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張維迎在３０年代危機上的欺騙

看張維迎在30年代危機上的欺騙

葉勁松　

美國經濟危機后，主流經濟學家們編造的市場經濟會自動調節，使資源有效配置，從而提高經濟效率，達到現有條件下的最隹效果的神話，被經濟危機的殘酷現實所粉碎。對此，我國多數主流經濟學家采取沉默不語，或從原來堅持市場經濟的立場后退，承認應該用凱恩斯的國家經濟干預（如加強金融監管等）。　　

但仍有一小撮主流經濟學家高調堅持贊美市場經濟，反對凱恩斯國家經濟干預的觀點。許小年和張維迎就是這一小撮主流經濟學家代表。許小年最近在一次演講中說：“中國不需要凱恩斯主義”。2月17日，不少網站上貼出了張維迎的、名為《徹底埋葬凱恩斯主義》的文章（以下簡稱張文）。　　　

 許小年和張維迎都談到此次美國經濟危機的原因為何的問題。他們不僅要捍衛資本主義私有制，還要捍衛市場經濟的神話。企圖以此證明資本主義私有制合理性，證明市場經濟神話還在。他們為實現這目的，不惜采取掩蓋事實真相并說謊。例如張文在談上世紀30年代危機原因時就采取了這種手法。

張文在談這次經濟危機之前，先用1000多字談上世紀30年代危機。其中他講道，“20年代美聯儲實行持續的擴展性貨幣政策，利率定得非常低，信貸規模膨脹，最后的結果必然導致大危機，大蕭條。為什么會這樣？因為利率過低會扭曲資源配置信號，企業家就開始投資一些原本不該投資的項目，特別是一些重工業、房地產等資金密集型產業，它們對利率的反應非常敏感。流動性過剩導致的股票市場泡沫會進一步助長固定資產投資熱潮，導致投資過度擴張。越來越大的投資需求導致原材料價格和工資的相應上漲，投資成本上升，最后證明原來的投資是無利可圖的。當政府沒有辦法如之前那樣繼續實行擴張性政策時，股票和地產泡沫破滅，原來的資金沉淀在不可變現的固定資產（如廠房和地產）中，資金突然不足，投資項目紛紛下馬，大蕭條由此發生。”

張維迎為何在談此次經濟危機時，要大談30年代危機呢？他要借古喻今。他企圖首先證明30年代危機不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的錯，不是市場經濟自由放任的錯，而是國家“利率定得非常低”的錯。然后證明30年代危機與這次危機有相同性，據這相同性，他就要說，如30年代危機一樣，這次經濟危機也不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的錯，也不是市場經濟自由放任的錯，也是國家“利率定得非常低”的錯。這樣辯護決定了張文只有采用掩蓋事實真相并進行欺騙的手法來實現其目的。　　

張文要實現上述目的，采取了掩蓋資本主義私有制內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掩蓋了正是這矛盾才是30年代危機的原因的真相的手法。為此他用些什么“利率過低”、“ 投資過度擴張”、“ 原材料價格和工資的相應上漲，投資成本上升，最后證明原來的投資是無利可圖的”等字眼填充文章，并說這些是30年代危機的原因。

但是，張維迎例舉的這些原因，實際是扇向他自己的耳光。張維迎等平時不是常宣稱市場經濟會根據價格等自動調節，使資源有效配置，從而提高經濟效率，達到現有條件下的最隹效果嗎？而 20年代的美國正是主張經濟自由放任、由市場調節的年代（30年代才有羅斯福的、有別經濟自由放任的“新政”實踐，以及凱恩斯的國家干預理論）。“自由競爭型和沒有現代銀行監管制度是20世紀30年代前美國銀行的主要特征。銀行存貸款利率幾乎不受任何干預，無序而盲目的競爭未受到一定的約束與監管”（《美國利率市場化及對我國啟示》）也說明，當時的美國銀行業及利率，是在市場經濟自由放任下運作和變化。斯密等為代表的“‘古典學派’認為，利率是資本的價格，而資本的供給和需求決定利率的變化”。因此按主流經濟學家宣揚的市場經濟會根據價格等自動調節的理論，20年代時的美國市場經濟應該能根據資本的價格（利息）、原材料等商品價格以及勞動力價格（工資）的高低自動調節，使資源有效配置，從而提高經濟效率啊。“利率過低”、“ 原材料價格和工資的相應上漲，投資成本上升”時，美國的市場經濟，怎么就不能自動調節并使資源有效配置，從而提高經濟效率呢？怎么反而使“大蕭條由此發生”呢？張維迎這兒講的，難道不是對他平時高唱的市場經濟能自動調節的贊歌的否定嗎？看來張文急于為資本主義辯護，也顧不上論辯的慎密性，以至出現張維迎的這次辯護與他平時的一慣宣傳打架的局面。

張文不慎密表現還沒有完。張文說“利率過低”導致30年代經濟危機，卻少有統計數據、歷史資料、現實事例、常識等論據來支持這結論。而嚴謹的作者，應有足夠多的論據來支持自己的論點。張文不能以充分論據支持其論點，已經表現出張文論點的虛弱，表現出他技窮。而批駁張文論點的論據則是比比皆是。此事也表明，張文急于為資本主義辯護，也顧不上自己對當時經濟狀況講述與當時的歷史不相符的問題。這證明，為資本主義辯護，張維迎說謊也要干。　　

例如張文關于20年代美國 “越來越大的投資需求導致原材料價格和工資的相應上漲，投資成本上升，最后證明原來的投資是無利可圖的”的說法，既與資本主義經濟周期各階段特點不符，也與20年代的美國經濟數據不相符。從資本主義經濟周期各階段特點可知道，在高漲階段，資本獲取的利潤呈增長趨勢。而稍有歷史知識都知道，30年代危機前的20年代，除20年代初外，美國經濟基本是處于高漲階段。在這時期，資產階級的總的投資呈增長趨勢，其總的利潤呈增長趨勢（即有利可圖，才增加投資），而不應是“無利可圖的”。那個時期的統計數據也證明這一點。“從1923年到1929年，公司利潤增長62%，股息增長65%” （[美]阿瑟.林克《1900年以來的美國史》上冊第297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張文用什么“利率過低”、“ 投資過度擴張”、“ 原材料價格和工資的相應上漲，投資成本上升，最后證明原來的投資是無利可圖的”等關于投資或投資成本、效益的字眼解釋30年代危機，但卻沒有這投資形成的社會供給與社會需求關系的探討，也沒有對美國階級社會中各階級利益關系的分析，沒有這階級利益關系下的分配狀況及對社會需求的影響的分析。在張文中，似乎資產階級的投資與投資效益狀況就決定經濟狀況，決定是否發生經濟危機，而當時的社會需求狀況，當時是否存在階級間貧富懸殊對經濟危機的發生無關緊要似的。張文的講述，是為了回避對資本主義社會內在矛盾的分析，掩蓋資本主義私有制是經濟危機根本原因的真相，以便他以后繼續進行資本主義私有制美麗神話的宣傳。張文為了不可告人目的的講述，必然有違美國30年代危機的真相。　　

20世紀30年代席卷全世界的經濟危機，首先從美國爆發。危機根本原因不是什么“利率過低”等技術、管理方面的“缺陷”，而是生產的社會性和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千百萬工人的生產成果被資本家私人占有，資產階級剝削工人使工人階級貧困，造成總供給巨大而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而張文卻回避資本主義的這些內在矛盾），并最終產生30年代經濟危機。　　

上世紀20年代，美國工業總體呈高漲狀態，投機與發財的狂熱好象永無止境似的。當時，美國資產階級和他們豢養的經濟學家們盛贊推行“資本主義合理化”的美國“新資本主義”不受經濟周期的影響，將消滅貧窮和危機，進入了“永久繁榮”階段（類似的論調在90年代美國“新經濟”情況下再次出現）。這種關于美國經濟“繁榮”的頌揚論調被用來證明資本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的生命力、鞏固性，并被用作反對馬列主義的重要“理論”依據。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用美國20年代經濟來“證明”“福特戰勝了馬克思”，市場經濟優越于蘇聯的計劃經濟（雖然20年代“繁榮”期間，美國工業的增長率遠低于同期的蘇聯工業增長率）。 　　

20年代美國經濟的“繁榮”，是在資本主義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中進行的，因此經濟是不穩定的。經濟不穩定首先表現為，經濟各部門之間和各地區之間比例嚴重失調。在工業方面，20年代的工業高漲，主要出現在機械制造、冶金、化工等生產資料工業，以及無線電、人造纖維等新興工業。相反，與勞動人民的基本生活緊密相關的一些工業（如食品工業、紡織工業、皮革及制鞋業），受被剝削的勞動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增長緩慢的影響，增長很緩慢。“汽車的實際生產量從1919到1929年增長255%；化學產品增長94%；橡膠產品增長86%；印刷出版增長85%；鋼鐵產品增長70%。與此同時，皮革、食品、煙草和紡織品的生產增加較慢”（ 《1900年以來的美國史》上冊第297頁）。因此，張文回避需求對投資的制約，籠統地談“利率過低”使“ 投資過度擴張”是非常片面的，也是與20年代美國經濟狀況不相符的。　　

美國食品工業、紡織工業、皮革及制鞋業受勞動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限制，生產增長很緩慢，這些工業部門投資增長也緩慢。這些工業部門并未出現“利率過低”使“ 投資過度擴張”現象。相反在機械制造、冶金、化工等生產資料工業，以及無線電、人造纖維等新興工業，產量增長較快，表現這些工業部門投資增長較快。但這些工業部門投資增長較快主要原因也不是“利率過低”，而是生產資料工業、新興工業在一定年份里由于還有較大的社會需求（這些工業部門多與投資有直接關系，與人們基本生活消費多無直接關系，所以受被剝削的勞動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增長緩慢狀況的制約方面沒有食品、紡織等工業嚴重）。因此，同一利率下，不同工業部門投資增長快慢不同，主要是社會對不同工業部門商品需求增長狀況不同。在需求低迷、房屋銷售困難的今天，給房地產商很低的利率，房地產商敢不敢“ 投資過度”？在需求低迷的今天，美、中等國都實行很低利率，能見到整個社會的“ 投資過度”嗎？　　

另外，當美國工業在20年代較快發展時，美國農業則處于停滯狀況。由于美國勞動人民收入提高緩慢，造成對國內農產品需求不振；與勞動人民生活緊密相聯的食品工業、紡織工業、皮革工業，因為市場需求不振而發展緩慢乃至下降，使這些工業減少了對農產品的需求；加上美國農產品在國際上競爭力弱于加拿大和阿根廷，使美國農產品在國內外銷售處于停滯乃至下降狀況。這些原因使美國農產品供過于求，并引起農產品價格下跌，農業生產者收入下降。1920年農產品總收入為135.6億美圓，1929年下降為119.2億美圓。“在全國約600萬戶農民中，每年每戶生產的農產品價值達4000美圓或略高于4000美圓的不及1/10。1929年，半數農民每戶平均現金收入不超過350美圓。”（黃紹湘《美國通史簡編》502頁，人民出版社1979年） 　　

“起始于1920年的長期農業蕭條，使美國農民陷入貧困，并使他們在2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中，只是賠本。這種農業蕭條的惡果，表現為收入、農產品價格和農民購買力的下降。”（《1900年以來的美國史》中冊第5頁）　　

 因此可以看出，所謂的“利率過低”，并未使美國的與人們基本生活消費有直接關系的農業、輕工業“ 投資過度擴張”，從而也未使農業、輕工業生產較快增長。受剝削的勞動人民的購買力低下，制約著與他們生活緊密相關的農業、輕工業生產增長，從而也制約著農業、輕工業方面的投資。張文根本不敢揭示這種社會狀況。因為揭示這種社會狀況將揭穿張文的“利率過低”使“ 投資過度擴張”的荒謬之說。另外，揭示與人們基本生活消費緊密相關的農業、輕工業的低迷狀況，將促使人們探討需求對投資、生產的制約，并進而揭示出剝削造成的貧富懸殊對社會需求制約，最終揭示出資本主義社會的內在矛盾。對鼓吹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張維迎來說，他是不愿揭示出資本主義社會的這些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的。因為如他揭示出這些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他們所鼓吹的資本主義化的那一套就將沒有多少人會相信。　　

美國經濟不穩定的最嚴重的表現是由于資產階級對勞動人民的剝削造成美國貧富懸殊加劇，并引發生產無限擴大的趨勢與受剝削的勞動大眾購買力相對縮小的矛盾。這些情況從剩余價值率不斷提高、公司利潤大幅增長和工農收入增長緩慢的相關數據，以及歷史記載中可以看出。　　

“據美國經濟情況調查委員會統計，1919年——1927年八年內，制造業每一工人的勞動率增加了53.5%，每一鐵路工人的勞動率增加了17%，因此剩余價值率不斷提高，例如，制造業的剩余價值率1919年為126.8%，1925年為155%。”（《美國通史簡編》第511頁）因此，“從表面上看，美國人民經濟上似乎從來沒有象在1929年那樣興旺。然而，繁榮的好處分配得如此不均，如不進行調整，繁榮就不能持久。其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國民收入中增長部分，工業和財政資本家占有太多，工人相對說來受到損失，農民則更是大倒其霉。例如，從1923年到1929年，公司利潤增長62%，股息增長65%，而工人的實際收入僅增加11%（據《美國通史簡編》511頁數據。該時期工人的平均收入增長不到4.5%——筆者注）”（《1900年以來的美國史》上冊第297頁）。資本主義下資本的利潤、股息高速增長，工農收入增長極其緩慢（有時甚至負增長），工農創造的物質財富大量被資產階級攫取。這種資本主義下因為資產階級剝削而必然產生的資產階級與工農大眾利益的對立，是經濟危機發生的必不可少的條件。而張維迎講經濟危機時，他是要掩蓋這必不可少的條件的。因為他如揭示這條件，勞動人民得出的結論是：要防止經濟危機發生，就應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　　

從20世紀20年代初到1932年，美國經歷了共和黨的哈定——柯立芝——胡佛三屆政府。“哈定總統長期以來就是特殊權益集團的仆人，他創立了一種政治理論，他的繼任者柯立芝總統故弄玄虛地把它解釋為‘美國的事就是做生意’” （[美]L.杜蒙德《現代美國》第396頁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這是美國政府充當資產階級的“仆人”，為資產階級利益服務的借口。“美國的事就是做生意”的實質是，美國和美國政府的事就是服務于“做生意”的資本家們。　　

充當資產階級仆人的政府“沒有任何為勞工著想的計劃。它關心生產，而不關心消費。結果就出現了一個大公司繁榮的時期。在這種繁榮中不論是勞工或農業都沒份兒。這種繁榮造成了財富分配愈來愈不均的現象”（《現代美國》第397頁）。在“自由放任”資產階級肆意剝削勞動者的情況下，勞動者創造的財富被資產階級大量攫取，“根據聯邦商務委員會1926年關于國家財富及收入的報告：國內占人口1%的最大的資本家占有財富達59%；占人口12%的小資本家占有財富33%；而占人口87%的廣大人口包括產業工人、小農及小店主等只占8%的財富，而他們的人數在1.04億人以上（當時全美國人口只有1.2億左右——筆者注）”（《美國通史簡編》第510頁）。因此，資本主義下不可避免的資產階級剝削的結果，是社會嚴重的貧富懸殊。“而占人口87%的廣大人口包括產業工人、小農及小店主等只占8%的財富”的貧富懸殊狀況，大大削弱著億萬勞動者的購買力，加劇了供給大于需求的矛盾。　　

資產階級不僅殘酷剝削工人，而且將大量工人拋向街頭。由于“繁榮”時期企業開工也嚴重不足（1921年---1929年，冶金、石油加工、汽車制造、等“快速增長的”工業部門，開工率也只在60—70%之間），以及“資本主義合理化”，使雇傭工人受到排擠，工人不斷被逐出工廠。大批工人失業是20年代的經常現象。1921年到1929年，美國平均每年有220萬失業者。工人是靠出賣勞動力的收入來購買生活用品的，當工人失業時，他們就失去了這種購買能力。幾百萬工人的失業和半失業，既使美國的貧富懸殊增大，又引起有支付能力的社會需求的縮減。而資產階級還故意通過保持失業大軍來壓低在業工人的工資。這一切使供過于求及生產過剩問題更加嚴重。而贊美資本主義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的張維迎，在其文章中談及30年代危機原因時，全無資本對勞動的剝削、嚴重的貧富懸殊的講述，似乎美國全無這些社會狀況，或這些社會狀況對30年代危機的產生沒啥影響似的。但是，資本對勞動的剝削、嚴重的貧富懸殊對經濟過剩危機產生的重要作用，資產階級史學家們也是承認的。　　

“到10年繁榮的末期，國民收入如此龐大的一部分被一小撮最高收入者囊括而去，以致美國裝配線旁和農場上的男男女女很難有錢購買他們生產的產品。例如，到1928年，住房與汽車已有生產過剩的跡象。”（《1900年以來的美國史》上冊第297頁）這表明，如果說剝削階級和勞動人民中相對富裕的階層形成的需求，促進著才規模化生產不久的、新興的汽車工業的高速發展，那么當這部分人的需求基本滿足后，還在發展的汽車工業必然生產過剩。因為對“很難有錢購買他們生產的產品”的大多數勞動者來說，他們是無力購買轎車或住房之類的商品。　　

資產階級的殘酷剝削引發的生產無限擴大的趨勢與受剝削的勞動大眾購買力相對縮小的矛盾，一些資產階級人士也談到。“一個俄克拉何馬州人在國會的小組委員會上作證時說……‘在同一時間，同一國家里，既有生產過剩，又有消費不足’”。（[美]曼徹斯特《光榮與夢想》第一冊43頁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　　

“總的過程所牽涉的還不僅僅是總生產量和財富……制成品工業生產中所得的利潤的公平分配的程度，是用來判斷人民的一般福利的唯一標準……失業現象的產生不是由于缺乏工廠設備（這種設備從來沒有充分利用過）而是缺乏消費。據估計，在這一期間，一般人每年只購買一套衣服；在許多城市差不多有一半的住宅都沒有電燈和取暖設備；城市家庭9/10沒有電氣冰箱……由于生產率提高而產生的利潤落到資方手中而沒有落到勞工手中。物價并未上漲，但物價應該下降而沒有下降，商業和工業聯合組織對競爭所施加的限制，使企業公司維持原價，雖然單位生產成本已經下降（而張維迎卻說“投資成本上升，最后證明原來的投資是無利可圖的”——筆者注）。事實確實如此，因為不但工資勞動者的實際收入少得可憐，就是他們的貨幣收入也少得可憐。700多萬個住在城市的家庭每年收入不到1500美圓，1500萬個家庭的收入不到2500美圓。已經發表過的政府的或者私人調查者的研究材料中沒有一份材料說明這些家庭過著高于勉強糊口的生活。我們有確鑿的材料證明，倘若每個家庭都能享受比較充分的生活簡單必需品，那么美國農場和工廠的生產能力便可得到充分利用。蕭條期間，千百萬人在食物異常充沛的當兒卻瀕于饑俄的邊緣。這進一步證明了分配制度的不適宜已達到無可救藥的地步。”（《現代美國》第447、448頁）這幾位資產階級史學家以不同的描寫，表述同一個觀點，即勞動大眾的貧困，造成社會購買力不足，造成生產過剩，并最終引發30年代危機。　　

甚至作為美國總統的羅斯福也承認，30年代危機原因不是后來新自由主義供給學派認為的“資本供給不足”，而是因為人民購買力的低下造成供過于求、生產過剩。他說，“我們的基本困難不是資本不足，而是購買力分配不足，加上生產中的過份投機。”（《現代美國》第499頁）他還說，“千百萬人被安排去勞動，就是他們雙手生產的產品超過了他們錢包的購買力……根據不可抗拒的供求規律，供給超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其結果是失業和工廠倒閉，于是就發生了1929年到1933年的悲慘歲月。”（轉引自劉達永《羅斯福的“社會保險”政策及其政治色彩》《四川師院學報》1985年第3期）。 　　

而張文通篇未象阿瑟.林克、曼徹斯特、L.杜蒙德等資產階級史學家那樣表述資本主義下勞動人民的貧困、分配不公、貧富懸殊、需求不足、生產過剩，甚至不敢象羅斯福那樣承認因為資本主義供給大于需求矛盾，“于是就發生了1929年到1933年的悲慘歲月”。張維迎企圖掩蓋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剝削，掩蓋剝削造成的生產無限擴大的趨勢與受剝削的勞動大眾購買力相對縮小的矛盾，掩蓋這矛盾的尖銳化才產生經濟過剩危機的真相。一句話，一貫贊美資本主義的張維迎要掩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發展的束縛作用。因此張文不敢象阿瑟.林克、曼徹斯特、L.杜蒙德等資產階級史學家表現出一些誠實和正直，揭露出30年代危機前的社會矛盾。

張文用什么“利率過低”、“ 投資過度擴張”、“ 原材料價格和工資的相應上漲，投資成本上升，最后證明原來的投資是無利可圖的”等關于投資或投資成本、效益的字眼來談30年代危機的產生，是想使人們得出一個結論，即經濟危機是“利率過低”這種金融技術層面問題引發的，如果用市場經濟確定出“合理”的利率，就能克服經濟危機發生，資本主義就能一直無危機的順利發展。張文企圖通過這種手法來回避、掩蓋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剝削而產生的階級利益矛盾和社會經濟矛盾，掩蓋正是這些矛盾才造成經濟危機的發生。但是，張文想用“利率過低”等說法來掩蓋資本主義矛盾的做法，猶如皇帝的新裝中說皇帝穿有新裝來掩蓋真相一樣的愚蠢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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