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戰爭與后現代戰爭(艾柯演講詞)

　　□安貝托·艾柯(意大利)親愛的朋友們：

　　在北京“跨文化國際文化論壇”，艾柯站在演講臺發表60分鐘的關于戰爭與和平的演講。

　　問題本身的嚴肅性不言自明，我們當然關注。除此之外，艾柯表述嚴肅問題的態度也值得我們玩味———沒有夸張的“正義”沖動，而用心之良苦卻處處昭然。

　　這并不表明我們會因著善意或欽佩而全盤接受艾柯———事實上，他本人多少也承認了他對中國歷史的陌生，他演講中的“我們”顯然不總是包括我們———但至少，艾柯沒有把我們假想成一群有待拯救的傻子，或一群“正義”妄想狂。

　　在這種情況下，即便我們讀不懂或誤讀了艾柯的戰爭與和平，收獲也還是有的。

　　這個主題發言是關于戰爭與和平的，打算從哲學的角度來闡述我的一些觀點。

　　許多神話把人類原始狀態設想成非常合理有序的狀態———即黃金時代，這么說是為了在未來有可能重建這種狀態。在此時期，不僅人類與人類相處愉快，人類與動物也和平相處。如果把戰爭看作暫時的混亂無序，我們就相信戰爭是為了恢復業以破壞的秩序，或者說，戰爭是把勝者的秩序強加給國家、部族沖突的無序狀態。

　　拿這種觀點來看我們的過去，很快就能發現是有問題的。當然在眼下，這些個說法也不合適。必須看到，過去70年來，我們關于戰爭與和平的觀念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當然我是以西方人的經驗和思考來談這個話題，很抱歉我拿不出與中國有關的例子和分析。但我認為現在全球化造成的很多問題，尤其以戰爭與和平問題為主，對每種文化每個國家都是一樣的。

　　最近這些年隨著世界發展，戰爭的定義一點點地在變。自古以來，不管人們使用什么樣的武器，戰爭的概念變化不大，但過去17年里，至少有3次，我們得重新思考戰爭的概念。

　　從古典戰爭到冷戰

　　千百年來，古典戰爭的目的是什么？開戰就是要打敗敵人，并從他們的失敗中獲利。我們奇襲制敵以達目的；盡一切可能不讓敵人得逞；我們愿意付出己方一些生命代價，為的是給敵方更大打擊，讓他們死的人更多。

　　還有一個條件，雖然很明顯，我還是要提一下：要知道敵人是誰，在哪兒。有了這個前提，古典戰爭通常是正面交戰，在兩個或以上的明確領土之間進行。這是場雙方之間的游戲，其他國家的中立，是交戰國自由行動的必要條件。

　　這種古典戰爭的形式在二戰末期遭遇了第一次危機，二戰明顯變成了全球沖突，分不出交戰方和中立方了。同時原子彈的出現也決定了一個事實：不管是誰在打仗，核能使戰爭損害整個地球。

　　這些現象促成了古典戰爭向后現代戰爭的轉變，也就是冷戰。冷戰造就了所謂交戰的和平，或者和平的交戰，一種恐怖的制衡。這一制衡確保了東西方中心區的穩定，而其代價是外圍不間斷的古典戰爭，像越南、中東、非洲國家等。也就是說冷戰保證了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的和平，代價是第三世界周期性或地方性的戰爭。

　　海灣地區后現代戰爭

　　蘇聯的解體結束了冷戰，但是世界各地仍然戰事不斷。1990年，入侵科威特的薩達姆軍隊認為必需重歸某種古典戰爭形式(不妨回顧一下二戰起源，要是希特勒剛一入侵波蘭就受到制止的話……)。但很快，這顯然不再是兩軍對壘。因此海灣戰爭是后現代戰爭第一個實例。

　　后現代戰爭有什么特征？

　　首先，敵方的身份不確定。我記得二戰時期，意大利法西斯和希特勒德國結盟與英法對抗時，收音機里喊出一句宣傳口號“天譴英國人！”意大利人受了號召仇恨所有的英國人，就像后來美國人受了號召仇恨所有日本人，日本人對美國人也一樣。相反在海灣戰爭期間，西方國家并非要仇視每一個伊拉克人，只是針對獨裁者及其部下。所以西方軍隊使用了所謂精確制導炸彈——后來在科索沃戰爭，在阿富汗以及第二次伊拉克戰爭，也是如此。

　　其次，非正面戰爭。后現代戰爭不是正面戰爭，這恰恰緣自跨國資本主義的本性。塔利班和薩達姆軍隊原來都是西方兵器工業裝備起來的，這不是偶然。這符合成熟資本主義的邏輯———避免單一國家控制。在海灣戰爭中有個重要的細節，西方空軍以為摧毀了薩達姆的一批坦克庫存，后來發現那都是假的，這些假坦克由一家意大利工廠生產，當年賣給薩達姆也屬合法。

　　古典戰爭令各交戰國的兵器工業獲利，而后現代戰爭卻使跨國軍工企業從交戰雙方賺錢。不只如此。古典戰爭使軍火商暴富，相比之下其他貿易的暫時停滯顯得不那么要緊，而后現代戰爭(盡管也喂肥了軍工企業)還危害到整個社會體系的支柱。后現代戰爭把某些經濟力量扯進與他國的競爭，沖突的需要勝過國力的需要。

　　所以海灣戰爭必須速決，持久戰最終對誰都沒好處。

　　后現代戰爭中，國家邏輯要服從跨國公司的產業邏輯，同時還要服從信息產業的需要。海灣戰爭時，西方媒體不只發表了以羅馬教皇為首要代表的西方和平主義者的質疑和抗議，甚至還表達了支持薩達姆的阿拉伯國家一些外交官和記者的意見，這還是有史以來頭一次。

　　所有古典戰爭的目標都是要阻止敵方的宣傳，提出古典戰爭理論的最重要的作者克勞塞維茨曾經指出，市民與軍隊，全部國民的同心同德是勝利的前提。但海灣戰爭的情況正相反，傳媒一直允許對方表態，也不從道德上要求任何一方的公民認同自己的政府。

　　媒體就這樣開門揖盜。海灣戰爭已經明確了一點：后現代戰爭里，每一方的身后就有自己的敵人。過去的戰爭中，通敵者是要逮捕(或殺死)的，從敵國來、替敵人說話的同胞在戰爭結束時會上絞架。

　　海灣戰爭期間不光有彼得·阿內特等美國記者在巴格達出鏡，也有定居西方的穆斯林在電視上支持薩達姆。就算傳統媒體受到鉗制，新的通信技術也能保證信息流無可阻擋。這種信息流未來會承擔古典戰爭中情報機構的功能，它會瓦解一切突襲戰———要是不能突襲敵人，你就拿不下一場戰爭。后現代戰爭把間諜的角色制度化了，因此也造就了普遍化的“敵情部門”。

　　后現代戰爭卷入了太多的沖突勢力，主戰方的算計和意圖不再有決定性價值。更多勢力的卷入也就使勢力的分布不可預知。結果就是：最終的秩序有可能利于某一方，但原則上，后現代戰爭是雙輸的。

　　后現代戰爭里沒有贏家。沖突中某一時刻一方得勢，并不代表這就是最終定局。此外，正如克勞塞維茨所說，只有當戰爭換成了別的政治方式繼續進行，才會有一個最終時刻(勝利一方達到了某種平衡狀態，可以回到政治上了，戰爭才會結束)。從20世紀的兩次大戰已經可以看得很清楚，戰后政治始終是戰前狀況的延續。無論戰爭走向如何，全面重組的秩序并不能遂了所有參戰方的心愿，于是沖突還是會以別的形式繼續，直到新戰爭開打。比如一戰之后，出現了從意大利到德國和巴爾干地區的法西斯政變，接下來是西班牙戰爭、二戰，然后又是冷戰。

　　是不是在過去情況發展得與往常不一樣了呢？古典戰爭導致合理結局，即均衡和秩序，這種認定出自一種黑格爾式的偏見，認為歷史必然有一個方向。沒有任何科學或邏輯上的證據能說明，3次迦太基戰爭之后的地中海國家秩序，或拿破侖戰爭之后的歐洲秩序一定是種均衡。反倒更可以認為那是種失衡狀態，如果沒有這些戰爭還不至于這樣。數千年來，人類把戰爭當作解決失調與無序狀態的辦法，同時也決定借助酒精和別的麻醉藥品來解決心理失調；前者一點都不比后者更有說服力。

　　海灣戰爭之后的情況就再清楚不過。西方軍隊解放了科威特，卻沒有去考慮重建某種形式的秩序。可是為了解決這場勝利導致的種種問題，10年后美國決定，必須發動另一場伊拉克戰爭。

　　后現代戰爭不應殺死敵人。古典戰爭的目標是要盡可能多地消滅敵人。在過去，一場勝利之后軍隊將領們在夜里穿過戰場，成千上萬的尸體中有一半是自己的士兵，而他們完全不會大驚小怪。己方陣亡士兵以勛章和儀式紀念，以此增強英雄崇拜。敵方陣亡人數則作為榮耀見于報章，期待后方公民為消滅每一個敵人歡欣雀躍。

　　與之相反，海灣戰爭建立起兩個原則：(1)任何士兵都不應當犧牲；(2)殲滅的敵人也應該盡量少。說起敵方死亡人數，我們很見識了一些遮掩和偽善，因為大量伊拉克人死在沙漠里，但是沒人去強調這個細節，這倒是十分有意思的跡象。典型的后現代戰爭要避免殺傷平民，因為殺人過多就可能導致國際輿論的譴責。于是用上了精確制導炸彈。

　　由冷戰帶來的多年和平之后，年輕一代如此敏感很正常，但是在德國的火箭摧毀倫敦，盟軍的炸彈把德累斯頓夷為平地時，你能想象這種敏感么？

　　交戰雙方對敵方都抱有同情心，海灣戰爭是頭一回。

　　就我方士兵，海灣戰爭頭一次認為哪怕一條性命的損失也不可接受。老式的軍事邏輯要求成千子弟兵做好準備為勝利的那一天捐軀，而眼下的參戰國不吃這一套了。一架西方戰機墜落也被當成無比痛苦的事情，在電視上我們甚至把被俘士兵奉為名人，他們為了求生同意替敵軍的宣傳做傳聲筒(可憐見的，人們說，他們是受了酷刑才這么做啊———他們忘記了節操這回事，被俘的士兵即使受刑也不能開口)。

　　以古典戰爭的邏輯，這些人會遭受公眾的輕蔑，至少這令人遺憾的行為不值得同情。但現在大家諒解他們，把他們裹在團結一致的溫暖當中，就算軍方沒有獎勵，媒體的好奇也給了他們獎賞，因為他們設法活了下來。簡單說，后現代戰爭成了傳媒產品；準確講，傳媒賣的是幸福，不是苦難。媒體不得已拿掉了戰爭邏輯，代之以幸福最大化原則，至少是犧牲最小化原則。這就是海灣戰爭。

　　后現代戰爭在科索沃

　　海灣戰爭里，后現代戰爭顯現的所有特征，在科索沃都以更強烈的形式再現。

　　不只是西方記者留駐貝爾格萊德，歐洲政府派戰機前往塞爾維亞的同時，又與南斯拉夫保持外交和貿易關系。塞爾維亞記者比爾亞納·謝甫揚諾維奇每天都向意大利《共和報》投去反對米洛舍維奇的文章。一個城市的居民向敵方寄著友好的信箋，表明他對自己政府的反抗，你怎么能轟炸這個城市呢？

　　在這第二場后現代戰爭里，沒有人該死，因為塞爾維亞人跟轟炸他們的，一樣是歐洲人。沖突的起因是要保護阿爾巴尼亞人不受塞爾維亞人欺負，可結果倒成了保護塞爾維亞人了。這場戰爭當然不是正面戰爭，而且區分交戰方的不是一條直線，而是一堆復雜交錯的折線。

　　阿富汗到伊拉克

　　“9·11”事件再次改變了戰爭的邏輯。“9·11”事件并非標志著美國對阿富汗及伊拉克戰爭的開始，而是標志西方世界，更確切地說是美國和伊斯蘭恐怖主義交戰的開始。

　　如果“9·11”是沖突的起點，那么在后現代戰爭的這一新階段，應當說正面交戰的原則已經完全消失了。即使那些認為這一沖突使西方世界和伊斯蘭世界對立起來的人，也意識到這不再是領土之爭。那些所謂“流氓政權”的罪名是支持恐怖分子，但是恐怖活動是跨領土跨國境的。最要緊的是，他們也出現在西方國家內部。

　　海灣和科索沃戰爭時，我們內部的敵對方代表是在明處，他們就出現在電視上。而國際恐怖分子呢，(1)他們始終在暗處；(2)像彼得·阿內特在巴格達追蹤西方空襲之下的百姓生活那樣追蹤他們，我們的媒體辦不到；(3)可能的敵人不只是滲透到我們領土的異族，說不定也有我們的同胞。

　　此外，媒體的作用，同前兩次后現代戰爭中也不一樣。那時候媒體最多是讓敵對方也說話。

　　所有的恐怖活動都是從散布消息開始，當消息的目標是“強大”的符號時，動搖人心的作用就更厲害。

　　本·拉丹為什么要撞世貿雙塔？是要制造“世界最大的災難”，一個連“災難片”導演也從沒想到的點子，從視覺上打擊西方勢力的標志物，是要告訴人們這一勢力最重要的庇護所也可以破壞。

　　如果本·拉丹的目的是以這么一幅畫面來打擊世界輿論，那么大眾傳媒確實不得不報道此事，不得不展示戲劇性的救援、挖掘行動，展示殘破的曼哈頓天際線。公眾想一遍又一遍觀看那可怕的場面，也許是為了增強自己的憤慨，有時候可能是出于無意識的虐待狂。或許別無選擇，但事實效果是大眾傳媒白送給本·拉丹價值幾十億美元的宣傳，他們每天都在展示他創造的畫面，正因為每個人都能看到，他在西方人心里播撒迷亂，又給了他的原教旨主義擁護者一個驕傲的理由。

　　大眾傳媒譴責本·拉丹之時，也就成了他的最佳盟友，多虧他們，他贏了第一手。

　　另一方面，試圖譴責或壓制本·拉丹通過半島電視臺發出的公報，也產生極壞的后果。全球信息網絡比五角大樓還厲害，這就再次確立了后現代戰爭的基本原則：敵人在你家里跟你說話。這種情況再次說明后現代戰爭再不是國與國面對面的交戰，而是在相互較勁中扯進無窮多的勢力。不同的是前兩次后現代戰爭時這些勢力縮短了戰爭，引向和平，而這一回他們冒險把戰爭拖長。

　　第三和第四次后現代戰爭怎樣回歸到古典戰爭

　　在“9·11”之后，中央情報局一位前任局長曾說過些荒謬的話：該轟炸的敵人是海外的銀行，比如開曼群島上的那些，或者歐洲大城市里的什么銀行。其實，華盛頓還真的有人考慮過。我們都知道在第一階段，也就是“9·11”事件之后和阿富汗境內的軍事行動開始，美國曾認為他們應該可以打一場間諜戰，把恐怖主義者的經濟中樞干掉。

　　但是又必需趕緊平復美國民眾的心情，他們深感羞辱，盡快找回面子的惟一方式就是再發動一場古典戰爭。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都是依照古典戰爭的傳統形象來設想的。

　　(1)這一次禁止媒體從內部破壞軍事行動的效力，發明了所謂內部記者，實際上已經與新聞審查所差無幾。顯然，全球信息系統使得美國不想說的事，都由阿拉伯電視臺說出去了，這也證明在互聯網時代，已經不可能有真正的古典戰爭。

　　(2)如果對手在象征性的環節贏了先手，則必須從肉體上消滅他。尊重無辜平民的原則得到保留(因此又使用了精確制導炸彈)，但也認可少許殺戮無法避免，并確實下力氣掩蓋此類事實。

　　(3)重新接受了己方士兵可以有損失，并且國家隨時準備做新的犧牲。就像二戰時的邱吉爾，小布什向民眾承諾將取得最終勝利，但也要付出血和淚。他的父親在海灣戰爭中可沒這么干過。

　　所以很諷刺，在任何一場戰爭都只能是后現代戰爭的時候，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卻都設計成一系列的古典戰爭的方式。以古典方式打一場后現代戰爭，結果只能是陷入僵局，今天的實際情況正是這樣。但是問題在于，要打一場后現代戰爭，沒有任何軍事領袖能贏———因此無法用正當手段打后現代戰爭。在全球化的時代無論古典或后現代戰爭，在理論和實際中都行不通，無非是場無意義的永久的屠殺。

　　矛盾在此到達頂點，隨之而來的疑惑亦然。一方面，敵人徹底偽裝起來，發動戰爭的所有前提都不存在了；另一方面，為了能表現出我們仍在以某種方式抗敵，我們得構造若干古典戰爭的假象。

　　阿富汗的古典戰爭剝奪了塔利班政權，但導致古典戰爭的后現代戰爭問題并沒解決。真正要打敗的敵人(恐怖主義)仍然存在，它是一個永久的威脅。

　　并不是說這些危害著我們絕大多數人的問題就無法解決了。我只是說應該找到別的手段來解決國際事務，很不幸，我們對這些新手段的屬性一無所知，因為我們還執于戰爭與和平的傳統觀念。

　　和平

　　在寫我第一篇關于海灣后現代戰爭的文章時，我的結論是戰爭已經行不通了，這讓我想到也許是時候讓戰爭成為全球禁忌了。但經過后來的事件，現在我明白那只是虔誠的期待。如今我的感想是，既然后現代戰爭沒有輸贏，而古典戰爭除了給一時勝者帶來心理愉悅之外全無用途，結果將是一種永久的后現代戰爭，其外圍古典戰爭不斷爆發。

　　我想這個觀點會讓很多人不高興，因為我們都迷戀理想狀態的和平。后現代戰爭全無用處的觀念，或許能讓我們嚴肅地思考：和平當然是好的，但其實并不現實。后現代戰爭的概念迫使我們反思和平概念的模糊屬性。

　　當我們談論或祈求和平和秩序，通常想到的是普遍的、全球的和平。如果我們提出的和平不是全球性的，也就沒必要談和平。

　　思考和平的第二種方式是對上一種的補充，和平是最初的狀態。依照黃金時代的觀念，和平本是人類的原始狀態，在某個時候因為仇恨或不公正的行為毀壞了，我們要恢復到和平狀態。可是別忘了，與黃金時代的神話相反，赫拉克利特聲稱“斗爭是世界的法則，戰爭是萬物之父、萬物之王”也是足夠合理的。

　　我要說和平并不是我們一開始就擁有、而現在要努力恢復的狀態。和平進程類似塹壕戰，每次只能前進幾米，還要搭進許多性命。

　　我們來看羅馬治下的和平或者現代所謂“美國治下的和平”。還有中華盛世，幾百年又幾百年俯視著穩定的亞洲。所有的這些和平時期，其實都是不斷的軍事壓力及征戰的結果，是以許多外圍小規模戰爭減少了中心區的沖突，維持了秩序。所有這些和平，都是拜軍事力量之賜。

　　和平使帝國中心的人過得愜意，而居于邊緣地區的人卻飽受連綿征戰之苦。要說有和平，那和平總是我們的，不是他們的。至少在過去的幾千年，世界上沒有一種和平不依從這個規則。要說反全球化運動有什么正當性，那就是告訴人們，和平的全球化帶來的好處，代價是生活在體系外圍的人遭受的困苦。

　　這個和平規則是否會隨著后現代戰爭的到來有所改變呢？我說不會，因為從古典戰爭到后現代戰爭，發生了如下變化：(1)古典戰爭給參戰雙方帶來短時間的雙邊均衡，而把普遍的不均衡留給了中立方所在的外圍地區。

　　(2)冷戰給兩個第一世界中心區帶來強制的、凍結的均衡，代價是所有外圍地區陣性失衡，備受小型古典戰爭之擾。

　　(3)后現代戰爭讓中心區持續失衡———這一地區充滿日常焦慮，不斷發生恐怖襲擊———而這又是由一連串外圍地區古典戰爭的流血造成的，阿富汗和伊拉克還只是最初的例子而已。

　　從中可以得出結論：盡管冷戰已經令我們幻滅，不再抱有“至少兩個第一世界中心區還能有和平”的想法，今天的世界還是比以前更糟了。實際上，美國人就是在“9·11”事件中失去可曾經享有的和平，因此大受打擊。

　　這顆行星上，人是掠食同類的狼，全球和平似乎是沒指望的。

　　地區和平

　　如果全球和平就是戰爭的產物———戰爭越成為不解決問題的內耗，和平越沒指望———那些相信和平是戰利品，相信和平不能從仁慈造物那里討來的人，該怎么辦呢？

　　還是有可能漸進地獲得和平，在古典戰爭接連不斷發生的、無邊廣闊的外圍地區，隨時找機會創造可能的和平。

　　若說普遍和平總是軍事勝利的產物，地區和平則可以由停戰獲得。要締造地區和平并不需要開戰。當厭倦了戰斗，談判代理從中調停，就能造就地區和平。調解的前提是：古典戰爭發生在邊緣地帶，所以較長一段時間后，媒體再沒什么興趣跟蹤。這一來接受調停的一方，也就不會覺得在國際社會上丟了面子。

　　所以和談的關鍵前提是戰爭的外圍特性和媒體的健忘。眼下，中心地區的不均衡，似乎是談判和調解無能為力的，尤其是政府意愿已經不管用的時候。所以我們無法預見任何一場后現代戰爭的和平進程，只能著眼地方性的古典戰爭。

　　持續的地區和平起著安全閥的作用，可以長期地減弱導致持久后現代戰爭的緊張局勢。也就是說，假定某種和平進程具有相當的彈性，足以適用于千差萬別的局勢，那么今天在世界極偏遠處締造的和平，毫無疑問將有助于減弱全球后現代戰爭中心的緊張態勢。

　　即使我們并不總能得到這種效果，即使這小小的和平不是最終目標，甚至連通向明確目標路途上的一小站都算不上，它仍然可以是一個范例。

　　比如說，讓我們兩人和平，就算只是羅密歐家族和朱麗葉家族之間的和平：這解決不了世界問題，但也能說明談判總是可以一試的。

　　減少地區沖突的任務，可以賦予我們信心，有一天也可能解決世界的沖突。也許這只是虔誠的期盼，但有時候人就得用事例的方式來說謊。你用事例讓人相信，一個特定的例子一定能改造成普適的法則。

　　但惟有為地區和平努力的范例，才能保持我們對更和平世界的幻想。致力地區和平，是我們惟一的希望。

　　(本報記者夏榆根據現場同聲傳譯記錄，實習生馬寧寧校訂，清華大學外語系教授王寧終校，本報記者李宏宇復校。編輯略有刪節)

　　艾柯：“后現代戰爭沒有贏家。沖突中某一時刻一方得勢，并不代表就是最終定局。”李特／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