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薪是日本走向發達的基礎
劉軍紅
最近，日本經濟走過了歷史拐點，進入戰后最長的增長周期，但一般國民仍沒有實實在在的景氣復蘇感覺。經濟學家們把這歸因于“工資未能跟隨上漲”，導致個人消費沉悶，景氣復蘇缺乏內需支撐。
實際上，工資的提升是日本成為發達國家的重要基礎。自1955年戰后日本經濟正式起飛后，日本政府就確立了較為科學的工資體系，使工資水平與景氣狀況、生產率上升率以及物價上漲率保持聯動關系，確保了內需及時擴張，奠定了由“發展”走向“發達”的制度基礎。
進入60年代，池田勇人政府又推出了“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進一步將工資管理體系納入國民經濟增長體系，并及時啟動了“企業養老金制度”，確立了“國民養老金制度”和“國民健康保險制度”，使國民收入增長有了制度保障，極大地刺激了國民消費，初步培育起內需主導的經濟增長架構。
這些制度保障，對于當時形成日本社會的“三大神器”（電視機、洗衣機、冰箱）時尚，以及后來的“我的小汽車、我的住房”等新消費浪潮，起到了重大的推動作用。而新型的消費浪潮，又成為支撐日本經濟持續高漲的重要支柱。結果，只用了7年，日本就提前實現了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到1973年甚至增加了2倍。此后，日本國民的生活水平、思維方式以及社會形象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像換了個國家一樣”。
而上世紀90年代初，泡沫經濟崩潰后，日本經濟一度表現了典型的“泡沫崩潰綜合癥”：從實體經濟上看，企業呈現設備過剩、雇傭過剩和債務過剩的“三過”局面；而金融經濟方面，鑒于土地、住房等不動產全面貶值，銀行不良債權暴露，金融信用緊縮，導致股價低，國債收益率低，日元匯率低的“三低”狀態。在此背景下，職員工資下滑，個人金融資產、非金融資產收益縮水，一般國民收入急劇下降，內需缺乏活力，景氣遲遲難以真實復蘇。
自1992年，日本政府連續出臺大規模的財政擴張政策，刺激景氣，仍未能挽救日本經濟陷入10年衰退的命運。尤其是，在日本經濟衰退過程中，全球化和地區化大潮涌動，迫使日本經濟改革不得不注重應對全球競爭新形勢。企業為確保全球競爭態勢，全面清除泡沫沉渣，減少過剩的設備，大規模裁減正式員工，同時，削減員工工資，追逐企業利潤。結果，到今天，景氣雖走過歷史拐點，企業收益也連續呈兩位數上升，但人均工資總額卻連年下降。2006年11月，日本經濟進入戰后最長的增長周期，而總體工資水平仍未形成上升勢頭。員工工資與企業收益明顯脫節，使經濟增長無法實現內需支撐局面。這是導致當前日本經濟“有景無氣”的根本原因。
對此，就連一向代表資方利益的日本自民黨都感到了現實危機。年初，針對每年春天進行的勞資談判（日本稱之為“春斗”），日本自民黨干事長中川秀直甚至直接呼吁大企業要切實給員工加薪，被戲稱為“工會干事長”。這反映了日本執政當局已經意識到國民收入增長的迫切性。甚至，中川秀直在他的《GDP1000萬億日元》一書中，將國民收入與景氣同步增長，視為經濟安全的根基之一，被稱為“中川版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關鍵一環。目前，日本的個人消費總額約為280萬億日元，接近國內生產總值的60%，雖然其變化幅度較小，但其基數大，稍有變化，就會對經濟增長構成不可低估的影響。在此，完善就業、工資體系，成為經濟增長不可或缺的制度建設。
“經濟是為人而存在的”，這是國民經濟的基本哲學。而政府的經濟對策，說到底就是要給每個國民帶來現實的富庶生活，正所謂“經世濟民”才是“經濟”的真諦。從發展經濟學上看，實現由“發展”到“發達”的歷史跨越，可謂每一個發展中國家的夙愿，但多數“后發國家”并未如愿。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各國未能在經濟起飛后，及時建立與景氣聯動的“就業、工資體系”，導致“經濟增長”、“生產率的提高”與“工資水平”相互脫節，抑制了內需擴張。戰后日本經濟的正反兩方面經驗與教訓，或可為我們提供一種有益的啟示。▲（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日本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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