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斌：透析全球金融危機　維護中國經濟安全

透析全球金融危機　維護中國經濟安全

——訪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者楊斌

《中國教育報》 記者劉好光

當前，西方金融風暴正演化成一場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這場源于美國的金融危機究竟具有怎樣的性質？美國通過上萬億美元救市究竟能不能緩解這場危機？這場來勢兇猛的危機的深層原因是什么？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發展和經濟安全有什么影響？ 我們應當從這場危機中吸取哪些教訓？記者就此專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楊斌。

        美國巨資救市難以奏效   中國不應坐視危機升級

記者：當前的金融危機愈演愈，這是自上世紀30年代美國大蕭條以來發生的最嚴重、危害最大的危機。對于這場危機人們似乎感到很突然，沒有想到會有這樣一場危機爆發。為什么會發生這樣一場危機？

楊斌：“二戰”后西方確實有一個社會改良的時期，那時西方實行的經濟政策與現在美國推行的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政策是截然相反的，西方很多國家包括西歐、法國、意大利、韓國等，都實行國有化和金融管制化而不是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對外經濟普遍實行保護與開放相結合的政策，很多國家普遍制訂政府經濟計劃，采取與新自由主義截然相反的社會改良經濟政策，這些政策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大的金融危機的發生。當時世界各國還普遍實行嚴格的金融管制化政策，嚴厲限制外匯、股票、期貨等金融投機活動，以確保當時匱乏的的外匯、資金和物資資源，能夠集中用于戰后經濟恢復和重建而不被投機活動浪費。資本主義只是在強大的“冷戰”政治壓力下，實行社會改良并緩解了社會矛盾，因此“二戰”后幾十年沒有發生類似大蕭條的經濟危機，但是，隨著新自由主義復辟政策的回歸，舊自由主義時代的資本主義弊病必然會重演。

記者：在您看來這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的爆發是不可避免的。與以往相比，這次危機有什么特點？

楊斌：這次金融危機與以往任何一次危機具有截然不同的特點，就是通過所謂金融創新吹起高達天文數字的金融衍生品泡沫，具有摧毀全球經濟的巨大能量。金融衍生品壞債其實是脫離實體經濟的投機賭博債務，世界各國只有正確認識這種壞債的巨大危害和性質，采取果斷措施將其凍結、注銷才能化險為夷，否則就像置身于一個巨大的火山或定時炸彈之上，將會不斷遭受一輪輪金融海嘯的襲擊并難逃毀滅的厄運。

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承認資本貪婪是釀成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但是，他竭力推行新自由主義的取消政府監管的金融自由化政策，放縱資本貪欲已造成了各種金融投機泡沫的無限制膨脹，美國的金融衍生品規模高達六百八十萬億美元，比較美國十四萬億的國內生產總值高出近五十倍，比較世界各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之和還高出十多倍，不斷引爆的金融衍生品定時炸彈，隨時可能引發破壞威力更大的新一輪金融海嘯。

記者：為了挽救這場危機，美國前總統布什和現任總統奧巴馬先后出臺了上萬億美元的救市計劃，試圖挽救美國經濟于既倒。你認為這些救市計劃或措施能奏效嗎？

楊斌：10年前我寫的專著《威脅中國的隱蔽戰爭》中，提出美國面臨著整個貨幣金融體系崩潰的危險，以及由此帶來的全球大蕭條的危險。盡管美國10年前一直在采取同今天性質類似的救市方案，但是，危險非但沒有化解反而不斷積累到今天的巨大規模。我在書中舉了兩個美國救市的例子。1998年美國長期資本管理基金面臨崩潰，當時美國政府花費了幾十億美元救市，第二年老虎基金瀕臨破產，美國政府救市的代價一下增加了七、八倍，花費了幾百億美元。現在美國注資救市金額動輒高達成千上萬億美元，美國銀行金融體系的問題反而越演越烈，充分表明美國這種挽救危機的辦法治標不治本，雖然能取得暫時掩蓋矛盾和穩定金融市場的作用，但最終會促使掩蓋的矛盾以更加猛烈的方式爆發。

美國注入巨資挽救華爾街金融資本的各種救市計劃，本質上是華爾街金融資本挾持政府和公眾，為繼續獲取超額利潤進行的一種新的剝削形式創新。美國華爾街金融資本以公眾銀行存款和養老金等為人質，要挾政府和央行為自己瘋狂投機釀成的苦果買單，還以世界各國的外匯儲備為人質要挾參與共同救市，收獲豐厚贖金的效應已經產生了嚴重的道德風險。動輒數百億的救市注資遠遠超過正常經營收入，美國獲諾貝爾獎的著名經濟學家克魯格曼，將美聯儲的抵押貸款注資批評為“以現金換廢紙”。

記者：您認為美國的這種救市行為不可能挽救危機，那么，這種救市對中國會有什么影響呢？中國應如何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

楊斌：美國這種救市方式對中國和全世界構成巨大的威脅。近年來中國的出口面臨越來越嚴重的困境，原因之一是美國向中國施壓迫使人民幣升值，雖然我國正在努力穩定人民幣匯率，但是美國如此肆無忌憚地印發鈔票，本身就意味著美元的劇烈貶值。前兩年人民幣升值的時候，我國的中小企業還能勉強支撐著，現在外向型企業開始出現大規模垮掉的勢頭。我國近年來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上依靠出口和房地產，現在這兩方面都出了問題。倘若美國的這種救市方式再持續下去，會對世界經濟包括中國經濟產生更猛烈的沖擊。

美國財團控制的主流媒體正掩蓋這種危機的嚴重程度，蒙蔽世界人民誤以為現在的救市辦法能夠度過難關，這樣可借機堂而皇之地向金融財團輸送巨大利益，而不去采取真正能挽救危機但卻觸動金融財團利益的辦法。美國政府和央行不斷采取注入巨資的辦法救市，將會導致全球經濟從“衰退通縮”轉變為“ 衰退膨脹”，最終出現經濟崩潰與惡性通貨膨脹并存的“崩潰膨脹”災難，導致世界各國擁有的外匯儲備蒙受慘重損失甚至化為烏有。

世界各國只有正確認識這場全球危機的性質和嚴重程度，才能避免被一時蒙蔽盲目樂觀而最終陷入無法挽救的悲觀境地。中國不應坐視美國金融衍生品的定時炸彈不斷爆炸，引發一輪輪金融海嘯并且最終導致“崩潰膨脹”災難，而應主動聯合世界各國拆除金融衍生品的定時炸彈，爭取不待其爆炸并造成破壞就先行將其全部凍結、注銷，金融衍生品債務是脫離實體經濟的投機賭債，徹底廢除這類債務不會影響實體經濟的運行。

新自由主義：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

記者：金融危機的發生不是一種孤立的現象。上世紀70年代以來，以里根為代表的美國共和黨執掌美國，放棄“羅斯福政策”，大力推行新自由主義價值觀及其經濟政策。此次危機與新自由主義政策是一種什么關系？

楊斌：當前美國發生如此嚴重的金融危機，同新自由主義恢復自由放任資本主義有關，可以說，新自由主義是造成今天的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新自由主義認為不受政府干預的金融市場效率最高，從而為格林斯潘推行金融自由化并取消政府監管提供了理論依據。美國獲諾貝爾獎的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指出，“華盛頓共識的政策有時也被稱為‘新自由主義’政策，它是建立在‘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基礎上，是自由放任政策的一種復興，這些政策在十九世紀曾為當時的統治階層所竭力推動”，同時還指出新自由主義“是一種與金融界的利益有著廣泛一致的意識形態”。

最近，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也撰文指出，“新自由主義是釀成全球金融危機的禍首”，“事實證明，新自由主義及其所伴生的自由市場至上主義,不過是披著經濟哲學外衣的個人貪欲”。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也承認華爾街的貪欲是釀成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但是，正是新自由主義致使華爾街的貪欲能享有不受約束的充分放縱自由，結果導致了金融衍生品泡沫膨脹到足以摧毀全球經濟的龐大規模。美國金融危機的嚴重性充分證明了新自由主義的危害性，就連曾竭力主張金融自由化和取消政府監管的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在國會議員責難下也被迫承認新自由主義市場理論“有缺陷”，他還稱“我不知道漏洞有多大多深，但我對這個事實感到非常沮喪”。有些歐盟國家如法、德領導人開始反思當前的國際貨幣金融制度，提出主張建立新的布雷頓森林國際金融體系，但是，現在的國際經濟秩序和國際貨幣金融體系，都是建立在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政策基礎上，必須徹底拋棄新自由主義才能革除舊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弊端。

記者：新自由主義在世界上不少國家流行，其造成的危害已舉世皆知。我們到底如何認識新自由主義？

楊斌：西方媒體普遍將新自由主義思潮在全球范圍的流行，歸之于撒切爾夫人、里根總統等右翼保守派執政后，推動的反對二戰后社會改良的“世界保守革命”。英國撒切爾夫人執政后曾明確無誤地宣稱，其奉行的政策目的是要重新回到“亞當· 斯密時代”，充分暴露了她領導的“世界保守革命”的本質，乃是逆歷史潮流而動復辟極端自由放任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自二次世界大戰后的長期以來，在西方國家僅僅是一種邊緣學派，其驟然時來運轉，首先是因為代表美英壟斷財團利益的右翼勢力，將其作為了謀求全球霸權利益的戰略工具，其次是作為了打擊社會改良思潮的意識形態，再其次是作為抨擊凱恩斯主義的經濟理論。

據世界銀行的統計顯示，1980年到2005年的25年間，105個發展中國家平均經濟增長率只有0.8%，遠遠低于二戰后社會改良時期的經濟增長速度。無論是亞洲、非洲和拉美的發展中國家，還是擁有所謂最權威、最發達金融制度的美國，都證明新自由主義這條路是根本走不通的。

記者：金融危機爆發后，馬克思于1867年撰寫的分析資本主義的巨著《資本論》，經歷了長時間的沉寂后，如今一躍成為西方的暢銷書。從政界到商界、學界，似乎都想從《資本論》中找到解決危機的答案。馬克思學說在西方的復活說明了什么？

楊斌：《資本論》在爆發金融危機后重新暢銷美歐和日本，充分說明人們對新自由主義理論貧乏變得日益失望，同時也重新證明了馬克思經濟理論的強大生命力和預見力。馬克思曾深刻分析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引發經濟危機的必然性，凱恩斯主義和西方社會改良思潮借鑒了馬克思理論，因而有可能緩和資本主義社會矛盾并延緩經濟周期。但是，新自由主義全面否定馬克思、凱恩斯和西方社會改良，鼓吹私有化、金融自由化和取消政府經濟干預，必然加劇貧富兩極分化和生產無政府狀態，加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與生產社會化的基本矛盾，必然重現類似舊自由主義時代大蕭條的經濟危機，任何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的中外學者都不難預見。但現實中大多數中外經濟學家未能預見到美國金融危機，恰恰說明新自由主義流毒在全球范圍影響之深。

記者：在我國，也有不少人很推崇新自由主義政策，對此，你是怎么看待的？

楊斌：令人遺憾的是，某些中國的經濟學家似乎對此茫然不知，至今仍然盲目地堅持著新自由主義的改革觀，明確表示贊成“華盛頓共識”的非國有化、全球化和自由化政策，認為“華盛頓共識”政策“是為了幫助解決世界各國的問題的”，是中國推進“改革開放和國際接軌的長期目標”，金融界某些人士稱稱中國即使在全球金融危機下仍應該加快金融自由化的改革步伐。這是必須引起高度警惕的。新自由主義同馬列主義經濟理論存在著尖銳對立，盲目信奉新自由主義不僅會排斥馬列主義理論作為改革指導思想的地位，而且也會妨礙借鑒相對客觀的現代西方經濟學的新研究成果。不排除“華盛頓共識”政策觀念的影響，中國改革也沒有成功希望。

記者：面對日益嚴重的金融危機和日益衰退的經濟，有人主張幫助美國救市或者到美國去抄底，您認為可以這樣做嗎？

楊斌：我認為，無論是幫美國救市還是抄底，對中國來說都是萬萬不可的。因為，美國金融泡沫破滅形成的壞賬根本就是一個無底洞，高杠桿投機金融衍生品規模高達數百萬億美元，中國買2000億美元的美國國債是杯水車薪。如果中國要幫助美國救市，首先得要求美國徹底改變“華盛頓共識”的政策觀念，觀念變了危機是很容易避免的，但是如果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觀念不變的話，任何救市計劃都只能暫時掩蓋矛盾。此外，中國要做的是，應積極推進改革舊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過程，制止美國用濫發美元的方式挽救金融投機不良資產，這樣才能保護持有的外匯儲備和美元資產的正當權益。

“經濟殺手”：金融政策背后的國家陰謀

記者：前不久，美國情報機構發表報告稱，全球經濟危機是美國現階段面臨的頭號安全威脅，而恐怖主義的威脅退居到了第二位。這一方面說明金融危機的嚴重性和危害性之程度，另一方面說明美國在吞吃自己釀成的苦果。我要問的是，美國推行的經濟和金融政策是不是為其國家戰略服務？

楊斌：加拿大作家諾米·克來因所著《休克原則——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提供的大量資料表明，新自由主義同美國政府的國際戰略之間存在著密切聯系，數十年來，拉丁美洲一直是中央情報局進行經濟文化滲透的重點。２０世紀７０年代，美國在拉美推行新自由主義初期遇到很大抵抗，在智利、阿根廷等國都是由中情局策劃政變開路，通過大規模暗殺的“骯臟戰爭”清除社會抵抗，然后在獨裁軍政權支持下推行新自由主義，充分表明新自由主義根本不是中性的學術理論。

2004年底，美國出版了一本引起轟動的暢銷書《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清晰地揭露了美國策劃經濟金融戰爭破壞別國的內幕。該書作者約翰·帕金斯的公開身份是經濟學家、國際金融顧問，但他實際上是美國國家安全局的秘密雇員。美國國家安全局(NSA)是比中央情報局(CIA)規模更大、更秘密的龐大情報機構。CIA和NSA招募經濟學家來充當“經濟殺手”，然后把他們派遣到跨國銀行、金融咨詢公司、國際貿易公司、跨國制造企業等。約翰·帕金斯以國際金融顧問的冠冕堂皇身份，穿梭往來于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國家，向當地的政府、銀行和民間企業提供金融咨詢，暗地里卻是扮演著美國“經濟殺手”角色。帕金斯揭露，“經濟殺手”的目標和任務就是采取一切手段，千方百計建立和維護美國的霸主地位。

記者：“經濟殺手”一詞，使人想起了血刃刀槍的戰爭。通過“經濟殺手”達到控制世界的霸主地位，是不是另一種看不見硝煙的戰爭？

楊斌：事實上，傳統軍事戰爭越來越多為隱蔽的經濟金融戰爭所替代，采用武器越來越多從堅船利炮變成了誤導性的經濟金融手段，包括經濟殺手慣用的經濟模型騙術、游說公關、賄絡等；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提供的經濟援助和貸款，美國政府和國際權威機構達成并竭力推薦的“華盛頓共識”，特別主張取消政府金融監管的金融自由化政策，誘迫發展中國家盲目開放為國際熱錢進入的大門，通過培育泡沫經濟蓄意醞釀金融危機，趁機打擊和控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金融命脈，等等。由于美國花費大量金錢作為隱蔽經濟、金融戰爭的偽裝，通過各種基金會慷慨資助文化交流和經濟研究項目，人們很容易誤以為當代資本主義已改邪歸正發生本質性變化，列寧關于帝國主義、金融寡頭和戰爭的理論已過時了。實際上，倘若人們揭開經濟殺手和國際貨幣基金提供貸款援助的偽裝，認識到國際貨幣基金推薦的所謂規范改革方案和貸款援助，其實就是當代美國謀求全球霸權的軟戰爭武器，隱蔽經濟金融戰爭乃是當代帝國主義謀求霸權的新戰爭形式，也是壟斷資本謀求超額利潤和掠奪財富的新剝削形式，就會更加體會到馬列主義理論仍然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

記者：西方有的人將這次危機的原因歸于中國的高外匯儲備和高儲蓄率，指責中國應對這場危機負責。你是如何看待這種觀點的？

楊斌：美聯儲主席伯南克當年就制造了中國高儲蓄影響美國經濟的論調，為美國爆發次貸危機后將罪責推脫給中國埋下伏筆。２００５年美國大金融財團深知次貸泡沫繁榮正逐步走向破滅，就加緊施壓中國推行金融自由化并推銷各種有毒資產，通過施壓中國金融開放，打開輸出、轉嫁金融危機的大門。美國財長、前高盛總裁保爾森指責中國存在“反金融改革力量”，策動公關力量壓制中國反對金融自由化的聲音。直到美國金融危機猛烈爆發后的今天，美國政府高官還竭力將金融危機的責任推脫給中國，警告中國不要背離金融自由化的改革道路，指責中國操縱匯率并繼續施壓迫使人民幣升值，高盛雇傭的經濟學家還公開撰文表示中國不應放棄金融自由化和資本主義改革道路。

金融自由化是美國推薦的危害性極大的誤導政策，稍微受其影響就會產生極為致命的惡果。普京在國際政治上對美國保持高度警惕，但誤將金融自由化看作中性的經濟政策，結果深為私人企業、銀行欠下的五千億美元外債拖累。東歐國家更因金融自由化喪失了金融主權和銀行控制權，現在正面臨著整個國家陷入破產的危險局面。前蘇聯東歐國家的困境充分說明新自由主義的代價絕不是“短期陣痛”。中國金融改革必須排除新自由主義的干擾和誤導，絕不能以金融自由化作為深化金融改革的方向。

記者：你對中國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有何建議？應采取怎樣減少外來沖擊并維護中國經濟金融安全？

楊斌：中國應聯合世界各國，要求美國拋棄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政策，恢復西方社會改良時期嚴厲打擊金融投機的政策，拆除不斷引爆的金融衍生品定時炸彈，當前的全球金融危機很快就可以得到有效遏制。社會改良政策是西方曾有效遏制金融危機的真正成功經驗，事實表明新自由主義是頻繁引發金融危機的失敗教訓。

保護我國現在持有的外匯儲備和美元資產價值。中國應聯合世界各國，要求美國停止無效的注資挽救金融賭債的做法，采取措施有效保障世界各國擁有的美元資產價值，如果現有外匯儲備和美元資產價值受到威脅，中國必須考慮相應的制裁籌碼。許諾購買美國國債或稱其為中國的唯一選擇，就會鼓勵美國濫發美元威脅中國外匯儲備，喪失同美國談判以維護中國利益的有力籌碼。

全球金融危機面臨擴散和升級的危險形勢下，我國銀行存款面臨著壞賬增加和輸入通貨膨脹兩方面的威脅，應趁通貨膨脹壓力暫時緩解的有利時機，盡快制定和出臺人民儲蓄存款保護和保值制度。倘若中國沒有明確的人民儲蓄存款保護和保值制度，一旦國際形勢惡化導致美元急劇貶值和惡性通貨膨脹，遲疑、商討之間人民的儲蓄存款轉瞬就可能化成泡影。

維護中國金融安全的著眼點不能局限于金融領域，必須落實到確保中國的產業安全和主要貸款企業的正常運轉，眾多產業遭受全球經濟衰退沖擊必然危及金融安全。中國面對全球金融危機升級和出口造成更大沖擊的危險，應準備更加強有力的刺激經濟預案，并考慮借鑒比羅斯福新政更為有效的局部動員經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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