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治血統中的猶太基因

芝加哥大學 約翰•米爾什莫、哈佛大學 斯蒂芬•沃特

上海市現代管理研究中心 陸茹、劉美娜、陸祎璐翻譯

說明：全文載于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網站。約翰•米爾什莫(John Mearsheimer)是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斯蒂芬•沃特(Stephen Walt)是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國際事務教授，都是國際政治領域的著名學者。起先文章并未見諸美國主流媒體，部分節選刊登于英國的《倫敦書評》。文章發表后引起很大爭議，在外界紛紛指責文章歪曲美國外交政策、有損美國國家利益的巨大壓力下，哈佛大學立即撤下了文章首頁的哈佛大學以及肯尼迪學院的標志，刻意與兩位作者撇清關系。
此文典型地展現了美國社會中民主與言論自由的實質。

美國的外交政策影響著全球每個角落所發生的事件，在充滿著不穩定和巨大戰略意義的中東地區更是如此。最近，布什政府試圖將這一地區轉型為民主社會，卻導致伊拉克發生叛亂反抗、世界石油價格驟升，以及馬德里、倫敦和安曼被恐怖主義分子轟炸。既然共同承擔著這么多風險，所有國家都必須了解一下美國制定這樣的中東政策的驅動力是什么。美國的國家利益應該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在過去的幾十年里，特別是1967年“六日戰爭”之后，美國中東政策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它與以色列的關系。美國一邊堅定不移地支持以色列，一邊在這一地區大力推行民主，這些行為激怒了阿拉伯和伊斯蘭國家，也使美國的安全受到威脅。

在美國的政治歷史上找不出類似的情況。為什么美國為了促進其他國家的利益而寧愿不顧自身的安全呢?人們猜測兩國的聯合可能是基于共同的戰略利益或是道德需要的驅使。就像我們下面所要說的，無論哪種解釋都證明美國為以色列提供了巨大的物質和外交支持。實際上，美國政策在這個地區的強力推進基本上是由美國國內政策所造成的，特別是“以色列游說組織”的活動。其他特殊的利益群體也設法使美國的外交政策向著他們所希望的方向傾斜，但是沒有一個游說組織能使美國外交政策如此偏離美國的國家利益，卻又能使美國人相信美國和以色列的利益在本質上是一致的。

在下面的文章中，我們將揭示游說組織是怎樣實現這一目標的，以及他們的活動是怎樣讓美國制定了這一重要地區的行動計劃的。由于中東地區的戰略重要性以及它對其他地區的潛在影響力，美國和非美國國家都需要了解并關注游說組織對美國政策的影響力。

一些讀者會發現這篇分析比較刺耳，但本文列舉的事實并沒有在學者中引起嚴重的爭議。實際上，我們敘述的內容很大程度上都來自以色列學者和記者的調研成果，他們為揭露這些內幕做出了巨大貢獻。另外，文中的一些證據是由德高望重的以色列人和國際人權組織提供的。同樣，我們對游說組織影響力的論述得到了游說組織內部成員的證實，也得到了與他們一起工作的政治家們的證實。讀者可以拒絕接受我們的結論，但支持這些結論的證據是不容爭議的。



自1973年十月戰爭以來，華盛頓向以色列提供援助的程度超過了對其他任何一個國家的幫助。以色列從1976年起成了美國每年直接經濟和軍事援助的最大受益者，也成了從二戰至今接受美國援助總數最大的國家。2003年，美國對以色列的援助總額遠遠超過了1400億美元。以色列每年接受30億的直接國外援助，這筆數字大約占美國國外援助預算的五分之一。以人均計算，美國每年給每個以色列人的直接補助金為500美元。如此慷慨的行為是驚人的，有人意識到，以色列現在已經是一個人均收入相當于韓國或西班牙的富裕的工業國家。

以色列與華盛頓之間還有其他的特殊交易。其他的受援助者是按季度獲得援助金的，而且還相當不穩定，但對以色列的所有撥款都是每個財政年度初就全部到帳，從而使以色列獲得額外的利益。美國要求其他大多數接受美國軍事援助的國家在美國用完所有津貼，而以色列卻可以將25％的援助款用于本國的國防工業。以色列是唯一一個無須交代援助津貼用途的接受國。有了這種特殊待遇，無法確保以色列不將援助津貼用于美國反對的用途，例如在西岸建造猶太定居點等。

以色列已經可以從美國獲得黑鷹直升機和F-16戰斗機等最高級的軍事裝備，美國仍然還向以色列提供近30億美元用于研發雄獅戰機等武器系統，其實五角大樓沒必要也不希望這樣做。最后，美國還讓以色列獲取連美國的北約盟國都未曾得到的情報，并對以色列購置核武器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此外，華盛頓長期為以色列提供外交支持。從1982年起，美國否決了聯合國安理會32項對以色列不利的決議，這個數字已經超過了所有其他安理會成員所投的否決票總數。美國還阻撓了阿拉伯國家把以色列核工廠的問題提上國際原子能機構議程的努力。

在戰爭時期，美國還共同參與了以色列的營救行動，并在和平談判時站在了以色列這邊。尼克松政府在十月戰爭期間又一次給以色列提供補給并保護它不受到蘇聯的威脅。華盛頓完全參與了戰后協商以及之后長期的“一步步”程序，如同在1993年《奧斯陸協議》協商前后一樣起了關鍵作用。誠然，美國和以色列官員之間偶爾也會有一些摩擦，但美國不斷調整立場并堅定不移地支持以色列完成這些協商。實際上，一位曾在戴維營(2000年)參與談判的美國官員后來說，“頻繁來往，我們的職責……就像是以色列的律師”。

即使以色列的行動與美國所規定的政策不一致，華盛頓還是在處理占領地(西岸和加沙地帶)問題上給予以色列極大的自由，下面我們會作詳細討論。此外，以入侵伊拉克為開端，布什政府雄心勃勃企圖改變中東戰略，實際上是為了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以色列的戰略地位。除了戰爭時期的盟軍之外，很難想象一個國家會在這么長的時間內向另一個國家提供物質和外交援助。簡單地說，美國對以色列的援助是獨一無二的。

只能這樣理解這一特別的慷慨行為，即以色列或許是一項至關重要的戰略資產，要不然就是美國從道義上而言不得不給予以色列長期支持。但上述兩種解釋都無法令人信服。



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的網站上寫著，“美國和以色列之間已經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合作伙伴關系來共同對付中東地區日益增長的戰略威脅……這種合作為美國和以色列帶來了意義深遠的利益。”這一觀點是以色列支持者們的信仰之一，被以色列政治家和支持以色列的美國人反復地引用。

在冷戰期間，以色列可能是一項戰略資產。六日戰爭(1967年)之后，以色列作為美國的代表牽制著蘇聯在這一地區的擴張并羞辱性地打敗了埃及和敘利亞等蘇聯的附庸國。以色列經常協同保護美國的其他盟友(如約旦國王侯賽因)，而且它的軍事威力也迫使莫斯科投入更多資金來支持那些失敗的附庸國。以色列還向美國提供了許多有關蘇聯軍力的可靠情報。

但是，不應過分夸大以色列在此期間的戰略價值。支持以色列其實代價不菲，而且造成了美國與阿拉伯國家之間的關系復雜化。例如，美國在十月戰爭期間決定向以色列提供22億美元的緊急軍事援助，這一舉動引發了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的一次石油禁運，對西方經濟體造成了相當大的損失。此外，以色列的軍隊無法保護美國在這個地區的利益。例如，1979年伊朗解放運動造成了海灣半島石油供應的安全問題，美國無法依靠以色列來解決，最終不得不建立自己的“快速反應部隊”。

即使以色列在冷戰期間是一項戰略資產，但第一次海灣戰爭(1990-1991年)顯示出以色列已經成為一項戰略負擔。美國在戰爭期間無法使用以色列的軍事基地，不得不拆開反伊聯盟，還必須把資源(例如愛國者導彈)轉向特拉維夫，使其不做出可能破壞反薩達姆聯盟的舉動。歷史在2003年再一次重演：盡管以色列渴望美國攻擊薩達姆，但如果尋求以色列的幫助，布什總統就會招致阿拉伯國家的反對。所以以色列只能再一次靠邊站。

自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特別是9.11事件以后，美國對以色列的支持被認為是正當的，因為兩國都號稱受到來自阿拉伯或穆斯林世界的恐怖主義組織的威脅，而且還有一群“流氓國家”在支持這些組織并尋求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出于這些原因，華盛頓應該給予以色列自由處理巴勒斯坦人的權利，并在所有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被捕或死亡前不再強迫以色列讓步。同時美國接下去應該對付伊朗伊斯蘭共和國、薩達姆•侯賽因控制下的伊拉克和巴沙爾•阿薩德的敘利亞等國家。因此，以色列在反恐戰爭中被看作是一個至關重要的盟友，因為它的敵人也是美國的敵人。這種新的理論看上去是很有說服力的，但實際上以色列在反恐和對付流氓國家的戰斗中成了美國的一項負擔。

首先，“恐怖主義”是大量的政治團體使用的一種戰略：它不是一個單一的、統一標準的敵人。除非美國(像1982年黎巴嫩的情況那樣)去干涉那些威脅到以色列的恐怖組織(如哈馬斯和黎巴嫩真主黨)，否則他們不會威脅到美國。此外，巴勒斯坦恐怖主義并不會隨意地對以色列或“西方國家”使用暴力：它只是對以色列在西岸和加沙地帶長期的擴張行動做出反應。

更重要的是，以色列和美國由于面對共同的恐怖主義威脅而聯盟的說法是顛倒因果關系的：正確的說法是，美國面臨恐怖主義威脅正是因為它與以色列保持了緊密的聯盟關系，而不是相反的說法。美國支持以色列并不是招致反美恐怖主義的唯一原因，但卻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而且這使得打贏反恐戰爭更為困難。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例如，包括本•拉登在內的許多基地組織領導人是被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勢力和巴勒斯坦局勢所激怒的。根據美國對9.11事件的調查，本•拉登的目的顯然是為了懲罰美國對中東的政策，包括美國對以色列的支持，而且他還試圖通過定期襲擊來突出這一問題。

同樣重要的是，美國對以色列無條件的支持使本•拉登等極端分子更容易獲得大眾的支持和招募新人。民意調查顯示，阿拉伯公眾對美國支持以色列懷有很強的敵意，而且美國國務院的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公共外交顧問組發現，“這些國家的公民對巴勒斯坦的悲慘處境以及美國在其中的作用深感悲憤。”

至于中東地區那些所謂的流氓國家，如果沒有美國對以色列的各種承諾，他們也不會對美國的真正利益構成威脅。美國本身和這些政權沒有太多沖突，如果不是因為它們和以色列關系密切，華盛頓也不至于如此擔憂伊朗、伊拉克和敘利亞問題。即使這些國家尋求發展核武器，也不會對美國造成戰略性的災難。美國和以色列都不會受到任何一個有核裝備的流氓國家的真正勒索，因為流氓國家清楚：一旦勒索，不可能逃過全面報復。而流氓國家與恐怖分子之間進行“核交易”的危險也同樣是遙遠的，因為一個流氓國家不能確保這種交易不會被發現或它以后不會因此被譴責或受到制裁。

此外，美國與以色列的關系確實使它更難處理與這些國家之間的關系。以色列的核工廠是其一些鄰國也希望獲得核武器的一個原因，而且用改變政治制度來威脅這些國家只能使它們更渴望獲得核武器。但至今為止，當美國企圖用武力對付這些政體時，以色列對美國而言，仍然算不上什么有用的資源，因為它無法參與戰斗。

簡單地說，在反恐和反中東各大獨裁國家的行動中，把以色列當作美國最重要的盟國既夸大了以色列在幫助美國解決這些問題上的能力，也忽略了以色列的政策使美國的進展更加困難這一點。

對以色列毫無異議的支持同時削弱了美國在中東以外的地位。外國精英一直認為美國對以色列過于支持，還認為美國容忍以色列在所占領的土地上進行鎮壓是錯誤的，同時妨礙了反恐戰爭。例如，2004年4月，52名英國前外交官遞交給托尼•布萊爾首相的信中說到，巴以沖突“破壞了西方國家與阿拉伯、穆斯林國家之間的關系”，還告誡，布什和沙龍總理的政策是“不公平和非法的”。

質疑以色列戰略價值的最后一個理由是以色列在行動上并不像一個忠實的盟友。以色列的官員經常無視美國的要求并拒絕履行對美國高層領導人許下的承諾(包括過去保證的停止建造定居點，還對巴勒斯坦領導人重新進行“暗殺目標”排行)。此外，以色列給中國等美國潛在的對手國家提供美國敏感的軍事技術，美國國務院檢查總長稱之為“一系列愈演愈烈的未經許可的轉移方式”。根據美國審計總署的調查，以色列還“對美國的其他盟國進行了最具有侵略性的間諜行動”。除了波拉德在20世紀80年代初給予以色列大量機密資料的案件外(據報導，以色列把資料傳遞給蘇聯來獲得更多蘇聯猶太教徒的出境簽證)，2004年又發現一位五角大樓的重要官員富蘭克林在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兩名官員的幫助下，把機密信息透露給一位以色列外交官，從而引發了新一輪的爭論。以色列并不是唯一一個暗中監視美國的國家，但它自動自發監視主要資助方的行為造成了對其戰略價值的進一步疑問。



除了所謂的戰略價值以外，以色列的支持者還聲稱以色列理應得到絕對支持，因為：1、以色列是受眾敵包圍的弱小國家：2、以色列是一個民主國家，是合理的政府組織形式：3、猶太人以前曾遭受過侵犯，因此需要特殊對待：4、以色列的所作所為從道義上比對手占優勢。

可是仔細觀察就會發現，以上這些論據都是站不住腳的。美國有足夠的理由支持以色列的存在，但它并未處在危險處境中。客觀來看，以色列過去和現在的所作所為并沒有使它在道德名義上比巴勒斯坦更勝一籌。

(一)支持弱者?

以色列經常被描述為弱者、被圍困的國家，一個被阿拉伯巨人包圍的大衛。以色列領導人和富有同情心的作家們都不斷地維護這個形象，可是真相并非如此。與人們所認識的不同，在1947~1949年的獨立戰爭、1956年以色列國防軍對埃及的閃電戰和1967年以色列對埃及、約旦和敘利亞戰爭中，猶太復國主義者擁有大型的先進武器裝備以及組織良好的軍隊，這些戰爭都是在美國大規模支援以色列以前發生的，可見以色列在很早以前就已經擺脫了軍事無助的狀態。

如今，以色列是中東地區的軍事大國，其常規部隊遠遠超過了鄰國，而且是中東地區唯一擁有核武器的國家。埃及和約旦都相繼與以色列簽訂了和平條約，沙特阿拉伯也提出與以色列簽訂和平條約。敘利亞失去了蘇聯這個伙伴，伊拉克被三場惡戰摧毀，伊朗又在千里之外。巴勒斯坦連有效的政策都沒有，更別說能對以色列造成威脅的武裝力量了。據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加菲戰略研究中心2005年的一項評估表明：“天平是倒向以色列一邊的，以色列不斷地擴大與鄰國之間的軍事防御能力差距”。如果支持弱者是絕對真理的話，美國應該支持以色列的對手。

(二)幫助民主同伴?

美國支持以色列的理由常常是以色列是被獨裁國家包圍的民主同伴。這個道理似乎令人信服，但是也不夠足以說明美國能夠這樣支持以色列。畢竟，世界上還有很多民主國家，但沒有哪個民主國家得到像以色列一樣多的美國援助。美國早已不僅僅是支持民主政府，在有利于國家利益的情況下美國還支持過獨裁國家，并且目前還與很多獨裁國家保持很好的關系。所以，民主并不能證明也不能說明美國應該支持以色列。

以色列民主政治與美國核心價值不相符合，削弱了“共同的民主政治”的含義。美國是自由的民主政治，不同人種、信仰、種族的人都享有平等的權利。而以色列則明確地建成猶太國，公民也是以血統關系為基礎。在這樣的公民定義下，生活在以色列的130萬阿拉伯人被視作二等公民，而且最近以色列的一個政府委員會發現以色列人對待阿拉伯人的態度是忽略和歧視。

和以色列人結婚的巴勒斯坦人無權獲得以色列公民身份，這樣的夫妻也無權在以色列居住。以色列人權組織B’tselem稱這種限制是“依據種族標準來確定何人可有居住權的種族法”。或許按照以色列的建國標準，這條法規尚可理解，但是卻與美國的民主相違背。以色列不允許巴勒斯坦建國，其民主形象大打折扣。以色列占領了巴勒斯坦人民生活多年的土地，控制著加沙和西岸地帶的380萬巴勒斯坦人的生命。以色列的民主只是形式上的，受其控制的巴勒斯坦人民被剝奪了政治權利，“共同的民主”這一說法也因此而黯然失色。

(三)對過去罪行的補償?

第三個為以色列辯護的理由是：西方天主教曾經迫害過以色列人，尤其是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幾百年來猶太人都不停地受到迫害，他們只有在自己的領土上才能安身，因此很多人認為以色列人應該受到美國的特殊對待。猶太人的確因為反猶太主義的遺風而受害至深，他們長期遭受虐待才建立了以色列國家。歷史是支持以色列存在的強大道德依據。但是以色列建國的同時也侵犯了無辜的第三方：巴勒斯坦人民。

這段歷史不難理解。當19世紀下半葉猶太復國主義剛剛興起的時候，巴勒斯坦只有1.5萬名猶太人。1893年，阿拉伯人占巴勒斯坦總人口的95％，盡管那時候這些阿拉伯人在土耳其的統治之下，但是他們已經在這片土地上生活了一千三百多年。即便是以色列建國的時候，猶太人也只占巴勒斯坦人口總數的35％，擁有巴勒斯坦7％的領土。

主流的猶太復國主義領袖不希望建立兩個民族共存的國家，他們也不希望與巴勒斯坦長期分割。猶太復國主義者開始可能會接受與巴勒斯坦分割，但這只是權宜之計，他們的最終目標并不止于此。正如20世紀30年代本•古里安所說，“以色列建國之后就會組織強大的軍隊，隨后就應該消除分割，擴張到整個巴勒斯坦地區”。

為了達到這一目標，猶太復國主義者只能將大批的阿拉伯人從侵占的領土上趕走，除此以外別無它法。本•古里安在1941年很清楚地提出了這個問題，“阿拉伯人如此大規模地被驅逐，他們怎么可能會不沖動、不采取殘忍的手段?”以色列歷史學家班尼•莫里斯也說道：“現代猶太復國主義從一出現就想讓巴勒斯坦人遷移，百年以來這個想法不斷發展、不斷得以實踐”。

1947-1948年間，猶太軍隊共驅逐流放了70萬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官員聲稱阿拉伯人逃走是因為遵從了阿拉伯領導人的命令，但是細心的學者們(其中大部分是像莫里斯一樣的歷史學家)推翻了這個神話。事實上，多數阿拉伯領導人強迫巴勒斯坦人留在自己的家園，但是由于害怕落入猶太復國主義者的手中而遭慘死，這些人都逃離了自己的國家。戰爭結束后以色列人又阻止巴勒斯坦難民返回家園。

以色列建國使巴勒斯坦人民受到了很大侵害，這一點以色列領導人非常清楚。正如本•古里安對世界猶太人大會主席納胡姆•戈德曼所說的：“假如我是阿拉伯領導人，我決不會向以色列妥協，道理很簡單：我們侵占了他們的國家……我們來自以色列，但那是兩千年前的事情了，這對巴勒斯坦人有什么意義么?的確有反猶太主義者、納粹主義、希特勒和奧斯維辛，但這是巴勒斯坦人的錯么?他們只知道我們侵占了他們的國土，他們為什么要接受這一切?”

從那時起，以色列領導人不斷地拒絕巴勒斯坦的建國意愿。總理戈爾達•梅厄有句名言：“從沒有巴勒斯坦這回事”，就連1993年簽署《奧斯陸協議》的以色列總理拉賓都反對建立一個健全的巴勒斯坦國家。巴勒斯坦的極端暴行和不斷壯大的人口數量使以后的以色列領導人被迫從占領的巴勒斯坦領土上撤出，在邊境問題上尋求妥協，但以色列政府從不愿給巴勒斯坦人一個屬于自己的、可存在下去的國家。2000年在戴維營談判時，總理巴拉克曾慷慨許諾給巴勒斯坦人一個解除武裝的“班圖斯坦”，事實上卻受控于以色列。

歐洲人對猶太人的侵犯使以色列國家的存在有了道德依據。沒有人質疑以色列的存在——盡管有些伊斯蘭極端分子曾殘忍又不現實的說過“要讓以色列從世界版圖上消失”——可是美國沒有義務僅僅因為以色列有著悲慘的過去就盲目地幫助以色列，而不管以色列現在做了些什么。



在爭論巴以道德問題的時候，以色列總是被形容為一直追求和平的國家，即便是被激怒的時候也表現得很有自制力。相反，阿拉伯則是個非常邪惡的民族。這種話常常被以色列領導人和阿蘭•德肖維茨這樣的美國辯護者不斷重復，但這只是另一個神話。事實上，以色列的所作所為和它的敵人沒有兩樣。

對以色列歷史的一項研究表明，早期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對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毫不仁慈。阿拉伯居民的確抵抗過猶太復國者的侵犯，可猶太復國者企圖將自己的國家建立在阿拉伯的國土上，阿拉伯人怎么能不反抗?猶太復國者強烈反擊，這個階段雙方都沒有什么道德可言。該研究成果中還披露了1947—1948年以色列建國時期采取了種族清洗政策，包括執行死刑、集體屠殺和強奸。

之后以色列對阿拉伯敵人和本國的巴勒斯坦人所采取的行為非常殘忍，與其所謂的道德根本不符。1949-1956年間，以色列安全部隊殺死了2700-5000名阿拉伯人，絕大多數被害者是手無寸鐵的平民。20世紀50年代，以色列國防軍曾多次越境偷襲鄰國，他們實際上是想擴張以色列的版圖。以色列擴張的野心促其加入了1956年襲擊埃及的英法聯軍，最終在美國的壓力下，才從占領地撤軍。

1947和1956年的戰爭中，以色列國防軍殺害了很多埃及戰犯。1967年，以色列又將10-26萬的巴勒斯坦人從剛占領的約旦河西岸驅逐出去，將八萬敘利亞人從戈蘭高地上趕走。1982年侵占黎巴嫩以后，在沙伯拉和沙地拉兩座難民營殺害了七百名無辜的巴勒斯坦人，以色列研究委員會認為當時擔任以色列國防部長的沙龍應對此負責。

以色列人虐待了無數的巴勒斯坦囚犯，并有計劃地侮辱和騷擾巴勒斯坦平民。在第一次抗暴運動(1987-1991年)中，以色列軍隊向士兵們發放警棍，并鼓勵士兵打斷反抗者的骨頭。據瑞典的“拯救孩子”組織估計，“在第一次抗暴運動的前兩年，23600-29900名孩子由于遭到毒打需要藥物治療”，其中三分之一的孩子永久性骨折。被打的孩子中近三分之一年齡在十歲以下。

以色列在第二次抗暴運動中的表現更為殘忍，《國土報》稱，“以色列國防軍……變成了殺人的機器，它的效率令人畏懼、震驚”。國防軍在起義的第一天發射了一百萬顆子彈，這僅僅是粗略統計。此后，以色列平均每死一人就會殺死3.4個巴勒斯坦人，被殺的大多是無辜的旁觀者。被殺的巴勒斯坦兒童相對于以色列兒童比例更高(5.7比1)。以色列軍隊還殺害了很多其他國家的和平人士，其中包括2003年3月份被以色列推土機碾死的一名23歲美國婦女。

以色列的暴行被許多人權組織詳細地記載了下來，這些事實無可爭辯。所以四名曾擔任以色列國內安全機構“辛貝特”的官員站出來譴責以色列在2003年11月第二次抗暴運動中的所作所為。其中一個官員稱“我們的行為是可恥的”，另一位官員承認以色列的行為顯然不道德。

難道以色列為了保護其公民有權什么都做嗎?難道巴勒斯坦特殊的恐怖主義能構成美國繼續支持以色列的理由，而不論以色列是否經常做出過激回應?

實際上恐怖主義這個理由也不夠充分。巴勒斯坦利用恐怖主義來對付以色列占領者并襲擊無辜市民的做法是不正確的。可是這種做法也不出人意料，因為除此以外巴勒斯坦人沒有別的辦法可以使以色列讓步。正像前總理巴拉克承認的，如果他是巴勒斯坦人，也會“加入恐怖組織。”

最后不要忘記，當年猶太復國主義者處在弱勢試圖建立自己的國家時，也采用了恐怖行為。1944-1947年間，很多猶太復國主義組織用恐怖炸彈將英國人從巴勒斯坦趕走，同時也奪走了很多無辜市民的性命。1948年以色列恐怖分子還殺害了英國的貝納多特伯爵，因為恐怖分子反對他將耶路撒冷國際化的建議。這些罪犯都與極端恐怖分子有關：主犯最終卻得到了以色列政府的特赦，其中一名主犯還被選入以色列議會。另一個恐怖主義頭目批準了該謀殺計劃卻沒有受到審判，最后還成為了以色列總理，這就是謝米爾。實際上謝米爾曾經公開說過“恐怖主義只是一種斗爭方式，以色列的道德和傳統都不能否認這一點”，“在與侵略者(英國)的斗爭中，恐怖主義反而起到了很大作用。”如果說巴勒斯坦現在的恐怖主義行徑應該受到譴責，那以色列過去的恐怖主義行徑同樣應受到譴責。以色列所謂的高尚行為，不足以使它獲得美國的支持。

以色列的行為也許沒有別的國家惡劣，但也好不到哪里去。如果美國支持以色列并非出于戰略或者道德的角度，那我們又如何解釋美國的支持呢?



答案在于以色列游說組織的超常能力。如果不是以色列游說組織有能力控制美國的政策體系，美國和以色列的關系也不會像今天這樣親密。

(一)什么是以色列游說組織?

以色列游說組織是一個簡稱，它是指開展積極行動使美國外交政策向著支持以色列的方向發展的個人或團體的松散聯盟。我們使用“游說組織”這個詞，并非指它是一個有核心領袖人物的運動，里面的成員也不是反對某個特定觀點。

美國的猶太人是游說組織的核心，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影響了美國的外交政策，使其向著有利于以色列國家利益的方向發展。他們的活動不僅僅是為支持以色列的候選人投票，還包括寫信支持、資金贊助那些對以色列有利的機構。但也不是所有的美籍以人都是這個組織的成員，許多美籍以人對此并不關心。2004年一項民意調查顯示，36％的美籍以人表示他們既不非常依戀以色列，也不是一點都不依戀。

美籍以人對于以色列的具體政策的看法也各不相同。很多游說組織的核心機構，像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AIPAC)和美國主要猶太組織主席會議(CPMJO)，都強烈支持利庫德集團的擴張政策，包括對奧斯陸和平進程的敵對政策。而大部分美國猶太人更傾向于對巴勒斯坦讓步，一小部分集團——像猶太和平之聲——強烈支持對巴勒斯坦讓步的策略。盡管在看法上各不相同，中間派和強硬派卻有著共同的希望，即美國堅定地支持以色列。美國猶太領導人經常會與以色列官員協商，以便能最大程度地影響美國。正像一個猶太組織中的積極分子所寫的：“我們常常會說‘這是我們對這個問題的政策，但必須先看看以色列的想法’，長期以來一直如此”。對以色列的批評都有嚴格的標準，美籍猶太人不希望向以色列施壓o2003年，布隆夫曼主席曾寫信給布什總統，要求迫使以色列停止修建備受爭議的“安全防線”，他因此被指責為背信棄義。批評他的人說：“作為世界猶太人大會的主席，不該勸說美國總統拒絕采取對以色列有利的政策，這樣的做法簡直讓人不齒。”2005年11月，以色列政策論壇主席賴克曾建議美國國務卿賴斯迫使以色列重新開放加沙地帶的一段重要邊境線，為此批評家指責他的建議是“不負責任的行為”，并聲稱“主流猶太人絕對不能容忍他人積極游說危及以色列國家安全的政策”。面對這樣的攻擊，賴克退縮了，并聲明“在有關以色列的問題上，我的字典里沒有壓力一詞”。

美國猶太人組織了大批人馬來影響美國外交政策，其中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AIPAC)最有能力也最為著名。1997年，《財富》雜志邀請了一些國會議員和他們的職員列舉美國最有力的游說組織，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排名第二，僅次于美國退休人員協會(AARP)，卻在全美工會勞聯—產聯(AFL-CIO)和全美步槍協會(NRA)這些重量級的游說組織之前。《國家時報》的一項研究也得出同樣結論，AIPAC排名第二，與AARP并列。

以色列游說組織中還有著名的基督教團體領袖，例如加里•鮑爾、杰里•福爾韋爾、拉夫•瑞德和帕特•羅伯遜，還包括迪克•阿密及眾議院多數黨的領導人。他們認為以色列的重生是圣經的預言，他們支持以色列的擴張計劃，認為給以色列施壓違背了上帝的旨意。此外，游說組織成員還包括新保守派的異教徒，如約翰•博爾頓、已故《華爾街日報》主編羅伯特•巴特利、前教育部長威廉•班尼特、前任駐聯合國大使柯克帕特里克、專欄作家喬治•威爾。

(二)力量來源

美國政府機構比較分散，決策容易受到外界影響，所以各種利益集團就可能通過各種途徑來影響美國的政策——通過游說選舉代表和執行部門人員、支持競選活動、參加選舉、引導公眾輿論等等。

而且，當涉及到特殊問題而人數又無關緊要的時候，特殊利益集團熱衷于利用權力的失衡。盡管這些利益集團人數不多，決策者卻傾向于拉攏關心此事的人，自信不會遭到其余人的指責。

以色列游說組織的力量源自特殊利益集團的政治游戲。這些利益集團的基本工作內容與農業游說組織、鋼鐵和紡織工人等利益集團沒什么兩樣。不同的是以色列游說組織效率非常之高。美國的猶太人及其基督盟友們對美國政策施加影響使美國傾向于以色列，他們的行為并非像反猶人士描繪的那樣是某種類似于《錫安長老議定書》的陰謀。大部分時間里，組織內的成員都從事著與其他特殊利益集團相同的工作，只是做得更好而已。而且阿拉伯的利益集團弱到幾乎不存在的地步，這使得以色列游說組織的工作變得更加容易。

(三)成功之道

以色列游說組織通過兩種方式使美國支持以色列：第一，對華盛頓施壓，使國會和行政部門完全支持以色列。不管法律和政策制定者的個人觀點如何，以色列游說組織都會盡力讓他們在政治上“聰明”地選擇支持以色列。

第二，游說組織竭力確保公眾對以色列的輿論都是正面描述，不斷重復以色列的神話和它的創建，在政治爭論中宣傳以色列，目的是對以色列的政治批評少為人知或不為人知。限制對以色列的爭議是確保美國支持的關鍵，因為一場公正的美以關系討論很可能會使美國采取不同的政策。

(四)對國會的影響

以色列游說組織最有效的工作就是影響國會，實際上以色列在國會里是不受批評的。這種情況本身就很值得關注，國會從不避諱有爭議的議題，無論是流產、援助計劃、衛生保健還是社會福利，都會在國會引起活躍的爭論。而一旦涉及以色列問題，潛在的批評都沉默了，幾乎沒有任何爭論。

以色列游說組織在國會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國會許多主要成員是基督教猶太復國主義者，比如迪克•阿密在2002年9月說“我的第一外交政策即保護以色列”。人們會想，一個美國國會成員的第一外交政策應該是“保護美國”，而阿密卻沒有這樣說。還有很多猶太裔參議員和國會議員為使美國外交政策支持以色列利益做出了不少努力。

支持以色列的國會工作人員是以色列游說組織力量的另一個來源，正像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AIPAC)前負責人莫里斯•阿米塔所承認的，“這里(國會)有很多職員……恰好是猶太人，他們會……從猶太人的角度看待問題……這些人正是為議員們在對以問題上制定決策的人……僅僅這些基層人員就能完成很多工作”。

但是，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本身才是美國游說組織對國會施加影響的核心力量。它的成功在于有能力獎賞支持其議程的那些立法者和國會候選人，并懲罰對立者。資金對于美國的選舉來說至關重要(如知名說客杰克•阿布拉莫夫最近的行賄丑聞)，AIPAC能保證其朋友們從無數支持以色列政治運動的委員會得到強大的資金支持。對于那些與以色列對立的人，AIPAC則會以支持其政治對手的方法對其進行打擊。AIPAC還組織寫信運動，鼓勵報紙編輯選舉支持以色列的候選人。

這些策略無疑非常有效。舉一個例子，1984年，AIPAC幫助擊敗了來自伊利諾斯州的參議員裴西。據一個支持以色列的人說：裴西對我們關注的問題相當不敏感，甚至懷有敵意。AIPAC當時的負責人湯姆斯•迪恩形容當時的情況是：美國所有的猶太人聯合起來驅逐裴西，所有的美國政客都得到了這一消息。AIPAC不允許任何人質疑它的議程，并在打擊對手的過程中樹立起它的令人敬畏的名聲。

AIPAC對于國會的影響不僅是這些。據AIPAC前成員道格拉斯•布魯菲爾德所說：“當國會成員需要信息的時候，他們最先會找到AIPAC而不是國會圖書館、國會研究服務機構、協會成員或是行政專家”。更重要的是，AIPAC經常會參與起草演講稿、立法、提出政策建議、調研、招募合作人、安排選票。

AIPAC實際上只是外國政府的一個機構，結果卻制服了美國國會。這里不存在對以政策的公開辯論，盡管這些政策的后果對整個世界都非常重要。可見，美國的三大主要權力機構之一毫不動搖地支持以色列。正像前議員內斯特•荷林斯在離任時所說：“所有對以色列的政策都是AIPAC提供的，除此以外別無選擇”。難怪以色列總理沙龍曾對一個美國聽眾說：“人們問我怎樣才能幫助以色列，我告訴他們，去幫助AIPAC吧”。

(五)對行政部門的影響

以色列游說組織對行政部門也有很大的杠桿作用。這一部分是源于猶太選民對總統選舉的影響。盡管猶太選民為數不多(不超過3％)，他們卻對兩個黨派的參選活動做出了很大貢獻。《華盛頓郵報》曾估計說，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要靠猶太人贊助60％的選舉經費”。此外，猶太選民投票率很高，集中在加州、佛羅里達、新奧爾良、紐約和賓夕法尼亞這些重要的州。因為他們在選舉后期至關重要，所以總統候選人尤其注意不與猶太選民為敵。游說組織的主要機構將目標鎖定為當權者。例如，親以勢力不會讓批評以色列的人擔任重要的外交決策職位。吉米•卡特想讓鮑爾擔任其第一秘書，但他知道鮑爾被認為是反對以色列的，游說組織會反對這一任命。要實現政治抱負，就必須表明對以色列的態度，這使得每個決策者都轉向公開支持以色列，這就是公開批評以色列的人在美國外交決策過程中漸漸消失的原因。

這種約束至今還在起作用。2004年總統候選人霍德華•迪安呼吁美國在阿以沖突中保持中立地位，參議員約瑟夫•利伯曼指責他出賣以色列，并說他的言論是“不負責任的”。事實上白宮所有的高層民主黨人士都對迪安進行了嚴厲的書面譴責，批評他的言論。《芝加哥猶太之星》報道：“匿名攻擊者……撐爆了猶太領導人的收件箱，警告說迪安將會不利于以色列。”

事實上這種擔心是荒謬的，因為迪安在對以問題上是強硬派。他的競選伙伴是AIPAC的前任主席，迪安說他對中東問題的看法更接近AIPAC，不是追求和平解決方案的美國溫和派。迪安僅僅是建議“將雙方拉到一起”，他認為華盛頓應該扮演誠實的中間人的角色。這并不是什么激進的想法，但對于游說組織來說卻是詛咒，它不能容忍美國在阿以沖突上的中立。

當親以的政客身居行政部門要職時，游說組織的目的就更容易達到了。在克林頓執政期間，中東政策很大程度上受支持以色列官員或親以組織的影響——包括AIPAC前任研究代理主管、華盛頓近東政策研究所創建人之一馬丁•因迪克；2001離開政府后加入了華盛頓近東政策研究所的丹尼斯•羅斯；居住在以色列并且經常在那里訪問的亞倫•米勒。在2000年7月戴維營峰會期間，這些人都是克林頓總統的貼身顧問。盡管三人都支持奧斯陸和平進程并樂于創建一個巴勒斯坦國，但他們的所作所為只限于以色列人能接受的范圍之內。特別是美國的代表團，總是聽從以色列總理埃胡德•巴拉克的指示，將和談排在首位，并沒有提出獨立解決沖突的建議。難怪巴勒斯坦和談人員抱怨與他們展開和談的是“兩個以色列團隊——一個打著以色列的旗幟，一個打著美國旗幟”。

這種狀況在布什執政期間更加明顯，這個集團里包含了強烈支持以色列的一些人，像愛略特•阿布拉姆斯、約翰•博爾頓、道格拉斯•費斯、劉易斯•利比、理查德•派瑞、保羅•沃爾福威茨和戴維•烏姆瑟爾。正如我們將看到的，這些官員常常會爭取有利于以色列的政策，并受到游說組織的支持。

(六)操縱媒體

游說組織除了對政府直接施加影響，還試圖引導公眾對以色列和中東的看法。它不想展開對以的公開辯論，因為那樣會使美國懷疑現在對以的支持程度是否合理。因此，親以勢力就竭力影響媒體、智庫和學術界，這些機構對于大眾輿論的形成至關重要。

因為大部分美國評論都是支持以色列的，所以游說組織對以色列的看法大部分可以通過主流媒體反映出來。記者艾瑞克•阿特曼寫到，中東問題專家之間的爭論由那些不肯批評以色列的人操縱。他列舉了6l個支持以色列的專欄作家和評論員，卻只發現了五個經常批評以色列支持阿拉伯的專家。很多報刊時常會發表一些反對以色列政策的評論，但是輿論的天平明顯偏向以色列一邊。

這種支持以色列的偏見常常反映在主要報刊的社論里。已故的《華爾街日報》編輯羅伯特•巴特利曾說：“無論謝米爾、沙龍、內塔尼亞胡這些人要什么，只要經過我的手，聽起來就會更動人”。難怪像《華爾街日報》、《芝加哥太陽報》、《華盛頓郵報》這些大的報刊都會時不時發表強烈支持以色列的社論。像《評論》、《新共和》、《旗幟周刊》這些雜志也積極維護以色列。

在《紐約時報》的社論里也常會看到類似觀點。《時代周刊》偶爾也會批評以色列的政策，承認巴勒斯坦的冤屈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這些評論往往不夠客觀公正。《時代周刊》前責任編輯馬克斯•弗蘭克爾在回憶錄里承認，自己的親以立場對社論編輯工作產生影響。用他的話說：“我對以色列的實際貢獻比我敢承認的多得多。由于我對以色列的了解以及我在以色列有很多朋友，《時代周刊》上絕大部分的中東評論都由我親自來寫。正如很多阿拉伯讀者所認為的，我是站在以色列的角度上來寫的。”

相對于社論評論來說，媒體對于以色列相關新聞的報道更為公正一些，這部分是由于報道人會追求報告的客觀性，另一部分原因是在占領地想掩蓋真相很難。為了避免對以色列的不利報道，游說組織會組織寫信運動、示威，聯合抵制他們認為反以色列的新聞渠道。一名CNN的主管說他有時候一天內會收到六千封電子郵件，抱怨某個故事是反以色列的。同樣，2003年5月，美國中東精確報道委員會(CAMERA)協會在全國33個城市針對國家廣播電臺(NPR)組織示威活動，還說服投資者不再支持NPR，直到NPR有關中東的廣播內容變得更加同情以色列為止。波士頓的國家電臺據說因此失去了一億美元的投資。NPR受到的壓力還來源于以色列在國會里的朋友，他們要求NPR實行內部審查，對報道中東的有關內容進行更多審查。

這些因素有助于說明美國媒體中為何很少有人批評以色列政策，為何很少有人質疑美國與以色列的關系，只是偶爾討論一下游說組織對美國政策的深遠影響。

(七)智庫的單向思維

美國的智庫對于公眾議論和實際政策都起著重要作用，智庫中支持以色列的力量占了支配地位。1985年馬丁•因迪克幫助建立了華盛頓近東政策研究中心(WINEP)，游說組織擁有了自己的智庫。盡管WINEP減少了和以色列之間的聯系，聲稱它對中東議題持“平衡又現實”的觀點，而實際并非如此。事實上，WINEP是由堅決擁護并推進以色列議程的個人創建并運營的。

游說組織對智庫的影響遠不止WINEP。過去25年中，親以勢力在美國企業研究所、布魯金斯學會、安全政策中心、外交政策研究所、傳統基金會、哈特森研究所、波士頓外交政策分析研究所、猶太國家安全事務研究所等機構都建立了主導力量。這些智庫都支持以色列，幾乎沒人批評美國對猶太國家的支援。

從布魯金斯學會的發展可以看出游說組織對智庫的影響。多年以來，威廉•關特一直是布魯金斯學會的中東問題高級專家、著名學者、前國家安全委員會官員，在阿以沖突問題上以公正公平而著稱。但如今，布魯金斯學會在中東問題的研究都是由薩本中東政策中心來完成，該中心由熱心的猶太復國主義者、美籍以色列富商海姆•薩本資助。薩本中心的主任正是無所不在的馬丁•因迪克。原本一個無黨派性質的中東政策機構如今成為了支持以色列的巨大智庫的一部分。

(八)監控學術界

學術自由是學術界的核心價值，人們很難威脅大學的終身教授，讓其保持沉默，所以游說組織的工作在大學校園內最難展開。20世紀90年代奧斯陸和平進程剛剛起步的時候，校園里對以色列的批評并不是非常激烈，直到2001年初和平進程失敗沙龍當權后，校園里才開始出現大規模的批評。2002年春以色列國防軍重新占領西岸，并大量擴軍打擊巴勒斯坦人民武裝抗以運動的時候，批評以色列的聲音變得尤為強烈。

游說組織為奪回“校園陣地”積極活動。新的集團不斷出現，像民主列車將很多以色列演說家請進美國校園。已有的猶太公共事務委員會和希勒爾陷入了沖突，一個新的集團——以色列校園聯盟負責協調大學中的各個以色列問題集團。最后，AIPAC投入三倍多的財力來開展支持以色列的校園計劃，監控校園活動并且培養年輕的以色列支持者，目的是在全國大學生范圍內擴大親以勢力。

游說組織還監控教授的文章和教學。2002年9月，馬丁•克雷默和丹尼爾•派普斯這兩個熱心支持以色列的新保守主義者建立了一個網站，他們在網站上發布了很多有敵對以色列嫌疑的學術檔案，并鼓勵學生披露類似的言論和行為。這種公然威脅學者并將其列入黑名單的行為引起了強烈的反映，派普斯和克雷默最后將那些檔案從網站刪除了，但該網站仍然鼓勵學生揭露美國校園內反對以色列的行為。

游說組織成員還將矛頭指向個別教授及其所任職的大學。已故巴勒斯坦學者愛德華•賽義德曾任職于哥倫比亞大學，因此哥倫比亞大學也常常成為支持以色列的力量攻擊的目標。前任哥倫比亞大學教務長喬納森•科爾曾說：“賽義德發表的任何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公開言論都會招致數以百計的電子郵件、信件和新聞稿要求我們指責賽義德，并要求要么認可他的言行要么解雇他。”當哥倫比亞大學從芝加哥大學聘來歷史學家拉西德•卡利迪的時候，“那些不支持他政治觀點的人就紛紛開始抱怨”。幾年后普林斯頓大學試圖從哥倫比亞大學將卡利迪聘請過去的時候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

2004年末發生的一件事情證明了游說組織對學術界的影響，當時哥倫比亞“大衛項目組”制作了一個宣傳片，聲稱哥倫比亞大學中東研究項目組的教師排斥猶太人、威脅維護以色列的猶太學生。哥倫比亞大學因此遭到支持以色列人士的痛罵，但是負責調查此事的委員會并沒有發現任何排斥猶太人的證據，唯一的跡象是可能有一位教授在回答某個學生的問題時情緒有點“激動”。該委員會還發現這名被指控的教授曾是某起公開威脅事件的恐嚇目標。

在校園內清除對以色列的批評這個活動最惱人的一面在于，猶太集團迫使國會建立一個監督大學教授對以言論的機制。被定為反對以色列的那些學校將取消獲得聯邦基金的資格。迫使美國政府控制學校政治的這一企圖并未得逞，但卻說明了支持以色列的集團在控制這些議題上的巨大影響。

最后，一些猶太慈善家建立了以色列研究項目組(這不包括已經存在的130個猶太研究項目組)，目的是擴大學校里支持以色列學者的范圍。2003年5月1日，紐約大學成立了TAUB以色列研究中心，伯克利、布蘭迪斯、埃默里等學校也建立了類似的項目組。學術管理機構不斷強調這些項目組的教學價值，而事實上這些機構的存在是為了提高以色列在美國校園的形象。Taub基金的負責人弗萊德，拉菲爾說該基金將用于資助紐約大學Taub以色列研究中心反對“阿拉伯(的)觀點”，他認為這種觀點在紐約大學的中東研究項目組里面很普遍。總之，游說組織竭盡全力避免大學校園內出現批評以色列的言論。盡管游說組織并未像在學術界和國會中的活動那樣成功，但是仍然對校內批評以色列的師生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如今批評以色列的聲音已經大大少于從前。

(九)強大的消音器

不考察游說組織對反猶力量的指控，就不能完全闡述游說組織的運作，這是一個強大的武器。無論誰只要批評以色列的行為，或者說支持以色列的組織對美國中東政策有很大影響，就多半會被列為反以行列。實際上，任何人只要說存在以色列游說組織，他就有可能被指控為反對以色列，以色列媒體將這一游說組織稱作美國“猶太游說組織”。游說組織夸耀自己的權力卻不愿被別人關注。這種策略非常有效，因為反猶太主義很令人討厭，有責任心的人都不愿因此受到指控。

近年來，歐洲人對以色列政策的批評比美國更多，部分是因為反猶太主義在歐洲有重新抬頭的跡象。2004年初美國駐歐盟大使表示：“我們將面臨的情況和20世紀30年代一樣糟糕。”盡管衡量反猶太主義是一項復雜的工作，但有力證據顯示事實并非如上所述。例如，正當2004年春天美國國內對歐洲反猶太主義的譴責鋪天蓋地之時，美國反誹謗聯盟和大眾與傳媒皮尤研究中心(Pew)對十個歐洲國家的兩項民意調查卻顯示，歐洲的反猶太主義情緒正慢慢減少。

法國常常被親以勢力描繪成歐洲反猶情緒最強烈的國家，但2002年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89％的法國人可以設想與猶太人共同居住：97％的人認為張貼反以標語是嚴重的違法行為：87％的人認為攻擊法國猶太教會是不光彩的：參加調查的法國天主教徒中85％的人反對指控猶太人對商業和金融影響太大。難怪2003年夏天法國猶太團體總部聲明：“法國反猶太主義并不比美國強烈”。據以色列《國土報》近期報道，法國警局報告稱盡管法國是歐洲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國家，2005年法國的反猶事件下降了50％。

上月一個法國猶太人被一伙穆斯林歹徒殘忍地殺害以后，千萬名法國示威者涌向街頭譴責反猶太主義，而且希拉克總統和德維爾潘總理都參加了法國猶太人對死者的紀念活動。另據猶太周刊《The Forward》報道：2002年流入德國的猶太人口比流入以色列的更多，德國成了世界上猶太人口增長最快的國家。如果歐洲真的退回到20世紀30年代，很難想象這些猶太人會如此大規模地向德國移民。

但據我們所知，歐洲也并非沒有反猶太主義。事實上歐洲本土存在惡毒的反猶太主義組織(同美國一樣)，但他們的數量非常少而且觀點不為廣大歐洲人所接受。歐洲穆斯林中也有反猶太主義組織，這些人有些是被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做法激怒的，有些本身就是種族主義者。這些問題都令人擔憂，但還不至于失去控制。穆斯林人口只占歐洲總人口的5％，而且歐洲政府正不遺余力地解決這一問題。因為大部分歐洲人不接受這樣可惡的觀點。簡言之，現今歐洲的反猶太主義跟20世紀30年代根本不同了。

這也說明了為何親以勢力聲稱出現了一種“新反猶主義”，將批評以色列的聲音與之劃上等號。換言之，只要批評以色列的政策，那你就是反猶主義者。英格蘭教會會議近期投票通過撤回對卡特彼勒公司的投資，理由是其生產的推土機被用于破壞巴勒斯坦人的房屋，猶太教大拉比批評這一決議將會對英國猶太教與天主教的關系起反面作用，而改革運動領導人Tony Bayneld拉比說：“英國教會基層出現了明顯的反猶太復國主義——近似于反猶太主義的觀點，這種觀點甚至在教會中層也存在。”其實，教會并不存在反猶太復國主義，也沒有反猶太主義，只是對以色列政策表示抗議而已。

評論家還被指控為用不公平的標準來評判以色列以及質疑以色列的生存權。但這些指控是毫無根據的。西方評論家其實并未質疑以色列的生存權。他們是針對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民的所作所為是否構成犯罪提出質疑：以色列人自己也質疑這一點。以色列并未受到不公的評判，是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做法招致了人們的批評。因為以色列的行為違反了人權準則和國際法，侵犯了民族自治權。以色列并非唯一一個因此受到指責的國家。

總之，其他種族游說組織的力量遠遠比不上支持以色列的游說組織。那么以色列游說組織對美國外交政策又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呢?



如果游說組織的活動僅僅影響了美國對以色列的經濟援助，情況也不至于令人如此擔憂。對外援助固然價值不菲，但如能得到當今世界唯一超級大國對以色列所有行動的傾力支持則更實用。因此，游說組織也試圖左右美國中東政策的核心要素。尤其是它成功地說服了美國領導人支持以色列對巴勒斯坦施加壓力，并使美國把矛頭對準以色列的地區對手：伊朗、伊拉克和敘利亞。

(一)將巴勒斯坦妖魔化

也許人們已經淡忘，在2001年末，特別是2002年春，為了試圖平復阿拉伯世界的反美情緒，減少這些國家對基地恐怖組織的支援，布什政府曾采取了阻止以色列擴張的措施，并且呼吁支持建立巴勒斯坦國。

當時布什可采取的辦法很多。他本可以通過威脅以色列減少對其經濟和外交支持來限制其擴張，美國人民當然會支持他。2003年5月的一項民意調查表明，如果以色列不顧美國的壓力堅持不肯停止沖突，60％的美國人同意美國中止對以色列的援助。在積極關心政治的美國人中這個數字上升到了70％。實際上，73％的人認為美國不應偏向任何一方。

然而布什政府未能動搖以色列的政策，華盛頓最后反而轉向支持以色列的強硬路線。之后，美國政府還采納了以色列對其行為的辯解。由此一來，美國就此問題的解釋與以色列的說辭如出一轍。2003年2月以前，《華盛頓郵報》頭條概括了這一情況：“布什和沙龍的中東政策近乎一致”。這一轉變主要歸功于游說組織。

2001年9月份，布什開始向沙龍施壓，要求約束以色列人在占領地的行為。盡管布什十分反對阿拉法特對巴勒斯坦的領導，但他要求沙龍同意以色列外交部長佩雷斯與阿拉法特會面。布什還公開聲明支持巴勒斯坦建國。這些事件引起沙龍的警惕，他指責布什“以犧牲以色列來安撫阿拉伯國家”，并發出警告，以色列“可不是捷克斯洛伐克”。

據報道，布什對沙龍將其比作張伯倫十分惱怒。白宮發言人阿里•弗萊舍稱，沙龍的言論“令人難以接受”。以色列總理雖然形式上進行了道歉，但很快就聯合游說組織說服布什政府和美國人民相信美國和以色列面臨著同一種恐怖威脅。以色列官員和游說組織代表反復強調阿拉法特和本•拉登沒有本質區別，并堅持美國政府和以色列要孤立巴勒斯坦領導人，與其斷絕一切來往。

同時，游說組織深入國會開展工作。11月16日，89名國會議員上書布什稱贊他拒絕與阿拉法特會面，并要求美國不要限制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報復，強調政府曾公開聲明堅定地站在以色列一邊。據《紐約時報》報道，這封信源于兩周前的一次會議，會議的參與者是美國猶太社團和一些重要的參議員，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AIPAC)“非常積極地為這封信提供建議”。

9月下旬，特拉維夫與華盛頓的關系有了一定的進展，部分是由于以色列游說組織使得美國政策向以色列一邊倒，另一部分原因是美國在阿富汗已經取得初步勝利，對付基地組織不再需要阿拉伯國家太多的支持。11月上旬沙龍訪美并在白宮與布什進行了友好會談。

然而，2002年4月問題再次出現。以色列國防軍發起了“防御盾牌”行動，重新控制了西岸主要的巴勒斯坦地區。布什明白以色列的行為有損美國在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的形象，并會影響到反恐戰爭，因此4月4日布什要求沙龍“停止襲擊并開始撤退”。兩天后他重復了這一要求，并強調是“馬上撤退”。4月7日，布什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賴斯告訴記者：“‘馬上’就是指不容耽擱，就是指現在”。同日，美國國務卿鮑威爾開始中東之行，目的是迫使交戰雙方停止戰斗展開和談。

以色列及游說組織又開始四處奔走，要對付的主要目標是鮑威爾。鮑威爾開始感覺到一股來自副總統切尼辦公室和五角大樓親以勢力的強大壓力，還受到來自羅伯特•卡根、威廉•克里斯托爾這些新保守派的壓力，他們指責鮑威爾“混淆了恐怖分子和反恐人士的區別”。另一目標是布什，他受到來自猶太領導人和福音派基督教徒的壓力，后者是他政治基礎的一個重要部分。湯姆•迪萊和迪克•阿密則更為公開地強調支持以色列的必要性，迪萊和少數黨領袖特倫特•洛特還曾親自造訪白宮警告布什讓步。

布什屈服的第一個跡象是4月11日——他讓沙龍撤軍僅一周之后——白宮發言人阿里•弗萊舍的講話，即總統相信沙龍是“和平人士”。在鮑威爾結束中東行程無功而返的時候，布什再次公開聲明這一觀點，他告訴記者，他要求以方立即完全撤軍，沙龍對此做出了積極響應。事實上沙龍并沒有這樣做，美國總統卻不想再就此多說。

與此同時，國會也回到了沙龍一邊。5月2日，國會不顧政府的反對通過了兩項決議重申支持以色列。(參議院投票結果為94比2；眾議院為352比21)。兩項決議強調了美國堅定地站在以色列一方，用眾議院決議的說法：“兩國因為反恐斗爭達成聯盟”。眾議院還譴責阿拉法特一貫支持恐怖勢力，并將阿拉法特描繪成恐怖問題的核心因素。幾天后，兩黨共同組成的以色列實情調查團公開聲明，沙龍應該抵制美國關于以色列與阿拉法特和談的要求。5月9日，眾議院小組委員會考慮向以色列增加200億美元撥款用于反恐。這一提議遭到了國務卿鮑威爾的反對，但得到了游說組織的支持。同樣，上述兩項國會決議的始作俑者也是游說組織。最終，鮑威爾輸了。

簡言之，沙龍和游說組織成功地利用了美國總統。以色列《晚報》記者海米•沙拉夫報道說，對鮑威爾的失敗，沙龍的助手們掩飾不住內心的欣喜。雖然沙龍知道布什對此不滿，但他卻清楚布什會先讓步。在與布什總統的較量中，發揮主要作用的是美國的親以勢力，而不是沙龍或以色列。

此后，形勢一直沒有改變。布什政府拒絕與阿拉法特有過多來往，阿拉法特于2004年11月去世。布什政府擁護新領導人阿巴斯，但不支持他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沙龍繼續他單邊不接觸巴勒斯坦的計劃，從加沙撤軍并以所謂的“安全防線”名義繼續向西岸擴張，掠奪巴勒斯坦領土擴大猶太定居點和公路網。通過拒絕與阿巴斯和談(后者主張和談)迫使其無法為巴勒斯坦人民謀取福利，沙龍的政策直接導致了近期哈馬斯在選舉中獲勝。哈馬斯的上臺使以色列又找到了一個拒絕和談的理由。布什政府支持了沙龍的行為(及其繼任者埃胡德•奧爾默特)，布什甚至認可了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占領地采取單邊“合并計劃”，這與林頓•約翰遜總統以來的歷屆國家政策相悖。

美國的官員僅僅對以色列的一些行動提出了溫和的批評，但沒有幫助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前任國家安全顧問斯考克羅夫特在2004年10月甚至承認，“沙龍已將布什綁在了自己的小拇指上”。如果布什想使美國遠離以色列，或者批評以色列在占領地的行為，他必將面對憤怒的游說組織和國會中的以色列支持者。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也很清楚這些，因此2004年約翰•克里竭力表示他對以色列的支持，目前希拉里，克林頓也在做同樣的事情。

游說組織的核心目標就是維持美國對以色列反巴勒斯坦政策的支持，但其野心決不僅止于此，它還希望美國能幫助以色列保持地區霸權。以色列政府和美國的親以勢力合作起來影響布什政府對伊拉克、敘利亞和伊朗的政策，從而達到其重組中東格局的目的，這些舉動不足為奇。

(二)以色列和伊拉克戰爭

美國2003年進攻伊拉克的原因雖然不完全是因為以色列和游說組織的壓力，但這一因素確實非常關鍵。很多美國人相信這是一場“石油之戰”，但沒有直接證據可以證明這一點。相反，進攻伊拉克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保護以色列安全的需要。總統外國情報顧問理事會成員、9.11事件獨立調查委員會執行董事、現任國務卿賴斯的顧問菲力普•澤力考說：“來自伊拉克的威脅并非針對美國。”2002年9月，澤力考曾向弗吉尼亞大學的聽眾進一步透露，“潛臺詞即伊拉克的威脅是針對以色列的。但美國政府不希望多提這個理由，因為這不會是一個受歡迎的藉口。”

2002年8月16日，《華盛頓郵報》報道，“以色列正敦促美國官員迅速對伊拉克薩達姆•侯賽因采取軍事打擊”。11天后，副總統切尼向海外退伍軍人發表了強硬的主戰演說。從這點來看，用沙龍的話來形容，以色列和美國的戰略合作達到了“空前的多維化”。以色列的政府官員呈上各式各樣的報告提醒華盛頓：伊拉克存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計劃。一名以色列退休將軍說，“英美情報機構調查呈報伊拉克非常規武器時，以色列的情報機構充當了最佳幫手”。

2002年9月，布什總統決定向聯合國安理會尋求授權攻打伊拉克，以色列領導人對此深感失望。當薩達姆同意英國核查員返回伊拉克的時候這種失望甚至變成了擔憂，因為這意味著減少了戰爭的可能性。同月，以色列外交部長佩雷斯告訴記者“對薩達姆•侯賽因的戰爭是必然的。核查對于正派人來說是好的，但不誠實的人會很容易擺平這些核查人員”。同時，以色列前總理巴拉克給《紐約時報》寫信公開提出警告，“目前最大的危險就是不作為”。他的前任內塔尼亞胡在《華爾街日報》發表了同樣言論，標題是<推翻薩達姆>。內塔尼亞胡聲稱“首先要推翻薩達姆政府，我相信對薩達姆政權采取先發制人的打擊是絕大多數以色列人的愿望”。以色列《國土報》2003年2月報道：“以色列軍隊和政府領導人希望對伊拉克開戰”。

但內塔尼亞胡聲稱，希望對伊開戰的不僅僅是以色列領導人。除了1990年被薩達姆政府打敗的科威特以外，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全民強烈支持對伊戰爭的國家。據記者李維觀察，“以色列領導人毫無保留、毫無異議地支持戰爭，這在西方是獨一無二的。”實際上以色列人民在對伊戰爭問題上萬眾一心，以至于在美國的那些支持者們提醒以色列人要控制住過于強硬的言辭，以免這場戰爭看起來像是為以色列而戰。

（三）游說組織和伊拉克戰爭

在美國國內，促成伊拉克戰爭的主要勢力是一小群新保守派，其中許多人還和以色列利庫德集團有著緊密的關系。此外，游說組織的主要領導人在主戰活動中紛紛表態支持。據《前進報》報道，“布什總統試圖發動伊拉克戰爭，美國大部分的猶太組織聯合起來支持他。猶太社團的領導人在一次次的聲明中強調，必須消滅薩達姆• 侯賽因和他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社論繼續指出，“主要的猶太群體有權把以色列的安全問題列入考慮。”盡管新保守派和其他游說組織領導人渴望入侵伊拉克，但廣泛的美國猶太群體并不希望如此。實際上，戰爭剛開始，塞繆爾•弗里德曼報告稱，“美國佩尤研究中心的一項全國民意調查顯示猶太人對伊拉克戰爭的支持率為52％，比62％的全國支持率要低得多。”因此，伊拉克戰爭的起因不是由于“猶太人的影響”。大部分原因是由于游說組織的影響，特別是其中新保守派的影響。

在布什當選總統前，新保守派早巳決定顛覆薩達姆政權。他們在1998年初發表了寫給克林頓總統的兩封公開信，信中呼吁要推翻薩達姆，這件事引起了一定的騷動。信中許多簽名者與猶太國家安全事務研究所(JINSA)或華盛頓近東政策研究所(WINEP)等支持以色列的團體有著緊密的關系，其中還包括埃利奧特 •艾布拉姆斯、約翰•博爾頓、道格拉斯•費斯、威廉•克里斯托爾、伯納德•劉易斯、拉姆斯菲爾德、理查德，珀爾和保羅•沃爾福威茨等，他們這些人很輕易地獲得克林頓政府的信任，并采納全面驅逐薩達姆的目標。但是新保守派無法通過戰爭來實現他們的目標，也無法在布什政府上臺的頭幾個月里激發起他們對入侵伊拉克的熱情。新保守派要努力引發伊拉克戰爭，同樣重要的是，他們需要獲得幫助才能實現目標。

9.11 事件為他們提供了幫助。那天發生的災難使布什和切尼改變了他們的方針，而且使他們成為向伊拉克發起預防性戰爭從而顛覆薩達姆政權的有力支持者。游說組織里的新保守派——尤其是利比、沃爾福威茨和普林斯頓史學家伯納德•劉易斯在游說總統和副總統支持戰爭時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對新保守派來說，9.11是引發伊拉克戰爭的絕佳機會。9月15日，在戴維營與布什總統的一次關鍵性會議上，在沒有證據證明薩達姆參與了襲擊美國且已經得知本•拉登在阿富汗的前提下，沃爾福威茨仍提議在進攻阿富汗之前先進攻伊拉克。布什否決了這個提議，并決定在進攻阿富汗之后再去伊拉克。但現在看來，當年發動伊拉克戰爭還是具有很大的可能性，況且早在2001年11月21日布什總統就要求美國軍事策劃專家研究具體的入侵計劃。

與此同時，其他新保守派人士正深入權力中心推波助瀾。對此我們還沒有完整的記錄，但據說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學者劉易斯和阿扎米對說服切尼副總統支持戰爭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切尼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幕僚機構中新保守派人士的影響，特別是艾里克•艾德爾曼、約翰•漢納和副總統辦公室主任利比，利比是政府中最有權力的人之一。2002年初，副總統的影響力最終幫助他們說服了布什總統。在政府內部，由于贏得了布什和切尼的支持，戰爭已如箭在弦上。在政府外部，新保守派的專家抓緊一切時間論證入侵伊拉克是反恐戰爭勝利必不可少的環節。他們一方面繼續向布什施加壓力，另一方面力爭掃除政府內部和外部反戰派的一切障礙。9月20日，一群著名的新保守派人士和他們的同盟者發表了另一封公開信，告訴總統：“即使沒有證據顯示伊拉克與9.11事件有直接的關系，以根除恐怖主義及其發起人為目標的戰略必須包括把薩達姆•侯賽因政權趕出伊拉克這項決定性的內容。”信中還提醒布什，“以色列在國際反恐問題上一直是美國最忠實的同盟。”在10月1日出版的《標準周刊》上，羅伯特•卡根和威廉•克里斯托爾呼吁在擊敗塔利班后立刻更替伊拉克政權。同一天，查爾斯•克勞薩默在《華盛頓郵報》上指出，在我們處理完阿富汗問題后，接著就是敘利亞，緊跟著是伊朗和伊拉克。他指出，“當我們解決了全世界大多數危險的恐怖主義政體后，反恐戰爭將在巴格達做一個了結。”

這只是一場殘酷的公關活動的開始，目的是為了獲得對入侵伊拉克的支持。活動的關鍵內容是左右情報資料，使薩達姆看上去像一種逼近的威脅。例如，利比幾度親赴中情局向分析家們施加壓力，要求他們找到發起戰爭的證據，同時在2003年初準備了一份內容翔實的關于伊拉克威脅的簡報，遞交給了鮑威爾，然后為鮑威爾開始準備那份后來在聯合國安理會上宣讀的臭名昭著的報告。據鮑勃•伍德沃德稱，鮑威爾“對他看到的那些過分和夸張的說法感到驚駭萬分。利比用一些零星的線索和片段拼湊出最壞的結論。”盡管鮑威爾最終沒有采納利比那些最不合情理的主張，但他在聯合國的發言仍然錯誤百出，現在鮑威爾本人承認了這一點。

操縱情報的工作還涉及到9.11事件發生后兩個新成立的機構，這兩個機構負責直接向國防部副部長道格拉斯•費斯匯報工作。反恐政策評估組的任務是尋找情報機構可能遺漏的基地組織和伊拉克之間的聯系。其中兩位主要成員是新保守派的中堅分子——渥姆瑟以及與珀爾有著緊密關系的美籍黎巴嫩人邁克爾•馬魯夫。特別計劃辦公室的任務是尋找發動伊拉克戰爭的證據。該辦公室是由艾布拉姆•舒斯基所領導的，他是一位與沃爾福威茨有著長期關系的新保守派，所有的工作人員都是從支持以色列的智庫中招募來的。

與所有的新保守派一樣，費斯已經強烈地偏向了以色列。他還與利庫德保持著長期關系。他在20世紀90年代撰寫的所有文章都支持猶太定居點并提出以色列應該保留所占領的領土。更重要的是，1996年6月他與珀爾和渥姆瑟一起為即將上任的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撰寫了著名的報告——《徹底決裂》。文中建議內塔尼亞胡“集中精力將薩達姆•侯賽因政權趕出伊拉克，這是以色列以自己的名義制定的一項重要戰略目標。”報告還呼吁以色列采取行動來重塑中東秩序。內塔尼亞胡并未執行他們的建議，但是費斯、珀爾和渥姆瑟很快提議布什政府去推行這些相同的目標。這種情況促使《國土報》專欄作家阿基瓦•埃達提醒說，費斯和珀爾“正巧妙地走在他們對美國政府的忠誠和以色列的利益之間”。

沃爾福威茨也是這樣為以色列做貢獻的。《前進報》曾形容他是“政府中最鷹派的支持以色列的說客”，并選他為2002年50大“自覺追隨猶太激進主義的”名人之首。幾乎同時，猶太國家安全事務研究所向沃爾福威茨頒發“Henry M. Jackson”卓越服務獎，獎勵他致力于促進以色列和美國之間強有力的合作伙伴關系，而且《耶路撒冷郵報》稱他為“虔誠的以色列支持者”，將他列為 2003年年度新聞人物。

最后，還要簡單地提到新保守派對阿邁德•沙拉比的戰前支持，他被伊拉克流放，領導著伊拉克國民大會(INC)。新保守派擁護沙拉比，因為他努力與美籍猶太裔團體建立緊密關系，并發誓一旦他掌權就會促進與以色列之間的良好關系。這正好是以色列支持者進行伊拉克政體轉變所需要的，所以他們支持沙拉比回到伊拉克掌權。記者馬太•伯杰在《猶太報》上指出，這種行為的本質是一場交易：“伊拉克國民大會把改善關系看作是借助猶太人在華盛頓和耶路撒冷影響力的一種方法，為自己爭取更多的支持。而對猶太團體來說，如果伊拉克國民大會能夠取代薩達姆•侯賽因政權，這將是以色列和伊拉克之間建立良好關系的機會。”由于新保守派對以色列問題的投入、對伊拉克的成見以及他們對布什政府的影響，許多美國人猜測戰爭計劃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鞏固以色列的利益，這一點也不足為奇。例如，美國猶太人委員會的巴里•雅各布斯在2005年3月承認，以色列和新保守派共同計劃讓美國參與伊拉克的戰爭，這種觀點在美國情報委員會內是非常普遍的。只是幾乎沒有人會公開地說出而已，而對此公開討論的人——包括歐內斯特•霍林斯參議員和詹姆士•莫蘭眾議員——都遭到了譴責。2002年末，邁克爾•金斯利也尖銳地提出，“關于以色列的作用缺少公開的討論……這是眾所周知的現象：每個人都看到了，只是沒有人說而已。”據他觀察，人們不愿意說的原因是害怕被貼上反猶的標簽。以色列和游說組織無疑是形成戰爭決策的關鍵因素。沒有游說組織的努力，美國至少不太可能在2003年3月就發動戰爭。



原先沒有預料到伊拉克戰爭會成為一個代價昂貴的困境，本來這只是雄心勃勃的重塑中東秩序計劃的第一步。這一戰略與美國以前的政策產生了巨大的偏差，而游說組織和以色列是這一轉變的主要驅動力。伊拉克戰爭開始后，《華爾街日報》的頭版頭條清楚地表述了這種觀點。標題是：<總統的夢想：不僅改變政治制度，還要改變一個地區。一個支持美國的、民主的地區是以色列和新保守派堅定不移的目標。

親以勢力一直對美軍更直接地進入中東有著濃厚的興趣，因為美軍能夠保護以色列。但是冷戰期間他們在這方面的成效非常有限，因為美國在這一地區的角色是“離岸平衡手”。大多數派往中東的美軍，如快速部署部隊等，都必須保持“超視距”并處于安全地帶。華盛頓通過當地力量的相互牽制來取得美國想要的平衡，這也是里根政府在兩伊戰爭(1980-1988年)期間支持薩達姆反對革命的伊朗的原因。

第一次海灣戰爭后，這一政策就發生了變化。當時克林頓政府采用了“雙重遏制”這一政策，提倡在這一地區駐扎足夠的美軍來牽制伊朗和伊拉克，而不再利用一方來抑制另一方。雙重遏制的創始人正是馬丁•因迪克，他在1993年5月在親以智庫——華盛頓近東政策研究所首次提出這一戰略。然后他在擔任國家安全委員會近東及南亞事務所主任時實施了這一戰略。

20 世紀90年代中期，雙重遏制政策引起了相當大的不滿，這也使美國成為這兩個相互憎恨的國家的死敵。游說組織依然在國會里積極地活動著，希望挽救這個雙重遏制政策，這點也不足為奇。克林頓迫于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和親以勢力的壓力，于1995年春通過對伊朗進行經濟制裁來強化這一政策。但是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等團體的要求不止于此。于是，1996年美國制定了《伊朗——利比亞制裁法案》，對在伊朗和利比亞投資超過四千萬美元開發石油資源的所有外國公司進行制裁。《國土報》的通訊記者Ze'ev Schiff當時寫到，“以色列在整個計劃中是一個微小的因素，但也不能說它無法影響那個地區的國家。”

但是，到了90年代末，新保守派提出雙重遏制政策分量已經不夠，現在必須從本質上改變伊拉克的政治制度。他們指出，通過顛覆薩達姆政權，把伊拉克轉變為一個鮮明的民主政體，美國就能對整個中東地區進行更加深遠的改變。當然，這種觀點在新保守派寫給內塔尼亞胡的報告《徹底決裂》中也可以看到。2002年年底，入侵伊拉克已經成為一個急切的問題，地區轉型已經成為新保守派圈子里的一種信念。

查爾斯•克勞薩默把這項重大的計劃形容為以色列政治家納坦•夏蘭斯基的思想結晶，他的文章給布什總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夏蘭斯基并非是以色列國內唯一一個持這種觀點的人。實際上，以色列政界相信，顛覆薩達姆政權會加強以色列在中東的優勢。2003年2月17日，Aluf Benn在《國土報》上談到，“以色列國防部的高官以及同沙龍總理關系密切的官員，如國家安全顧問伊夫雷姆•海勒威，勾畫了戰后以色列的美好未來。他們想象的是一種多米諾效應，隨著薩達姆•侯塞因政權的倒臺，接著就是以色列的其他敵人……隨著這些領導人的消失，恐怖行動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將一起消失。”

簡而言之，以色列的領導人、新保守派和布什政府都將伊拉克戰爭視作重塑中東格局的第一步。而且在首戰勝利后，他們會將視線轉向以色列的其他幾個地區對手。

(一)瞄準敘利亞

在2003 年3月前，以色列領導人并沒有力爭使布什政府的注意力集中于敘利亞，因為他們忙于發動伊拉克戰爭。但是4月中旬，巴格達淪陷，沙龍和他的軍官們就立刻開始催促華盛頓把目標定于大馬士革。例如，4月16日，對沙龍及國防部長沙烏爾•穆法茲的采訪報道就頻繁地見諸報端。沙龍在《新消息報》上呼吁美國對敘利亞施加“重”壓。穆法茲在《晚報》上稱，“我們在考慮，還有一系列問題需要敘利亞人去做，通過美國去完成是最合適的。”沙龍的國家安全顧問伊夫雷姆•海勒威告訴華盛頓近東政策研究所聽眾，此時美國對敘利亞采取強硬行動是非常重要的。另外，《華盛頓郵報》報道，以色列正在“發動對敘利亞的運動”，它把敘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德的行動消息提供給美國。

巴格達淪陷后，游說組織中的主要成員也提出了相同的論點。沃爾福威茨宣布，“將要改變敘利亞的政治制度”，同時珀爾告訴記者，“我們可以透露一個小信息，對中東其他那些敵對的政體說：下一個就是你了。”4月初，華盛頓近東政策研究所發表了一份代表兩黨的聯席報告，報告中稱敘利亞“不應該錯過這條信息，那些不計后果、不負責任地追隨薩達姆的國家以及他們那些挑釁的行為將與國家的命運一起結束。”4月15日，約西•克萊因•哈勒維發表在《洛杉磯時報》上的文章標題為<下一個，對敘利亞施加壓力>。第二天，杰夫•沙菲茲在《紐約每日新聞》上的文章標題為<恐怖時期——友好的敘利亞也需要一次改革 >。勞倫斯•卡普蘭在4月21日的《新共和》上寫到，敘利亞領導人阿薩德對美國是一個嚴重的威脅。4 月12日，國會議員埃利奧特•恩格爾在美國國會的支持下重新提出了《敘利亞責任與黎巴嫩主權恢復法案》。如果敘利亞不撤出黎巴嫩、放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并停止對恐怖主義的支持，它就要對敘利亞進行制裁，同時還呼吁敘利亞和黎巴嫩采取具體措施來保持與以色列之間的和平。這一法案受到游說組織的強烈推崇_是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據美國猶太電訊社稱“國會中一些以色列的好友認為這一法案很有希望成功。”這一法案曾一度處于不太重要的位置，但反敘利亞法案最終以壓倒性的票數(眾議院398比4；參議院89比4)得以通過，布什在2003年12月12日正式簽署該法案。

不過，當時布什政府對以敘利亞為目標這一問題仍有分歧。盡管新保守派渴望與大馬士革開戰，但中情局和國務院都持反對意見。即使在簽署了新的法案后，布什仍強調將慢慢地執行這一法案。

布什的矛盾情緒是可以理解的。首先，9.11事件后，敘利亞政府向美國提供有關基地組織的重要情報，并提醒華盛頓在海灣地區將有一次有計劃的恐怖主義襲擊。敘利亞還為中情局調查員調查穆罕默德•扎馬提供方便，他有嫌疑是9.11劫機事件的招募者之一。以阿薩德政權為目標會損害到這些有用的關系，從而有損反恐戰爭。

第二，伊拉克戰爭前，敘利亞并不是與華盛頓關系不好(例如，在聯合國144l號決議上投了贊成票)，而且它也沒有威脅到美國。與敘利亞交戰使美國看起來像一個欺凌弱小的國家，可能背上貪得無厭地打擊阿拉伯國家的惡名。最后，將敘利亞列入美國的獵殺名單會使大馬士革有足夠的動機在伊拉克制造麻煩。即使有人想對敘利亞施加壓力，最好在結束了伊拉克的事情以后再說。

雖然國會仍然堅持向大馬士革施加壓力，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受到來自以色列官員和親以勢力，如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等的壓力。如果沒有游說組織，就不會有《敘利亞責任法案》，美國對大馬士革的政策也會更加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

(二)瞄準伊朗

以色列往往以最極端的方式描述所有的威脅，但伊朗是他們普遍認為最危險的敵人，因為伊朗是最有可能獲得核武器的對手。實際上，所有以色列人都把中東地區擁有核武器的伊斯蘭國家看作是客觀存在的威脅。就像以色列國防部長雅明•本•埃利澤在伊拉克戰爭前一個月所說的：“伊拉克是一個問題……但你應該知道，今天的伊朗比伊拉克更加危險”。

2002 年11月，在《時代周刊》(倫敦)的一次采訪中，沙龍開始公開地催促美國應對伊朗問題。他把伊朗說成是“世界恐怖主義的中心”并且決心擁有核武器，他宣稱布什政府應該在攻克伊拉克后的“第二天”就對伊朗動武。2003年4月末，《國土報》報道，以色列駐華盛頓大使正在呼吁改變伊朗政體。他提醒到，推翻薩達姆是“不夠的”。用他的話說，美國“必須堅持到底。我們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來自敘利亞、伊朗的巨大威脅。”

新保守派也不失時機地利用這次機會，要求改變德黑蘭的政治體制。5月6日，美國企業研究所與捍衛民主制基金會和哈德遜學院這兩個支持以色列的組織就伊朗問題聯合舉辦了一整天的會議。發言人都是以色列的支持者，而且許多人都呼吁美國用民主制來取代伊朗政體。那些主要的新保守派還照常準備了許多文章要求對付伊朗。例如，威廉•克里斯托爾在5月12日的《標準周刊》上寫到，“伊拉克解放是重塑中東未來的第一場戰斗，但下一戰斗——不，我們希望，一次軍事戰役—— 是針對伊朗的。”

布什政府對游說組織的壓力所做出的反應是超時工作來停止伊朗的核計劃。但是華盛頓并沒有成功，而伊朗看上去決定要建立一個核工廠。結果，游說組織加強了對美國政府的壓力，運用了準備好的所有策略。現在的評論和文章都對一個核伊朗的巨大危險提出警告，對一個“恐怖主義”政體的任何緩和政策提出質疑，并帶著威脅的口吻暗示預防性的行動是失敗的。游說組織還促使國會通過《伊朗自由支持法案》來加強對伊朗現有的制裁。以色列官員還警告說，如果伊朗繼續它的核方案，他們可以對伊朗優先采取行動，這也是暗示華盛頓來關注這個問題。

有人可能會說，以色列和游說組織在伊朗問題上并沒有對美國政策造成太多影響，因為美國在伊朗的核問題上有其理由，而且也有一定的可信度，伊朗的核野心并不對美國造成任何客觀存在的威脅。如果華盛頓能夠與一個核蘇聯、一個核中國、甚至是核朝鮮并存，那么它也能夠與一個核伊朗并存。這種觀念的存在促使游說組織必須不斷地對美國的政治家們施加壓力，要求他們對付德黑蘭。如果沒有游說組織，伊朗和美國盡管難以成為盟國，但美國的政策會更加溫和，而且美國不會認真考慮對伊朗發動防御性戰爭。



以色列和它在美國的支持者要求美國掃除所有對以色列安全的威脅，這在意料之中。如果他們精心設計的美國政策獲得成功，以色列的敵人被削弱或推翻，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地區就可以為所欲為，而美國將付出大部分的戰爭代價：死亡、重建和出資。

但如果美國沒有成功地重塑中東，而且發現自己正與一個日益激進的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作戰，那么以色列仍將受到世界上這個唯一的超級大國的保護。這不是游說組織所希望看到的完美結局，但這顯然對華盛頓與以色列保持距離有利，或利用影響力迫使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和平相處。



游說組織的權力是不是會被減弱?有人可能會這樣想。在伊拉克政權瓦解后，顯然需要重新樹立美國在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的形象，而且最近發現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的官員把美國政府的秘密透露給以色列。也有人會這樣認為，阿拉法特的死亡和阿布•馬贊的當選會使華盛頓強烈期待并公平地推行一項和平協議。簡言之，美國領導人有足夠的空間與游說組織保持距離，并采取與美國利益更加一致的中東政策。具體來說，動用美國的力量來實現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之間的和平將有利于在中東地區提前完成對付極端主義和促進民主的遠大目標。

但是這不會在短期內實現。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及其盟友們(包括基督徒猶太復國主義者)在游說活動中沒有遇到非常強大的反對者。但是他們知道目前談論有利于以色列的話題已經變得困難了，于是他們通過擴大活動范圍和增加人手來應對。而提供政治獻金以及施加其他形式的政治壓力還是能夠對美國的政治家起到作用的。此外，不論以色列做些什么，主流媒體文章仍會傾向于持同情態度。

形勢的確令人不安，因為游說組織的影響力已經給一些領導人帶來了麻煩。它繼續夸大恐怖主義給所有國家帶來的威脅，包括美國的歐洲盟國。美國領導人試圖強使以色列維持巴以地區的和平，但游說組織阻止了美國的這一努力，這使得停止巴以沖突成為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這種局勢給極端分子帶來了一個有利的招募時機，使潛在的恐怖分子及其支持者不斷聚集，并造成世界范圍內的伊斯蘭激進主義。

此外，游說組織在改變伊朗和敘利亞政體方面的活動可能導致美國決定進攻這些國家，這會造成潛在的災難性后果。我們不需要另一個伊拉克。在最低程度上，游說組織對上述國家的敵意使得華盛頓招安這些政府以共同對抗基地組織和平息伊拉克叛亂的意愿難以實行，而事實上這些政府的幫助是非常重要的。

這也是一個道德尺度的問題。美國使以色列擴張占領地成為現實，成了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民犯罪的同謀，這些都是游說組織的功勞。目前形勢削弱了華盛頓在國外促進民主的努力，并使美國在以人權的名義向其他國家施壓時顯得偽善。美國愿意接受以色列的核工廠，這使其控制核擴散的舉措也顯得同樣偽善，反而促使伊朗和其他國家尋求同樣的核能力。

此外，游說組織禁止討論以色列問題的一系列動作也是不利于民主的。通過黑名單、聯合抵制或給批評家戴上反猶帽子來使那些懷疑者保持沉默，這違背了民主所秉承的公開辯論的原則。美國國會無法對這些重大問題展開真正的討論，從而破壞了整個民主商議的過程。親以勢力在行動上更加自由，同時公然對抗那些持不同意見的人。但是通過威脅手段來禁止討論的行為必須遭到譴責，應該受到那些認同自由言論和公開討論重大公共問題的人的譴責。最后，游說組織的影響力已經對以色列沒有好處了。它有能力說服華盛頓支持一項擴張的議題，卻令以色列失去了其他機會，包括與敘利亞簽訂和平條約、促進并完全實現奧斯陸協議等，這些機會能夠挽救以色列并削減巴勒斯坦極端分子的隊伍。否認巴勒斯坦具有合法的政治權利不會使以色列更加安全，而且長期屠殺和排斥巴勒斯坦領導人的運動會使哈馬斯等極端分子獲得更大的權力，同時還會造成愿意接受并執行公平解決方案的領導人數量日益減少。也許有一天以色列會像南非這樣的種族隔離國家一樣被國際社會孤立。非常可笑的是，如果游說組織沒有這么大的權力，而美國政策更加公平，那么以色列可能會更加富裕。

然而，還有一絲希望。盡管游說組織擁有強大的力量，但是其負面影響越來越難以掩蓋。強國能夠在一段時間內采用錯誤的政策，但不會永遠忽略現實。因此，現在所需要的是一次對游說組織影響力的公正討論，并就美國在這個重要地區的利益展開更公開的辯論。以色列的安寧才是要尋求的利益之一，而不是對西岸的繼續占領或野心更大的擴張計劃。公開討論能暴露出美國對以色列一邊倒的支持在戰略上和道德上的限制，從而使美國的立場與自身國家利益更趨一致，與這一地區其他國家的利益一致，也與以色列的長期利益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