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蒙昧主義神權統治、終極信仰沖突以及全球新啟蒙運動

新蒙昧主義神權統治、終極信仰沖突以及全球新啟蒙運動

2009年03月05日  環球財經

新蒙昧主義，是指盎格魯撒克遜——猶太資本“神圣同盟”主導的美國霸權，像中世紀蒙昧主義時代天主教會一樣，以人類終極信仰主宰的姿態和劍與火的方式，向世界推銷的“美國價值觀與模式是世界發展進程唯一標準”的思想

文/彭曉光

被猶太民族視為“噩夢中的噩夢”的二戰結束后，基督教世界與猶太民族開展了對話與和解。在承認基督教源于猶太教、“共同擁有一個上帝(耶和華)”、“共同擁有一部圣經(舊約、猶太教的《托拉》)”的前提下，創造了西方世界的“猶太—基督”文明傳統，鞏固了盎格魯撒克遜—猶太資本“神圣同盟”的宗教信仰基礎。

美國3億人口中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占主導地位，還有緊密的世界“英語國家同盟”(美英加澳新)，猶太人在全球約1400萬人，約600萬人在美國，560萬在以色列，200萬在歐洲。但人口統計學的懸殊對比，絲毫不意味著猶太資本在“神圣同盟”中居于從屬地位：猶太資本在華爾街和美國傳媒娛樂業擁有強大甚至主導性地位，猶太民族社區對美國政治經濟某些方面甚至擁有支配性的影響力。

今天的“神圣同盟”，主要表現在美國的世界霸權地位和美國對以色列承擔的安全義務上。

一：“神圣同盟”的終極目標：全球新蒙昧主義神權統治

工業革命以來，只有英美這兩個英語國家建立過世界霸權體系，而先后挑戰他們的拿破侖法國、威廉二世德國、希特勒德國、蘇聯和日本都遭到了失敗的命運。這個頗帶有宿命色彩的史實，形成了所謂“英語民族霸權天命論”，是美國追求終極世界霸權的強大心理基礎和驅動力，而被他們自己無限上綱為“神學圖騰”的“特選子民”信仰，則導致這種霸權必將走向全球新蒙昧主義神權統治(或許包裝成某種“世界政府”的形式)。

必須看到，金融危機中和金融危機后，美國依然是世界頭號強國，極度夸張的神秘魔咒“挑戰英語民族霸權者必敗”至今也未被打破。對自己“宗教天命”毫不動搖的“神圣同盟”，依然走在建立全球新蒙昧主義神權統治這個終極目標的道路上。“神圣同盟”的終極目標戰略將繼續在三位一體的領域推進：

意識形態

核心是“普世價值”，是以“神圣同盟”“特選子民價值”為內核、以美國擁有最終定義權的“普世價值”去統治人類思想。

我們認為，美國的政治經濟制度是人類社會建立的最重要的制度之一，也是使美國成為超級大國的有效制度，但當美國像中世紀蒙昧主義時代的天主教會一樣向全世界推銷“普世價值”時，事物的性質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特選子民”的內核，“劍與火”的十字軍遠征，使得這場傳銷運動成為了人類社會“邁向黑暗的新蒙昧主義神權統治之路”。

因為美國定義的“普世價值”終究是為“特選子民價值”內核服務的工具，美國必然在傳銷“普世價值”時表現出公開的虛偽性和雙重標準：一方面，美國定義的“普世價值”成為美國解構其他國家民族意識、摧毀其他國家愛國主義精神和推行“顏色革命”的工具；另一方面，在美國國內，“美國至上”的口號則喊得震天響起，為追求霸權在對外侵略中也大肆踐踏自由民主和人權。

伊朗總統內賈德曾說過：“如果我們在核問題上讓步，他們就會提出人權問題；如果我們在人權問題上讓步，那他們又會提出動物權問題”。這段話可謂看透了美國的傳銷本質(鄰國伊拉克恰恰因為沒有核武器而被美國安上“莫須有”的罪名發動侵略戰爭，這在伊朗引起的心理震撼是較遠國家難以體驗的)。西方許多公正的學者指出，即使按美國的標準，伊朗也是中東最民主的國家之一，而革命前美國大力支持的伊朗，則是地地道道的封建王權統治(美國在冷戰中，往往授予自己支持的獨裁腐敗政權反共“自由斗士”的稱號)。

再看俄羅斯的例子，因為符合美國的霸權戰略，葉利欽炮轟議會，制訂世界上權力最大的總統制憲法就成了“捍衛民主”(按這部憲法，葉利欽可以像換襯衣一樣更換總理，以至于俄羅斯流行這樣一個政治笑話“赫魯曉夫承諾，上臺后讓每個人都吃上土豆燒牛肉；戈爾巴喬夫承諾，上臺后讓每個人都有新思維；葉利欽承諾，上臺后讓每個人都當一回總理。”)。而嚴格按照憲法程序辦事的普京，因為推行不利于美國霸權的政策，則被毫不客氣地扣上獨裁者的帽子。

英語民族持續二百多年的世界霸權在全球造成了一個影響深遠的心理現象：任何其他國家民族(以色列除外)都對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存在或多或少的民族自卑心理。狂妄自大的威廉二世和希特勒也曾癡迷于同“表兄弟”大英帝國建立同盟(這是他們自殺性的對莫斯科戰略的根源之一)；一度與美國平起平坐的蘇聯也不能幸免，俄羅斯長期以來因未經歷歐洲式的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而形成的對美國西方深層民族自卑心理，在美國意識形態戰爭的進攻與戈爾巴喬夫徹底否定歷史政策的內應下，短時間內被放大為極度扭曲的民族自虐和民族虛無主義，直至民族精神和國家聯盟的土崩瓦解。

美國發動的全球意識形態戰爭，是“神圣同盟”追求全球終極目標的主要方式之一，并未因金融危機而停止，盲目迷信美國價值觀的人大多數并不真正清楚：他們實際上在為“普世價值”背后的內核“特選子民價值”服務，在為世界陷入新蒙昧主義神權統治鋪路。

貨幣

核心是美元霸權，甚至未來“神圣同盟”主導的世界貨幣。制造了這場世界金融危機的“神圣同盟”，原以為已成功向世界分散了風險，自己可以控制局面，未料到美國也遭受重創，但他們絲毫沒有放棄以貨幣霸權統治世界的計劃：利用全球經濟已被美元“綁架”的局面，以更大的“美元泡沫”向全球轉嫁危機，加大對能源、糧食、生物醫學技術及生態新能源技術創新的控制，力圖在走出危機后或甚至利用制造更大的危機來強化自己的貨幣霸權。

軍事

核心是追求美軍的“核壟斷”地位。沒有強大軍事力量支持，既無法以“劍與火”傳銷意識形態，也無法阻止貨幣像蔣介石的金圓券那樣變得一文不值。所以在危機中我們看到，美國沒有削減其占全世界一半份額的軍費。但是，蘇聯的解體并沒有改變在核力量上美俄“相互確保摧毀”的基本格局。“神圣同盟”認為這構成了實現自己終極目標的巨大阻礙。這是美國退出《反導條約》，構建陸海空天反導系統的根本原因。

目前反導系統尚無百分之百的成功把握，因此有人將之嘲笑為“馬其諾防線”，但這個觀點是危險的。“馬其諾防線無用論”其實是軍事學術的一個嚴重誤區：“馬其諾防線”在二戰中極大地限制了德軍的選擇，后者被迫采用極端冒險的“曼施泰因計劃”，而希特勒也多次因為擔心法軍在南翼的進攻而陷入歇斯底里狀態。法軍的錯誤在于沒用充分利用“馬其諾防線”提供的優勢地位。

美軍顯然不打算重犯法軍的錯誤。在打造全球反導系統、強化傳統戰略核力量的同時，還在全力打造一支“隱形”空軍；目前已裝備B—2轟炸機21架以及F—22戰斗機183架。隱形飛機是一場新的軍事革命：1999年美國從本土起飛的一架B—2，跨洲際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后返回，期間所有歐洲國家的雷達系統都未能發現。美軍不僅時常公布F—22同F—15、F—16在演習中表現出的壓倒性優勢，甚至吹噓說無法組織兩架F—22進行演習——因為F—22上美國最先進的機載雷達也無法探測到對方。

F—22單價2億美元，B—2單價超過20億美元(列裝時超過等重的黃金價值)，僅僅為了在常規戰爭中爭奪空對地優勢，效費比就太低了。美國人不止一次向世界描繪了這樣的場景：以裝備核武器的B—2和F—22對其他大國的戰略核力量進行不給對手預警時間的先發制人打擊，以全球反導系統“馬其諾防線”攔截對手(所剩無幾的)戰略核反擊，并以強大的傳統戰略核力量作為報復工具……戰后，美國政界、軍界和學術界對制定核戰爭計劃、對他國公開進行核訛詐從來就沒有遮遮掩掩過。持續惡化的金融危機形勢下，美國更不會放棄以武力拯救美元霸權的計劃。

此外，美軍還在為“世界大戰”研制威力更大的未來武器：控制人思維意志的武器、地球物理武器(如阿拉斯加的HAARP計劃)、機器人部隊、太空打擊力量、月球軍事基地……

美國情報機關在意識形態、貨幣與軍事領域都扮演著“尖兵”的作用，英語國家情報共同體(美英加澳新)同以色列情報機關密切配合，長期以來對世界各國，包括其盟國歐洲和日本進行著耗資巨大的信號情報工作和其他隱蔽行動。

當愛因斯坦被問及第三次世界大戰會使用什么武器時，他回答：“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戰的武器是石頭”。“神圣同盟”在意識形態、貨幣和軍事領域推動全球走向新蒙昧主義神權統治，必將給世界帶來最終脫離任何人控制的巨大災難。但“神圣同盟”是不可能放棄自己“宗教天命”的，因為他們知道：如果不堅持自己的“宗教天命”和全球終極目標，他們將喪失凝聚力和方向感，成為自己控制的巨大財富的俘虜，在金錢的強力腐蝕下走向全面崩潰。

二：“神圣同盟”內部不可調和的終極信仰沖突

戰后基督教與猶太教的對話與和解，美籍猶太人全面融入美國主流社會和美以的緊密同盟關系，并沒有解決“神圣同盟”內部的終極信仰沖突。

耶穌是彌賽亞(救世主)嗎？

按基督教教義，耶穌是“道成肉身”，圣父、圣子、圣靈“三位一體”，耶穌是人類唯一的彌賽亞(救世主)，他為贖人類的罪惡受難、復活和升天，還將再來，帶領上帝的特選子民基督徒進入千年王國和“新天新地”天國。耶穌基督(“基督”是“彌賽亞”的希臘語、英語表達)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石，放棄耶穌基督就是放棄基督教，這是所有基督徒(包括新教、天主教和東正教)都根本無法接受的。

而按猶太教教義，彌賽亞只能是大衛王的后裔，必將按上帝旨意出現的他將帶領上帝唯一的特選子民猶太人，以耶路撒冷為都城重建以色列、重建圣殿，在打敗所有以色列的敵人后，在上帝的旨意下統治以色列和全世界。耶穌出現后猶太人不僅沒得到上帝的榮耀，反而很快失去了上帝的應許之地“迦南”(今天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浪跡天涯近兩千年；而且，依據猶太教嚴格的一神(上帝耶和華)教義，基督教中耶穌亦人亦神的地位是完全無法接受的異端邪說，所以猶太人絕不接受“拿撒勒猶太人”耶穌是救世主，絕不接受《圣經新約》，他們依然在苦苦等待自己的彌賽亞。十字軍東征時的屠殺，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希特勒的集中營，都沒能動搖猶太民族對猶太教義的絕對信仰。

這就是基督教與猶太教毫無調和余地的“終極信仰沖突”，廣為流傳的猶太祭司們迫使羅馬總督殺害耶穌的說法，則是基督教社會長期反猶排猶的宗教基礎，梅爾·吉布森備受爭議的電影《耶穌受難記》反映了這點。

今天，盎格魯撒克遜—猶太資本同盟以及美國—以色列同盟都是牢固的，但無法解開的“終極信仰沖突”死結與相互的財富權勢爭奪，使得“神圣同盟”的內部關系始終呈現出某種神秘的復雜性。

“共濟會”陰謀論

歐美近現代史的大多數陰謀論，主要都是圍繞“共濟會”延伸展開的，這被認為是一個主要由歐美政經界人士(包括許多基督徒)組成的，卻受猶太宗教—資本力量幕后操控的，為猶太人建立大以色列和統治全球服務的秘密組織。

由于猶太人堅持只有自己才是上帝的選民，基本不向外族傳教，而且人口只有1000多萬，廣為流傳的“陰謀論”認為，猶太人只有依靠組織具有世俗(甚至異教)色彩的“共濟會”，才能通過統治基督教為主的歐美社會去統治全世界。

由于美國開國元勛的許多人(包括華盛頓、富蘭克林)，甚至后來部分總統都被認為是“共濟會”會員，由于控制了美國貨幣發行權的美聯儲神秘而模糊的股權及管理結構，眾多美國白人至上種族主義者和基督教(新教)原教旨主義者認為，美國的建立是“共濟會”的陰謀，部分極端主義者甚至堅持認為，美國是披著新教外衣的“敵基督國家”和“撒旦之國”。

所謂““共濟會”里的的基督徒會員，是否真的成了異教徒，也是人們一直爭論不休的。

美國與猶太人是天然盟友么？

1933至1945年，德國歐洲的反猶屠猶高峰期，雖然擁有250萬人的美籍猶太人社會大力奔走呼吁，但美國對猶太難民卻始終實施極嚴格的簽證制度，只吸收了區區20萬猶太難民，占全歐洲被納粹屠殺的600萬猶太人的3% 。

請注意，在1942年“萬塞會議”確定最終解決方案之前，希特勒德國的反猶政策長期以來是以剝奪財產和驅逐出境為主的，德國甚至還考慮過讓歐洲猶太人在非洲馬達加斯加島建國。

顯然，當羅斯福總統說“影響美國經濟的只有二百多家大企業，而操縱這些企業的只有六七個猶太人”，當希特勒說他的最終使命是在統一歐洲后“同統治美國的華爾街猶太金元大王們決戰”的時候，他們都對當時猶太人在美國的地位作了夸大其辭的描述(今天，猶太人在美國的地位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另外，(洛克菲勒控制的)美孚石油，福特汽車，通用汽車和杜邦等公司都以公開或隱秘的形式積極參與了德國戰前的重整軍備和戰爭中的軍火生產。

戰后，美國蘇聯都在聯合國投票支持以色列建國，但1948年的第一次中東戰爭，面對由英國提供裝備、占據壓倒性優勢的阿拉伯聯軍，以色列的主要武器來源卻是蘇聯陣營的捷克斯洛伐克而不是美國。1956年第二次中東戰爭，英、法、以色列聯合進攻埃及，卻在美蘇的巨大壓力下被迫撤軍。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不僅主要進口軍火來自法國，以色列頂著巨大國際壓力啟動的核武器計劃，也主要依賴法國而不是美國的支持(雖然猶太科學家為美國的核武器做出了決定性的貢獻)。

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美國針對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同時制訂了軍事計劃，據以色列《國土報》根據最新解密的美國文件披露，如果以色列攻入阿拉伯領土，美國將對以色列實施軍事打擊。以軍閃電般的勝利才使美國的計劃流產，也根本改變了兩國關系：從此以后，美國才成為以色列最堅定的盟友和保護者。

耶路撒冷：終極信仰沖突之地

如果只能選擇一個對世界格局走向產生決定性影響的城市，那這個城市既不是華盛頓、也不是紐約，而只能是耶路撒冷。

“上帝給了世界十分美麗，九分給了耶路撒冷”。這個被猶太民族無限贊美的城市，或許可以為我們理解盎格魯撒克遜—猶太民族關系及美國—以色列國家關系的復雜性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

猶太人在滅國兩千年后奇跡般在“應許之地”復國，這被認為是上帝的神跡，按猶太教圣經《托拉》(基督教圣經里的“舊約”)，下一步的發展只有一條路：在圣殿遺址耶路撒冷錫安山上建立“第三圣殿”，彌賽亞時代來臨，上帝通過自己唯一的特選子民猶太人建立世界王國。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后，以色列通過占領東耶路撒冷控制了整個耶路撒冷，1980年以色列宣布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永久的不可分割的首都，但是絕對信仰上帝的猶太人卻沒有按“立約”的規定建立“第三圣殿”。

因為在猶太人圣殿遺址上，伊斯蘭教紀念先知穆罕默德“夜行登霄”的阿克薩清真寺已經存在了1300年(耶路撒冷也因此與麥加、麥地那并稱為伊斯蘭教的三大圣地)。

一神教的伊斯蘭教同樣來源于猶太教，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同屬閃族(按傳說兩族還源于同一祖先亞伯拉罕，即易卜拉欣)，在基督教世界反猶排猶的近兩千年歷史中，伊斯蘭教與猶太教總體上和平相處，在摩爾人統治西班牙時代與十字軍東征時代，雙方還是反基督教會的盟友。

二戰后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復國建立以色列，雙方陷入了至今還在持續的戰爭與對抗中，國際社會公認中東問題核心是巴勒斯坦問題，巴以和平需要解決領土劃分、難民回歸等重大問題，但最核心的是耶路撒冷最終地位問題：以色列和全球1400萬猶太人都很清楚，永遠不建立“第三圣殿”意味著對信仰的背叛，但拆毀阿克薩清真寺重建圣殿，他們面對的將不僅僅是幾百萬巴勒斯坦人，而是15億穆斯林！(按猶太教義，圣殿地址是上帝選定的，更換地址重建圣殿是猶太人想都不敢想的)。

顯然，猶太民族與伊斯蘭世界圍繞耶路撒冷圣殿遺址的沖突也是“終極信仰沖突”。在這個問題上，全世界積累幾千年的政治智慧都顯得黯然失色，以色列最忠實的盟友、全世界最強大的美國政府也得頂住國會的壓力，拒絕承認整個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只是堅持“最終地位問題由巴以雙方通過和平談判解決”。

耶路撒冷也是基督教的圣地，圣經記載耶穌在此受難，復活和升天，圣墓大教堂就位于此地。有強烈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色彩的(新教)福音派在美國社會的迅速崛起，給耶路撒冷問題帶來了新的難以預料的影響。

福音教派和美籍猶太人在美國社會各個重大問題立場上都是針鋒相對的：福音派是“猶太人—共濟會控制美國”陰謀論的最大溫床；少數猶太知識分子掀起的“新保守主義”運動，不能改變整個猶太社會自由主義的傳統和對民主黨的忠誠，福音派則是美國社會右傾化和保守化的主要支柱，其基于對“生命”和“家庭”的信念，使“墮胎”和“同性戀”成為美國歷次選舉的大政治問題，而部分猶太學者則不無擔心地指出，希特勒迫害猶太人是同迫害同性戀和吉普賽人同時進行的。

這就可以理解，為什么被全世界視為捍衛美國利益傳播美國意識形態急先鋒的美國新聞娛樂傳媒界，卻被許多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認為是摧毀美國(基督教)社會傳統的“罪惡之淵”(顯然難以想象，猶太資本支配的美國新聞娛樂傳媒會成為捍衛同自己信仰格格不入的“基督福音斗士”)，福音派原教旨主義者對盎格魯撒克遜—猶太資本主導的“外交委員會”、“三邊委員會”及國際金融機構也持有類似的看法。

但在支持以色列的問題上，福音派卻成了美國猶太人最堅定的盟友，在“被占領土”問題上甚至表現得比以色列政府還要頑固和極端。原因在于：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認為圣經無任何錯誤，世界進程只能按圣經所寫的這一條方向進行。

根據《圣經新約·啟示錄》，猶太人全部回歸復國，定都耶路撒冷，在錫安山建立“第三圣殿”是耶穌再來的先決條件。隨后的世界末日之際在以色列境內爆發的人類善惡總決戰(哈米吉多頓之戰)中，損失慘重的猶太人最終在耶穌和基督徒的幫助下打敗了魔鬼撒旦的軍隊，剩下的猶太人接受了耶穌是自己的彌賽亞，和基督徒一起進入千年王國和“新天新地”天國。

顯然，對美國政治社會有極大影響的基督教福音教派，越來越無法接受以色列無限期推遲建立“第三圣殿”，因為這對有狂熱信仰的他們而言意味著耶穌無法再來，千年王國和“新天新地”天國無法實現。至于由此可能引發的毀滅性戰爭(哈米吉多頓之戰)，在他們看來不僅不應該恐懼，反而是應該欣然期待的，因為這完全是無法回避的宿命。顯然，這樣的“宗教天命”不僅對全世界可能是巨大災難，也意味著猶太教宗教天命“彌賽亞王國”的毀滅。

換句話說，今天最狂熱支持以色列的美國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恰恰是猶太人和猶太教在終極信仰沖突中的最大敵人。

綜上所述，“神圣同盟”內部，都堅持自己“宗教天命”的盎格魯撒克遜資本力量和猶太資本力量，其各自的全球終極目標，是兩個版本的終極信仰完全對立沖突的新蒙昧主義神權統治，而且毫無調和余地。

當然，在他們所謂“世界末日”到來之前，“神圣同盟”依然是緊密團結的。但金融危機下也可能會存在某種反向暗流：美國猶太人“反誹謗聯盟”已經多次警告，由于猶太人在華爾街的特殊地位，金融危機下“丑惡的反猶主義”有死灰復燃的可能：很多美國人認為這場全球金融危機是“猶太資本”加強控制美國和世界的陰謀，認為制造“龐氏騙局”的猶太人麥道夫把錢秘密提供給了以色列。

在美國取得成功之前，猶太人在德國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特別是在科學和金融上為俾斯麥第二帝國的迅速崛起做出了巨大貢獻(近現代史上，大多數猶太名人擁有德語姓氏)。但是，希特勒還是利用經濟危機對猶太人進行了大屠殺。美國今天的局面同當年德國還毫無可比性，但危機的持續惡化和基督教原教旨主義的膨脹不可能不讓猶太人警惕：近三千年的異族統治、漂泊和受迫害歷史，使得猶太民族除了自己的上帝之外，對任何人都不相信。

最近國際金融界流傳的羅斯柴爾德等猶太資本家族支持歐元，對抗洛克菲勒等盎格魯—撒克遜資本家族支持的美元，就未必完全是空穴來風：這符合猶太民族“不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里”的民族本能和歷史傳統，而且，歐洲猶太裔政治家也在迅速崛起：法國總統薩科齊、法國外長庫什內、英國外相米利班德……

不夸張地說，離開了宗教，人們是無法把握美國、猶太民族和世界格局走向的。

三：全球新啟蒙運動的到來

“神圣同盟”為實現自己的全球終極目標，在冷戰后“制造”的多場金融經濟危機以及在侵略戰爭中制造的大量人道主義災難，從反面催生了一場全球理性覺醒的新啟蒙運動時代的來臨，這場運動的主要特征，就是擺脫對美國模式極端盲目迷信的新蒙昧主義思想，阻止世界滑入“神圣同盟”新蒙昧主義神權統治。

歐洲與俄羅斯

歐盟特別是主體大國德、法，在冷戰后堅持了有別于盎格魯—撒克遜模式的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態均衡發展的“萊茵模式”，歐元的出現也是對美元霸權的合理而必要的平衡。在金融危機中，歐元區領袖們也是世界上主張改革現行國際金融秩序，終結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統治的主力。

同樣，歐洲相對理性世俗的社會基礎和(基本上)追求世界和平的對外政策，也對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迅速崛起、追求單極霸權的美國構成了巨大的平衡(因為不贊成美國對伊拉克和伊斯蘭世界發動“十字軍遠征”，歐洲人甚至被美國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認為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歐美同盟關系、英國和部分中東歐國家的極端親美政策、極少數右翼極端分子的猖獗以及部分歐洲政客傳媒在“人權”、“環保”問題上居高臨下的姿態，否定不了這樣一個基本事實：歐盟是這場全球新啟蒙運動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

蘇聯解體、葉利欽執掌俄羅斯后，美國按“華盛頓共識”向俄推銷的“休克療法”使俄經濟走到了崩潰邊緣，“均分”的巨額國家社會資產迅速集中于極少數人手中，形成了權力巨大的金融寡頭集團。而對這一進程的抵抗，從“緊急狀態委員會”到俄“最高蘇維埃”到俄杜馬反對力量一直都沒有成功，直到普京上臺后發起的有廣泛民意支持的強硬“反寡頭”之戰，才從根本上扭轉了這一歷史進程，使俄走入正常的國家發展軌道。

不應忽視下面一個關鍵點：猶太人口只占俄總人口的不到百分之一，但金融寡頭的大部分人，別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霍多爾科夫斯基、弗里德曼、斯摩棱斯基等都是猶太人，回避“神圣同盟”隱蔽而高明的大力支持，硬要編造這些沒有經歷過漫長資本積累過程的人是靠“倒賣牛仔褲”迅速成為俄羅斯政治經濟主宰的神話，這顯然是對人類正常思維的輕視。

但是，向“寡頭”宣戰的普京，并沒有復活沙俄歷史上的“反猶主義”，他在恢復正常國家秩序后任命了猶太裔的弗拉德科夫為總理，也通過某些猶太裔企業家在倫敦和巴黎同歐洲和猶太資本進行正常的經濟合作，被“神圣同盟”控制的傳媒反復“妖魔化”的普京(集團)，奉行的恰恰是理性的執政方針。

從英語民族挑戰者拿破侖、希特勒的大軍毀于俄羅斯及蘇聯的解體與美國單極世界的建立，可以得出如下結論：“決定英語民族世界霸權和全球格局走向的力量支點，是俄羅斯”，油價進入下降通道，經濟暫時遭受困難的俄羅斯的世界地位并沒有實質下降(當然無法同蘇聯時代相比)。如果今天是“神圣同盟”通過其代理人控制了俄羅斯，這對世界其他力量中心意味著什么是不言而喻的。

受到民眾廣泛支持的普京執政集團，使俄羅斯擺脫了對美國模式的“原始拜物教”般的迷信，擺脫了“神圣同盟”的控制，大力重整軍備，特別是核力量，以對抗美國的核威懾和反導體系，在成為美國大肆宣傳的“歷史的終結”的強大終結者(之一)的同時，也成為這場全球新啟蒙運動的關鍵組成部分。

而且，歐元區與俄羅斯在貨幣、資本與資源上的更實質化合作，對危機中的美元和美國霸權將是致命的。

伊斯蘭國家，拉美與日本

雖然存在極少數極端分子和恐怖分子，但擁有15億人口的伊斯蘭世界并沒有追求全球神權統治，恰恰相反，從北非、中東、中亞、南亞直至東南亞，絕大部分伊斯蘭國家追求的始終是理性、反霸、公正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伊斯蘭世界是這場全球新啟蒙運動必不可少的參與者。

長期被美國視為后院的拉丁美洲出現了歷史性的轉向：這不僅體現在眾多左翼政權對“華盛頓共識”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拋棄上(拉美是一再發生的金融危機的重災區)，更體現為深層次的拉美“拉丁語系—天主教—玻利瓦爾傳統”對“英語—新教”北美巨人的持久反抗，拉美的歷史性轉向，一旦在未來同美國國內正在進行的墨西哥裔的迅速壯大崛起相結合，甚至將可能以人口統計學的方式終結美國的WASP(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清教)本質特征，從這個意義上說，拉美地區在這場全球新啟蒙運動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

世界第二經濟大國日本則陷入戰略困境中：在美國發動的貨幣戰爭中“金融戰敗”后，“趕超美國”的豪言壯語已經灰飛煙滅，在美國政治軍事緊密控制下因缺乏地區集團的支撐，也難以取得歐元區的地位，“亞洲的英國”地位也根本難以實現：美國不可能允許日本在至關重要的核力量、金融和情報領域擁有英國的地位。今天的日本，大體上扮演了“神圣同盟”被動的的支持者和小伙伴的角色，但斷言這就是依然擁有強大民族凝聚力和經濟實力的日本的最終宿命，顯然為時尚早。

中國的角色與對策

中國毫無疑問是這場全球新啟蒙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中國革命、工業化和改革開放，中國執政黨探索出一條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即“中國模式”道路：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對內是把政府宏觀調控與市場經濟的活力有效結合，在充分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積極性和創造性的同時，保證了國家經濟社會的穩定發展；對外則是始終堅持各個國家民族宗教的一律平等，廣泛學習包括美國在內的一切國家的有價值的經驗，不輸出價值觀和發展模式，秉承中華民族“天下主義”胸懷與“和而不同”精神，持續為建立理性、公平與公正的“和諧世界”而努力。

美國同中國建立了緊密的國家間政治、經濟、文化與科技合作關系，但對中國的遏制和演變從來沒有停止過——因為這是“神圣同盟”實現全球終極目標所要求的。

在意識形態領域，在國內新蒙昧主義者的策應下，推行美國定義的“普世價值”，解構中國國家民族意識的行為按下列邏輯展開：

首先是歪曲中國三十年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性質，宣揚市場原教旨主義，把這場取得了偉大成就的獨立自主的改革事業描繪成某種走向“美國模式”和“美國彼岸”的過渡階段。

其次，進而割裂改革開放與建國后開始的工業化的有機聯系，無限夸大前三十年的某些錯誤和挫折，無視新中國建國后在極端落后的條件下在工業化、農業、水利、衛生、科學、教育及國防領域取得的巨大成就。

第三，再進一步，否定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為建立獨立自主國家而進行的中國革命，把所有問題一律無條件上升為中國的根本制度問題：既然民國是搞資本主義，改革開放最終也是走向資本主義，為什么還需要中國革命呢？

第四，更進一步，徹底否定中國自1840年以來的所有反侵略革命歷史，似乎中國近代的貧窮落后不是主要由帝國主義侵略造成的，而是由于中國人民反抗侵略、抗拒殖民地進程造成的。

這其中，試圖為汪精衛漢奸集團翻案具有特殊標志性意義：一旦打破中國人在這個問題上的堅定共識，那就意味著中國國家民族意識被徹底解構。

這套邏輯不僅在政治和道德上完全站不住腳，也違背起碼的經濟學常識：中國近代意義的民族資本(國家和私人)誕生的太晚了，在西方已經建立起全球經濟壟斷的情況下，半殖民地國家不解決民族獨立就能發展起現代工業體系，這無異于癡人說夢，滿清和 民國許多仁人志士的“實業救國夢”統統破滅，就是最好的證明。被某些人大吹大擂的蔣介石“黃金十年”(1927—1937)，雖然在輕工業領域有所建樹，但在至關重要的重化工業體系建設方面幾乎毫無進展——即使蔣介石國民政府有這個愿望，在中國貨幣金融業居支配地位的西方資本也根本不允許。當時中國重工業建設唯一顯著“進展”的地區，是日本占領下的東北“偽滿洲國”，但通過這個“進展”制造的是落在中國人民頭頂上的炸彈。

真實的歷史是：在歐美建立全球經濟工業霸權后至今一百多年，成功建立有世界意義的完整工業體系的只有三個國家：蘇聯和中國靠的是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制度，日本則不僅靠殘酷的戰爭掠奪，也靠把整個國家安排成“日本株式會社”的日本模式資本主義道路(這套模式始終被美歐視為資本主義的“異端”)。

在貨幣(及經濟)領域，“神圣同盟”的中心目標是架空中國獨立自主的貨幣發行權，美國對中國匯率和資本管制的集中攻擊，就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展開的“貨幣戰爭”。貨幣霸權國家對非貨幣霸權國家發動“貨幣戰爭”具有一個巨大而獨特的優勢：前者(美國)可以通過憑空“印制”鈔票獲得財富購買力，后者(歐、日、中、俄等)只能主要依靠提供產品和資源去獲得財富購買力，前者可以對后者以實體經濟貿易為壓力籌碼獲得貨幣領域更大的優勢。

虛擬經濟遠大于實體經濟時代，貨幣(特別是貨幣霸權國家)對世界范圍的實體經濟、市場和價格都具有優勢支配地位，喪失獨立貨幣發行權最終將導致主導產業的失控，以及被“神圣同盟”定期剪羊毛掠走大量發展財富，戰后至今，歐洲、日本、俄羅斯、拉美、東南亞幾乎無一幸免。而中國經濟之所以成功抗擊了多次金融危機的沖擊(包括這一次)，就是因為中國政府堅持了中國模式的發展道路，并高度關注了國家穩定與安全。

對貨幣本質的深刻認識，是這場金融危機背景下全球新啟蒙運動的一個關鍵部分，中國的很多學者都有非常有分量的論述。比如，雖然被反對者視為“陰謀論”演義小說，但因為在《貨幣戰爭》中揭示了貨幣發行權的本質并準確預測了這次金融危機，宋鴻兵不經意間成了全球新啟蒙運動開啟者里中國年輕學者的代表。

至于個別西方媒體聳人聽聞地說什么中國“反猶”“反美”，則完全不值一駁，中國根本不存在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反猶土壤，中國人民對猶太民族的苦難歷史深表同情，對猶太民族取得的杰出成就深表欽佩。至于反對國際資本大鱷興風作浪，這與“反美”“反猶”更是風馬牛不相及，因為在這點上，中國人民與痛恨貪婪的資本大鱷的美國、以色列大多數人民的立場是一致的。

需要指出的是，美國和以色列也是這場全球新啟蒙運動的特別重要的組成部分：美國人民聲勢浩大的反伊戰運動，美國公眾對制造了這場危機的貪婪的華爾街的聲討，以色列人民要求公正對待巴勒斯坦的和平運動，都充分證明，大多數美國和以色列人民追求的是理性、公平與公正的世界秩序，而少數人組成的資本“神圣同盟”所追求的全球終極目標，將把美以在內的世界所有國家拖入一場可怕的災難中。

在軍事領域，美國的反導系統以及隱形打擊力量對中國的威脅，絲毫不亞于對俄羅斯和其他國家，但是我們，擁有光榮傳統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一定能夠完成保衛國家安全、捍衛世界和平的神圣使命。

結語：

盎格魯撒克遜—猶太資本“神圣同盟”基于自身的“宗教天命”，不會放棄實現自己全球終極目標的企圖，但是，在處理眼前緊迫的現實利益問題上，英語民族和猶太民族都有悠久的現實主義實用主義傳統。

“神圣同盟”目前并沒有處于希特勒和東條英機集團那樣的極度瘋狂狀態，在耶路撒冷問題上的(暫時)妥協態度就是證明，美軍也依然表現出對較強對手動用武力謹慎甚至過分小心的傳統態度(任何其無法完全控制后果的戰爭，對追求單極霸權把全世界都視為對手或潛在對手的美國而言都是難以承受的)。同樣，“神圣同盟”的首領們也不是無所不能的“先知”，在冷戰、越戰、伊拉克戰爭和金融危機中，他們也同樣表現出判斷錯誤和驚慌失措。

全球理性覺醒時代的到來，是包括美國和以色列在內的廣大世界人民追求世界公正與和平愿望的體現，我們堅信，中國扮演重要角色的這場偉大的新啟蒙運動，必將阻止世界陷入黑暗的新蒙昧主義神權統治，并最終引導全球走向理性、公正、光明的“和諧世界”。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