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對外戰略抉擇中的美國因素

日本對外戰略抉擇中的美國因素

李寒秋（湖南省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

本文首發于《世界軍事》2006年第5期，有刪改。互聯網上轉載請注明出處，傳統媒體轉載請與該雜志和作者聯系。

在歷史上，從來沒有兩個國家像美國與日本這一對伙伴國家一樣奇特：遠隔重洋大海，關系卻異常密切；曾經刀兵相見，但現在是緊密同盟。對于日本來說，美國既是日本的地緣政治上不可改變的對手，又是引導日本戰后成為民主化國家的“恩人”。既是日本安全的有效保衛者，又是日本成為世界大國的最大障礙。在環太平洋地區地緣政治格局中，美日兩國是不可改變的天然對手。在英國肇始的近代經濟全球化進程和全球外交的角力中，無論與美國是友是敵，日本的外交戰略抉擇無不受制于美國因素的強烈影響。

爾虞我詐，互相利用

1853年美國的佩里船長率領的“黑船”艦隊強迫當時的幕府政府開放國門，從而開始了日美之間恩怨交織，愛恨情仇的外交長篇。在美國的炮艦政策的威脅下，日本統治集團迫于形勢決定開國。通過發奮圖強，明治維新以后，日本統治者樹立了“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于四方”的遠大“抱負”，從而在東亞地區展開了與美國的長期外交博弈。

美日兩國的首次外交接觸，以日本的隱忍圖報而結束。由于美國當時還剛剛成為一個地跨兩洋的國家，其國內力量整合還遠未完成，因此也沒有過分對日本施加壓力。美日兩國在共同對付中國，爭奪朝鮮半島利益，遏制俄國的影響方面有共同語言。美國由于綜合國力單薄，在東亞地區受到英法俄等強國的壓制，希望借助日本在東亞的擴張企圖，在幕后策劃慫恿，促使新興的日本軍國主義勢力向外擴張，以便達到借刀殺人，坐收漁翁之利的目的。

19世紀60年代的國務卿西華德曾經設想，美國必須是一個兩洋帝國，必須掌握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制海權。掌握太平洋地區的制海權，就必須控制中國和朝鮮。自從美國把便將擴展到西海岸以來，中國就成為美國爭取實現遠東利益的重要對象，同時美國對朝鮮半島也早有打算。為此美國與日本展開了一系列外交爭斗和交易。

日本政府當時的外交戰略是“大陸政策”，為建立大日本殖民帝國，日本從抵抗力量最薄弱和出兵最便利的朝鮮半島地方下手。當時在朝鮮半島形成了日、美、俄、英、法“五帝窺韓”的態勢，其中美國和日本互相勾結，極力排斥宗主國中國的勢力。果然，美國隨后在一系列的外交場合中放棄了對朝鮮的支持，對日本的侵略行動聽之任之甚至暗中相助，美國外交官甚至對清政府表示，要“背對列強，面向日本”，這個因素加速了中日甲午戰爭的爆發和清政府的失敗。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后，日本從中國割取遼東半島、臺灣和澎湖列島，并將朝鮮納入其勢力范圍。俄國早已覬覦中國渤海灣口的不凍港旅順，為實現其獨吞中國東北的計劃，它聯合法、德進行干預，迫使日本讓步，由中國付巨資“贖回”了遼東半島。日本對此極不甘心，決意擴軍備戰，以武力同俄國爭奪遠東霸權。日本此時的外交戰略是在英日同盟的基礎上借重美國的支持，遏制俄國的擴張。日本在日俄戰爭中耗資20億日元，其中80％是靠發行公債，而一半以上的公債是由美國和英國的銀行認購。美國不僅借錢給日本，還為日本提供大量軍用物資。當俄國失敗后，為防止日本因戰勝俄國而變得過于強大無法制約，1905年5月30日，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召集各中立國駐美使節，商討日俄戰爭問題，提議進行調停，并中止了對日本的財政和軍事支持。 1905年9月5日，日俄兩國在美國的調停下簽訂了《樸次茅斯和約》，背著中國，擅自在中國東北劃分“勢力范圍”。

在這場外交角力中，美國顯示出了其高超的外交藝術和戰略手腕，借重一個競爭者打到另一個競爭者，同時為防止日本勢力的坐大，防止俄國徹底退出遠東地區，又對日本加以限制。日本在美國的支持下實現了它在中國東北地區南部的擴張目的，美國也在《羅脫—高平協定》中情不由衷地承認了日本造成的“現狀”。美國支持日本對俄作戰，實際上是希望打破俄國對滿洲的獨占。所以當日本獲勝時，美國在調停中，就一再要求日本保證履行日英同盟中所許下的諾言（保全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維護各國在華商工業機會均等主義）。此后，由于日本違背諾言，日美之間的矛盾逐漸突出。至此，美日之間的早期外交協調階段終于告一段落。由于兩國均已成為成熟穩定的世界列強，日本所確定的向南發展戰略以及它打算在中國推行的政策，都與美國在遠東的“計劃”截然對立，美日兩國由過去曖昧不清的利益合作轉變為公開的矛盾沖突。

日俄戰爭以后，日本就開始把重點放在對付美國上。為了孤立美國，日本于1907年6月10日與法國在巴黎締結協約，聲明兩國特別關心維護與該國領土接壤的"中國地區"內的秩序，決定互相協助，確保該地區和平。同年7月30日，日本又與俄國在彼得堡締結協約，史稱“第一次日俄協約”，主要內容是：根據門戶開放原則，雙方宣布承認中國獨立和領土完整及各自在華的條約權利；明確劃定“北滿”、“南滿”分界線，規定日俄雙方互不在對方勢力范圍內謀取鐵路或電信讓與權；俄國承認日本在朝鮮的特殊利益，日本承認俄國在蒙古的特殊利益，兩國共同在中國東北地區排斥美國勢力的插足。

　　日本在經濟上與美國也進行了激烈的競爭。1905年美國對華出口占中國全部進口的15%，而1909年僅占9.9%，與此對比，日本在華經濟勢力急劇膨脹。為協調美日矛盾，1917年9月日本前外相石井菊次郎為特使赴美國與美國國務卿蘭辛會談。1917年11月2日,日美交換了《日本和美國關于中國的換文》即《蘭辛--石井協定》,規定:(1)宣布保全中國領土完整/門戶開放和機會均等；(2)相互承認因國家間領土相近會產生“特殊關系”,因此，合眾國政府承認日本“在中國有特殊利益”,特別是在同日本屬地毗連的地方。該協定一方面照顧了美國對華政策的連續性，為美國的東山再起埋下了伏筆，另一方面承認日本的在華特殊地位，在某種程度上恢復了中斷已久的日美協調。

隨著美日在東亞和西太平洋地區的競爭的加劇，美國把英日同盟視為它爭霸亞洲的最大障礙，必欲除之而后快。1921年是1905年締結的英日同盟再次到期之時，美國乘機在華盛頓會議上提出了取代這一同盟條約的方案，并向英國施加壓力。英聯邦內部對是否再續訂條約存在很大的分歧。但當時的英國在一戰之后國力大為削弱，在恢復經濟方面有賴于美國，終于在美國的壓力下，同意不再續訂條約。日本孤掌難鳴，也勉強同意。1921年12月，美、英、日、法四國為英日同盟舉行了一個“盛大的葬禮”，四國簽訂了以美國方案為基礎的會議文件——《關于太平洋區域島嶼屬地和領地的條約》。該條約規定，締約國互相尊重，共同維護各自在太平洋區域的利益；這項條約生效之日，就是英日同盟廢止之時。就這樣，美國兵不血刃就達到了拆散英日同盟的戰略目的。在失去了亞太地區以外力量的有效支援、制約與平衡后，日本的外交戰略從此走向了孤立和躁動，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勢不兩立，刀兵相見

　　失去了英日同盟以及美日協調制約的日本外交越來越單邊化。隨著世界經濟危機的加深，日本帝國的產品在全世界范圍內遭到了列強的抵制，其能源和原材料來源也受到了越來越多的制約。比較熟悉西方外交規則和慣例的日本職業外交家們的“通商外交”行不通，日本軍部便越來越傾向于“武力外交”。于是日本傾其國力，在侵華道路上越走越遠，試圖徹底把中國變成日本帝國的殖民地。而美國在一戰后加緊取代在英國在中國的優越地位，在文化、宗教與教育領域加大投入，培養親美代理人，并成功地拉攏了蔣介石政府作為在華利益總代理。由于英日同盟的拆散，日本與英國在中國的經濟爭奪變得白熱化，美國很高興看到日本與英國兩敗俱傷。因此美國在日本的一系列侵華行動中，表現曖昧，行動遲緩。這一階段，美國在日本外交戰略中的作用主要是以物資供應默許縱容其侵華行動，表現出了“黃雀捕蟬，螳螂在后”的后發制人手腕。

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之后，雖然發生了南京大屠殺和日本轟炸在華的美國軍艦事件，但美國不為所動，仍然每年向日本供應戰爭所需的石油和200萬噸廢鋼鐵，作為繼續保持在華利益的代價以及預支徹底搗毀西歐列強在華勢力范圍的必要成本。這一格局一直維持到1941年，由于日本在中國戰場陷入泥潭，日本國內經濟早已不堪長期維持戰爭狀態的重壓，因此日本為奪取東南亞資源而南下，出兵占領法屬印度支那。由于日本徹底破壞了原有的桌面上的“游戲規則”，美國以停止向日本供應石油和廢鋼鐵作為談判籌碼，要求日本停止一切軍事行動。日本此時已經是騎虎難下，最終導致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日本與美、英、法、荷等國關系全面破裂。日美開戰之初，日本的戰略物資儲備不及美國的2%，其工業生產能力也遠遠不及，其戰爭決策是孤注一擲的冒險。與中日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不同，日本的這一場戰爭冒險缺乏外來的有效援助與后盾，其盟友德意兩國鞭長未及，自顧不暇，缺乏戰略合作，其失敗是必然的。

全面占領，小人革面

日本在二戰中慘敗并被美國全盤軍事占領和政治改造，宣告了其外交體系及其內政基礎進入了明治維新以來第二次歷史性轉折期。對這個轉折起到關鍵作用的，是美國及其派駐日本的占領軍當局。在美國的極力推動和日本統治層的有限選擇下，形成了日本外交的“日美基軸”路線。這一時期日本的對外戰略完全以美國馬首是瞻，日本政治家清楚地認識到，一個被解除了武裝的、沒有軍隊、沒有任何國際地位的日本是沒有資格談論實力外交的，要想獲得在國際上的發言權，只有先迅速把日本的經濟恢復起來，并且“背靠大樹好乘涼”，日本必須借助于美國這棵“大樹”。其代表人物吉田茂常說，二戰以來的日本歷史是“有戰爭中失敗和外交上勝利的歷史”，而所謂“外交上的勝利”，顯然是指他所確立的不以武力為背景、追求經濟繁榮、以經濟力量為基礎、尋求日本生存之路的外交。

這種政策能夠成功推行也有深刻的地緣政治格局方面的原因。二戰后，同盟國的陣營迅速分化，各種力量重新組合。戰后初期,在世界范圍內形成了美蘇兩極對抗的冷戰格局。在亞太地區,美國力圖推行把以中國為軸心的亞洲納入其勢力范圍的亞洲戰略，積極支持國民黨中國作為美國在亞洲的盟友，以便左右逢源——北可以限制蘇聯共產主義對亞洲的影響，東可以抑制日本的勢力發展。然而中國革命的勝利，徹底打亂了美國的亞太戰略。新中國的建立并加入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特別是朝鮮戰爭爆發后中國積極進行抗美援朝，使美國擔心東亞地區會由于“多米諾骨牌”效應而共產主義化。美國即調整其亞太戰略。早在1948年中國大陸局勢逆轉時，美國遏制戰略的創始人喬治·凱南便提出了要以日本取代中國來保衛美國在太平洋地區安全利益的報告，把中國革命的進展、遏制中蘇共產主義集團同日本重要性的增長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

戰后日本推行“以日美關系為基軸”的外交是為了“對冷戰校局加以最大限度利用”，使日本在冷戰格局下定位為“美國保護下的通商國家”，成為美蘇冷戰和美中敵對格局的最大受益者。戰后日本的外交戰略的基礎正是《日美安保條約》，日美關系對于戰后日本來說是“巨大利益的源泉”。在戰后日本外交戰略抉擇中，存在著“追隨外交”與“自主外交”兩種選擇，這兩種成份的相對比重不斷發生變化。總的來說，追隨美國是冷戰格局下日本外交戰略的基本特征，但隨著日美相對實力關系的變化、日與美實力差距的不斷縮小，“追隨外交”比重趨于下降，“自主外交”比重則不斷上升。在美蘇對立的外交格局下，美蘇緊張與緩和局面的交替出現則使日追隨美的外交姿態發生一定的擺動，每當美蘇問出現緩和時，日本的自主外交成份相對活躍；每當美蘇間趨于緊張時，日本的追隨外交比重趨于增大。同時在對華外交方面，日本也有兩種選擇，一派是傳統派，主張在建立良好日美關系的同時建立良好的日中關系，另一派則是無條件的追隨美國反共反華，但是當美國1972年為抗衡蘇聯主動改善對華關系時，后一派的的主張迅速失勢。這些說明在冷戰時期，日本的外交戰略完全以美國的意志和利益為核心。

　  同床異夢，貌合神離

像任何一對捆綁夫妻一樣，日久生厭后將同床異夢。冷戰結束后，兩極體制崩潰，日本周邊形勢發生的最具戰略意義的重大變化。中國的崛起，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和綜合國力的全面增強，使日本在一個半世紀的歷史中首次面臨亞洲出現“強大中國”的周邊環境。因此邊“如何應對中國已經成為21世紀初日本對外關系中最為重要的課題”。表明日本試圖以“中國威脅論” 來調整對華戰略。而“中國威脅論”的出臺也是與美國在冷戰結束后對華政策的轉變分不開的。

后冷戰時代，日本外交的大國主義路線再度抬頭，一部分政治勢力企圖繼續推動日本走向政治大國，進而成為軍事大國。90年代初的海灣戰爭在日本國內引起巨大震動。也正是在這時，以小澤一郎集團為代表的新保守主義勢力提出一些新的主張。他們認為，海灣戰爭的爆發表明世界還存在不穩定、不確定的因素，日本也面臨著多種多樣的危險，如果繼續堅持“經濟立國”的立場，日本的安全將受到巨大威脅。所以必須修改“和平憲法”，使日本成為擁有獨立軍事武裝權的“普通國家”。而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一鳴驚人的日本右翼政治家石原慎太郎則公開宣稱日本應當對美國說不。這種大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相交織的風潮持續了十多年之久，雷聲大，雨點小。其根本原因是日本地政治軍事地位仍然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其受限制的主權和美國的駐軍絲毫未見有松動的跡象。其根本原因是，日本在本質上如布熱津斯基所言，仍然是一個“脆弱的國家”，美國的軍事保護和良好的日美關系對于日本經濟的全球暢通是必不可少的。

現任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上臺以來所面臨的問題更為復雜，一方面是，自從日本被迫接受“廣場協議”，降低了自身的經濟競爭力以來，日本經濟持續十余年的低迷，使其無法不正視經濟問題，因此必須致力于內部改革；另一方面，日本仍然是世界最重要的經濟大國之一，其追求政治大國的目標不但不會改變，而且還有新的動向。“9·11”事件的爆發，為日本的迂回大國之路提供了契機。美國決心利用這一事件，假“反恐”的名義強行在全球推行單邊主義霸權，為此美國需要日本的某種程度上的配合。日本趁機通過了《反恐怖特別措施法》等三項法案，大大突破了日本自衛隊向海外派兵的限制。特別是2003年，伊拉克戰爭和朝核危機的爆發，對日本政府來說是天賜良機。5月和6月，日本政府借口朝鮮核武器的威脅，設法使國會通過了“有事三法案”，即《應對武力攻擊事態法案》、《自衛隊法修改案》和《安全保障會議設置法修改案》，大大突破了“和平憲法”的控制。第二次伊拉克戰爭后，美國要求日本派兵參與維持伊拉克局勢穩定。小泉政府不顧國內民眾的強烈反對，于2004年1月9日下達了出兵伊拉克的正式命令。這是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日本首次派遣武裝部隊登陸交戰地區執行綜合性任務，這標志著日本軍事力量的任務由純粹自我防衛轉向在國際社會謀求更大作用。

這一系列事件說明了美國對日本外交政策的絕對影響力，但是從另一個方面來看，這將為日本成為不是一味追隨美國路線的地緣政治伙伴打下基礎。如果日本決定擺脫和平憲法，強化本國的軍事力量（就像日本一些政界人士鼓吹的那樣），從長期來看，這將對美國造成不良影響。問題的關鍵是，美國政府僅僅希望日本擁有一定的自衛力量，以便在一個可能“充滿危險”的地區為美國提供代理部隊，未必愿意看到一個美國在二戰時期曾經面對過的，在軍事上和政治上充滿力量、野心勃勃的國家。“美日同盟”在最近的深化和演變就包含了美國人的全部算計和擔心，那就是美國在利用日本軍事力量為美國全球戰略目標服務的同時，決不會放松對日本軍隊的控制，以免日本尋求真正的政治獨立。

四處沖撞，方向迷離

      日本的這種尷尬地位在爭奪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的過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在表面上，美國支持日本成為新的常任理事國，但它卻并不支持日本成為擁有否決權的常任理事國，因為如果那樣的話就會給日本太多的政治自主權，并且由此帶來一系列軍事和外交政策上的獨立性。那時美國決策者也很有可能會吃驚地看到，一旦日本不再依賴于美國的保護和聽從美國的意見，日本會毫不猶豫地制定自己的行動計劃，追求本國國家利益的最大化。而一旦日本在東亞地區采取獨立行動，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安全和經濟利益將會受到極大影響。

從美國的根本利益看，亞太地區尤其是東亞地區保持持久的穩定和發展有著重要的戰略意義，這也是美國慎重處理朝核與臺海問題的一個重要原因。在處理東亞事務中，歷屆美國政府都善于把握“亞太各國相處和諧但又相互牽制”的分而治之哲學的精髓，他們希望看到的是日本與中國的不即不離的關系，是隨時有矛盾但不至于發生美國不得不卷入的激烈的沖突。美國人秉承的完全是均勢大師梅特涅的政治哲學，“如果分別與中日兩國保持比它們之間更良好的關系，那么中日之間的矛盾就能夠更好地為我所用。”

日本從十九世紀后半葉參與國際關系和大國外交以來，有兩個階段得到了快速發展。一個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二十年；另一個是冷戰中的半個世紀。在前者，當時日本借助英日同盟，利用英國的全球制海權，保證了能源和原材料的輸入以及制成品的輸出以及在東亞地區扮演了地區強國的角色。在后者，則是在冷戰中，美國的軍事保護傘成就了日本的經濟奇跡，并成為了一個有世界影響的經濟大國。作為資源貧乏的島國，日本只有與掌握全球制海權的霸主結盟才能獲得全面發展。現在，美國外交戰略格局最理想的設計是，隔著大西洋與英國，隔著太平洋與日本建立牢固同盟，以勢力均衡來應對歐亞大棋局以及舊大陸強權對美國霸權的挑戰。日本目前正在盡全力成為“亞洲的英國”，其決策依據也是基于這些歷史經驗和利害關系。

歷史證明，在結盟過程中，日本往往是被動地獲取利益，現實同樣如此。對于美日同盟在未來的演變，日本目前并沒有明確的規劃，何況即便是日本規劃了也不會產生大的作用，畢竟決定權掌握在美國的手中。縱觀戰后歷史，日本對美國軍事存在和政治領導的感受如同當年法國統治下的比利時人一樣，“解放與默從的希望交織在一起”，并不會主動尋求改變這種統治模式（事實上也不可能改變）。饒有意味的是，美國人似乎也并不介意日本繼續背負著歷史的包袱，被亞洲各國所嫌惡，在他們看來，“日本的歷史包袱仍然像一只800磅重的大猩猩站在會談舉行的房間內”，背著這樣一只大猩猩，是很難改善政治形象，達到大國的境界的，也將難以獲得充分發展的良好的地緣政治和經濟空間，而這恰恰就是美國對日本國家地位的終極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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