次大戰后的前三十年中，是美國經濟最繁榮的時期。在這些年里美國的教育對它的經濟有很大的貢獻。大戰結束后，美國政府通過了給予退伍軍人各種福利的一項法律 (GI Bill) 。這項法律帶給退伍軍人兩種重要的福利，一個是低利房屋貸款，另一個就是減免大學學費和其它費用的獎學金。前一種福利增加了美國家庭的購屋率，后一種福利大規模擴大了中學畢業生上大學的比例。各州立大學都擴大招生。在這段日子內許多工人家庭的子女第一次有了上大學的機會，他們畢業后又正當美國各行各業都在往上發展，大學生畢業時常有好幾個工作機會等待他們。很多藍領工人的子女進入白領的專業，有時可以拿很優厚的薪資。這是美國社會向上升的階段，大多數人的生活都有改善。雖然很多高中畢業生還是直接進工廠，但是那時工會的力量強，工人的工資高福利也好。在這段日子里小資產階級（即一般所稱的中產階級）的家庭在數量上和比例上都增加了。這樣的現象使得一些人認為資本主義也不一定會造成兩極分化。
　　
　　但是近二十多年來情況就大不一樣了，美國的工廠大批關門倒閉或大量裁員，因此中學畢業去工廠的這條路幾乎已經被堵死了。很多中學畢業生的一般出路只有去所謂服務業工作。他們上大學的機會也少了，因為一方面大學的學費和其它費用上漲得太多，已經超出一般家庭的負荷能力。但是因為要找到好一點的工作，大學的文憑是必要的，許許多多的年輕人還是盡一切力量爭取拿到這份文憑。他們常常每周工作四十小時之外，再修十幾個學分，這樣一來就常要花上七、八年才能讀完一個學位。在這些年中他們還需要借債來付學費，畢業工作就得先還債。
　　
　　總的看來，美國的義務教育的目的就是提高勞動力的工作能力。一般的中學訓練一批學生進大學，出來后任白領的工作，另外的中學畢業生在今天除了少數仍可以找到工廠工作外，只有進入服務業。中學和一般大學的任務都是在延續勞動力的再生產。而只有少數尖端的大學才是訓練它們的畢業生從事治理國家大事，或是去當哪家公司的經理，或是到高級學府或有名的研究機構（像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醫學等）去作研究。
　　
　　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美國的學生運動在各大學的校園中發展了起來，好多大學生組織起來挑戰美國的“民主”政治和資產階級的價值觀。他們反對美國社會的不平等、反對美國侵略越南的戰爭、反對白人對少數民族的歧視、也反對中產階級的消費主義。這樣的學生組織在知名度高的各大學特別活躍，這些年輕人好多都是統治階級內的優秀分子。這一下倒是把資產階級當政者給嚇壞了。但是沒過多久，當權者就把學生運動中最有領導能力的人用各種方法吸引了過去。
　　
　　在大戰后的前三十年中，美國的教育對美國經濟繁榮、社會穩定和“民主”政治有很大的貢獻。在那三十年中美國的教育減低了社會矛盾，因為那時的教育給很多人帶來提高經濟和社會地位的希望。但是近二十多年來能有錢上大學的人越來越少，而中學畢業生能找到比較好和比較穩定工作的人也越來越少，美國的教育已經不再能負擔起緩和資本主義兩極分化的任務了。
　　
　　但是美國教育對美國統治階級和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再生產，也就是它對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維持仍是完全必要的。
　　

　　
　　1975年，一個叫三邊委員會（Trilateral Commission）的組織出版了《民主政治的危機》（The Crisis of Democracy) 這份報告[3]。三邊委員會是個“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 它成立于1973年，是由北美（美國與加拿大）、歐盟和日本這些國家（地區）中的重要經濟和政治人物組成的。這個委員會雖然是個非政府組織，但它在每年開會時所討論的議題卻是與三個地區相關聯的重要經濟和政治問題。這個三邊委員會對這些國家（地區）的政府有很大的影響力，它的建議往往成為這些政府在政治決策上的依據。為什么這個三邊委員會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時出了這樣一份報告？為什么這些來自統治世界國家的精英們在這時得出“民主政治”危機的結論？這份報告的作者提出了什么建議來挽救這個危機？
　　
　　[3]見 http://www.trilateral.org/projwork/tfrsums/tfr08.htm 。 這份報告的作者為Michel Crozier, Samuel P. Huntington and Joji Watanuki 。
　　
　　這里得先講一些這份報告出版的背景。早在十九世紀末，美國的勢力就進侵拉丁美洲，逐漸取代了前殖民者西班牙和英國在拉丁美洲的影響地位，同時在亞洲，美國也向十六世紀崛起的老帝國挑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美國在經濟上、軍事上和政治上占了絕對的優勢，它取代了戰前的英國成為帝國之首。美國在國外用它各方面的優勢，來擴張它的勢力范圍。它在世界各地支持獨裁政府來鎮壓爭取民族解放和護衛人權民主的抗爭。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時美國國內的右派勢力高漲，統治權力中心對美國左派發動了殘酷的政治迫害，展開了對進步思想的堅決斗爭。
　　
　　從二次大戰前開始，歐洲的前殖民地相繼獨立，在戰后的二十多年中，全世界各地人民發動了民族民主斗爭，許多國家更成功地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這樣的要求解放的力量震撼了世界的權力中心。不管美國有多大的軍事和經濟力量，它也無法鎮壓世界上的民族、民主運動和社會主義革命。美國用武力干涉，并用經濟援助來支持世界上的許多國家的獨裁者，但是來自群眾的對民族獨立和民主政治的訴求總是一波繼一波在世界各地掀起。
　　
　　與此同時，美國政府在國內也面臨從底層組織起來的各種爭民權和爭民主的運動。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起，從為美國黑人爭取平等的民權運動到反對美國侵略越南的民主反戰運動，在全國大規模的展開。美國的黑人在二次世界大戰中參與反納粹的種族歧視的戰爭，為國家流血犧牲。勝利后美國黑人實在沒有任何理由再忍受二等公民的待遇，于是爭取民權的運動得到廣大的黑人和進步的白人的支持。但是國家的權力中心就是不接受他們的合理的要求。從五十年代開始，到六十年代爭取民權的群眾運動壯大起來，在全國各地展開。1964時美國政府才在廣泛的社會壓力下通過了《民權立法》(Civil Rights Act)。與民權運動相關聯的和相互影響的，又有六十年代的學生運動和從六十年代開始到七十年代初的反對美國侵略越南戰爭的運動，及其之后的婦女運動。參與運動的群眾都是在既存的政治體制內無法找到支持他們的代表，因此才必須用群眾運動的方式來達成他們的訴求。這種草根性的民主運動直接挑戰美國權力中心。
　　
　　這樣的現實使得權力中心感受到了威脅，三邊委員會所指出的這樣的民主已經成了“過度的和濫用的民主”，因此他們得出“民主政治”已經面臨危機的結論。他們認為，從六十年代以來，美國的國內和世界各地由底層發動起來的民主運動對世界的權力中心已經產生了威脅，并認為這樣由群眾發動起來的民主對權威產生了損害，并可能會使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產生動搖，他們提出應當提倡一種新的民主或可稱為管制式的民主（regimented democracy）。
　　
　　威亷•魯賓遜在1996年出版了《推銷多頭政治－全球化，美國的干預，和霸權 》（ Promoting Polygarchy: Globalization, U.S. Intervention, and Hegemony） 這本書。魯賓遜把這份報告中所說的管制式的民主稱為多頭政治，他對美國用推銷這種多頭政治來擴張它的霸權有很深刻的認識，在書中他將美國如何借著宣傳民主為名來維護它在世界上的霸權作了很深刻的闡述和分析。這本書值得我們好好地研讀。
　　
　　從二次大戰結束到蘇聯倒臺的幾十年中，美國大力增強它的武力，它在全世界各地進行各種干涉，美國政府把它這樣作的原因，說成是為了抵制共產主義的擴張和保護美國的安全。受了美國宣傳的影響，一般人也都這樣相信。魯賓遜說，其實這種看法是錯誤的。在書的開頭他就節錄了在1948年時美國國務院政策計劃部主任的一段話，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 這樣說：“我們的人口只占世界的6.3%，但我們擁有世界 50%的財富，因此一定會招來嫉妒和不滿。”他接著說：“我們在未來的一段日子里真正的任務是，推出一個可以允許我們能維持這種不平等的優越地位的策劃。”魯賓遜認為，凱南的話說明了即使是在冷戰時期，美國的軍事和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抵制“共產主義的威脅”，而是要保衛美國作為世界霸權所能享受的利益和權力。（Robinson, 第1頁)
　　
　　長久以來美國為了它本身的利益，在世界各地支持獨裁政府是眾人所知的。美國從早年支持蔣介石來對抗中國的解放，到二次大戰后它用軍事干預和經濟援助支持了眾多獨裁政府——菲律賓的馬科斯、南韓的李承晚、南越的吳庭艷、智利的皮諾切特以及尼加拉瓜的索摩查。美國中央情報局又顛覆了多少個由人民合法選出來的政府代表——伊朗的摩薩臺Mohammad Mossadegh，危地馬拉的阿本茲Arbenz，智利的阿連德Allende，厄瓜多爾的羅爾多斯Roldos。這些還只是少數的幾個例子。長期以來，美國在世界各地顛覆合法選出來的政府，安置情愿作美國傀儡的軍事大獨裁，并給予這些獨裁者大量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包括動用中央情報局協助這些獨裁政府或是公開出兵支持。
　　    
　　美國侵略越南戰爭失敗后，在拉丁美洲面臨各方面的挑戰。智利民選出來的社會主義總統阿連德直接威脅到美國在該國的經濟利益，美國的中央情報局將阿連德謀殺后扶植了它的傀儡皮諾切特建立獨裁政權。接著尼加拉瓜的革命，伊朗由美、英扶持起來的巴列維王朝倒臺，美國在世界各地都面對著反對它帝國霸權的直接挑戰。魯賓遜認為，在世界范圍內由美國支持的獨裁政權也越來越無法鎮壓它們國內的進步力量，而美國的權力中心也受到國內一波又一波民主運動的威脅。在國內外雙重壓力下，美國必須要改變它的統治策略，以便一方面應付國內日益高漲的反抗運動，另一方面要維持它作為帝國領袖所必須掌握的霸權?！睹裰髡蔚奈C》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版的。
　　
　　《民主政治的危機》出版后，受到三邊委員會推薦的影響，美國的外交政策在這方面的作法有了明顯的改變。一方面它并沒有放松自己的武力裝備，并且隨時有可能用武力去征服別的國家；但是另一方面，它的外交政策轉變成在世界各地推銷民主，到處要求別的國家舉行美國式的民主選舉。不久前出兵攻打和占領伊拉克，除了謊稱核威脅外就是以推翻獨裁者建立民主體制為名的。美國帝國主義的實質沒有改變，但是它的作法特別是它的宣傳卻有了明顯的變化。美國的“人權民主”宣傳迷惑了許多人，以為美國真的有意要協助他們爭取民主。對美國“民主政治”缺乏了解，就容易存有這樣的幻想。
　　
　　魯賓遜就三邊委員會的這份報告對美國外交政策產生的影響作了分析。他說，這份報告認為對待第三世界的人民就像對待小孩一樣，需要用堅定的手段。但是堅定的手段并不一定要靠獨裁政治，因為獨裁政治不見得很有效。事實上，更有效的是利用民間社會組織的宣傳，來給人灌輸一定的想法。目的是要達成一種上面所提到的“管制式的民主” 又可以稱為“低強度的民主”(low intensity democracy)。其實他們所提出的民主就是一種由權力統治中心設計和布局的民主。要達成這樣的目的就要在民間組織內活動，也就是要在（由美國設計的和資助的）民間組織 (或稱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 中——像工人運動組織、婦女運動組織、青少年運動組織、農民運動組織中，傳播有利于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用這些所謂民間社會內的組織來與一些真正要挑戰權力中心的群眾組織對抗。事實上，這樣的作法就是要控制和利用民間組織來宣傳統治者的意識形態。結果是蒙蔽了一些熱心參與運動的人，使他們接受了統治者的意識形態。
　　
　　魯賓遜認為，這種民主并不是要人民參與治理國家，或者讓人民在當政者決策經濟或政治的過程中可以發表意見。他們所講的民主就是一種由權力中心設計和布局的，但是看起來像是有民間參與的民主。魯賓遜把這樣的政治稱為“多頭政治”。他說，在過去的三十年中，美國對別的國家的控制就是用新自由主義來重整它們的經濟，在政治上則是用“多頭政治”來加以控制。
　　
　　魯賓遜對這些機構如何在落后國家推行這樣的民主進行分析后說：“他們的目的就是在被美國干預的國家內復制出與美國一樣的權力結構，作法是培植與美國利益相符合的現存政治黨派和組織，如果這樣的黨派和組織不存在的話，就從頭建立一個新的類似的組織。除了少數例外，作法上是在這些國家里扶植當地的精英來成立一些民間組織（NGOs）。這樣作的目的是借著這些 NGOs 去和當地的廣大群眾組織競爭，以便化解真正在民間建立起來的群眾組織的力量。”(Robinson, 第105頁)，
　　
　　美國政府根據這份報告的建議相繼作了各方面具體的改革，以便應對這份報告所指出的危機，其中包括建立了兩個對外推銷“民主”的機構——國家民主基金會和民主促進處。其實，到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美國對它如何在世界上鞏固它的霸權已經有相當多的經驗。二次大戰結束后到越南戰爭時期，美國在國外的政治工作一向都是由美國中央情報局主持。到了越南戰爭之后，美國新出現了一批對政治工作有經驗的專業人員，這批人認為國外的政治工作應該從中央情報局獨立出來，這樣可以使國外的政治工作更為有效。事實上，中央情報局暗底下作的顛覆工作仍然繼續，但是在此之外又加上了公開的有合法性的各種有利于美國維持霸權的政治活動。
　　
　　1983年在美國里根總統的任期內，美國的國家安全局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SC) 成立了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 這個組織。國家民主基金會常被宣傳成是一個獨立的私人機構，但事實上它是直接隸屬于美國國務院之下，它的經費完全是由國會撥款的。國家民主基金會的工作是在世界各地推銷美國式的民主政治。除了國家民主基金會這個組織之外，美國國務院在1984年又成立了民主促進處（Office of Democratic Initiatives, ODI）。成立這兩個機構的目的都是要“幫助”落后國家建立民主政治。國家民主基金會的活動比較不公開，而民主促進處著重于公開的政府與政府間的交往，像“協助”一些國家來改革它們的司法系統，訓練這些國家的國會會員，以及在落后國家選舉時派遣審判委員前去監督等。這兩個組織又通過其它政府部門（像商業部、美國大使館）和民間組織（像工會中的AFL-CIO的國際部，和學術及研究機構）來進行工作。這樣的作法主要的是為了要模糊政府機構與民間組織的界線。
　　
　　魯賓遜用具體的事實說明了近二十多年來，美國為了維持它的霸權在外交政策上所作的改變。美國除了武力之外更加強了用非武力來達成它的政治目的。他在書中詳盡地說明了美國如何在第三世界國家（他用菲律賓、智利、尼加拉瓜、和海地為例子）一方面由著資本用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來全盤重整這些國家的經濟結構，另一方面，美國帝國主義采用了與新自由主義相配合的“多頭政治”(polyarchy) 來鞏固這些國家的統治階級。這些國家的統治階級除了在經濟和軍事上依靠美國的支持，連在國內它們如何能持續地統治也要靠美國來策劃。“多頭政治”就成了維持美國世界霸權主義策略中的重要一環。
　　
　　這里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四個國家外，魯賓遜在書中還敘述了美國在南非如何用扶植當地的一些所謂民間組織來影響南非的政治，還有如何協助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的資本主義改革和前蘇聯的解體。
　　
　　長期以來，美國在南非都是支持從殖民地時代延續下來的少數白人政權的統治，而南非的白人僅占全國總人口的10%。1969年美國總統尼克松當政時，在一份國家安全研究委員會的第39 備忘錄 (National Security Study Commission Memorandum 39)[4]中，清楚地寫著要長期與少數的白人政權結盟。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非洲人國民大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ANC)  這個政黨還被美國稱為恐怖組織。即便ANC的領袖曼德拉 (Mandela) 被關在監獄里，但是在他的領導下，ANC 組織仍然領導著被壓迫的黑人作經濟和政治斗爭以求解放。當群眾運動力量逐漸擴大，并得到世界上正義力量的支持時，少數白人的政府再也鎮壓不住了，美國在這時要南非政府與ANC妥協，1989年曼德拉被釋放出獄。由曼德拉所領導的運動要求政治和經濟的解放，這時美國就在南非積極展開了它的工作來影響南非的政治。1985年到1992年間，美國的國家民主基金會(NED) 在南非展開工作，它援助南非黑人精英建立起來的一些組織，像商人協會、工會、教會組織、教育組織，還給予南非黑人貸款來做生意。美國這樣做是為了培植南非黑人中溫和派的力量，以此來孤立激進派的力量，在非洲國家國會（ANC) 中制造分裂。雖然1994年曼德拉當選總統，但是他并沒有實權，他只能放棄他早年所堅持的經濟綱領，綱領中包括將南非的礦業、銀行業和一些壟斷企業國有化，以此來解除少數白人壟斷南非經濟的狀況。但結果是，在政治上南非有了黑人總統，經濟上仍然是由少數白人控制。南非貧窮黑人的生活狀況每況愈下，再加上艾滋病的蔓延，南非人的平均壽命年數從1990年到現在減少了十三歲。
　　
　　[4]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是一個由南非黑人組織的政黨，目的是要爭取南非黑人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平等。在中國大陸被譯為“非洲人國民大會”，簡稱為“非國大”。
　　
　　另外有關前蘇聯與東歐國家，魯賓遜的書中節錄了泰晤士報 (Time) 中的一段話:“在1982年的前半年，美國開始了它一項五個步驟的計劃來搞垮蘇聯經濟、搞壞蘇聯與華沙條約中蘇聯附庸國之間的關系、以及迫使在蘇聯帝國的內部改革。美國加強國防武力的裝備使得蘇聯無法與美國競爭，美國暗地里在匈牙利、捷克、波蘭各國鼓勵改革運動，并以華沙條約會員國是否愿意采取自由市場經濟和政治改革為標準來給予它們財力上的援助，更用禁止給蘇聯提供西方和日本的技術來造成蘇聯在經濟上的孤立，同時加強利用自由廣播(Liberty Radio)、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 、自由歐洲廣播  （Radio Free Europe）來向東歐國家人民傳遞美國給他們的信息。”（Carl Bernstein, “The Holy Alliance,” Time, 1992 年 2月 24日，全文第 28-35頁，此段在第 30頁。）在蘇聯倒臺之后再來讀這一段話，值得我們深思和引為警惕。
　　
　　在1984年到1992年之間，國家民主基金會和其它相關聯的機構在全世界109個國家內展開類似的“推銷民主”活動。其中在非洲有三十個國家，在亞洲有二十四個國家，在中歐和東歐（包括自前蘇聯獨立出來的共和國）有二十一個國家，在中東有八個國家，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有二十六個國家。由此可見，美國用“推銷民主”來擴大它的影響力和穩固它的霸權的活動規模之大。
　　
　　約翰•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 是一位常在《每月評論》發表文章的作者，后來做了這份雜志的主編。福斯特給魯賓遜的書寫了一篇書評(MR, 9/97)。在書評的開始，福斯特這樣說：“一般人常認為新自由主義 （Neo-liberalism) 是一種純屬于經濟的哲學，包括從極端保守的哈耶克和一些其它二十世紀的（包括一些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家，這些經濟學家們嘗試著為一種比亞當•斯密 (Adam Smith) 書中所寫的更能自我調節，無須國家來干預的市場經濟的合理性作辯護。但是很重要的是我們必須了解與新自由主義經濟配合的政治部分的重要性。”
　　
　　特別是在蘇聯倒臺之后，美國在意識形態的工作上倍加努力。沒有幾年的時間新自由資本主義的理念就占領了全世界，像民主促進處（Office of Democratic Initiatives, ODI）和與它合作的各種組織，包括美國的最高學府的知名學者，在塑造新意識形態上采取了攻勢。它們除了用學術討論會和文化交流的方式擴展美國的影響力之外，更在很多國家推舉選拔精英到美國最有聲望的大學接受教育。
　　
　　就像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美國利用墨西哥無力償還外債的機會迫使墨西哥全盤采用新自由主義的政策改革它的經濟結構。這時墨西哥統治階級中出了一批新貴，這些人都是有錢人和有政治勢力人家的子弟，他們不但受了高等教育而且曾在美國留學。到了八十年代初，這些精英在美國學的一套新自由主義經濟正好為墨西哥改革所用。（Krugman，第 41-42 頁）八十年代中期墨西哥總統米格爾•德拉馬德里（Miguel de la Madrid）開始了一連串的改革，就像美國前任聯邦儲備銀行Paul A. Volcker所說的，墨西哥的改革是非常徹底的，它的政府賣掉了大批的國有企業，降低了進口關稅，取消了許多進口管制，也取消了對外資的限制。繼Madrid之后薩利納斯（Salinas）當選總統，上任后他重用一批在麻省理工學院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經濟系畢業的精英來治理經濟。在這批新人執政下，墨西哥完成了改革，薩利納斯與美國談判，為簽訂《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AFTA）做準備。
　　
　　除此之外，美國政府更將最保守的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的畢業生安置到一些國際金融貿易組織，像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去擔任重要職位。芝加哥大學的保守大師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 對八十年代保守思想的復興功勞很大，他不但常被一些落后國家的當權者邀請作為經濟改革的顧問，而且他的桃李滿布第三世界，他的學生往往都在這些國家中擔任重要職務，因此他可以通過這些學生來影響這些國家的經濟和政治。
　　
　　總的來說，這些年來美國成功地用推銷“民主政治”來維護它在世界上的霸權，但是愈來愈多的人認清了美國的企圖與伎倆。魯賓遜的書用很多實際資料對美國的所作所為進行了精辟的分析，值得我們仔細研讀。
　　
　　

　　
　　美國的“民主政治”不能解決美國本國人民的一些基本要求，許多美國老百姓對他們的議員和總統都失去了信心。他們認為這些政治家已經被利益集團收買，因此不會去為一般老百姓爭取利益。今天美國老百姓面臨各種困難，他們在美國經濟每況愈下的現實下找不到工作，即使有工作的人，長期以來工資沒有調整，但是物價卻不斷地上漲，如今汽油和食物的上漲已經超過了許多家庭的負擔能力。除此之外，美國的房屋價格卻因房屋貸款的危機不斷地下降，許多家庭所欠銀行的貸款已經超過房屋的價格，因此只剩下宣布破產一途。也有許多人被利息百分之三十的信用卡債逼得走投無路。更有一大批人生病沒錢治病，沒錢買藥，連《華爾街報》都報道患癌癥的病人要作化療得先繳四萬五千美元。（Wall Street Journal ，華爾街報，2008年4月28日第 A-1頁) 最近美國國會通過的刺激經濟的方案給每個家庭退了幾百塊錢的稅，這幾百塊錢的幫助實在是極為有限的。美國聯邦政府的赤字累累，美國因貿易赤字所欠下的外債，其中包括欠中國的、欠日本的、欠歐盟的和欠其它許多國家的債完全無法償還，卻繼續向這些國家借債來打伊拉克戰爭。
　　
　　美國政府在必須面對它在國內國外的經濟和政治危機的同時，它卻在全世界用推銷它的“民主政治”來鞏固它的經濟控制和政治霸權。這幾乎是難以讓人相信的事，卻是每時每刻正在發生的。
　　
　　
　　2008年12
　　

　　
　　Bagdikian, Ben H. The New Media Monopoly, Beacon Pres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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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iglitz Joseph and Linda Bilmes, The Three Trillion Dollar War – The True Cost of Iraq’s Conflict, W.W. Norton & Company, Inc.,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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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lcker, Paul, and Toyoo Gyohten, Changing Fortunes, the World’s Money and the Threat to American Leadership, Times Books, 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