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民主化時代的政治腐敗

俄羅斯民主化時代的政治腐敗

——再論“民主不是萬應靈丹”[1]

原載《東南亞研究》，2006年第1期

【關 鍵 詞】 民主化；“民主崇拜”；俄羅斯；政商勾結；政治腐敗

【論文摘要】 蘇聯解體后以葉利欽為首的民主改革派所推行的“民主化加私有化”改革，非但沒有得到如民主崇拜者所料想的那種“清除政治腐敗”、“倡行社會公正”和“振興國家經濟”的效果，反而使俄羅斯陷入了比蘇聯時期有過之無不及的政治腐敗；其結果，導致黑社會組織橫行無忌，社會公正被藐視和踐踏，經濟發展捉襟見肘，國際地位一落千丈的窘境。這種情形不啻是對“民主萬能”神話的辛辣嘲諷，其原因有必要引起學術界的反思。

The Political Corruption In the Era of Russian Democratization:

Further Discussion on “Democracy Is Not Panacea”
Gong Zexuan

(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inan University)

Keywords: Democratization; “Democracy Worship”; Russian; Politician-Businessman Collusion;  Political Corruption

Abstract: The Russian democratic reformers headed by Yeltsin pursued a “Democratization plus Privatization” Reform After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USSR in early 1990’s. Instead of reaching the effects of “eliminating political corruption”, “realizing social justice” and “recovering national economy” as the reformers wished, Russia was plunged into a disgusting political corruption to an unheard-of extent. As the results, the gangsterdom (criminal syndicate) ran amuck, the social justice was despised and overridden, the national economy relapsed into endless stagnancy, and the national prestige in the world suffered a disastrous decline. Such a status quo has become a pungent sneer at the myth of “the omnipotence of democracy”, and its causation should be inquired thoroughly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廣場上，舉行“勝利者集會”。人們歡呼“自由和民主的勝利”，他們似乎看到西方式民主社會的大門已經向他們打開。作為這一事件的結果，以葉利欽為首的俄羅斯民主改革派順利地掌握了國家政權。令他們倍感興奮的是，他們感到這是俄羅斯實現“西方式民主”的天賜良機。自由派先鋒波波夫和蓋達爾等人直言要拋棄社會主義模式，移植資本主義，用最資本主義的方法來改造俄羅斯。而民主派人士布爾布利斯則宣稱，資本主義是目前為止人類創造出來的雖不是最理想但卻是最好的制度，丘拜斯則表示，私有制和市場化改革是俄羅斯社會富足的唯一保證。[1]
　　正是出于對西方式民主和自由資本主義的無限崇拜，使得葉利欽政府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將當時在西方盛極一時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作為俄羅斯經濟體制改革的指導方針。在葉利欽的授命下，俄羅斯組成了以激進改革派代表人物蓋達爾為總理、丘拜斯為副總理和私有化部部長的政府。而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家杰弗里·薩克斯則被委任為總統首席經濟顧問。新政府班底組建起來之后便迫不及待地著手在俄羅斯實施一場以“休克療法”為名的全盤私有化改革。
　　但“休克療法”的實質，是激進改革派完全不顧本國國情的復雜性和現實需要，一廂情愿地將西方的經濟體制原封不動地移植到俄羅斯。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休克療法”有非常關鍵的三個步驟：一是取消計劃管理，全面放開物價和外匯管制。二是減少補貼，增加稅收，提高利息，緊縮財政和信貸。三是出售國有企業和搞股份制改造，實行私有化。
　　從表面上看，葉利欽政府推行經濟體制上的“休克療法”似乎能為俄羅斯的民眾帶來自由和公平，而且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實現似乎還應該能為他們帶來經濟的繁榮和生活的富足。但一種純粹依據主觀信念和意識形態狂熱而進行的改革，最終難免會遭致由于幻想的破滅而產生的災難性惡果，因為自然理性和法則是不會依人們脫離客觀實際的主觀觀念而轉移的。從表面上看，俄羅斯普通老百姓的確得到了政府向他們承諾的“公平”：每個人不分年齡和性別都分到了價值10,000盧布的“私有化證券”（將全國的國有資產平均折算到每個國民的人頭上而來），用于公民購買國有資產。[2]用葉利欽當時的話來說，這一筆依據絕對平等的原則分配到每個公民頭上的財產，足以令每個人都過上好日子（10,000盧布按當時的市值相當于每個人都分得兩輛伏爾加轎車）。
　　但現實似乎總喜歡捉弄那些不切實際的幻想家。實際上，自1992年初實施“休克療法”之后，俄羅斯立刻就陷入了生產下降，惡性通貨膨脹和投資萎縮三大經濟危機，經濟危機又交織著諸多社會問題：政黨政治的矛盾、社會分配不公以及國力的衰退。這些都使得國家在改革時期控制力極為有限。到1998年，這場危機在俄羅斯不成功的改革之后又演變成了新一輪經濟危機的總爆發。[3]
　　“休克療法”為俄羅斯確立了一條的“資本原始積累”式的“野蠻的市場經濟”之路（與英國當年的“圈地運動”頗為相似）。為此，俄羅斯社會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經濟長期處于危機之中。1991年蘇聯解體前國內生產總值大約為3萬多億美元，相當于美國的60％多一點，居世界第二位。當時的蘇聯完全可以算得上是一個國力強大，科技發達，人民自信，在國際舞臺上享有不容忽視的國際地位的國家。而蘇聯解體后經過“休克療法”治療的俄羅斯卻衰敗得不堪一擊。據統計，蘇聯解體十年后的2001年，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大約為3000億美元（僅相當于美國當年的軍事預算開支），是1991年蘇聯解體前的十分之一。外貿進出口總額大約為800億美元，只相當中國的五分之一。黃金和外匯儲備200億美元，只相當于中國的十分之一。[4]在1992至1998的六年間，俄國內生產總值累計下降40％，工業生產下降50％，消費價格上漲6,168倍，居民實際貨幣收入下降55％，國有資產經過私有化后，集中到少數投機者中，產生了一批可以左右俄羅斯政治和經濟發展方向的金融寡頭。社會嚴重兩極分化。這種情形只是到了普京上臺之后才略有好轉。[5]
　　美國俄羅斯問題教授斯蒂芬·科恩在他的《失敗的征戰》（Failed Crusade）一書中用極為精煉的文字分析了俄羅斯在經歷“休克療法”的改革之后所出現的極度經濟蕭條、民不聊生和社會不公的現實——
　　到90年代末，俄羅斯國民收入下降了50％以上（而美國在大蕭條期間的產出也才下降了27％）；投資減少了80％；實際工資減少了一半；畜群和奶牛減少了75％。科恩說，實際上，在一些方面，農業產量的下降比在斯大林30年代強迫實行的農村集體化期間更為嚴重。到199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時，前蘇聯各共和國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數就已經從1989年的1,400萬增加到了1.47億。這場市場改革實驗造成的孤兒人數超過了俄羅斯在二戰期間由于戰爭傷亡而導致的孤兒人數。與此同時，霍亂和傷寒重新流行，數百萬兒童患有營養不良癥，成年人的平均壽命驟然縮短。[6]
　　英國記者索馬斯·米爾恩曾這樣評述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的變化：“這些變化與其說是打開了通向解放之門的道路，倒不如是把大多數公民引向了一貧如洗的道路，并導致了在和平時期使一個工業化國家經濟崩潰的史無前例的事件發生。在改革的旗幟和美國所開出的休克療法藥方的指引下，改革變成了一場浩劫。”這場改革造成的后果是：“民眾傾家蕩產、陷于失業，極度的不公正、猖獗的犯罪活動、極端的反猶主義和民族暴力沖突，以及將強盜行為合法化的膽大妄為程度和急不可耐的侵吞公共財產的行為”，而這一切都是在“恢復資本主義制度”的旗號下發生的。[7]

　　　　　　　　二，新興民主政府的政商勾結與政治腐敗的合法化

　　俄羅斯民主政府的政商勾結是與“休克療法”的推行同步發生的。由于在這場空前規模的私有化運動展開之時，俄羅斯尚未擺脫蘇聯解體之時陷入的嚴重經濟危機，而私有化證券10000盧布的票面價值又由于國有資產的估算和拍賣未能同步展開而根本無法兌現。這無異于一場“畫餅充饑”式的騙局：一方面民眾似乎因他們所獲得的私有化證券而得到了“公平”和“財富”，另一方面則是上千萬民眾因失業而衣食無著。即便是那些尚未失業的民眾也由于收入的大幅度下降和政府下達的長達半年多的銀行歇業令而無法依靠正常的工資收入或往日的儲蓄維持生計。在這種情形之下，大多數普通民眾將私有化證券以遠遠低于其票面價值的價格賣掉來維持一家人迫在眉睫的生計就成了不得不為之的選擇，而他們的這種選擇正好落入了依民主原則上臺的政客們的陷阱：由于普通民眾對政府的政策缺乏了解，政府也有意無意地聽任民眾對經濟形勢的恐慌心理蔓延，再加上國有企業拆股工作進展緩慢，致使普通民眾對手中的私有化證券失去信心。隨著通貨膨脹呈三至四位數的上漲，票面價值10000盧布的私有化證券在短短的兩三年之后就貶值到只能買到10公斤香腸的市值。[8]而那些亦官亦商的政客或與他們有密切關系的商人和外國買辦則充分利用這一時機以超低價格大肆套購民眾手中的私有化證券。
　　在這場伴隨空前嚴重的經濟危機而來的混亂中，官商一體的權勢集團得到了大發橫財的千載難逢的“良機”。他們在隨后進行的對國有資產的拍賣過程中，利用手中以超低市價收購而來的大量私有化證券再依超低的評估報價大量收購國有資產。這種在“體制改革”的名義下上演的瓜分“勝利果實”的鬧劇，在將千千萬萬的普通民眾淪為赤貧階級的同時，卻在俄羅斯造就了一個人數極少的、靠發國難財起家、一夜暴富的“新權貴”階層。這一鐵的事實無情地暴露了民主改革派在推行“化公為私”的私有化改革時堂而皇之地標榜的“要把屬于人民的財產還給人民”的口號的欺騙性和偽善性。
　　如果說“新權貴”的上述發財手段在一定程度上還與當時市場的混亂因素有一定的關聯的話，那么他們中的大多人發財致富的另一種手段，則不能不說是與政商勾結并以政策合法化的合謀手段來鯨吞和瓜分國有資產有關：其特征是，政治權力與商業資本的勾結，利用國家陷入的巨額財政赤字的困境來進行“化公為私”的財富轉移——
　　從表面上看，為了解決當時國家的巨額財政赤字，葉利欽政府“不得不”采取以下兩種方式來向社會募集資金：首先，采納新權貴的“建議”，由新權貴為國家提供財政貸款，政府則以石油和冶金企業等國有股份作抵押。到后來政府無力償還新權貴的貸款時，就不得不將國有股份以遠遠低于實際價值的價格將那些被抵押的國有資產賣給新權貴。使后者坐享利益驚人的回報。[9]其次，在1996年俄羅斯總統大選期間，葉利欽政府為了避免“政府癱瘓”和普通民眾因經濟蕭條對政府產生不滿情緒并粉飾其“改革成果”，大量發行短期融資債券。新權貴又趁這一機會大量買進這些債券。到后來，當葉利欽政府再次無力償還兌現這些債券時，就以名正言順的所謂“債轉股”的方式把國有企業以極低的價格拍賣。這個所謂的“債轉股”方案的玄妙之處在于：被抵押的股份是按市場價格的30％作價，而“事后”政府則按“標準的”市場價格回購，其中70％的差額被當作酬勞送給了出資者。[10]
　　葉利欽政府實施的這種私有化政策從表面上看包裹了一層又一層“合法”的外衣：譬如，（1）立法機構對私有化改革的正式立法使“化公為私”的政府行為具有合法性，（2）經濟轉軌過程中出現的私有化證券的價值只能由市場來決定的“現實”使財富轉移過程的不公正性有了合法的“客觀”理據，（3）每次對國有資產的低價拍賣都是以“解決政府的財政困難”、“彌補巨額財政赤字”或“剌激經濟復蘇”等名義而采取的“應急之策”，（4）在對國有資產進行評估時，那些一心想成就私有化事業的政府機構總是“在有意無意之間”把國有資產當成甩不掉的“包袱”低價賤賣，個中的秘密外人總是無法得知。
　　然而，盡管有了上述種種表面上“合法”的包裝，這場空前規模的“化公為私”政策行為的政治腐敗實質，人們仍然不難從其實施過程的非公正性中看出端倪：國有企業真正的買主是一些有權、有勢或有關系的人，他們用極低的價格購買國營企業，12.5萬家企業平均售價只有1700美元，有幾萬職工的大型工業企業僅賣二三百萬美元，只相當于歐洲一家小型工廠的價格，而且那些用來廉價收購國有企業的錢，有許多都是憑關系從銀行中貸款而來的。[11]
　　這其中的玄機就在于，哪些人才的資格享有這種一夜暴富機遇？對于這一點我們只要看一看俄羅斯的“新權貴”都是哪兩種類型的人，一切就都清楚了。這兩種類型的人分別是：
　　（1）前政府和現政府高官：這些政府高官利用自己的政治權力來“合法”的為自己謀求財富和利益，大發其財。如俄羅斯“統一電力”公司總裁丘拜斯（葉利欽政府副總理、私有化部部長），盧卡伊爾石油集團總裁阿列克別羅夫（前蘇聯石油天然氣工業部副部長）和俄羅斯聯合進出口銀行總裁波塔寧（葉利欽政府的第一副總理）、伏爾加汽車營銷公司總裁兼傳媒巨頭列別佐夫斯基（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副秘書）。[12] 　　除此之外，曾任蘇聯天然氣部長的切爾諾梅爾金，在私有化后成了俄天然氣股份公司最大的股東；前蘇聯團中央書記科爾科夫斯基則搖身一變成了大銀行家。[13]
　　（2）與政府高官有著各種利害關系的金融寡頭和大投機商：其中最引人矚目的就是“新權貴”中赫赫有名的“七巨頭”。他們是：“大橋”銀行總裁兼傳媒巨頭古辛斯基、伏爾加汽車營銷公司總裁兼傳媒巨頭別列佐夫斯基、天然氣工業公司總裁維亞希列夫、俄羅斯國際集團公司兼聯合進出口銀行總裁波塔寧、盧克石油公司總裁阿列克別羅夫、梅納捷普銀行兼尤科斯石油公司總裁霍多爾科夫斯基和莫斯科儲蓄銀行總裁斯莫林斯基。
　　對于政治腐敗而言，政府高官通過手中掌握的權力來以權謀私是人們最熟悉不過的腐敗形式，但這種人們通常認為只會發生在“專制政府”中的腐敗現象，卻同樣是以民主改革家自詡的俄羅斯政府高官們一夜暴富的手段，這就頗富諷刺的意味。另外，筆者還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俄羅斯在民主改革的名義下出現的以政商合謀為契機而催生的使腐敗合法化的形式，其標志就是“官商綜合體”的形成。這種腐敗形式由于有了“合法化”的法律外衣，人們便不再把這種腐敗看作是腐敗，而看作是一種“正常”現象。[2]就民主化時代的俄羅斯而言，民主改革派為了在一夜之間實現資本主義，有意識地通過一場所謂的“私有化改革”來造就一個新權貴階層，這就為腐敗的合法化打開了方便之門。這種腐敗的獨特之處在于，它已經演變成了某些現代民主國家（如美國）的常態，而且更有可能發生在一些正在向民主化轉軌的國家。作為這場“改革”的既得利益的最大獲利者，那些一夜暴富的新權貴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民主改革派最鐵心的支持者。他們與以葉利欽為首的民主改革派政府之間結成了一種特殊的、以利益共享為紐帶的利益共同體。一方面，他們在“私有化改革”中仰賴政治權力的百般“關照”迅速發財致富，另一方面，在他們發財之后，他們又“知恩圖報”地以金錢為后盾來回報其利益的庇護人。其典型的事例是：在1996年大選中，葉利欽因其改革的失敗使民眾生活水平大大下降而人氣大跌，以別列佐夫斯基為首的“七巨頭”在關鍵時刻不僅為葉利欽籌得巨額競選經費，而且更動用他們收購而來的各種傳媒工具為葉利欽大張旗鼓地進行輿論宣傳和造勢。使葉利欽得以以微弱的優勢在第二輪投票中勝出而再次當選總統。對于新權貴集團為葉利欽立下的汗馬功勞，別列佐夫斯基曾非常得意地炫耀說：“俄羅斯的商人們對葉利欽總統取得勝利來說，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這對誰來說都不是秘密。這是一場為我們的切身利益而戰斗的戰斗。”[14]
　　在競選連任成功之后，葉利欽對于新權貴的利益的“關照”更加盡心盡力，對他們的各種要求更是言聽計從。他不僅大膽地將別列佐夫斯基任命為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副秘書，讓其左右俄羅斯的對內對外政策，而且還說服獨聯體12個國家的元首，讓他當上了獨聯體執行秘書，在獨聯體內飛來飛去，與大小總統們討論國際局勢和獨聯體的未來。[15]

　　　　　　　　　三，俄羅斯民主化時代政治腐敗的主要表現

　　通過經濟體制的私有化改革和政治體制的民主化改革，俄羅斯曾在20世紀90年代初成為西方所歡迎的民主化樣板。但令那些對西方式民主無限崇拜的人們無法釋懷的是，盡管俄羅斯按照西方的要求實現了民主化，但卻沒有出現與民主化相伴而行的政治清廉和社會公正。相反，俄羅斯從此以后卻深受政治腐敗的困擾。從此以后，政治腐敗就猶如一顆巨型毒瘤在俄羅斯社會中漫延和惡化，它腐蝕著俄羅斯的國家體制和社會文明，嚴重地阻礙了俄羅斯走向政治昌明、經濟復興、社會和諧、國家富強之路。具體而言，俄羅斯在這一時期的政治腐敗大體上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政府高官與商業和金融寡頭的相互勾結。那些在一夜之間暴富的新權貴和金融寡頭，憑著手中幾億、幾十億美元的個人財產，實現了他們將資本權力化的目標。他們在政治上左右政局，政府要員成了他們手中的玩偶，國家法令成了他們賺錢的工具；他們在經濟上呼風喚雨，公共財富和資源成了他們巧取豪奪、任意瓜分的對象；與此同時，他們還壟斷了輿論工具，大眾媒體成為他們的喉舌，民眾成了受他們愚弄的對象，民意被他們引導和操控。“影子政治”和“影子經濟”象一條條毒蛇緊緊地束縛住俄國的手腳。據統計，10年來，“影子經濟”增長5倍，其份額占到了高達俄羅斯GDP的50％。從1991－2000年10年間，俄國資本外流2,000億美元，在隨后的幾年中更是有增無減，平均每年達200－250億美元。這相對于俄羅斯已經大大萎縮的經濟總量而言，是難以令人置信和駭人聽聞的。[17]
　　二是黑社會組織的猖獗。蘇聯解體在俄羅斯崛起黑社會組織并不是偶然的，這一現象與俄羅斯的政治和經濟腐敗有著密切的聯系。黑社會組織在任何一個現代國家的橫行和猖獗，如果沒有政治權力和經濟實力作后盾，是不可想象的。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的政治現實是，政府權力幾乎完全聽任新權貴的擺布，而黑社會組織的幕后保護傘通常都是這些新權貴。俄羅斯的光頭黨和黑手黨已經由90年代初的占地為王、欺行霸市發展為規模龐大、組織嚴密的跨國犯罪集團。它們以走私販私、毒品買賣、軍火買賣、洗錢交易、開設賭場和妓院、收取保護費和人口買賣為它們的主要職業。它們控制著全國4萬家公司和1/3以上的國有銀行，俄國80％的企業都程度不同地要受其“保護”，其魔爪還伸向世界50多個國家。[18]
　　三是腐敗集團結成了一張大網滲透到了整個國家機體的每一個部分。政府官員和公務員每年行賄受賄金額高達數百億美元。各級政府權力機關及海關、稅務、警察等執法機構違法犯罪活動已帶有普遍性和公開性。在財政和金融系統，僅2000年頭10個月就查出經濟犯罪案件5萬多起。政府中的許多高官和公務員，警察、司法和稅務機關中的許多工作人員與金融寡頭和黑社會組織相互勾結，組成了一個以腐敗為紐帶的利益共同體。2002年6月，國際廉政組織公布了“腐敗國家”調查結果，俄羅斯在被重點調查的91個國家中排名第11位，被列入“最腐敗國家名單”。[19]國際學術界也紛紛指責俄羅斯經由政治腐敗手段實現的資本主義，將其稱之為“等級制資本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寡頭資本主義”、“犯罪資本主義”[20]、“任人唯親的資本主義”[21]或“強盜資本主義”[22]。
　　四是政治黑幕的揭發者遭到黑惡勢力的報復。俄羅斯民主派的改革所導致的腐敗，不僅在國際上引起了關注，也引起俄羅斯國內具有正義感且勇于揭發腐敗內幕的新聞界人士的憤慨。早在1996年，美國《福布斯》雜志就曾指責受到葉利欽重用的金融寡頭別列佐夫斯基買兇殺害了一名敢于揭發黑幕的電視節目主持人。[23]到2002年4月29日，俄羅斯《陶里亞蒂評論》主編瓦勒里·伊萬諾夫“因揭露政府高官腐敗、有組織犯罪和毒品交易”的黑幕而遭到暗殺。[24]兩年后，俄裔美籍《福布斯》雜志俄文版編輯保爾·克列布尼科夫也因長期堅持揭發葉利欽政府與金融寡頭勾結的內幕而遭到暗殺。[25]
　　結束語：俄羅斯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失敗的教訓
　　對于蘇聯的解體和俄羅斯走向政治腐敗和經濟衰敗的歷史教訓，目前在世界上已經引起了眾多理論家、分析家和觀察家的關注。但西方學者們大都仍然將這場改革的失敗及其導致的惡果，要么歸咎于葉利欽本人的執政風格以及他本人的種種主觀因素，要么歸咎于種種“客觀的”或“現實的”因素，極少有人反思這場教訓背后的意識形態和觀念形態因素。
　　在筆者看來，這場改革失敗及其導致的惡果，與西方對俄羅斯民眾在觀念上施加的影響和操縱有十分密切的關聯。西方長期以來對蘇聯體制的妖魔化宣傳，[26]加上蘇聯體制內自身存在的種種缺陷和弊端似乎都“印證”了西方觀念的“正確性”。西方的這種影響通過俄羅斯國內善意的政治改革家和惡意的政治投機者的共同發酵產生了一股強大的推動力，使普通民眾的信仰產生了根本性的動搖和轉變。可以說，俄羅斯作為一個大國所經歷的這一悲劇，與“國家失去方向，民眾失去信仰，生活失去保障，社會失去和諧”的政治現實有著直接的關聯。
　　在普通民眾失去對原有體制的信仰之后，西方的意識形態和觀念形態逐漸在他們心中扎下根來。但普通民眾的智力水平以及他們無暇潛心進行理論鉆研的現實因素，使他們在事實上接受的并非是西方政治學理論中最具理性價值和科學性的那些原理和原則。而當前西方政治理論界將政治哲學和政治科學蛻變為政治神學的理論倒退，更是對俄羅斯民眾產生了極其嚴重的誤導。在這種誤導下，普通民眾在觀念形態上形成了種種誤區，這些誤區最終使得他們誤入歧途而不能自悟。
　　這些觀念形態上的誤區包括：（1）只要通過政治體制上的民主變革解決了“應該”由誰來執政的問題，一切與社會不公正相關的問題都能迎刃而解；（2）蘇聯時期積累的一切問題都是“專制”和“獨裁”導致的，即便是單純的經濟問題也是如此；（3）西方現成的意識形態具有“普世性”（universal）的絕對價值，世界上任何國家都只有遵循這種意識形態和價值形態的指引，才能真下尋找到真理和正義的真諦；（4）西方“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經驗證明，經過民主程序選舉出來執政的領導人不會有自私、貪權、濫權和個人專斷的問題，更不會以權謀私、任人唯親和玩弄權謀；（5）那些在口頭上開口講“民主”、閉口講“自由”并聲稱“只有自己最能代表人民利益”，是“公意”和“民意”的天然代理人的“民主派”，必然是“人民之友”，人民可以放心地毫無保留地信賴他們，而且他們一定有能力把國家面臨的一切重大問題都公正無私地處理好，解決好，他們絕對不會將國家引入歧途；（6）西方的經濟學理論也同樣絕對正確，那些經濟欠發達國家、經濟出現問題的國家甚至所有的第三世界國家，都必須老老實實地依據西方理論家開出的“藥方”（如“休克療法”和“華盛頓共識”[3]等）來轉變經濟體制，使經濟發展走上正軌，國家變得繁榮富強。
　　然而，正是上述觀念形態的種種誤區使俄羅斯遭受了一場空前的浩劫。民主的實現不僅沒有使俄羅斯免于腐敗，反而使其陷入了更駭人聽聞的政治腐敗之中。而在政治腐敗滲透到俄羅斯國家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同時，它的經濟基礎和國家實力更遭到了毀滅性打擊。今天西方國家的許多政客和理論家，不僅很少有人反思西方意識形態對俄羅斯民眾的誤導所帶來的惡果，反而又在使勁地抨擊普京政府在懲治政商一體化的腐敗、剪除金融寡頭勢力對國家政治的影響、打擊黑惡勢力禍國殃民的氣焰等方面所作努力。在他們看來，普京政府的這些做法都是違“反民主”和“反自由”的，而普京本人也成了被他們妖魔化的對象，是俄羅斯繼彼得大帝之后的另一個“獨斷專權者”和“排斥異己者”。筆者認為，普京之所以成為被妖魔化的對象，與他采取的打擊金融寡頭勢力干預國家政治的措施損害了西方某些國家的利益有一定的關系。[27]
　　在此我們不妨重溫一下那位敢于激怒新權貴并揭露俄羅斯民主化時代黑暗政治現實而因此遭到暗殺的新聞工作者克列布尼科夫留給世人的一段警世箴言：
　　“俄羅斯遭到了瘋狂的蹂躪和毀損。成千上萬的俄羅斯人由于營養不良而過早的死去……（在葉利欽的統治下）民主成了禍根——民主派人士的稱呼成了“騙子”（crook）的同義詞。這兩個曾經被想象為引導俄羅斯邁向西方式未來——私有化和民主化——的概念現在已經名聲掃地。在莫斯科街頭，人們開始將民主化稱之為‘掠奪化’（‘grab-it-ization’），而將民主政治譏諷為‘骯臟的政治’（‘shitocracy’）[28]
　　總之，俄羅斯從一個強國、大國走向衰敗的歷史教訓，是世人所應當吸取的。俄羅斯成為了一個民主國家，但卻并不被美國和西方國家接納和包容的事實，[29]更是中國當前片面追求“西方化”人士所應當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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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篇論文是應《東南亞研究》編輯部之約而寫的，是本刊2005年第3期曹云華教授《民主不是萬應靈丹——評菲律賓和印尼的總統直選》一文的續篇。——筆者注。

[2]  有人甚至干脆將這種腐敗現象美化為“實現民主的代價”，只不過這種代價過于昂貴、發展中國家通常無力消受。——筆者注。

[3]  “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由西方經濟學家約翰·威廉姆森于1989年提出，其內容與杰弗里·薩克森的“休克療法”大致相同。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被西方理論界奉為“金科玉律”，西方國家曾長期要求發展中國家按其要求來實施經濟體制的變革，并對拒絕按其要求進行“變革”的國家予以拒絕撥付發展援助基金的“懲罰”。但90年代后期的亞洲金融危機以及中國和印度等第三世界國家經濟發展的成功，宣告了“華盛頓共識”的破產。——筆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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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釋】

[1] 轉引自張樹華《轉型時期的俄羅斯政治思潮》，載馮紹雷，相藍欣主編：《轉型理論與俄羅斯政治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8頁。

[2] 左鳳榮、王江：《俄羅斯為何難以走出危機》，《科學社會主義》，1999年第1期。

[3] 《俄羅斯改革：現代制度浪漫主義的犧牲品》，http://article.rongshuxia.com/viewart.rs?aid= 134074 .

[4] 《俄羅斯改革：現代制度浪漫主義的犧牲品》，http://article.rongshuxia.com/viewart.rs?aid= 134074 .

[5] 《經濟連續5年增長，俄羅斯吹響復興的號角》，南方網，2005年1月11日， http://www. southcn. com/finance/hot/ 200501120831.htm.

[6] Quoted in Seumas Milne: “Catastroika has not only been a disaster for Russia: A decade on, enthusiasm for the Soviet collapse looks misplaced”, The Guardian (UK), August 16, 2001.

[7] Seumas Milne, ibid..

[8] 白臬：《蘇聯的劇變告訴我們什么？》，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1026/2962514.html .

[9] 楊淑珩：《從尤科斯事件看普京政策的調整》，《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2003年12月。

[10] 《“竊國大盜”：阿布拉莫維奇》，南方網，2005年2月22日，http://www.southcn.com/finance/ zhixing/200502220486.htm.

[11] 白臬：《蘇聯的劇變告訴我們什么？》，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1026/2962514.html .

[12] 吳鑫：《七巨頭中的其他六位》，《三聯生活周刊》，總第263期，2003年11月10日。

[13] 子河：《俄羅斯崛起的三大優勢與三大隱患》，《俄羅斯華人報》，2002年9月17日。

[14] Quoted in Paul Klebnikov: “The Godfather of Kremlin – The decline of Russia in the age of Gangsters Capitalism”, Forbes, Vol. 12,1997.

[15] 李慶義：《普京為何向媒體大王下刀子？》，《青年時訊》，2000年12月21日。

[17] 子河：《俄羅斯崛起的三大優勢與三大隱患》，《俄羅斯華人報》，2002年9月17日。

[18] 子河：《俄羅斯崛起的三大優勢與三大隱患》，《俄羅斯華人報》，2002年9月17日。

[19] 子河：《俄羅斯崛起的三大優勢與三大隱患》，《俄羅斯華人報》，2002年9月17日。

[20] 馮紹雷，相藍欣主編：前引書，總序部分，第6頁。

[21] Granville, Johanna: “‘Dermokratizatsiya’ and ‘Prikhvatizatsiya’: the Russian kleptocracy and rise of organized crime”, Demokratizatsiya, Summer 2003.

[22] Cf. Paul Klebnikov: “The Godfather of Kremlin – The decline of Russia in the age of Gangsters Capitalism”, Forbes, Vol. 12, 1997.

[23] 《俄羅斯上演“教父”，莫斯科成了西西里？》，http://www.luxun.biz/lx/show4.php?id=9850.

[24]  “Russian Newspaper Editor Slain after Reporting Organized Crime”, The Associated Press, May 13, 2002.

[25] 克列布尼科夫揭露俄羅斯黑幕的事例有：1997年，他撰文抨擊葉利欽政府的私有化運動是“強盜資本主義”（Gangsters Capitalism）。2001年，他又撰寫了《克里姆林宮的教父：鮑里斯·別列佐夫斯基與俄羅斯的劫難》一書，揭露俄羅斯新權貴通過各種不法手段發財致富的大量鮮為人知的秘密。2004年5月，他主持的《福布斯》雜志俄文版刊登了俄羅斯富翁排行榜，引起了社會各階層的強烈反響，但卻招致新權貴的仇恨。Cf. Paul Klebnikov: “The Godfather of Kremlin – The decline of Russia in the age of Gangsters Capitalism”, Forbes, Vol. 12, 1997; & Paul Klebnikov: The godfather of Kremlin- Boris Berezovski and the looting of Russia, New York: Harcourt, 2000.

[26] 對于西方世界長期以來對蘇聯體制的妖魔化問題，俄羅斯學者謝·卡拉－穆爾扎（C.Kapa-Мурза）在2000年專門撰寫了一部長達80多萬字的專著來予以揭露和分析，該書揭露出來的大量事實耐人尋味且發人深省，值得一讀。參見〈俄〉謝·卡拉－穆爾扎：《論意識操縱》（上、下卷），徐昌翰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

[27] 據媒體透露，在2003年10月霍氏被捕之前，曾準備以250億美元價格向以美孚石油公司為首的美國石油財團出讓尤科斯40％的股份。另有13.6％的股票也公開出售。一旦成交，購得這40％股權的美國財團將掌握尤科斯的控股權（美國石油公司此前已買下尤科斯10％的股份）。楊淑珩：《從尤科斯事件看普京政策的調整》，《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2003年12月。

[28]  Paul Klebnikov: The Godfather of Kremlin: Boris Berezovsky and the Looting of Russia, New York: Harcourt, 2000. Quoted in John Dolan: “The Socialism of Fools”, http://www.exile.ru/108/bookreview.php. 另外“shitocracy”和“grab-it-ization”兩個單詞是從俄文“Dermokratizatsiya”和“Prikhvatizatsiya”英譯而來，參見Johanna Granville: “‘Dermokratizatsiya’ and ‘Prikhvatizatsiya’: The Russian Kleptocracy and Rise of Organized Crime”, Demokratizatsiya,  Summer 2003, http://www.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_qa3996/ is_200307 /ai_n9282112

[29] 對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將俄羅斯帶向毀滅之后卻不愿意接納俄羅斯為“民主盟友”的內幕，美國眾議院“俄羅斯問題咨詢小組”向第106屆國會提交的一份報告中分析了美國歷屆當政者當時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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