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魅力長存的傳奇戰士
1967年10月9日，拉丁美洲著名革命家、“游擊中心”理論倡導者切·格瓦拉在前一天戰斗中負傷被俘后，被美國支持的玻利維亞軍人政權槍決。
早在20世紀60年代，切·格瓦拉的名字便在世界傳揚。當年中國也曾稱贊過他在古巴推行的游擊戰道路，而西方對他則冠以“紅色羅賓漢”、“共產主義的堂·吉訶德”等稱號。直至2000年，北京舞臺上演的話劇《格瓦拉》還曾轟動一時。那個生活在地球另一面的傳奇革命家，其戰斗和生活的軌跡其實曾與我們緊密相關，其悲歡也值得國人品味反思……
以毛澤東著作為師，為窮苦人的利益而拋棄了醫生的職業到古巴打游擊
在古巴革命中聞名的格瓦拉，原本是阿根廷人。他于1928年生于較優裕的家庭，畢業于醫學院，在行醫中痛感人民苦難非藥可治，在閱讀了馬列著作后決心從事政治斗爭，以解放整個拉丁美洲為己任。1957年，他在墨西哥結識了古巴革命者卡斯特羅并與其結成密友，兩人很快便率一支小隊乘船潛回古巴，登陸后他們上山進行游擊戰，一年多后就推翻了親美的獨裁政權。
在“七支步槍起家”的斗爭中，格瓦拉讀過西班牙文本的《毛澤東選集》后深受啟發，后來他一再說：“毛澤東是游擊戰大師，我只是個小學生。”1959年，古巴革命勝利。翌年，格瓦拉便來華訪問。他見到了被自己奉為導師的毛澤東，兩人親密地拉著手說話。回國后，格瓦拉便拿起甘蔗刀下田，宣布這是仿照人民公社的榜樣，并號召民眾學習中國專家不計較工資只講奉獻的精神。
格瓦拉做體力活并不是裝樣子給群眾看的，而是實實在在地真干，業余時間特別是星期六下午，他的時間主要用于義務勞動。他公私分明，年幼的孩子生了急病，他也絕不許用自己的公車送醫院。在當時物資困難的情況下，政府發給每個高級領導人一張特殊供應卡，位居國家第二把手的格瓦拉馬上退回，而且始終要求家人到商店同普通百姓一樣排隊買東西。至于他那些同戰士一樣站崗，治療被視為瘟神的麻風病人從不戴手套一類的故事，更是廣為傳揚。正是這種毫無利己動機的獻身榜樣，使格瓦拉能夠超越時空，被貧困國度的民眾和許多富足的西方人同時接受和稱贊。卡斯特羅對這位戰友的評價則是：“一個在行動上沒有一絲污點，在舉動中毫無瑕疵的典范就是切！”
理想主義與現實的矛盾，使他離開古巴進入他國叢林
在革命勝利后的古巴，格瓦拉在取得古巴國籍后只呆了六年。當時，中蘇論戰勢同水火后，他感到兩面為難，便在1965年2月再次來華訪問，他主張同蘇聯停止論戰，但他的建議未被接受，他也沒見到毛澤東。帶著憂郁離華后，格瓦拉便在公開場合消失，并登報宣布放棄職務和國籍，使古巴政府不必對其行為負責。
后來人們知道，1965年春，格瓦拉進入了剛果（利）東部，指導當地的左派游擊隊。幾個月后，他失望地離開，因為他感到當地人不愿認真打仗，所以失敗無法挽回。隱蔽回古巴休整幾個月后，1966年11月，格瓦拉又帶領幾十個說西班牙語的外籍人進入玻利維亞，在叢林中展開游擊戰。
對于格瓦拉為什么出走，三十多年來不少研究者有過多種解釋。多數意見是，他想擺脫國際共運的分歧，在南美洲再樹立起一個革命榜樣。不過，從近些年發掘出的他的一些當年的文件筆記中看，格瓦拉其實有更深層次的想法，他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有諸多疑問，想另辟一條新路。
古巴革命勝利后，格瓦拉是首任國家銀行行長，可他卻主張廢除貨幣建立“不用錢的文明”。從事建設時，他反對“物質動力”，主張消滅個人主義，要求用勞動競賽來驅動。由于美國的封鎖，經濟難以自給的古巴不得不大量接受蘇援，在體制和指導原則方面也學習蘇聯模式，對此格瓦拉很失望，認為從列寧推行“新經濟政策”起就開始了“資本主義復辟”的先例，而只有戰爭條件下同志關系才是真正純潔的兄弟關系。他這類理想主義的主張，在和平建設的現實生活中注定難以實行，到另一個國度用以往的戰爭方式再做新探索就勢在必然。
拋棄古巴優裕且安寧的城市生活，再進入毒蛇蚊蟲出沒的南美叢林，對從小便患哮喘病的格瓦拉絕非易事，但是為了理想他義無反顧。在近一年艱難的山區游擊跋涉中，格瓦拉只靠一匹騾子馱行李，忍受了諸多困苦，面對追剿和陷入絕境也毫不動搖，并宣布絕不讓敵人活捉自己。在1967年10月8日的最后戰斗中，他因負傷并犯了哮喘病，才當了俘虜。
“游擊中心”理論隨著他的犧牲而終結，忘我的人格魅力卻長存人間
格瓦拉學過中國的游擊戰理論，他提出的“游擊中心”論卻又有一些不同之處，其中特別強調少數精英的作用，認為到處游擊示范便可讓民眾一涌而起推翻反動政府，而很少注重根據地建設和深入細致的群眾工作。格瓦拉最后在玻利維亞的犧牲雖然悲壯，卻說明了外籍人到別國輸出革命很難成功，實踐標準也對其游擊理論做了最無情的檢驗。
記得20世紀70年代后期國內曾翻譯過格瓦拉的《游擊筆記》（內部出版），筆者曾問過許多熟悉游擊戰的老前輩的觀后感，回答都是嘆息不已。從書中可看出，格瓦拉最后近一年在山區到處游動，他想“解放”的當地農民對其卻非常冷淡，沒有一個人參加游擊隊，甚至向政府軍告密。這支隊伍成了無水之魚，人越打越少，能堅持那么久全靠頑強的毅力和信念支持。
格瓦拉的小隊遭伏擊覆沒，本人被俘后，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工同他談了話，出于敬佩曾主張送到關塔那摩關押，玻政府卻堅持處決。因該國已取消死刑，劊子手便于10月9日把格瓦拉帶出來，迎面用沖鋒槍向他掃射，然后拍照后公布說格瓦拉是陣亡。面對槍口，格瓦拉昂首挺胸，無愧于一個戰士的形象！
格瓦拉犧牲后，比生前獲得了更多的榮譽，在世界范圍內特別是亞非拉國家有了眾多崇拜者。在許多國家的群眾集會上，經常可看到他的畫像和毛澤東像并列。那幅穿作戰服留胡子的照片，成了為擺脫苦難而奮斗的許多人的精神偶像。
蘇東巨變后，全球雖出現了意識形態趨向淡漠的情形，眾多人卻仍有“格瓦拉情結”。1997年是他犧牲30周年，恰好其遺骨在玻利維亞被發現，南美許多國家都舉行了盛大的紀念活動。阿根廷還專門為他拍攝了故事片，并在國會大廈前舉行詩歌朗誦會。更有成千上萬各國青年聚集到格瓦拉犧牲的玻利維亞尤羅山谷，昔日冷寂的失敗之地召開了歡聲鼎沸的大會；古巴的悼念活動更是盛況空前……隨后，在北京話劇舞臺上出現的格瓦拉，也造成過轟動效應。劇中主人公譴責種種社會不公后大聲說：“不革命行嗎？”觀眾（多是年輕人）立即報以一陣掌聲和呼喊。當然，劇場內同時也有笑聲和嘆息，表現出中國新時期價值觀念的多元化和情感的多樣性。
國際范圍內“格瓦拉熱”幾十年不衰，比格瓦拉本人的勝利和悲劇更值得人們思考。如今，在我們這個喧鬧的世界上雖然物欲橫流，人們需要物質利益，然而對美好精神境界的追求卻沒有泯滅。只要社會還存在著壓迫和不公，切·格瓦拉那種為解放苦難者不惜獻身的精神便永遠會受尊崇，眾多青年人仍會高呼著：“切！切！”
1960年毛澤東接見切·格瓦拉
1967年10月9日，拉丁美洲著名革命家、“游擊中心”理論倡導者切·格瓦拉在前一天戰斗中負傷被俘后，被美國支持的玻利維亞軍人政權槍決。
早在20世紀60年代，切·格瓦拉的名字便在世界傳揚。當年中國也曾稱贊過他在古巴推行的游擊戰道路，而西方對他則冠以“紅色羅賓漢”、“共產主義的堂·吉訶德”等稱號。直至2000年，北京舞臺上演的話劇《格瓦拉》還曾轟動一時。那個生活在地球另一面的傳奇革命家，其戰斗和生活的軌跡其實曾與我們緊密相關，其悲歡也值得國人品味反思……
以毛澤東著作為師，為窮苦人的利益而拋棄了醫生的職業到古巴打游擊
在古巴革命中聞名的格瓦拉，原本是阿根廷人。他于1928年生于較優裕的家庭，畢業于醫學院，在行醫中痛感人民苦難非藥可治，在閱讀了馬列著作后決心從事政治斗爭，以解放整個拉丁美洲為己任。1957年，他在墨西哥結識了古巴革命者卡斯特羅并與其結成密友，兩人很快便率一支小隊乘船潛回古巴，登陸后他們上山進行游擊戰，一年多后就推翻了親美的獨裁政權。
在“七支步槍起家”的斗爭中，格瓦拉讀過西班牙文本的《毛澤東選集》后深受啟發，后來他一再說：“毛澤東是游擊戰大師，我只是個小學生。”1959年，古巴革命勝利。翌年，格瓦拉便來華訪問。他見到了被自己奉為導師的毛澤東，兩人親密地拉著手說話。回國后，格瓦拉便拿起甘蔗刀下田，宣布這是仿照人民公社的榜樣，并號召民眾學習中國專家不計較工資只講奉獻的精神。
格瓦拉做體力活并不是裝樣子給群眾看的，而是實實在在地真干，業余時間特別是星期六下午，他的時間主要用于義務勞動。他公私分明，年幼的孩子生了急病，他也絕不許用自己的公車送醫院。在當時物資困難的情況下，政府發給每個高級領導人一張特殊供應卡，位居國家第二把手的格瓦拉馬上退回，而且始終要求家人到商店同普通百姓一樣排隊買東西。至于他那些同戰士一樣站崗，治療被視為瘟神的麻風病人從不戴手套一類的故事，更是廣為傳揚。正是這種毫無利己動機的獻身榜樣，使格瓦拉能夠超越時空，被貧困國度的民眾和許多富足的西方人同時接受和稱贊。卡斯特羅對這位戰友的評價則是：“一個在行動上沒有一絲污點，在舉動中毫無瑕疵的典范就是切！”
理想主義與現實的矛盾，使他離開古巴進入他國叢林
在革命勝利后的古巴，格瓦拉在取得古巴國籍后只呆了六年。當時，中蘇論戰勢同水火后，他感到兩面為難，便在1965年2月再次來華訪問，他主張同蘇聯停止論戰，但他的建議未被接受，他也沒見到毛澤東。帶著憂郁離華后，格瓦拉便在公開場合消失，并登報宣布放棄職務和國籍，使古巴政府不必對其行為負責。
后來人們知道，1965年春，格瓦拉進入了剛果（利）東部，指導當地的左派游擊隊。幾個月后，他失望地離開，因為他感到當地人不愿認真打仗，所以失敗無法挽回。隱蔽回古巴休整幾個月后，1966年11月，格瓦拉又帶領幾十個說西班牙語的外籍人進入玻利維亞，在叢林中展開游擊戰。
對于格瓦拉為什么出走，三十多年來不少研究者有過多種解釋。多數意見是，他想擺脫國際共運的分歧，在南美洲再樹立起一個革命榜樣。不過，從近些年發掘出的他的一些當年的文件筆記中看，格瓦拉其實有更深層次的想法，他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有諸多疑問，想另辟一條新路。
古巴革命勝利后，格瓦拉是首任國家銀行行長，可他卻主張廢除貨幣建立“不用錢的文明”。從事建設時，他反對“物質動力”，主張消滅個人主義，要求用勞動競賽來驅動。由于美國的封鎖，經濟難以自給的古巴不得不大量接受蘇援，在體制和指導原則方面也學習蘇聯模式，對此格瓦拉很失望，認為從列寧推行“新經濟政策”起就開始了“資本主義復辟”的先例，而只有戰爭條件下同志關系才是真正純潔的兄弟關系。他這類理想主義的主張，在和平建設的現實生活中注定難以實行，到另一個國度用以往的戰爭方式再做新探索就勢在必然。
拋棄古巴優裕且安寧的城市生活，再進入毒蛇蚊蟲出沒的南美叢林，對從小便患哮喘病的格瓦拉絕非易事，但是為了理想他義無反顧。在近一年艱難的山區游擊跋涉中，格瓦拉只靠一匹騾子馱行李，忍受了諸多困苦，面對追剿和陷入絕境也毫不動搖，并宣布絕不讓敵人活捉自己。在1967年10月8日的最后戰斗中，他因負傷并犯了哮喘病，才當了俘虜。
“游擊中心”理論隨著他的犧牲而終結，忘我的人格魅力卻長存人間
格瓦拉學過中國的游擊戰理論，他提出的“游擊中心”論卻又有一些不同之處，其中特別強調少數精英的作用，認為到處游擊示范便可讓民眾一涌而起推翻反動政府，而很少注重根據地建設和深入細致的群眾工作。格瓦拉最后在玻利維亞的犧牲雖然悲壯，卻說明了外籍人到別國輸出革命很難成功，實踐標準也對其游擊理論做了最無情的檢驗。
記得20世紀70年代后期國內曾翻譯過格瓦拉的《游擊筆記》（內部出版），筆者曾問過許多熟悉游擊戰的老前輩的觀后感，回答都是嘆息不已。從書中可看出，格瓦拉最后近一年在山區到處游動，他想“解放”的當地農民對其卻非常冷淡，沒有一個人參加游擊隊，甚至向政府軍告密。這支隊伍成了無水之魚，人越打越少，能堅持那么久全靠頑強的毅力和信念支持。
格瓦拉的小隊遭伏擊覆沒，本人被俘后，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工同他談了話，出于敬佩曾主張送到關塔那摩關押，玻政府卻堅持處決。因該國已取消死刑，劊子手便于10月9日把格瓦拉帶出來，迎面用沖鋒槍向他掃射，然后拍照后公布說格瓦拉是陣亡。面對槍口，格瓦拉昂首挺胸，無愧于一個戰士的形象！
格瓦拉犧牲后，比生前獲得了更多的榮譽，在世界范圍內特別是亞非拉國家有了眾多崇拜者。在許多國家的群眾集會上，經常可看到他的畫像和毛澤東像并列。那幅穿作戰服留胡子的照片，成了為擺脫苦難而奮斗的許多人的精神偶像。
蘇東巨變后，全球雖出現了意識形態趨向淡漠的情形，眾多人卻仍有“格瓦拉情結”。1997年是他犧牲30周年，恰好其遺骨在玻利維亞被發現，南美許多國家都舉行了盛大的紀念活動。阿根廷還專門為他拍攝了故事片，并在國會大廈前舉行詩歌朗誦會。更有成千上萬各國青年聚集到格瓦拉犧牲的玻利維亞尤羅山谷，昔日冷寂的失敗之地召開了歡聲鼎沸的大會；古巴的悼念活動更是盛況空前……隨后，在北京話劇舞臺上出現的格瓦拉，也造成過轟動效應。劇中主人公譴責種種社會不公后大聲說：“不革命行嗎？”觀眾（多是年輕人）立即報以一陣掌聲和呼喊。當然，劇場內同時也有笑聲和嘆息，表現出中國新時期價值觀念的多元化和情感的多樣性。
國際范圍內“格瓦拉熱”幾十年不衰，比格瓦拉本人的勝利和悲劇更值得人們思考。如今，在我們這個喧鬧的世界上雖然物欲橫流，人們需要物質利益，然而對美好精神境界的追求卻沒有泯滅。只要社會還存在著壓迫和不公，切·格瓦拉那種為解放苦難者不惜獻身的精神便永遠會受尊崇，眾多青年人仍會高呼著：“切！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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