沖繩可能成為東亞內部和平的“催化劑”嗎

　　新崎盛暉演講及現場討論側記：沖繩可能成為東亞內部和平的“催化劑”嗎

　　作者：王欣然 徐道衡

　　10月 16日主題演講

　　新崎盛暉：沖繩可能成為東亞內部和平的“催化劑”嗎？

　　【本文為聽會筆記，對演講者、評論者和提問者的發言記錄，未經其審閱。如有錯漏，歡迎大家補充更正!】

　　【編者按：自日本單方面購島所引發的釣魚島事件以來，人們的視線被集中在釣魚島的主權爭端之上。與此同時，根據《日美安保條約》，美國的魚鷹戰斗機進入沖繩;這在沖繩引發了持續的抗議活動。根據孫歌老師的說法，來參加這次會議的沖繩代表，有好幾個都是從抗議活動的現場直接趕去機場的。而就在會議期間，10 月16日發生了美軍士兵輪奸沖繩女性的事件，次日沖繩民眾在沖繩軍事基地外就美軍暴行進行抗議。

　　近年來，隨著部分學者的介紹，包括新崎盛暉的《沖繩現代史》的翻譯出版，沖繩的歷史及其問題，開始進入人們的視野。但問題在于，發生在沖繩的不斷抗爭的歷史，和我們今天的各種主張之間到底構成什么樣的現實關系?也許，首先應該引起的是這樣一種好奇，當我們的政府、媒體、商家乃至普通老百姓都主張“釣魚島是我們的，誓死捍衛”之時，那些在二戰之后生活在作為美軍基地的沖繩的人們，他們在捍衛什么?如何行事?他們的斗爭理念和思考又是什么樣的?而對于這些問題的了解，也許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反觀當前的危機。】

　　沖繩是二戰期間日美兩國的地面戰場，也是冷戰后美國在日本的軍事據點。沖繩人民始終堅持以各種方式對抗美日同盟在此的軍事統治，開展爭取“反戰和平”的斗爭。在2000年代后半期，東亞內部出現了新的領土糾紛危機，沖繩民眾的“反戰和平”理念和多年的斗爭經驗能否為這一危機提供不同的參考，進而提出超越國家立場的獨立觀念?這是新崎教授報告的問題意識所在。

　　(一) 沖繩的戰后史及現代史概觀

　　二戰之后，美國原本對日本采取的戰略是要加以抑制，并使日本成為非武裝的國家。但由于美國在中國的失敗，這一戰略發生了180°的調整，美國開始將日本當做“附屬同盟國”進行培養，并開始推動日本重整軍備。可以說，從非武裝國家，到1952年日本出現警察預備隊，1954年以保衛日本和平名義出現的保安隊，以及上世紀90年代以后的軍備化等，都是美國這一戰略調整的結果。正是在這一戰略下，1952年4月，對日和平條約第3條中確立將沖繩置于美軍支配之下，同日，《日美安保條約》生效，美國開始享有在日本全國設立美軍基地的自由。當時，關注這一事件的周邊國家(中國、印度、埃及等)對此條約提出了抗議，以表示對沖繩民眾的同情和支持。其中，中國在1953年1月8日的《人民日報》上所刊登的《琉球群島人民反對美國占領的斗爭》便是其中一例。

　　美國對沖繩的分離統治是其將日本定位為“附屬同盟國”政策的基礎。在1950年代，日本本土也有不少美軍基地，這一事實導致了這一時期日美之間關系的不穩定。日本政府為了穩定日美關系，積極推進美軍基地集中于沖繩的政策。這一政策遭到了沖繩人民的堅決抵抗。60年代具有“反戰和平”“越南人民連帶斗爭”性質的抗爭運動的高漲，加上美國對越戰爭的失敗，使得美國在沖繩的軍事支配陷入了困境。美國為使“附屬同盟國”日本承擔維持美軍基地的責任，于1969年簽訂《日美共同聲明》，決定將沖繩于1972年返還于日本。對此，中國本來持強烈批判態度，稱之為“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但隨著中美建交和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國態度急轉，不再批判以返還沖繩為核心、強化日美同盟的這一政策。

　　隨著1972年沖繩返還日本，構成了強化美日軍事同盟的一個環節。日本政府承擔維持美軍基地的費用，同時兩國政府將美軍基地集中到了沖繩。由此，日本本土的美軍基地減少到原來面積的1/3，導致75%的美軍基地集中于僅占國土面積0.6%的沖繩，基地問題不再是日本的問題，而是變成了局部的問題，或者僅僅是“沖繩問題”。70年代至80年代，沖繩人民的斗爭仍在繼續，但是卻陷入了孤立狀態。

　　之后，隨著911之后美國反恐戰略、美軍基地的重新整編、中國崛起和影響力擴大、經濟危機等，國際形勢開始發生變化。在此期間，沖繩民眾與同樣面臨美軍基地問題的韓國發生了連帶，并通過2000年對抗峰會運動建立了與菲律賓、關島、波多黎各等跨東亞區域的國際交流。

　　(二)何謂沖繩

　　從地理上看，沖繩位于日本、朝鮮半島、中國大陸、臺灣、菲律賓的中心，到各地距離基本相等，這種優越的地理條件使其成為支配亞太地區的軍事據點，同時，這也意味著沖繩的反對斗爭承擔著將其轉換為和平據點的課題。

　　沖繩在歷史文化中與日本的關系并不明朗，既有文化上的親近，又有著幾次被出賣的慘痛經歷，因此可以說既屬于日本，又不屬于日本。從“雙重朝貢國時代”到日本單方面的“琉球處分”，無論是17世紀的德川幕府還是18世紀的明治政府，都不約而同的為了追求經濟利益而將沖繩島及其原住民出賣。所謂琉球處分，是日本明治政府以民族統一近代化的名義，通過武力強行將琉球統合入近代民族國家的歷史過程，這一進程在沖繩民眾中一直存在爭議。一種看法認為這是武力合并，是日本帝國主義膨脹之始;另一種則認為這是琉球近代化的必然過程，“琉球處分是解放奴隸”。盡管隨著時代不同和政治立場的影響，這些評價都有所變化，但是無可否認的是，琉球處分是在解放主體尚不成熟的階段中，國家權力單方面采取的措施。而琉球被統合入作為近代民族國家的日本，關鍵環節在于美國進攻日本時唯一的地面戰“沖繩戰”。這對于沖繩日后的發展以及日本復歸運動中民眾的態度都起到了至關重要的影響與作用。

　　二戰之后，沖繩民眾的斗爭以“沖繩復歸日本運動”和非暴力斗爭為特點。當時，被美軍占領為軍事用地的沖繩民眾有兩種不同的意見，即“日本復歸”與“獨立”。要求“復歸日本”，是基于文化歷史上親近感與作為經濟圈的一體性以及將戰后日本視為放棄了軍隊的和平憲法的民主國家。而獨立論則立足于一個現實的認識：美國不可能放棄沖繩;這樣的話就可以和美國合作，擴大自治權進而獨立。然而美軍犯罪事件的頻繁發生使得這樣的獨立論缺乏說服性。沖繩群島會議以17對 3的贊成復歸日本的決定。對于沖繩人民而言，而完全無視其決議，而繼續將沖繩置于美軍統治之下的對日和平條約的第3條，則無異于“第二次琉球處分”，因此有民眾提出“復歸和平憲法”的運動。

　　1950年代由于美軍基地還未集中到沖繩地區，因此日本與沖繩的反美民族主義還可以互相呼應，然而到了60年代，日本本土的美軍基地幾乎都轉移到了“非日本的沖繩”，“日本復歸運動”開始出現了變化，沖繩民眾面對嚴格的軍政統治以及同日本本土的社會經濟差別，盡管依然使用“復歸和平憲法”的口號，但是同日本本土的感情卻已經逐漸疏離，變成了“愛憎各半”。此后，在美國越戰、強化日美軍事同盟的契機下，沖繩民眾的抗爭也轉變成為以“反戰復歸”為主，脫離了民族主義的新沖繩斗爭。

　　沖繩民眾斗爭的特點在于非暴力斗爭的傳統，這雖然是基于與絕對性暴力相對峙的必然選擇，但同時更是因為沖繩民眾有著對于慘痛戰爭經驗的世代繼承，因此不再愿意讓生活之場所再度變成戰場。只有以非暴力的合法性去對抗現代國家意志以及國家暴力，才能真正維護和平。

　　(三)將尖閣(釣魚島、釣魚臺列島)問題作為東亞和平的“試金石”

　　日本與三個鄰國存在領土爭端，這些領土爭端對東亞和平事關重要。新崎盛暉表示，自己將把沖繩民眾視為自己的生活圈的尖閣諸島作為問題的中心來討論，并由此提出了“生活圈”這一概念。

　　1895年日本政府以“無主地先占”的國際法原則將尖閣認作日本領土，中國政府將此行為視為侵占，并據《冊封琉球使錄》指出尖閣諸島一直是中國固有領土。之后1943年的開羅會議及1945年的《波茨坦宣言》都沒能徹底界定尖閣諸島的歸屬。而1953年1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介紹沖繩民眾的反美抗爭時也未對此地的歸屬進行質疑。1956年，美國開始使用尖閣諸島中的兩個島嶼為軍用射擊靶場，中國未對此發出抗議聲明。

　　尖閣諸島的主權真正成為問題是在1968年聯合國ECAFF調查團發現了東海周邊領域可能擁有石油資源之后。此后中日都先后發表聲明表示對此島的主權。在沖繩，幾乎100%的民眾都認為尖閣諸島屬于沖繩。但其理由并非基于中日兩國所主張的“固有領土”，而是自己的“生活圈”，這一概念不僅包含著經濟含義，更包含了歷史文化方面的含義。

　　所謂的“固有領土”、“國境”等概念只是在近代國家的形成過程中才出現的，我們應該考慮走出近代歐美國家帶給東亞的這些帶有封閉性和排他性的國境、領土概念，轉而關注“地域居民的生活圈”這一概念。在沒有國境概念的時候，沖繩與臺灣的漁民就已經在生產勞動中創造出了共同的生活圈并和睦相處。需要強調的是 “地域居民的生活圈”不同于“國家固有領土”，不具有排他性，比如沖繩漁民的生活圈并不會排除與臺灣漁民的生活圈相重合。我們應該將這一經驗應用于領土糾紛，把將這一區域作為歷史、文化、經濟圈的民眾們的意見和討論納入中日商談之中。在處理這一問題時，不能只有國家立場的代表人，日中兩國、沖繩和臺灣的歷史學家，以及生活于此地的漁民的聲音都是不可缺少的，只有這樣做，才能獲得一貫的歷史認識，才能展望未來的共同生活，這也是沖繩“反戰和平”斗爭的目標所在。

　　學者回應：

　　羅永生(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新崎先生講述了沖繩復雜的歷史和沖繩民眾多年來和平斗爭的經驗，提出了很具挑戰性的想法。其中最為有力的便是面對錯綜的主權爭論，將焦點放回民眾自己“生活圈”的呼吁。他也希望這能成為東亞和平的催化劑。

　　由此我聯想到了香港的保釣運動。我雖未趕上1971年保釣運動誕生的“維園大示威”，但深受七十年代“保釣”象征的“民族意識”的影響。在英殖民的背景下，這種“民族意識”起到了不可忽視的啟蒙作用，打破了保守沉悶的政治氣氛，但在那時的“保釣”運動中，沖繩幾乎被完全忽略。九十年代，在香港即將回歸的背景下，政治角力的中心變為接受還是不接受中國為香港制定的政治安排，“保釣”則成為“親中派”和“民主派”之間的爭奪焦點，而沖繩仍然沒有出現在香港人的視野中。直到今天，“保釣”對于香港人與其說是一種由戰爭記憶與反帝追求推動的運動，毋寧是一種參雜了一代人身份焦慮和懷舊回憶的周期性活動。而新崎先生的發言，點出了這一運動和回憶中的“啟蒙的盲點”。那就是，在掙扎著進行自我身份建構的過程中，有什么是“我”排斥或遺忘掉的，而參與這種種排斥和遺忘的，又是哪些不斷在浮動變換中的正義訴求，或意識形態話語?新崎先生文章中最令我動容的就是沖繩人面對身份歸屬問題的那種千回百折，香港人后殖民身份的焦慮不也正與此相似嗎?

　　如今，國家主義的主權關系難以承認和容納各種不同的主體性。沖繩經驗中的“復歸和平憲法”即以比喻的方式指出日本政府背離了戰后和平憲法的精神，這一我稱之為“異見者的憲政主義”也可用在“一國兩制”中，來解讀在香港，國家政策如何偏離憲法精神。

　　新崎先生兩次提及1953年1月8日《人民日報》對琉球群島(包括尖閣諸島)人民反美斗爭的支持，支持琉球人民反對美國占領的斗爭。這個文本最近也在網上流傳并被討論，討論往往集中于它是否否定了中國對釣魚島的主權聲稱。但我關注的是，它至少見證了中國曾經是一個堅定支持沖繩人民斗爭的國家。它為何在發現石油和港臺出現“保釣”運動后強調釣魚島主權?這是否也構成沖繩現代史作為一連串被出賣的歷史的一部分?

　　之前對沖繩的理解支持現在變為對于歷史嚴格反思與智性回應的自我要求。因此我認為，沖繩能否轉化為東亞和平“催化劑”的一個關鍵在于，能否使沖繩人民的斗爭成為釣魚島爭議的一部分。具體來說就是在一個為了反制東亞民族主義無限升溫，沖突危險不斷升高的和平運動中，突出沖繩經驗，并以“沖繩作為方法”。一方面繼續批判美日的霸權主義，另一方面重新審視由海外回傳中國，以保釣運動為軸心的新型民族主義，重構東亞民眾不為各自國家主義暴力困囿的新的主體性。

　　任佑卿(韓國圣公會大學東亞研究所HK教授)：

　　按照新崎先生的《沖繩現代史》，戰后沖繩60多年的歷史可以看作是沖繩人民抵抗美軍基地的斗爭史。對此，任佑卿表達了自己的佩服、好奇和困惑。

　　佩服在于，新崎先生所描述的沖繩人民在反美基地的抗爭史中所體現出的非暴力、鍥而不舍的堅韌以及超越國族主義的寶貴經驗。參照韓國社會中充滿暴力(殖民、戰爭、獨裁、父權、剝削等)，無意識的親美以及至今未能超越國族主義的抗爭經歷來看，這種經驗更顯得難能可貴。

　　我的好奇是，一，社會中的父權制和國族主義往往有著密切的聯系。在韓國，女性問題經常被動員到反美運動中而成為國族主義的一部分，在此過程中女性問題往往被遮蔽甚至強化了男權中心的國族主義。如果沖繩民眾運動能夠超越國族主義的話，那么這會不會減少父權制或男權主義的程度?二，從“復歸和平憲法之下的日本”到“反戰復歸”，沖繩的民眾運動和“國族主義”保持了一定距離，并體現出以1980年代“沖繩共和社會憲章”為代表的強烈的反國家意識。沖繩民眾的運動，是如何維持這一“既反復歸又不獨立”的內在張力的?

　　我的困惑則在于，一，沖繩的斗爭為何還未獲得勝利?在沖繩，90%的地主將土地出租給美軍基地，一直參與抗爭的“一坪地主”只占很少的數量。這一數字意味著什么?當我們主張民眾的生存本能，或推崇“為了生存而學習的民眾”時，怎么看待民眾的生存本能，他們對經濟發展的幻想，往往把他們變為保守勢力這個問題?二，在場的人應該都會同意沖繩應該成為東亞和平的“催化劑”，那么反過來說，東亞能否成為沖繩和平的“催化劑”?1972年中日建交時，中國默認了美日安保體系的存在，對這段歷史，我們該如何理解?

　　龔卓軍(臺灣臺南藝術大學副教授)：

　　首先，在PPT中，龔先生給出了好幾張不同的沖繩及周邊地區和國家的地圖。其中，有的是軍事防御圖，有的是行政地圖，有的是國家和城市地圖。盡管是針對同一塊地理區域，但每一幅地圖繪制、標示和呈現的方式都大不一樣。如果說不同的地圖就是不同的想象方式的話，那么可以說，我們至今都沒有一張呈現新崎先生所說的“生活圈”想象的地圖。

　　其次，新崎先生在文中所提及的2011年建成的“琉球漁民慰靈碑”見證了沖繩臺灣兩地漁民長期而堅固的友誼。1895年“臺灣處分”使得臺灣與因1879 年“琉球處分”而淪為日本殖民地的沖繩成為兄弟，有人形容如表鏈與表身一樣。然而，早在16世紀，因氣候原因而漂流至臺灣的沖繩漁民教會了臺灣漁民不同的捕魚技術。基隆的繁榮與琉球漁民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這種“漁夫的力量”正生動有力地證明了新崎先生所說的“生活圈”這一概念。

　　另一方面，沖繩與臺灣之間勞力與物資的交流，突顯了帝國內部無法消弭的文化語言與生活習性的差別，這種多重的話語與民族的交錯與對話的框架并不是由民眾，而是由帝國設定的。1879年的“琉球處分”與1895年的“臺灣處分”均為日本明治政府的官方現代術語，其一貫邏輯是善人(日本)懲治惡人(琉球，臺灣)。出兵臺灣的藉口就是“對琉球人民遭受殺害實施報復，是日本帝國政府的義務”。盡管，琉球方面對54名琉球人在臺灣被當地生番襲擊一事的態度就是力求息事寧人，但明治政府全然不聽。1874年的出兵，實際目的是臺灣的戰略與經濟地位。

　　20世紀初，沖繩人將臺灣移民加以他者化，也將臺灣人祖先自閩南移墾臺灣與臺灣人移墾沖繩兩段歷史加以疊加，制造了臺灣人屬于“前現代”民族的刻板印象，之后來臺的沖繩勞工，又反過來認為臺灣象征了“現代開化”的世界。這些雙向移動的經驗，形成了一種“交界圈的現代性”經驗結構。

　　在后冷戰美國經濟帝國構架下的交界圈中，如何在資本主義現代性本質的種種發展與力量之外，消除其基本原則，特有力學與單一歷史，再造新的交錯與對話，將依賴于我們如何重返“漁夫的力量”。

　　孫歌(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沖繩的抗爭活動不僅在維護其本土的區域安全，同時也在維護東亞地區的共同安全。在漫長的苦難史中，沖繩人民產生了特殊的以“反戰”為核心的認同方式，他們 “既是日本人，又不是日本人。”這一點其實與白樂晴教授的“第三方”觀點相呼應。在東北亞的區域內，單純的國家概念已經不能提供給人民安全與幸福，同時，簡單的與國家政權相對抗也無法解決問題，如何在白樂晴教授提出的范疇內，同國家形成一種超克與適應的關系，以及形成新崎先生所言的生活圈，并使之擴大化和具體化，這才是我們應該關注的問題。

　　印度甘地主義與沖繩人民的抗爭方式看似雷同，但這其中是有差別的。非暴力不妥協的抗爭形態究竟是以什么為動力?沖繩本地的宗教經驗和傳統價值觀又為其運動形式提供了何種資源?1972年，沖繩的施政權由美國“歸還”日本，沖繩社會發生了關于主權和主體認同的巨大分歧。是反戰復歸，還是反戰獨立?前者意味著對日本的歸屬，后者意味著依靠美國。在激烈論辯之后，沖繩人找到了第三種思路，那就是以反戰而不是以復歸為中心的“反戰復歸”運動。此后，1980年代后由詩人川滿起草的《琉球共和社會憲法草案》，同樣不具有任何實質效力。但在孫歌看來，這恰恰是一個具有啟發性的思路，這種把憲法理念與現實國家政治加以區分的認識模式，體現的是在無路可走的狀態下堅守不同于國家意志的社會理念。

　　同時，就釣魚島的爭端，新崎先生提出了不應固守歐美近代國家的主權觀念，而應強調“生活圈”的解決思路。這個思路值得認真對待，然而行政版圖上并沒有所謂 “生活圈”，我們也不能懸置國家而空談“生活圈”。在現實斗爭策略中，生活圈概念需要其他因素補充。釣魚島不僅是主權問題，更涉及到戰爭史和民眾的情感記憶，民眾的歷史記憶與情感力量也也應該放入生活圈概念中。就今天的狀況而言，國家和社會的二分對立已經無效，更有效的提法是和平還是戰爭的二分法。我們應該向沖繩人民學習，給政府施以壓力，讓雙方重新回到談判桌上解決問題，避免戰爭。這也是目前最接近生活圈思路的解決途徑。在談及釣魚島問題時，往往只有國家視角而缺乏民眾視角，我們應該在保證民眾視角參與的條件下，是同沖繩人民一起保衛真正的和平。

　　新崎回應：

　　(一)如何理解反戰復歸中的反復歸論?

　　反對復歸，并不代表著要求沖繩的獨立。這一部分是因為民族獨立運動容易受到權力的利用，另一部分是因為這不僅是一個政治問題，更是一個文化和思想的問題。就此而言，僅僅獨立是難以解決所有問題的。在沖繩，支持獨立論的人也非常之少，有無1%都難說，有這種想法的人去參加政治選舉的話也是得不到票數支持的。這并不是批判獨立，而是說要看：獨立以何種方式被提出。有一種所謂的“酒吧獨立論”，即酒醉了就叫囂著要獨立，而清醒時又渴望日本的援助。我認為從政治意義上看，建立一個新國家是難以成功的，這也未必真的有利于沖繩人民。南斯拉夫被民族主義者煽動獨立并最終解體就是一個例子，我們應以此為鑒，謹慎處理獨立問題。我們的島嶼如此之小，卻引發了這么大的爭端，難道獨立了就能解決所有問題，人民就真的獲得解放了嗎?那樣的話我們雖然獨立了卻不能夠自立，而我們應該做的是不獨立，先自立。在日本現存的政治框架下，一方面與其進行抗爭，一方面追求自立。在當今的國際框架中，還存在很多問題，“生活圈”概念可能有效果，但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因為戰爭的記憶也會保存在生活圈內。更好的解決途徑應該是超越傳統的領土主權之爭，跨越國界，聯合抗爭。比如日韓合作，沖繩大學以教學為由邀請韓國學校前來進行祭祀活動，修建紀念碑，打破了沖繩的本土局限，加強了雙方的交流與合作。同時，還應該將廣大勞工、慰安婦等受難者加入進抗爭活動，擴大聯盟的主體，使其變得更為廣泛，也只有這樣沖繩的自立才能成功。當這樣的經驗在全亞洲被廣泛接受時，大家就可以共同協作，問題就會得到更好的解決。

　　(二)針對任佑卿教授提出的“沖繩斗爭為什么還沒有獲得勝利?”

　　沖繩的反戰地主雖然只有三千人左右，并且多數只有一坪土地，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運動的失敗，因為運動的目的在于分割土地的同時使每個人都成為抗戰主體。抗爭的意義不在于人數，而是在于有人去反抗美軍基地的存在，反抗本身就是一種意義。我們不應該關注數字的多少，而是應該關注抵抗的方式。過去使用過的方式也許今天又被使用，但這并不意味著簡單的重復，在這其中會產生更多的反抗智慧。即便斗爭失敗了，也并非沒有意義，作為一種嘗試，它可以吸引更多的人來參與其中，這是我對民眾運動的看法。

　　現場提問：

　　張承志：新崎先生的講演對我很有啟示。沖繩與中國有著長期的交往，對沖繩而言，中國一直都是一個很大的存在，請問現在沖繩人民如何看待中國?

　　新崎盛暉：很早之前，沖繩就處在雙重附屬、雙重朝貢的結構下，而直接侵犯沖繩的是薩摩藩。在沖繩，基本沒有“反中派”與“厭中派”。但是，現在媒體對于釣魚島事件的報道讓沖繩人感到很困惑，為什么曾經如此親近的國家，現在會有一些比較激烈的行為，但總體來說，對中國持好感的人占沖繩人的大多數。

　　白池云：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中美恢復外交關系，十幾年后，冷戰結束。然而，冷戰結束后的領土問題好像更加嚴重。50年代，中國曾批評美軍在沖繩(包括釣魚島)的所作所為，支持沖繩人民的反美斗爭，但從71年開始，中國開始強調釣魚島，這里當然有石油的問題，那么這些事件背后的歷史邏輯是怎樣的?

　　孫歌：我們不能把一個國家道德化或人格化地加以看待，這是一個基本前提。要求一個國家一以貫之，這樣的問題為什么我們總是提給中國，而不是去質疑美國?因為美國一向出爾反爾，大家都習慣了，而大家又認為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必須說話算話。但不能以“公理”，或“倫理”來要求每一個國家。所謂“公理”本身也是不公的，它是由霸權國家根據自己的利益來制定的，即便是國際法也是如此。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進展實際上非常艱難，恢復與日邦交是中國在當時的一種策略。當時中蘇交惡，彼此都認為對方是修正主義，因此在外交上都試圖從西方尋找支持。72年，鄧小平曾指出釣魚島無疑是中國的，但是現在可以先將圍繞它的爭議“放著”，留給后人解決。而日方則展現出了其在外交中一貫的曖昧態度，釣魚島最終以口頭協議的方式被擱置起來，而留下任何的文字。另一個原因是中日在二戰結束二十多年后才恢復外交關系，這本身就會積累大量問題，中日摩擦不斷與此密切相關。72年的中國政府必然會有一些權宜的策略。總之，我們不能抽空具體的歷史情境來談論這些問題。

　　陳光興：上個世紀，身處東亞的我們面對著眾多“回歸”，或“復歸”，臺灣，韓半島，沖繩，香港，澳門等。1945年臺灣回歸中的問題沒有得到清理，從某種意義上影響了香港回歸，今年的“反國民教育”運動就是一個直接表現。那么我們如何將這些“回歸”聯系起來，打開沒有被整理的回歸問題的歷史經驗?沖繩回歸的知識清理，是否可以作為一個我們反思這一類問題的參考坐標?

　　孫歌：如白樂晴先生所說，我們要從“第三方”來重新想象國家。從西方進口的民族國家理論對東亞已經失效，但今天，我們仍然完全以民族國家這一視角來看中國。而釣魚島問題正好提供了一個重新審視東亞的契機，就看我們如何利用了。新崎先生關于沖繩“不談獨立談自立”是一種有趣的說法，事實上這也許是一種不同于傳統民族國家/主權概念的另類國家，新型國家/人民關系的想象。在類似這樣的想象的基礎上，我們才可能將這些“回歸”聯系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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