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左派看中國：將文革看成浪漫時光
中國日報網環球在線消息：西方各國目前都存在一批政治左派人士。他們大多是二戰后嬰兒潮的一代，曾經歷過上世紀60年代的學運，現在以從事科研、藝術、媒體和政府工作為主，其中不少在其專業領域擔任要職，可謂社會精英，比如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和德國前外長菲舍爾。
除了這批“老左”，西方還有為數不少的“新左”。他們主要是一些大中學生和年輕的知識分子。每次八國峰會舉行期間，在會議廳外集合游行，抗議“全球化”的就以這批“新左”為主。他們在政治觀念上遠沒有父母輩當年那樣激進，然而在精神觀念上卻和父母輩一脈相承。
無論是“老左”還是“新左”，他們對中國文化和政治都有一定的了解，尤其“老左”們更是飽讀有關中國的書籍，有不少還多次走訪過中國。然而當筆者與他們進行接觸后卻發現，他們看待和“欣賞”中國的眼光存在深刻的誤區，甚至是非常偏執的。
不明真相的眷戀 竟將“文革”看成浪漫時光
十年“文革”在中國人的記憶中是社會動亂的痛苦時光。同樣一段歷史，在許多西方“老左”的記憶里卻充滿美好和浪漫的遐想，以至于當他們今天提起“文革”時仍滿懷眷戀。目前在歐盟任高級項目主管的哈根代克博士常愛談論他的“幸運”經歷。1973年，他作為共產主義學生社團的首領，隨其他數十名學運領袖一起出訪中國。當時進入中國比登天還難。他們都以為申請批不下來了，然而經過漫長的等待，卻最終得到了中國政府的邀請。哈根代克博士說，他們出行的目的是去觀摩和學習中國“文革”。當時，他們都對“文革”很崇拜，可是誰也沒有親見過，又充滿神秘感。中國一行為“文革”揭開了神秘的面紗，現實中的“文革”比他們想象中的還要激動人心：男男女女都穿著同樣的服裝，留著相似的發型，整個國家都是清一色的藍灰，沒有人與眾不同，大家都充滿干勁。這個畫面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國馬薩諸塞大學的蒂利教授就沒有那么幸運了。他是研究古巴工會組織的專家，讀過許多關于中國的資料，對中國也充滿好感。當筆者問他為什么不親自去中國看看時，他說：“太晚了。”他害怕對毛澤東和“文革”時代的“好印象”被中國的現代化建設破壞。為什么“文革”如此吸引西方左翼呢？據阿姆斯特丹大學的路達雅教授分析，60年代末、70年代初，歐美很多左翼學生對蘇聯失望起來，他們覺得蘇聯開始西化，對內實行修正主義，對外交往不純粹。因此，他們紛紛將目光投向其他共產主義國家。當時正值“文革”進行到如火如荼的時候，西方的左翼認為，當時的中國是全世界惟一純粹的共產主義國家。另外，中國革命時代的一些標志和符號成為西方很多青少年偏左人士眼中的時尚。在荷蘭，一名傳媒專業的學生向筆者展示了她的“紅寶書”。她說，這是她特意讓去中國的朋友淘來的，用它來裝飾客廳。筆者在歐洲不少大學城的火車站里還看到背綠色軍用書包的學生，有的包上繡著紅五星和“為人民服務”等字樣。
別別扭扭的眼光
錯把先鋒藝術當成“人民心聲”
“人民當家做主”的意識也體現在西方的當代藝術上。當前很多活躍的西方藝術家都認為，藝術是應該為大眾、為社會服務的。這點與“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的思想相結合，使得他們強烈支持中國非官方的前衛先鋒藝術。在他們眼里，中國的先鋒藝術家勇敢地反映了“社會現實”。他們并不理解，所謂“先鋒”在中國意味著小團體和邊緣化，不僅不代表廣大老百姓，老百姓對他們更是陌生。在2005年荷蘭海牙舉行的中國先鋒雕塑展的開幕式上，筆者發現大多數嘉賓都是“老左”。其中一位身穿中山裝的水力教授告訴本人，他的“毛夾克”（西方人普遍稱中山裝為毛夾克）是在1982年到中國講課時訂做的，今天特別為這個場合而穿。他說，他很遺憾沒能在上世紀70年代去成中國，但是1982年的中國仍有毛澤東時代的痕跡，他還算是趕上了趟。在觀看展覽過程中，他不停地稱贊中國先鋒藝術的“偉大”。2005年阿姆斯特丹的中國節上請來了一批以“用身體寫作”而聞名的中國前衛女作家。組織人施顯克先生告訴我，這些作家是當代中國女性的聲音，可惜她們在中國沒有充分發揮的舞臺。中國的“新新人類”以“走在人群的尖端”而驕傲，他們又怎么能想到自己對西方的吸引力卻在于他們的“平民化”呢？歐洲著名攝影師馮馬內女士是老牌的共產主義分子。她的家中至今仍保留著馬恩畫像。馮馬內女士曾在上世紀90年代多次往返中國收集素材，并出版了攝影集《東風，西風》，來反映變化中的中國。她拍的題材也都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不乏簡陋骯臟的角落。她堅持不讓拍攝對象笑，因為她相信每個普通人都是有愁苦的，對著鏡頭笑不自然。她的作品在西方以“深入生活”和“自然親切”著稱，然而據所有看過她作品的中國人說，照片的氣氛極其別扭。
天真無知的想象
把陰陽八卦同中國人畫等號
西方的“老左”與中國前衛藝術接軌，西方的“新左”又與中國的古老傳統接軌。從上世紀60年代末起，西方的每代青少年中都有一些追隨東方玄學的“嬉皮”。他們重視精神和行為的自由，反對任何集團利益對他們的約束。今天的“嬉皮”比起他們的父母輩來要溫和許多。他們也越來越脫離政治，變得更加個人化。他們反政府，反霸權，反跨國公司，反全球化，反環境污染，反捕殺珍稀動物……西方的“新左”常常從東方宗教里尋找靈感，最典型的是印度教和佛教。有不少人甚至沿途搭車，從歐洲大陸旅行到印度、尼泊爾等地。隨著近年來中國的對外開放和海外移民的增多，中國的傳統文化也漸漸為“新左”們所知，中醫草藥、陰陽八卦、風水五行、氣功太極，都在西方迅速走俏。在意大利留學的美國大學生丹尼斯是個佛教徒，他曾到日本的寺廟里修行過，目前正計劃到中國旅行。他對筆者說，中國對他的意義就是宗教。相比佛教徒，素食主義者在“新左”中的比例更加可觀。他們天真地以為，東方人將自然和人體調節得很好，因此東方人一定講究素食主義。等到他們旅行到中國才發現，中國的菜肴都是葷素攙雜，想把葷的挑出去也挑不干凈。目前居住在荷蘭的英國小姐艾瑪正在尋找最好的太極老師。雖然太極在歐洲是繼瑜伽之后的又一項熱門運動，在歐洲教太極的大都是半路出家的歐洲人。而艾瑪小姐偏要找到一位真正的中國老師，因為她相信只有中國老師才能向她傳授純粹的太極精神。由于對太極的熱愛，艾瑪小姐想象每一個中國人都有一顆和諧平靜的心。與太極一樣，中醫草藥在西方也正熱門。據在阿姆斯特丹開中醫診所的楊先生說，他的診所每天都門庭若市，客人幾乎都是荷蘭人。荷蘭的每個城市也都有綠色連鎖店，賣不含化學成分的食品和護膚用品。那里的東西比普通超市要貴不少，然而生意卻很好。老客戶里就有很多“新左”，因此綠色連鎖店的布告欄里總是貼滿了太極禪宗武術等廣告。西方的“新左”對中國傳統有推廣作用，然而這種推廣卻不乏其天真和局限的一面。
專家解讀
現實中無能 幻想中陶醉
上世紀60年代曾在歐洲非常走紅的左派人士，如今他們都在干什么呢？他們在回憶60年代，而且越是回憶，60年代就越是被凈化，進而上升到美學的境地。這導致了一個微妙的后果，即他們已不能歷史地看待歷史。這種從歷史中退卻出來的行為，不管如何被抹上美學的色彩，卻是現實無能的體現。當然，60年代的左派們當初就沒有想去改變歷史。和老一輩左派不同，他們對政治和經濟不感興趣，他們的身影不是出現在礦井的深處或者凋敝的農村，而是出沒于非常具有波希米亞風格的場所，在那里對平庸的資產階級父輩發動一場文化和生活方式上的反叛。這就使他們最終也沒能成為普通大眾的朋友，而成了一些怪異藝術形式的發明家、鑒賞家和實踐者。如今他們自己也成了平庸的資產階級，于是，他們又對自己發動了一場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攻勢。盡管熱情不減當年，但他們的想象力卻已江河日下，臨了，就只能熱情地回憶自己狂放不羈的青年時代，并對這個面貌大變的時代大發牢騷。但那些更年輕的新左呢？他們沒有60年代可資回憶，于是他們的想象力就走向了東方玄學，似乎從那里發現了解決人類問題的靈丹妙藥。在這條走向想象中的東方的大路上，他們并不是第一批異鄉客。早在1968年芝加哥的街壘戰中，艾倫·金斯堡（“垮掉的一代”中心人物，詩人）就曾以印度教的禱告方式上演了一場行為藝術。（程巍作者為中國社科院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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