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興唐/文

　　觀察和研究國際問題，可以有多個“切入點”。在現代國際關系和國際政治的研究中，有兩個“點”是不能忽視的，這就是“新自由主義”思潮和“美國因素”。

　　“新自由主義”思潮風行于世界已經20多年，成為世界主流意識形態，也是西方大國特別是美國的國內政策和國際戰略的指導思想。“美國因素”則在世界上無所不在。從蘇東劇變到伊拉克戰爭，從北約東擴到中亞“顏色革命”，我們都能看到“美國因素”。我們在談論“美國因素”時，還包含這樣一個思路，即美國要把“新自由主義”的美國價值觀推廣到全世界，就是所謂的“華盛頓共識”。我們在分析現代國際重大事變和錯綜復雜的大國關系時，如果從這兩個“點”切入，那就可以把問題看得透徹些。

　　“新自由主義”的三面旗幟：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

　　戰后，西方大國為了恢復經濟，普遍采用“凱恩斯主義”。“凱恩斯主義”目的是避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主張政府干預經濟，放棄對市場的“自由放任”。“凱恩斯主義”要求由政府進行“需求管理”，解決消費需求不足和投資需求不足，用適度的通貨膨脹政策來刺激消費從而帶動投資，實現充分就業。“凱恩斯主義”在戰后30年取得了顯著成就。歐洲、美國和日本實現了新的經濟飛躍。資本主義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與此同時，戰后德國實行了“社會市場經濟”，這是“凱恩斯主義”的發展。這種市場經濟除主張政府對市場經濟進行宏觀調控外，還強調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以“公平公正”為發展目標，實施“福利國家”政策，緩和社會矛盾;在所有制問題上主張股份公司相互控股;在企業管理上實行“共同決定權”，出資者同職工代表進行共同管理。“社會市場經濟”雖在阿登納任聯邦德國總理時推行，但也深深地打上了社會民主主義的烙印，因而為西歐國家所普遍采用，稱為有別于美英式市場經濟的“萊茵模式”。

　　20世紀70年代中期，西方國家由石油危機引發經濟危機，人們重新審視“凱恩斯主義”和“福利國家”政策，代之以“新自由主義”。20世紀80年代初，撒切爾和里根把“新自由主義”引為國策。

　　“新自由主義”有各種派別，但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場化是其基本特征和理論。

　　自由化：主張經濟上“自由放任”，反對政府對經濟與社會生活的干預，反對“福利國家”政策。控制貨幣發行，抑制通貨膨脹。經濟自由同政治自由有必然的聯系，經濟自由也是達到政治自由的一個不可缺少的手段。計劃是同民主對立的，政府作用要盡可能地縮小。工會影響資本家投資的積極性，是自由市場經濟的障礙。

　　私有化：認為自由市場經濟的基礎是私有制。只有實行私有制才能使經濟活動得到充分自由。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也是以私人企業制度為前提的。只有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自由競爭才能提高經濟效率，并逐步形成市場規模和市場調節機制。私有制還能保證政治自由的實現，因而是人類歷史上最完善的制度。

　　市場化：經濟自由主義的核心思想是“經濟人”和“看不見的手”。“經濟人”就是指“以牟取利潤為惟一目的”的從事經濟活動的個人或利益集團。一只“看不見的手”就是人們利己本能和天性。“經濟人”在利己本性的指導下，受著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導，會“自然均衡”地形成“市場機制”。市場本身具有足夠的競爭性，來有效地解決生產什么和如何生產的問題，而不需要政府那只看得見的手。只有市場的自愿交易占支配地位的經濟，才具有促進經濟繁榮和人類自由的潛力。市場的作用除在經濟領域外，還應將其作用范圍擴大到所有社會領域。

　　“新自由主義”作為西方國家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和社會主要指導思想，在實踐中不斷發生變化和進行調整。它在實踐中并不完全同“凱恩斯主義”相對立，相反吸取了“凱恩斯主義”的某些做法，如在宏觀調控和社會福利方面。

　　“新自由主義”就其本義而言是要回到古典資本主義的自由主義，因而又被稱為“新保守主義”。也有人把經濟與政治分開來分析，即經濟上是“新自由主義”，政治上是“新保守主義”。這特別是指美國。

　　美國要把“新自由主義”

　　推廣到全世界

　　冷戰之后，美國霸權主義有了新的發展，這種新發展的最本質特征就在于要在全世界推廣“新自由主義”。美國的國際戰略就是在這一基礎上形成的。美國的國際活動也是圍繞著這個主旋律進行的。美國使用政治、經濟、文化，特別是思想滲透的方式來達到這一目的。這就使我們看到“美國因素”在全球各地普遍存在。美國推行的“華盛頓共識”，就是進行全球的“民主化”、“自由化”。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新自由主義”、“美國因素”、“華盛頓共識”是可以劃等號的。

　　“新自由主義”首先向蘇聯和東歐國家推行。蘇聯解體、東歐改制是內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發生的。內因是主要的，外因是通過內因起作用的。作為外因，就是從美國吹過來的這股“新自由主義”之風。戈爾巴喬夫主政蘇聯時期，邀請美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設計“改革方案”，于是搞了一個“休克療法”，即全面私有化。發起“全球民主化第一戰役”的，正是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齊名的“新自由主義”倡導者和實施者美國總統里根。美國“不戰而勝”，里根立第一大功。因而，美國“全球民主化第二戰役”的發起者布什要盛贊里根。作為蘇聯和俄羅斯問題研究的專家賴斯也有功勞，于是當上了國務卿。

　　這股風也吹向西歐。西歐是“凱恩斯主義”和“福利國家”的發源地。在當時，西歐國家的重要經濟領域都有國有企業或者政府控股企業，“新自由主義”之風一吹來就全部私有化了。1998年2月，在美國（民主黨）總統克林頓的推動下，英國（工黨）首相布萊爾提出“第三條道路”的政策主張。德國（社民黨）總理施羅德是積極支持者，發表了“施羅德——布萊爾文件”，把“第三條道路”推向西歐和拉美。“第三條道路”是想在社會民主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之間搞折衷，實際上是向“新自由主義”靠攏。因而也可以說盎格魯——撒克遜模式沖擊萊茵模式，“資本主義反對資本主義”。但是“第三條道路”并未成功。隨著克林頓下臺，英德在伊拉克戰爭問題上發生深刻分歧，布萊爾首相地位動搖，德國社民黨在大選中失利和施羅德下臺，“第三條道路”實際上已破產。

　　布什以“先發制人”和“單邊主義”的國際戰略，發起“全球民主化的第二戰役”。發動伊拉克戰爭，除石油利益外，主要是要把伊拉克作為“推翻獨裁政權，建立民主政權”的樣板，在整個中東地區推行“大中東民主化”計劃，向伊斯蘭地區推行美國式的政治體制和價值觀念。與此同時，美國向中亞地區發起“顏色革命”。扶植反對政府的“民主派”，用美元收買方式進行輿論宣傳和“街頭革命”，以推翻現政權和建立符合美國標準的“民主政權”。

　　美國要把經濟全球化變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美國當然也不會忘記，向俄羅斯、向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向廣大第三世界國家推銷“新自由主義”。

　　“中國威脅論”是棍子，

　　“中國責任論”是套子

　　中美關系是一種復雜的關系，合作與競爭共存和交織，在合作中競爭和在競爭中合作。同任何事物發展一樣，也同任何大國關系一樣，中美關系是曲折地向前發展的，有起有伏，而不會有“良性互動”。美國作為世界上惟一超級大國，冷戰結束以來，一直把中國視為“潛在對手”。無論美國對華政策的說詞有多少改變與翻新，美國這種對華戰略思考是不會發生變化的。因而美國“遏制”中國的政策也不會改變。

　　10多年來，“中國威脅論”不絕于耳，這是美國“遏制”中國的一根棍子。近年來美國又拋出“中國責任論”，這是一個套子。現在美國對中國是“兩論并舉”，“雙管齊下”。

　　“中國威脅論”細分起來名目繁多，主要是“中國經濟威脅論”和“中國軍事威脅論”。

　　美國鼓吹“中國經濟威脅論”有兩個直接目的。其一是要中國全面開放市場，特別是全面開放金融保險業市場。而一個國家全面開放市場是做不到的，美國自己也做不到。在這個問題上美國實行“雙重標準”，對人“開放市場”，對己“保護主義”。其二是要使人民幣馬上自由浮動。這也是做不到的，因為這涉及一個國家的經濟主權問題。去年以來，美國特別起勁地宣傳“中國軍事威脅論”，其直接目的有三:一是賣先進武器給臺灣，向“臺獨”發出錯誤信號，而2007年和2008年是“臺獨”猖狂活動期。二是為美國軍事戰略東移找一個借口。三是以此加強美、日軍事聯盟。

　　“中國責任論”最早提出者是鮑威爾。幾年前，時任美國國務卿的鮑威爾說過一句話，美國希望中國成為“負責任的大國”。此話怎講?難道中國過去和現在還不是負責任的大國嗎？難道中國是不是負責任的大國還要美國來“欽定”嗎？難道美國是負責任的大國嗎？鮑威爾只是含糊一說，并未提出負責任大國的標準和內容。一年多之前，時任美國副國務卿的佐利克提出，美國愿把中國視作“利益相關者”（或稱“共同經營者”）。“利益相關者”是“中國責任論”的變相說法。你想成為“利益相關者”嗎?那你必須是“負責任大國”。“責任”是前提，“利益相關”是結果。佐利克沒有像鮑威爾那樣籠統，而是開列出中國必須做到的“條件”：

　　1、中國在全世界“不挑戰”美國的霸權利益;

　　2、同美國一起共同構建美國—超獨霸的“全球秩序”;

　　3、中國要按照“新自由主義”的美國價值觀實行“自由化”，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和意識形態等各個領域。這難道不是一個套子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