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國家社會政策局限性反思
戴維 笪鈺婕 譯
老齡化人口一直是西方國家的沉重負擔。70年前，《貝弗里奇報告》對英國的社會政策影響深遠。時至今日，英國人的平均壽命已從65歲上升到80歲，然而退休年齡卻一直是65歲沒變，養老金則完全來源于后代勞動力人口。大部分西方國家沒能對這種人口模式的轉變作出相應調整，人口老齡化的負擔與日俱增。同時，國家也沒有足夠有效的措施，為日益龐大的老齡人口提供長期而又昂貴的日常生活服務。身體狀況良好、本是社會潛在動力的老齡人口，如今卻淪為社會政策的負擔。
在大多數西方國家，實現機會平等是社會政策目標的重中之重。為使公民平等地接受教育、享受醫療服務并且有平等的就業機會，政府做了大量努力。政府工作不僅關注收入差異和各社會階層的不平等狀況，更涉及性別歧視、種族歧視等內容。然而，更多機會的平等未必就能帶來一個和諧的社會。事實上，特權階級總是利用影響力和財富為其自身及后代謀福利，嚴峻的社會不平等狀況勢必會對機會平等造成不利影響。因此，脫離收入和財富不平等的現狀談機會平等的實現是沒有意義的。
在2008年經濟危機發生并使西方國家普遍陷入衰退之前，社會保護、教育和醫療支出所占的比重從未減少過。如今，隨著資源越來越有限，人們愈加關注資源的承受能力及使用效率。因此，社會服務的融資、組織及私有化問題在多數西方國家引起熱議。一部分人認為應借助當前實施緊縮政策的時機削減社會服務，而另一部分人則將社會服務視為構建團結、和諧社會的基礎。
有關社會服務的決定向來帶有政治性，并且這種政治化傾向正越來越明顯。關于社會服務對于實現社會政策目標究竟起著何種有限的作用至今仍未有定論。教育的結果不僅取決于學校，也高度依賴父母的家庭培養;健康狀況的好壞不僅要看醫療服務的提供，更取決于衛生條件、飲食習慣、煙酒攝入、身體鍛煉等多種因素。如今，西方國家很多家庭有兩個勞動力，卻沒有收入來源，只能依靠社會福利度日。對于這種經濟上的多樣性，社會政策向來難以應對。雖然社會救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長期失業人口增加的壓力，其問題根源卻一直沒能得到有效解決。此外，女性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的提高對社會政策的影響也微乎其微。
在民族關系方面，人們愈加意識到了文化多樣性，并且認可少數民族在一定程度上的自主權利。然而，警察和少數民族社區之間的緊張關系以及時時爆發的騷亂無不透露著西方國家中的不和諧因素。教育狀況堪憂、失業率居高不下，部分少數民族群體黯淡的經濟前景對社會的和諧穩定構成很大威脅。
西方社會政策的局限性正逐步顯現。首先，社會政策目標的實現不僅關系到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也關系到個人行為。國家行為與個人行為相輔相成，如此才能為實現機會平等提供保障。其次，西方國家的社會政策隱含著一個基本假定，即經濟體實現充分就業且收入差異不大，如今看來這個假定不再成立。雖然社會政策曾試圖不計代價地對失業者和低收入者進行補貼，然而資源的缺乏使其無力阻止貧困的蔓延，也未能修正就業不足和收入差異這一潛在問題。最后，社會政策和經濟政策需要協調一致，到目前為止，西方國家還沒能做到這一點。經濟政策依然極度無視分配效應，而社會政策在修正市場經濟所帶來的不平等問題上卻顯得力不從心。社會政策并非無所不能，這是一個殘酷而又時常被忽略的事實。
西方的社會政策實踐可以提供如下啟示：首先，明晰目標、確定重點，必須認識到社會政策未必能完美實現這些目標。其次，在充分就業、教育普及和醫療保障完善的前提下，《貝弗里奇報告》提供了成功的社會政策方案，并且得到了西方國家的廣泛推崇。只是經濟衰退和不平等程度的擴大破壞了和諧社會的基礎，社會責任和共同價值的缺失也阻礙著社會政策的施行。再次，在動態社會中，社會政策必須對人口結構及其他社會條件的改變作出迅速調整。西方的社會政策正趨向于統一完善，但在應對多樣性方面仍顯不足。隨著社會的多元化發展，各種問題接踵而至。相對于西方國家，有著悠久文明歷史的中國在多樣性方面的挑戰只會有增無減。最后，促進機會平等未必就能帶來收入的公平分配，權力和財富的不平等使機會平等的實現步履維艱。任何人類社會都不可能實現絕對的平等，然而要想構建和諧社會，就必須將不平等程度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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