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二十世紀墨西哥國內經濟發展的變化，極其跌宕起伏，既有大發展，也有大衰退；既有輝煌，也有慘淡。但總的來說，本質上與獨立后前一百年基本保持一致，與西方世界，尤其美國的經濟血脈相連，榮辱與共。唯一的區別是，至今經濟發展程度不高，依然存在巨大的貧困人口；政治、經濟危機重重，社會、人群動蕩不安。
和一般第三世界國家一樣，墨西哥經濟學家也很少創造性的研究，基本沿襲近代西方經濟學思想，大致可以分為兩大流派：自由主義學派和結構主義學派。而且，雖然存在很多細節上的不同，但墨西哥經濟政策基本追隨西方，尤其是美國經濟政策的變化而變化，比較缺乏自身特點。可以這樣說，墨西哥經濟體明顯是一個西方經濟的隨從。
按理，墨西哥經濟體按西方前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模式發展了近兩百年，兩次起步都并不晚，而且經濟思想、經濟政策又完全緊隨西方經濟，應該和西方經濟差距不大，但事實卻完全相反，且差距尚有明顯增大之勢。其前資本主義時期，落后原因在于殖民地經濟模式。但1821年獨立時，西班牙留下的附庸國模式雖然根深蒂固，但起步基礎不是太差，而且距英國工業革命并不遠，歐洲移民眾多，又遠離歐洲戰爭亂源，完全具備追趕西方發達國家的條件，但結果卻相去甚遠。
當然，對墨西哥今日的經濟得失眾說紛紜。但我認為，總的來說，墨西哥這個經濟體在近二百年的發展當中，經濟多處于失衡狀態。究其原因，是其經濟總是缺乏兩個最關鍵的發展要素，往往造成任何一種模仿西方經濟模式的發展和經濟改革都功虧一簣，無法產生質的變化和飛躍，因此，其經濟發展道路必然非常艱難曲折，總是出現走走停停，甚至進一步退兩步的情況。
墨西哥一些較有洞察力的學者也發現了這個問題，他們認為墨西哥的經濟失衡是結構性問題，源于其根深蒂固的貿易失衡，無論財政或貨幣政策，都僅能減輕或加劇其失衡的問題，并不能徹底解決其實質問題（注[1]）。
但這種解釋還是過于簡單，沒有揭示到經濟失衡常態背后的原因。其實，造成其經濟政策左右搖擺卻始終難以發生質的飛躍的最重要原因在于：墨西哥這個經濟體始終缺乏技術創新和資本積累能力這兩個最關鍵的發展要素。由于缺乏這兩個發展要素，墨西哥一直沒能進行系統的工業化，更不要完成工業化。到目前為止，墨西哥只能說實現了部分的工業化，門類極不完整，產業極不均衡，更遑論當今發達國家視為戰略制高點的各類科技和產業前沿。
首先，缺乏技術創新能力，導致其結構性地依賴出口相對低廉的低技術含量的產品，而進口相對昂貴得多的高科技含量產品，更遑論核心技術產品，造成貿易史上總體的結構性失衡。其根本原因在于墨西哥工業門類配套單一、產業布局畸形、科技隊伍人才匱乏，不具備完成工業化的工業和技術框架結構，更不具備完成現代化，掌握前沿科技的技術力量，使墨西哥形成結構性的技術依附型半工業化經濟體，很難解決貿易、經濟的失衡問題。這個問題至今沒有解決。（注[2]）
其次，國內結構性貧困人口眾多，銀行存款余額歷史上一直保持低位；貧富極其懸殊，基尼系數維持在0.46左右，稅收制度又極力維護富裕階層，而貧困人口則極力偷稅漏稅，造成國家稅收困難，財政收入捉襟見肘。凡此種種，造成國家難以進行有效的第二次分配和轉移支付，構建公平健康的社會體系；難以進行基礎投資，發展科技，建設現代化的工業體系；更難以進行有效的國家和社會資本積累。兩者造成墨西哥越來越重的內外債務積累，最終導致其經濟發展的能量無以為繼。這個問題至今也沒有解決。
回顧近二十世紀墨西哥的經濟改革歷程，可以看出其明顯的搖擺性。由于發展的要素問題沒有解決，經濟政策的搖搖擺擺并不能改變墨西哥的經濟和社會面貌。
在一戰到大蕭條時期，墨西哥主流經濟思想延續了奧地利學派，哈耶克和馮·米瑟斯的自由主義經濟思想，其代表人物有：墨西哥銀行、農業信貸銀行的首要創建者，國家行動黨創始人和財政部部長曼努埃·戈梅斯·莫林，墨西哥銀行行長路易斯·蒙特·迪奧加。其主要思想是：
1. 提倡小政府、大企業；激烈反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反對計劃經濟；
2. 提倡貿易和投資的國際主義，不提倡政府干預的民族主義；
3. 反央行透支、凱恩斯財政赤字、貨幣擴張政策；
4. 強力支持價格穩定，反對通貨膨脹；
5. 反對控制價格和匯率；
6. 維護對外貿易中開放利率，反對貿易保護主義；
7. 提倡固定匯率，維持平價、避免貶值，懷念金本位；
8. 竭力創建以英格蘭銀行為藍本的保守、獨立央行。（注[3]）
可惜，該時期的全球經濟環境造成自由主義經濟思想在整個西方世界完全失敗。西方古典經濟學受困于均衡預算，緊縮開支，每次都導致國家財政收入進一步惡化；嚴控流動性、銀行，使大蕭條惡性循環。就算當時世界經濟的“領頭羊”美國，也由于胡佛頑固執行“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使美國在經濟危機中嚴重受創。何況墨西哥這樣的相對弱小的經濟體當然不會例外。
而該時期，約翰·羅的貨幣擴張主義思想逐漸抬頭（注[4]）。而凱恩斯主義的出現，更為瀕臨崩潰的西方資本主義世界指明了“出路”。使得為資本主義模式發展前途傷透了腦筋，甚至感到絕望的歐美各國政府看到了抗衡馬克思提倡的社會主義模式的“曙光”。“羅斯福新政”的成功，為結構主義，或者說發展主義樹立了一個楷模（注[5]）。
二戰前，墨西哥大批的政治和經濟精英積極參與了由英美主導的全球經濟研討，特別是1933年倫敦世界經濟會議。二戰后，從政府到學界都活躍著一大批參與過布雷頓森林會議、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政策制定過程的政經兩界的精英。他們中很多都畢業于聞名于世的倫敦商學院和哈佛大學，他們普遍地接受了當時盛行于世，“專治”處于深重危機的西方自由主義經濟的“發展經濟學”。
發展主義學派的代表充斥于二十世紀三十至七十年代的墨西哥政壇，其總統、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從拉薩羅·伽點納斯到何塞·洛佩斯·波迪喲；從愛德華多·蘇亞雷斯到拉蒙·別迪達，雨果·B·馬伽因。其主要思想是：
1. 提倡大政府經濟干預主義，在重大項目上進行政府投資；
2. 提倡經濟民族主義，追趕發達國家；
3. 提倡工業化，工農業平衡發展；
4. 在必要前提下，接受通脹經濟，加速資本化；
5. 相信公共投資的高增長系數，財政赤字基礎建設投資；
6. 成立央行，既打擊通脹，也增發貨幣，支持發展；
7. 引導私人銀行投資進入工業領域；
8. 改革金融體制，支持發展銀行、外貿銀行、公共服務銀行；
9. 浮動利率制，通過貶值來補償國外經濟蕭條
10. 照顧私有部門，降低稅收。（注[6]）
從初期效果來看，“發展經濟學”這個藥方是正確的，從拉薩羅·伽點納斯總統（1934-1940）到阿多夫·路易斯·戈丁列斯（1952-1958），墨西哥經濟總體運行情況良好。經濟三大特點：
1. 適度通貨膨脹，促進經濟增長；
2. 收支失衡，貶值和穩定計劃穩定了金融秩序；
3. 進口替代發展了工業、農業。（注[7]）
通過正確的、持之以恒的發展，墨西哥似乎完全有可能擺脫前資本主義的殖民地模式和獨立后百年的西方經濟附庸模式，成為了具有相當自主權的獨立國家經濟體。1947年，財政部長拉蒙·別迭達說：“我們的人民將不用依賴進口食品，我們的工業將出口制成品，而不是原材料（注[8]）。”
從適度通脹下的發展主義，發展到穩定發展的思想模式。工農業均衡發展。阿多夫·路易斯·戈迪納斯總統清楚地意識到了工農業發展，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是擴大內需，提高工業品消費水平，進而又發展了工業這樣的良性循環。但其致命處，就是算錯了私人部門在發展中國家工業化中的責任，以為他們能挑大梁，結果使墨西哥的工業化進程失敗(P236)（注[9]）。
按照西方宏觀經濟學，經濟增長和貨幣增長是一個不斷循環的過程：當經濟蕭條時，國家投入建設，增發貨幣，促進消費，出現供不應求，物價上漲，進口增加，消耗外匯，本幣貶值；然后廠家提高產能和產量，供過于求，物價下降，出口增加，外匯增多，本幣升值。
但墨西哥一直有個巨大的缺陷，就是生產力和生產效率有嚴重的“瓶頸”問題。這方面的嚴重缺陷源于墨西哥缺乏的第一個經濟發展要素，也涉及到墨西哥的人口素質、人口紅利。當政府開始實施“反衰退”政策而增發貨幣時，生產力就遠跟不上，造成物價飛漲，進口猛增。大量進口消耗了大量外匯，造成了本幣的巨大貶值壓力。最后通貨膨脹和貨幣貶值，但本幣貶值以后，產能產量依然跟不上，出口沒有增長，外匯沒有增長，本幣無法升值，物價無法回落。
另外一個巨大的缺陷，是缺乏資本，源于墨西哥缺乏的第二個經濟發展要素。首先，由于經常賬戶多是赤字，導致國家外匯積累總是處于負數；其次，由于稅收過分有利于富人和資本，尤其是地產、物業主，貧困階層偷稅漏稅，造成國家稅收艱難，財政收入很少（注[10]）；最后，由于民眾儲蓄率很低，導致國家本幣資金非常缺乏，不借外債難以實施財政擴張政策，造成外債包袱越來越大（注[11]）。
由于墨西哥民選政府一直延續著完全為社會最上層服務的歷史傳統，其宏觀經濟體系下的稅收制度也最有利于官僚和富裕階層。整個二十世紀，墨西哥民選政府為了滿足強硬的富裕階層的利益，利潤和租金都不使用實名制（注[12]）；而低收入又使下層群體無法交稅，故稅基一直無法擴展。導致政府財政收入微薄，無法進行有效的第二次分配，幫助低收入階層提升總收入和福利水平。當社會中貧困階層太大，且幾乎永久性地固定時，社會就難以進步，墨西哥就是這樣，以致無論如何改革，都解決不了貧富懸殊的問題，到了一定的程度，矛盾爆發，政策又必須改變。
上述原因，最終從內部造成墨西哥的“發展經濟學”難以促進經濟發展，金融危機越來越大。到了70年代末，經濟中各種結構性矛盾導致的經濟失衡越來越嚴重，導致批評之聲越來越大。
從1981年，即洛佩斯·波迪喲總統任期結束時開始，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開始在政府官員中取得優勢地位。新自由主義對結構主義均勢的改變源于此時墨西哥開始的第一次極其嚴重的債務危機。而債務危機的開始源于國際油價的下跌。說明墨西哥的國際貿易極度失衡，長期以來過度依賴石油出口來穩定其國際收支平衡。這次債務危機從內部迫使墨西哥必須進行經濟和金融改革。所以，墨西哥的經濟改革是必然的、不得已的。
而且，此時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政策風氣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從美國的里根共和黨政府到英國的撒切爾保守黨政府，都在“結構主義”的困境中實行大規模的產業私有化和財政緊縮政策，以圖走出可怕的“滯脹”困境。經過數年的努力，效果明顯，導致西方世界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從新取得經濟界的贊揚，取得對結構主義的壓倒性優勢。這也從外部經濟環境上迫使緊隨西方經濟思想的墨西哥進行經濟政策的改革，逐漸回歸自由主義經濟。
但是，經過二十五年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墨西哥的經濟形勢也并不太樂觀。原因依然在于缺乏其一直以來缺乏的促進經濟發展的兩個最關鍵要素：技術創新和資本積累能力。墨西哥“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改革，前景依然殊不樂觀，前途依然渺茫難測。相信2006年大選后的一到兩屆政府任內，墨西哥經濟改革的結果便能基本見分曉。
當今西方經濟界，依然在為自由主義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孰優孰劣而爭論不休，而新興世界的經濟界也在跟風。其實，對于一個完全成熟的經濟體在一段很長的發展區間來說，兩者并沒有優劣高下之分。從西方世界上百年的發展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得很清楚，兩者都需要，只是用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而已。如果一定要分出的好壞，只能顯出這個經濟學家的偏執狂和淺薄而已。
正如一個成熟、健康的人，平時只要堅持適量的、營養恰當的飲食，堅持正常的、有規律的作息時間，再堅持適當的鍛煉，就可以保持一個強健的體魄，完全不需要濫用任何補藥、醫藥來增強體質，因為那只會適得其反。但是，任何人都有個頭疼腦熱、感冒發燒的時候，這時候就不可能再像平時那樣，而必須進行對癥下藥的適度治療。如果耽誤了病情，只會使之更加嚴重。如果前期輕視或沒有治療而使病情惡化，就必須更加重視，進行更深刻的治療。如果重病不起，那就得用猛藥進行大規模的深刻治療，才能去除病根，然后再進行調養康復。所謂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正是這個道理。
談到一國的經濟，道理也是一樣的。當經濟成熟、健康、順利發展時，國家就應該是小政府，不應該過多地干涉經濟的正常運行，只需保持其貨物市場和資本市場各種資源充沛、流通渠道暢通而已。但當經濟出現問題時，小政府就不可能在有效了，更不可能置病情于不顧而采取放任其病情惡化的“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了。這時，就必須是大政府，小病用輕藥，大病用重藥，就是說，小經濟危機用輕微擴張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嚴重的經濟危機就要用大規模擴張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好轉以后還要繼續使用擴張政策，只是慢慢減少直至經濟危機徹底消除。
墨西哥的改革既有向左的“發展主義”經濟改革，也有向右的“自由主義”經濟改革，兩者相互依存、相互補充。在一段很長的時間段內，是沒有優劣的，只是在某種發展階段和經濟條件下，才有選擇的優劣。但真正決定墨西哥經濟發展前途的，并不是這兩個主義的改革，而是其長期缺乏的那兩個經濟發展最關鍵的要素：技術創新和資本積累。墨西哥一天不能解決這兩個要素，就一天依然徘徊在兩種主義的斗爭中而永遠無法邁進發達國家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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