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海 強
今年是中日兩國建交35周年，也是“中日體育文化交流年”，因此，實在有必要針對戰后中日關系六十年來的歷史發展及經驗教訓作一個總體思考和深刻檢討。當然，早就有許多“中國主流日本問題專家”發表了一批有關的研究文章，而筆者限于個人學識，在此只能從一個較少人關注的視點來探討這樣一個問題：中國應否謀求與美國“共管日本”？所謂“中美共管日本”，并非一個顯性的實有形式，而是一種隱性的戰略態勢。其立論基礎就是二戰后根據《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所確立的東亞政治格局，中日兩國在戰后所形成的政治經濟真實狀況，以及進入21世紀以來東北亞地區的國際力量變化和未來發展趨勢。
戰后中國對日交涉的重大失利
事實上，中國曾經有過兩次與美國“共管日本”的歷史機遇。眾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反法西斯同盟國家的勝利宣告結束。日本投降后，美、蘇、中、英等戰勝國根據《波茨坦公告》的原則，決定對日采取“解除日本武裝，嚴懲戰犯，肅清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取消日本的殖民地，歸還被日本掠奪的亞洲各國的領土；對日作戰的盟國必須共同對日締結和約，不得單獨媾和”等處理措施。同時華盛頓會議決定中、蘇、英等國也可派軍隊對日本進行占領，中國因此首次獲得了一個與美國“共管日本”的機會。但當時的蔣介石政權一心要打內戰，決定取消中國占領軍赴日計劃，本來已經整裝待發的國軍第67師卻被派往國內戰場而全軍覆沒。其后，美蘇冷戰登場，出于反蘇反共的戰略需要，美國公然違背《波茨坦公告》策劃單獨對日媾和，于1951年8月在排除中國政府參與的情況下與日本締結了《舊金山和約》，扶持日本作為對抗蘇中社會主義陣營的戰略棋子。如此一來，在各種內外制約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中國作為戰勝國的應有權益逐步被剝奪。
新中國成立后，由毛澤東、周恩來共同主導的外交政策除了“對蘇一邊倒”和爭取亞非拉國家外，還制定了將美國和日本加以區別對待并采取不同外交手段的策略。在處理對日關系方面始終遵循“以民促官、官民并重；經濟先行，以經濟交流、文化交往促進政治往來”的指導方針，希望通過日本人民推動日本政府擺脫美國控制爭取完全獨立，從而促進中日關系的正常發展。自此，“拉日抗美”即成為新中國處理中日關系的核心政策，并以發展中日民間貿易作為主要手段。這個對日外交政策一以貫之地延續至今，隨著國際政治格局的變化及中日建交后又演變為“聯日制美”。1972年，面對蘇聯的巨大軍事威脅，共同的戰略利益促使中美兩國打破二十余年的對抗局面肩并肩地站在一起。美國的對華新政策不僅震驚了世界，亦使得日本政府遭受了強烈沖擊和巨大壓力，但由于無法擺脫對美國的依賴，日本方面只能屈辱地接受這種既成事實并依據美國的轉變調整其對華政策。換言之，歷史再次將與美國“共管日本”的機遇給予了中國。然而，由于當時復雜的國內政治斗爭，加上嚴峻的國際政治環境，在日本明顯有求于中國的大好形勢下（田中角榮上臺不到三個月就已推動并實現了中日建交，可見其急迫心態），中國方面不僅“大方”放棄戰爭賠償，還主動提出擱置釣魚島主權爭議，如此等于再次放棄了與美國“共管日本”的歷史機遇。至此，國共兩黨政府先后放棄對日戰爭賠償要求，中國作為二戰中犧牲最巨、損失最大的戰勝國竟然沒有得到日本一分錢的戰爭賠償，這不僅是近現代國際關系史上最令人發指的不公不義，也是現代中國對外關系史上影響深遠的重大失利。
中國為何要與美國“共管日本”
由于中國既未出兵占領日本，又未能獲得日本對華戰爭賠償，等同于白白放棄付出巨大代價后所應得的國際政治權利，從而導致在戰后東亞地區的國際政治格局之中，尤其是對日關系方面一直處于被動地位。當然，這里面既有國際政治因素的制約，亦受到中國當年貧弱國力的限制。無論如何，由于沒有對所有日本戰犯以及靖國神社、《君之代》國歌、“太陽丸”國旗等作為日本軍國主義的象征性符號進行徹底的整肅，在日本社會造成了混淆是非的負面影響。此外，由于日本在事實上只是被美國獨家占領，并在美軍主導下建立了日本戰后的國家制度和國家機器，于是在日本國民中間不可避免地產生了一種日本沒有敗給中國而僅僅是敗給美國的歷史錯覺。日本國民在戰前法西斯軍國教育下所形成的對中國的蔑視意識和狹隘民族主義情緒，在受到右翼勢力的挑撥下極易舊病復發，對中日兩國的民間交往經常造成嚴重沖擊。
通過客觀審察戰后六十年中日關系發展的歷史軌跡，由于國內外各種因素的共同制約，中國一直未能實現與美國“共管日本”，亦因此在國家及民族利益方面遭受了難以估量的損失。不論是“拉日抗美”還是“聯日制美”，中國方面均未能達成“維護中日友好”所預期的效果和目的，反而為此不斷付出重大的政治和經濟代價。中國對日外交戰略產生失誤的原因為：對于日本崇拜強權、欺軟怕硬的民族心理和文化特性未能透徹了解；對于日本右翼勢力反華、仇華思想的根源和能量未能充分認識；對于美日同盟的現實性和頑固性未能認真對待。事實上，要求日本對華戰爭賠償并不在于數額多少，其重大意義在于以正規國際文件的形式坐實了日本的侵華戰爭罪行，讓中國在實質上獲得與美國對等的戰勝國地位，從而免卻今天中日之間糾纏不清的歷史爭議。如此既可大部消解中國民眾郁積已久的對日怨恨，亦可有效消除日本民眾蔑視中國的自大心態，這才是促進及維護中日友好的根本之道。有鑒于此，中國方面所采取的過于“寬大”乃至“縱容”的對日外交政策雖然獲得了一些短期效果，但就國家長遠利益而言可謂得不償失。
在地緣政治層面，日本的國土、人口及資源先天決定其不具備成為世界大國乃至世界強權的資格和潛力，加上身處中、美、俄三大國的地理包圍之中，即使后天再如何努力亦難以突圍而出；而戰敗后的日本更加喪失了主權獨立的國家地位，成為唯美國馬首是瞻的仆從國。美國則通過掌控日本使其成為遏制中俄的戰略棋子，并將其戰略前沿推進至西太平洋邊緣，據此構筑起美國亞太戰略防線和東亞戰略布局，獲取難以估量的戰略利益和經濟利益，進而掌握亞太地緣政治格局的戰略主動權。對于美國而言，最理想的戰略格局是一方面強力控制日本使之成為美國的戰略工具，另一方面利用中國的“拉日”心理借助日本間接鉗制中國（美國制日，日本制華），如此則可避免與中國產生直接沖突。日本的經濟實力和常規軍力越強大（當然以不威脅美國利益為限），就越能起到削弱和遏制中國的戰略作用；而中國越是單方面“維護中日友好”，就越能加強日本牽制中國的戰略作用（‘中國越親日，日本越反華’）。對于中國而言，中美關系是最重要的、具有世界意義的雙邊關系，中美兩個大國之間既有摩擦、斗爭的一面，也有協調、合作的空間；而中日關系不過是區域性的雙邊關系，個中區別不言而喻。鑒于美日同盟的歷史成因和現實狀況，不論中國在主觀上親日與否，日本都只能倒向美國懷抱。因此，中國目前采取單方面促進“中日友好”以求分化美日同盟的“聯日制美”策略注定是賠了夫人又折兵、徒勞無功一場空。相反，如果中國能夠在經濟上逐步削弱日本，在軍事上形成絕對優勢，亦即造成日本綜合國力的總體弱化，那么日本就會由于喪失利用價值而逐漸被美國拋棄。而一個不斷弱化的日本就只能逐步加深對中國的依賴，如此“中日友好”才能具有真實的內涵和堅實的基礎，這正是中國必須謀求與美國“共管日本”的根本原因。
中美“共管日本”如何成為可能
筆者認為，既然“聯日制美”難以取得成效，那就應該順勢而為，從政治、經濟及軍事層面采取積極主動的策略與措施，將中國對日關系調整為“聯美制日”，進而在亞太戰略層面達到“壓日制美”的戰略目標。首先，在政治層面，如果日本再度提出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要求，中國不必如05年那樣正面抵制，只需強調根據《聯合國憲章》，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必須擔負“維持世界和平及安全”的重大責任，如果一個國家自己領土上還駐扎著外國占領軍，如何能夠“維護世界和平”？如此即將矛盾轉回美日之間，讓美國出面攔下日本，日本謀求成為世界政治大國的企圖也就“好夢難圓”。同理，若日本政府繼續推動修改由美國一手經辦的“和平憲法”，中國則不必理會，只需“提醒”國際社會那是美日兩國之間的事。
其次，在軍事層面，中國必須以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身份嚴格監管日本的核武意圖，一旦發現蛛絲馬跡，即比對朝鮮核問題及伊朗核問題的先例要求國際原子能組織對日本進行核查，同時積極要求美國予以配合，堅決封堵日本追求核武的野心。只要日本不能擁有核武，無論其常規軍力如何強大也不足為患。若美國不顧一切公然玩弄雙重標準推動日本核武裝，中國則一面（最好能夠聯同俄國）威脅退出《核不擴散條約》作為反擊，一面應堅決在外交及經濟方面打壓日本，同時仿照美國政策大力推動國際社會對日實施全面制裁。
最后在經濟層面，中日經貿在中日關系里是最具爭議性的問題。按照中國官方的說法，目前中日經貿“互惠互利、誰也離不開誰”，因為“日本擁有雄厚的資金和技術實力，而中國則擁有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和廣闊的市場”。但在事實上，中日兩國21世紀的經濟發展其實具有高度的同一性而形成“同質競爭”。眾所周知，日本的經濟發展極端依賴海外資源與市場，一旦喪失海外資源與市場，日本經濟必然崩潰。在20世紀以前的農業社會時期，中國還可以號稱“地大物博”，但進入工業化社會以至今天的“經濟全球化”時代，中國已經歸屬于資源短缺型國家；加上改革開放初期制定的“兩頭在外”加工出口貿易發展模式，致使今天的中國外貿依存度高達70％以上。然而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和發展，今天的中國已經不缺資金和技術，缺的同樣是國際的資源與市場，此一狀況決定了中日兩國的經濟發展必然形成難以“互利”、無法“共贏”的同質競爭局面。同時，如果中國在中日雙邊經貿里總是扮演提供“勞動力資源和市場”的角色，而讓日本總是占據提供“資金和技術”的地位，不僅嚴重阻礙和窒息了中國“自主創新”的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還會導致中國永遠處于“為人打工、替人賣命”的全球經濟產業鏈的低端位置。另一方面，中國商務部研究院在07年2月提出的最新研究報告指出，在過去的11年里，中國對日本的貿易依賴是一條下降線，日本對中國的貿易依賴則是一條上升線。顯示中國已經取代美國成為日本的最大貿易伙伴，中國因素已經成為日本經濟由衰退低迷轉而實現復蘇的決定性力量，中國已有足夠條件和實力對日打出具有戰略遏制性的“經濟牌”。因此，鑒于當前日本政府所推行的對華及對美政策，中國方面有必要采取加大限制對日出口資源、逐步收緊對日開放市場、以及與美國聯手推動日元升值的經濟手段（此前中國已經開始限制稀有金屬等戰略礦產的對日出口，而身陷次貸危機的美國亦不會愿意看到日本經濟再度膨脹），力求抓住日本經濟的要害，如此才能達到弱化日本的目的。
結 語
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及綜合國力的大幅增長，加上美國面臨軍事困境及日本陷于政治困境*，東亞地區的國際力量對比發生了顯著變化，這就為中國謀求實現與美國“共管日本”提供了一個戰略機遇。日前，雖然日本首相福田康夫特意把美國作為就任后的第一個出訪國家，卻難掩日美兩國之間日漸突出的各種矛盾與難題。隨著德法兩國在美國外交戰略中地位的上升，美歐同盟的復活更加反襯出日本地位的沒落。日本駐美大使加藤良三近日表示，日美關系的現狀是他“自2001年赴任以來最困難的時期”。美國總統候選人希拉里亦提出了以“美中”為主軸的東北亞安全戰略構想，預示著日本影響力今后將會不斷被削弱。因此，中國對日外交應該化被動為主動，抓住當前的戰略機遇毫不手軟地主動出擊，力爭在東亞地區促成與美國“共管日本”的戰略態勢，真正實現“維護中日友好”的戰略目標，并為最終解決臺灣問題營造有利的國際環境，從而掌握東亞地區的戰略主動權，切實有效地捍衛中國的國家利益及民族利益。
07、11、21、
*注：請參看筆者《日本正在陷入國家戰略發展困境》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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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he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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