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對華政策"潛流" : 暗中加緊戰略抗衡布局
來源: 瞭望新聞周刊
奉行“新現實主義”政治路線的安倍政權，在觀念性問題上靈活善變，重心則是為謀求日本的戰略實際利益
以日本政權交替為契機，中日之間持續已久的“政冷”僵局得以改觀。但有跡象顯示，安倍政權在緩和對華關系的同時，也在暗中加緊進行中日戰略抗衡的布局。安倍政權的這種兩面手法，根源就在于右派保守的“戰略派”一族的政治屬性。
具體言之，安倍政權具有“戰略派”政治屬性，奉行“新現實主義”政治路線，它在觀念性問題上靈活善變，重心則是為謀求日本的戰略實際利益。其結果，不但對日本政局產生了重大影響，也對中日關系的未來發展增添了不確定性。
日本調整對華關系背后
安倍上臺后，在亞洲外交上改變了前任小泉的做法，回避在“中韓占有道義制高點”的歷史問題上的較量，并以“內外兼顧的兩手”，發揮自己的政治影響力，控制政府閣僚在秋季例行大祭上不去參拜靖國神社，甚至答應與中國“共同研究歷史問題”。特別是上任之初就將首訪定為中國，顯示改善對華關系的誠意，更讓人感到中日關系從此要“雨過天晴”。
安倍接過首相權杖，中日政治關系進入了“活血化瘀”的恢復階段。
然而，在調整與中國關系背后，日本卻在東海、臺灣、安全等問題上出現了一些令人擔憂的動向。長期以來，日本的社會轉型是朝著“小政府、大社會”的方向發展的，但日本中央省廳減員壓縮的趨勢中卻有三個“例外”。
一是外務省不斷擴編，尤其是針對中國的情報部門和對華外交的海洋交涉方面，接連增設機構和人員。二是將防衛廳升格為防衛省，改變過去在制定政令、編制預算等方面受制于內閣官房的局面，使得首相在直接指揮武裝力量上更加靈活，自衛隊也因此獲得了更大的活動空間。三是在內閣迅速建立起由首相掛帥的“海洋戰略委員會”，為爭奪“藍色領土”組建統括各個部門的統一政策研究機構，以制定更為有效的方針和對策。
外務省“由小變大”，防衛管理系統建制上的“由低到高”，海洋戰略綜合研究機構的“從無到有”，都昭示著一個值得警惕的事實：安倍上臺或是靖國神社問題的緩解，并不表明中日政治關系總體上發生本質轉變。
中日關系進入安倍時代后，歷史問題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兩國在國際格局中利益一致的方面會得到適當重視，甚至在雙邊領域的合作也會因推動“東海共同開發”而有所進展。但歷史問題并非中日關系的全部，也不是中日政治關系的全部，兩國在領土爭端、領海及經濟水域劃界、各自的安全關切等雙邊問題以及在整個世界戰略格局中的關系，并未因此有根本性的變化。
因此，安倍時期的中日關系的實質，以及今后發展的趨勢，恰恰是值得深入探討的重要問題。
“新現實主義”的傳承
安倍出身右翼政治世家，屬于右派保守政治派系中的“戰略派”一族。按照安倍內閣成員關于其政治屬性的自我界定，他們所奉行的政治路線大抵屬于一種“新現實主義”，而安倍本人則可算是“新現實主義者”的代表人物。
早在安倍上臺前，他的心腹之一山本一太就曾經在自己的博客上，對作為“新現實主義者”代表的安倍與“戰略派”的關系做過一段解說：“對于決心推進‘戰略外交’的‘新現實主義者’來說，必須擁有以下五個特征：l、能夠進行立足于國際政治現實的戰略思考；2、理解‘對話與壓力’的真正含義；3、不為外交官僚制造的世界觀與國家觀所局限；4、能在來自多渠道信息的基礎上作出政策判斷；5、強調民主主義價值觀。”
山本一太說，“能夠滿足上述條件的政治家大量存在于朝野黨派之中。自民黨方面當然是以安倍晉三官房長官為代表。其他成員都以‘戰略派’自詡。”
可見，“新現實主義者”與公眾熟知的“戰略派成員”正如一個銅板的兩面，不僅有一身二任的實際例證，在更多場合原本就是同一的政治人物，而安倍本人正是日本新一代“戰略派”人物的代表。
在“戰略派”政治家眼中，要謀利益、謀長遠，道德并不是一個必須計算在內的考量。于是，凡屬觀念性的問題──無論是意識形態還是歷史觀念、文化價值，皆不如實際利益來得重要。同樣，日本的強硬“戰略派”政治集團所一貫追求的正是建立強大的日本國家，只要能夠最大限度地實現日本的國家利益，具體的政治路線和政策是完全可以依據現實環境來調節和變動的。身為日本首相的安倍，為了日本國家利益的最大化，就是這樣身體力行的。
安倍政權改變日本政治生態
安倍政權的建立，標志著日本政治生活中的三個轉變。
一是“1955年體制”余波的徹底消亡。
“1955年體制”作為日本政壇以自民黨和社會黨為主的兩極對立結構模式，曾在冷戰時期延續了38年之久。盡管1993年自民黨下臺后這個體制就已宣告結束，但整個日本社會政治生活結構的轉換并非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過去十余年中，舊的保守政治勢力與改革旗號下新型政治結構鼓吹者之間的較量一直存在，致使日本政局一度動蕩不定，而作為“舊體制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治代表人物”，小泉顯得十分另類和怪異。實際上，小泉及其推行的政治路線，都不過是日本通往新世紀大國道路中的過渡，當權力真正轉移到戰后出生的政治家手中，也就徹底消除了“1955年體制”的政治余波。從這個意義上講，雖然安倍面臨2007年春季地方選舉和夏季參議院選舉的壓力，但仍可能是一個長期的穩定政權。
二是權力模式與決策機制重心的轉移。
“1955年體制”下的日本決策過程由官僚主導，作為代議政治結構中樞的各級議會中的議員在很大程度上聽命于高度專業化的官僚系統，即所謂“政高黨低”。1993年以后的日本政治改革不斷扭轉著這種局面，朝著“黨高政低”的方向變化。小泉執政時期更是努力擴大首相權限，力圖形成以首相官邸為中心的放射型權力金字塔。安倍從小泉手中接過政治接力棒后，進一步強化了首相權力，不僅在任命閣僚上貫徹自己的政治意圖，仿效美國成立了直接對首相負責的日本版國家安全委員會，還破例設置五名首相輔佐官擔負專門領域的責任，從而徹底告別了“官僚主導政治”，使政治權力核心集中到首相一身。最終將是日本和平憲法的終結，以及日本國家發展道路的全面調整。安倍在接受美國《華盛頓郵報》專訪時曾公開表示，他將在6年內推動通過新憲法。
三是政治意義上的“戰后時代”結束。
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中曾根政府就曾推動“戰后政治總決算”，試圖把歷史的一頁盡快翻過去。從那時起，“告別戰后”就成了日本歷代首相的政治夢想，但日本卻始終背負著發動侵略戰爭的沉重包袱。究其原因，在于日本的右翼和民族保守主義政治家總是想用歪曲歷史的方法去消弭自己不光彩的過去，但歪曲的結果是重新刺激和激活了歷史，歷史的一頁非但沒有翻過去，反而遺留到今天。
安倍及其主要智囊岡崎久彥(戰后日本戰略研究的鼻祖之一，曾給靖國神社施加壓力修改游就館的說明詞)意識到這樣的局面對日本不利，隨即變換了策略，在2006年10月9日中日聯合發表的新聞公報中，同意正視歷史，面向未來，努力構筑基于共同戰略利益的互惠關系。安倍在2007年1月1日發表的新年致詞也強調，日本和中國正在信任的基礎上邁向戰略關系，并承諾修補日中兩國的緊張關系。
影響對華政策的內因
安倍改善與中、韓政治關系的做法符合日本社會主流，尤其是日本經濟界的要求，同時也比小泉時期更符合美國近期對日本在東北亞地緣政治中作用的要求。然而，目前日本政界也出現了對安倍做法的“反彈”，右翼勢力對安倍的“軟弱”感到失望，認為他自我否定、讓步太多，進而把支持的目光轉向麻生太郎。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安倍在對華關系和歷史問題上已經邁步，既然他已表示“深刻反省歷史”，同意為“克服政治障礙”而努力，如果今后重走參拜老路，就會因自食其言而遭到國際社會的譴責，面臨一種“多重背叛”的不利境地，黨內黨外都不好交代。
但需注意的是，安倍今后很可能會借他人之口來表達他的本意。一個明顯的例證是，安倍本人向中方反復表示“日本會堅持無核三原則”，但當麻生太郎、中川昭一等人大放厥詞說“可以考慮制造核武器”時，卻以“言論自由”和“非政府成員”等借口搪塞。
目前，中日雙方正在掀起文化交流新熱潮。中日也已就共同研究歷史問題達成一致意見，靖國神社問題暫時得以緩解。這是中日關系值得肯定的方面。但也要正視安倍自有他的局限性和強硬的一面，安倍的表態并不等同于歷史問題的了結，更非對歷史問題的最終交代。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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