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萊爾主義”的十年
6月27日，托尼·布萊爾正式宣布辭去英國首相職務,由新當選的工黨領袖戈登·布朗接替。此布非彼布，去年以來英國國內熱議的首相換馬之事終于塵埃落定。該事件標志著英國內政外交中曾經一度輝煌的、貼著“布萊爾主義”的標簽將被覆蓋，英國政治史將翻開新的一頁。布萊爾十年功過，將留予歷史評說。
布萊爾以銳意改革、主張“新工黨，新英國”、倡導走第三條道路而起家，人們習慣上把他1997年執政以來所采取的相關政策稱為“布萊爾主義”。它包括內政外交兩方面內容，但主要是國內政策，因為國內政策充分體現了英國“中左”派政黨的改革理念。其政策重心可簡略概括為走“第三條道路”，即在經濟政策上執行介于貨幣主義和凱恩斯主義之間的路線，社會政策方面進行資本主義改良式的社會變革和政策調整，突破資本主義政黨左右翼的傳統框框，力爭在經濟效率和社會公平之間尋求新的平衡。此外，“第三條道路”也是在始于上世紀80年代的經濟全球化浪潮沖擊下，資本主義中左派政黨為解決經濟全球化與原有資本主義傳統體制滯后之間的矛盾而提出的執政理念。正如“第三條道路”理論奠基人吉登斯所認為的，第三條道路是左翼在一種全新形勢下為適應新環境、新現實的一種自我更新。上世紀90年代中期，歐美各國左翼政黨紛紛走向前臺，單獨或聯合執政，開始了“第三條道路”（布萊爾和克林頓主張）或“新中間道路”（德國前總理施羅德主張）的實踐活動。而布萊爾是其中最活躍的實踐者。總體看來，布萊爾執政十年，第三條道路式方針政策用于英國經濟改革較為成功，推動了英國經濟發展，使其保持持續、較快增長，年平均增速達到3%左右，高于同期的德國和法國。經濟增長也創造了大量工作崗位，大大降低了失業率，這些也相應成為布萊爾得以三度擊敗對手，連續贏得大選的重要原因之一。“英國經濟模式”在布萊爾執政期間煥發出新的活力，某種程度上保持了相對于歐洲大陸經濟模式的優勢，成為德、法等大陸國家以及西班牙、希臘等南歐國家和新加入歐盟的中東歐國家制定經濟政策的借鑒。與經濟增長成就相比，社會政策成就方面則略顯遜色。盡管布萊爾領導下的工黨政府不斷進行政策調整，在醫療、教育等方面不斷加大財政投入，并在可行的領域適度引進競爭機制，取得了一些效果，但種種問題仍然存在。如國家醫療衛生服務領域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等問題日益突出，民眾的不滿情緒日增。英國“改革”智庫去年一份研究報告測算，國家衛生服務的投入縮減至少10%便能滿足需要，目前過度招募人員的投資“導致了不平衡和沉重負擔”。為減少對布萊爾的批評，2006年5月工黨政府推出艾德禮政府以來英國最大的一次退休金制度改革（引自當時勞工和養老大臣赫頓語），延長退休年齡，提高民眾個人養老儲蓄的積極性。此次改革代表了歐洲養老金改革的方向，但其實施和見效的周期很長，短期內已無法扭轉局面。
此外，布萊爾所進行的國內政治制度改革也引人注目，其中突出的有實現蘇格蘭和威爾士的地方自治，使其擁有自主財政權利，以及取消上院的世襲貴族議員等。為解決北愛爾蘭問題，布萊爾政府投入了大量精力，北愛和平進程歷經曲折，終于在布萊爾宣布辭去工黨領袖職位之前一刻取得重大進展，長期發生沖突和相互制造流血事件的天主教和新教徒兩派勢力，首次在北愛爾蘭地方議會坐下來，和平共商政事，這或多或少令任期未滿而中途離去的布萊爾少一些黯然神傷，多一些溫暖安慰。
“布萊爾主義”落實在英國外交政策方面，特別是在對伊拉克的政策上，則為布萊爾帶來了執政災難。事實上,布萊爾追隨美國的對外政策極不得人心，導致其民眾支持度急劇下降。布萊爾在2003年采取完全不同于歐盟其他大國的策略，緊跟美對伊拉克戰爭政策的步伐，支持美對伊開戰并出兵伊拉克，是極大的政治冒險，并為此付出慘重代價，他本人和工黨政府在民眾中的聲望受到嚴重打擊。2005年又發生“7.7”倫敦恐怖爆炸襲擊事件，各黨派和媒體普遍將之歸咎于布萊爾對美國的亦步亦趨，招至恐怖分子的報復。2005年布萊爾第三次當選首相但工黨沒能保持住前兩屆的議會優勢，06年、07年的地方議會選舉工黨均失去眾多席位，也主要歸因于此。去年7月中旬，以黎沖突之后，布萊爾又同美國總統布什站在了一起，露骨偏袒以色列，招致國內民眾對布萊爾的批評聲浪四起，不僅朝野的議員，連內閣成員都表示了不滿，并最終造成工黨內部擁布朗派坐大，布萊爾被迫中途卸任。
歷史地看，布萊爾2003年對外政策的選擇并非出于偶然，它源于其第一任期時的外交實踐，和從科索沃戰爭中發展出來的一套“新干涉主義”（new interventionism）理論，其主要內容是打著“人道主義干預”的旗幟，鼓吹“人權高于主權”，強調當時北約轟炸南斯拉夫聯盟是為制止“人道主義災難”，是一場捍衛“文明價值觀”的戰斗。1999年4月22日，布萊爾在美國芝加哥經濟俱樂部發表了一篇向主權國家宣戰的演說，提出所謂面向21世紀的“國際關系新準則”，其核心思想是國家主權的重要性次于人權和阻止種族屠殺，應當對像伊拉克和塞爾維亞這樣的“獨裁國家”的內部事務進行軍事干預，“不干涉內政”是有條件的等等。“布萊爾主義”因科索沃戰爭而在西方聲名鵲起。“布萊爾主義”體現在國際關系原則上的“新干涉主義”特點離不開冷戰結束初期的國際安全環境。當時西方特別是美國普遍認為，在兩極格局終結的情況下，大多數西方國家的安全不再受到直接威脅，美國的超級大國地位鞏固，為解決因民族、宗教糾紛等引發的局部地區動蕩，美英等西方大國均調整了安全戰略，“布萊爾主義”中的“新干涉主義”是該項調整的組成部分。“9·11”事件發生后，英國積極支持美國布什拉開反恐戰線，不僅擊敗阿富汗塔利班政權，并且走得更遠，發動了建立在虛假情報基礎上的伊拉克戰爭。布萊爾和布什甚至錯誤地認為，借反恐之機推翻薩達姆政權和重建“伊拉克民主”即可畢其功于一役，一舉解決困擾中東地區多年的巴以沖突亂局。但事實表明，外部力量對一國主權的干涉并非靈丹妙藥，建立在強權和單極思維基礎上的價值觀和民主輸出只能處處碰壁，布什和布萊爾都嘗到了自釀苦酒。美英深陷伊拉克泥潭的教訓，或者說“布萊爾主義”外交的衰落再次說明國際關系民主化的道路并不平坦，建立一個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公正合理的多邊國際關系機制需要各國之間相互尊重主權和獨立，構建和諧世界的設想還需要一段長時間的積極努力實踐。就在布萊爾辭去英國首相一職的當天，聯合國秘書長正式任命其為中東問題特使，布萊爾能否吸取以往的經驗教訓，更好地斡旋中東地區事務，為該地區帶來更多和平的曙光，人們將拭目以待。
布萊爾執政的十年恰好同我國香港回歸的十年在時間上相吻合，這也從一個側面折射出中英關系發展的十年歷程。可以說，香港問題的順利解決，為中英雙邊關系的深入發展掃除了最大障礙。經過雙方政府的持續努力，目前英國已成為歐盟國家中僅次于德國的對華貿易伙伴國，去年雙邊貿易額達到400億美元。布萊爾政府見證了香港從回歸之初的金融動蕩到迅速恢復，基本法實施過程中同原有法律體系的碰撞以及很好的解決和對接。更重要的是，布萊爾政府親歷了香港十年不平凡的努力。在這十年里，香港保持了市場經濟優勢地位，克服了金融危機走向繁榮并順利融入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圈。凡此種種成就，并不遜于布萊爾主義下英國取得的經濟成就。這些成就，得益于中國最近十年經濟騰飛的巨大拉動效應。在這個十年里，從英國和西方不時傳出的對香港前途的質疑均消失在滾滾前行的歷史潮流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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