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地區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陸海交匯樞紐，其地緣政治復雜性、能源安全關鍵性和文明交融特殊性，使其成為我國全球戰略布局的關鍵區域。2023年新一輪巴以沖突的爆發，標志著中東進入“后美國秩序”下的動蕩周期：敘利亞政權更迭、伊朗“抵抗之弧”崩潰、美以軍事聯盟強化、紅海航道危機常態化等事件，構成“四重危機疊加”的復合型挑戰。
但與此同時，阿拉伯國家加速“向東看”戰略轉向，沙特、阿聯酋等國將“2030愿景”與“一帶一路”深度融合，埃及、伊拉克等戰后重建國家將我國視為發展核心伙伴。這種地緣政治格局的重塑過程，為我國高質量推動該地區的“一帶一路”倡議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戰略機遇。
一、中東局勢現狀
（一）巴以沖突外溢阻礙地區經濟貿易合作
2023年10月爆發的巴以沖突已演變為“七線作戰”的復合型地緣危機。以色列以保障自身“絕對安全”為由，不斷擴大軍事行動范圍，從最初對加沙地帶的大規模空襲和地面進攻，逐漸延伸至黎巴嫩、敘利亞、也門、伊拉克以及伊朗本土，甚至通過實施一系列暗殺行動來升級與伊朗的對抗。胡塞武裝對紅海航運的襲擾導致全球12%的貿易通道受阻，迫使中歐航線繞行非洲，運輸成本激增40%，時間延長10到15天。加沙地帶的人道主義危機持續惡化，聯合國數據顯示，沖突已造成超過15萬人傷亡，糧食援助車隊遭襲頻率上升至每周3次，直接威脅我國在埃及、伊拉克的糧食安全合作項目。以我國在埃及阿斯旺沙漠的水井項目為例，該項目通過先進的鉆探技術，成功鉆探 540余口深井，將大片荒漠變為可耕地，每年可增產小麥約12萬噸，為緩解埃及糧食短缺問題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巴以沖突導致的物流中斷，項目所需的化肥供應嚴重短缺，使得農作物生長受到影響，項目的可持續性面臨嚴峻挑戰。
（二）敘利亞權力真空刺激代理人戰爭升級
2024年敘利亞巴沙爾政權倒臺后，該國陷入“三足鼎立”格局：土耳其支持的“敘利亞國民軍”控制北部，美國支持的庫爾德武裝占據東北部，極端組織“沙姆解放陣線”盤踞南部。俄羅斯和伊朗勢力撤出后，以色列趁機占領敘南部領土，試圖將戈蘭高地的控制合法化。這種碎片化的政治格局對我國在敘利亞的投資和重建項目造成了嚴重沖擊。我國在敘利亞的戰后重建項目，如大馬士革工業園，由于安全局勢不穩定，項目建設陷入停滯，約23億美元的投資面臨巨大風險。與此同時，敘利亞庫爾德武裝控制的東北部油田成為我國能源供應鏈的潛在替代來源。但由于庫爾德武裝的政治合法性問題，我國企業在與庫爾德武裝控制地區開展能源合作時面臨“雙重合規”壓力：既要遵守美國制裁，又需維系與敘利亞地方勢力的合作關系。
（三）伊朗影響力衰退造成地區力量失衡
伊朗因核問題受美以“極限施壓”，石油出口量從2023年的200萬桶/日驟降至2024年的不足50萬桶，外匯儲備縮水60%。其主導的“抵抗之弧”中，哈馬斯與真主黨軍事能力遭重創，僅剩也門胡塞武裝通過在紅海的軍事行動維持一定的存在感，但也面臨著來自沙特等國的軍事壓力和國際輿論壓力。伊朗的戰略收縮使中東出現權力真空，土耳其、阿聯酋等新興力量加速填補。土耳其借敘利亞內亂之機，不斷擴大在敘北部的軍事存在，試圖恢復其在中東地區的傳統影響力。同時，土耳其還積極參與地區事務，提升自身在地區事務中的話語權。阿聯酋則通過推動經濟多元化戰略，在新能源、金融、科技等領域取得顯著進展。阿聯酋與我國合作建設馬克圖姆太陽能公園四期項目，使得阿聯酋的清潔能源占比大幅提升至35%，成為中東地區能源轉型的領導者。這種力量重組迫使我調整原有的“伊朗-敘利亞-伊拉克”合作模式，轉向更具彈性的多邊合作網絡。
（四）美國政策轉向導致大國博弈激化
特朗普政府的“中東新政”以組建“反伊統一戰線”為核心，推動以色列與沙特、阿聯酋等海灣國家關系正常化，并默許以軍打擊伊朗核設施。美國通過《反制中國中東影響力法案》，限制我國企業參與5G、港口等“敏感領域”投資。與此同時，俄羅斯因烏克蘭沖突無力維持敘利亞駐軍，其在中東的影響力從2015年的峰值下降70%，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逐漸成為塑造中東地區秩序的重要力量。在這場大國博弈中，我國通過推動多邊合作機制建設，努力提升自身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例如，我國依托金磚機制，向埃及提供50億美元的發展融資，幫助埃及改善基礎設施、促進經濟發展，對沖西方制裁對埃及經濟造成的負面影響。
二、對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的影響
（一）安全風險方面
1.遭遇沖突熱點的直接沖擊
中東地區的持續沖突對“一帶一路”倡議下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造成了直接且嚴重的影響。在敘利亞，阿勒頗工業園作為我國與敘利亞合作的重要項目，原計劃打造成為敘利亞的經濟增長引擎，帶動當地就業和經濟發展。但由于敘利亞內戰持續，工業園內的基礎設施遭到嚴重破壞，項目建設被迫停滯，大量投資面臨損失風險。在也門，荷臺達港擴建項目因戰亂陷入困境。荷臺達港擴建項目對于提升也門的港口吞吐能力、促進對外貿易具有重要意義。但沖突導致港口周邊安全形勢惡化，施工人員的生命安全受到嚴重威脅，項目建設不得不中斷。人員安全問題也成為我國在中東推進“一帶一路”項目面臨的嚴峻挑戰。據不完全統計，僅2024年就有14名我國工程人員在中東沖突中傷亡。
紅海危機對全球貿易和“一帶一路”倡議下的陸海聯運體系產生了深遠影響。由于胡塞武裝對紅海航運的襲擾，中遠海運等眾多航運企業不得不選擇繞行好望角，這導致每年增加的航運成本超過120億美元。同時，供應鏈的延誤使中歐班列的貨運需求激增約30%，暴露出我國在陸海聯運銜接方面存在的短板。
2.非傳統安全威脅升級
極端組織在中東地區活動猖獗，對我國在該地區的企業和人員構成了嚴重威脅。以“沙姆解放陣線”為例，該組織在敘利亞等地通過綁架、襲擊等手段，試圖破壞我國企業的正常運營，獲取經濟利益或達到其政治目的。2024年，針對中資企業的綁架事件同比增長45%，這使得我國企業不得不投入大量資源用于安全防范，增加了運營成本。
網絡攻擊也成為我國在中東面臨的新安全風險。2024年，沙特阿美與中國石化合資的延布煉廠遭遇黑客攻擊，導致原油處理系統癱瘓長達72小時。黑客攻擊可能來自多個方面，包括恐怖組織、競爭對手以及一些試圖通過網絡攻擊獲取經濟利益或政治影響力的勢力。
面對胡塞武裝對紅海航運的“不對稱襲擾”，我國與埃及、蘇丹等國共建聯合護航機制，通過協調各方資源，為過往商船提供安全保障。但是，美國主導的“繁榮衛士”行動與我國倡導的多邊安全合作存在管轄權沖突。美國的“繁榮衛士”行動在實施過程中，往往以自身利益為出發點，忽視其他國家的主權和利益，與我國倡導的平等、互利、共贏的多邊安全合作理念存在分歧，這給我國在紅海地區維護航運安全帶來了一定的困難。
（二）經濟合作方面
1.能源供應鏈存在脆弱性
中東地區的動蕩局勢對我國的能源安全產生了直接且顯著的影響。胡塞武裝對紅海油輪的頻繁襲擾，使我國從伊朗進口原油的運輸風險大幅增加，到岸價上漲了約18%。同時，沙特作為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國之一，由于也門戰事的影響，其原油產能波動率從5%提升至 15%，這使得沙特的原油供應穩定性下降，我國不得不尋求其他能源供應渠道，以降低對單一供應源的依賴。
為了應對能源供應鏈的脆弱性，我國積極采取多元化的能源合作策略，與伊拉克簽署了“石油換重建”協議。根據該協議，我國企業參與伊拉克巴士拉煉廠的建設，以煉廠建設費用抵償伊拉克向我國出口的原油。這一模式既保障了我國的能源供應，同時規避了美元結算風險，降低了國際金融市場波動對能源貿易的影響。
2.區域經濟整合面臨結構性障礙
中東地區沖突導致各國軍費開支大幅增加。海灣國家軍費開支占GDP的比例從2023年的6.2%攀升至2024年的8.5%，這使得原本可用于基礎設施建設、經濟發展等領域的資金被大量擠占，擠壓了基建投資預算。中東海合會自貿區談判因沙特與卡塔爾之間的政治分歧再度延期，嚴重阻礙了我國與中東地區在貿易自由化、投資便利化方面的深入合作。有數據顯示，我國對中東非能源貿易額增速從2023年的12%急劇降至2024年的4%，這一顯著下滑直觀反映出區域經濟整合受阻對雙邊經貿關系的負面影響。
在這一困局下，我國另辟蹊徑，通過“小而美”的民生項目精準發力。在伊拉克，振華希望學校的援建工作取得了顯著成效，目前已接收超過5000名學生，提升了當地的教育水平。在埃及，“魯班工坊”積極開展新能源技工培訓，截至目前已成功培養3000名專業人才。這些項目有效增強了我國與中東國家合作的民間基礎，在一定程度上對沖了地緣政治風險對經濟合作的不利影響。
（三）外交策略方面
1.在大國博弈下面臨戰略選擇難題
美國在中東地區推行霸權主義外交政策，通過《2024年對華競爭法案》等一系列手段，試圖將中東國家強行拖入中美戰略競爭的漩渦，逼迫中東國家在中美之間做出非此即彼的“選邊站”抉擇。這種強硬干涉給我國與中東國家的正常合作帶來了極大干擾。例如，阿聯酋在外部壓力下，不得不暫停華為參與的5G智慧城市項目。
在巴以沖突等敏感問題上，我國一方面堅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爭取國家主權和民族獨立事業，促成巴勒斯坦各派簽署“北京宣言”，推動巴勒斯坦內部團結。另一方面，我國也重視與以色列在經濟、科技等領域的合作，如向以色列出口無人機防御系統，即在堅持原則的基礎上，通過靈活的外交手段，盡可能維護與各方的正常合作關系，避免因單一問題影響整體合作大局。
2.需要調整復雜的合作伙伴關系
隨著伊朗在中東地區影響力的衰退，我國不得不重新審視并調整在中東地區的合作布局，加速與土耳其、阿聯酋等新興力量的合作。在與阿聯酋的合作中，中企承建的迪拜馬克圖姆太陽能公園四期項目不僅為阿聯酋提供了高達5萬個本地就業崗位，還通過技術轉讓等方式，助力阿聯酋將清潔能源占比大幅提升至35%，為阿聯酋提升在全球能源領域的競爭力發揮了關鍵作用。
與此同時，我國與土耳其在交通基礎設施領域展開深度合作，共同開發“中間走廊”鐵路項目。該項目致力于繞開俄羅斯主導的北線通道，增強歐亞陸路運輸的自主性和靈活性。這一合作不僅有助于我國拓展與歐洲、中東地區的貿易通道，降低對傳統運輸路線的依賴，還能進一步加強我國與土耳其以及沿線國家的經濟聯系與合作，提升我國在歐亞大陸交通物流領域的影響力，為“一帶一路”倡議在該地區推進提供新動力。
（四）區域治理方面
1.“全球安全倡議”有效落地遭遇挑戰
我國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議”旨在通過對話協商、合作共贏的方式，構建普遍安全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為解決地區和全球安全問題提供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我國積極推動“全球安全倡議”的落地實施，例如促成沙特和伊朗這兩大中東宿敵之間的和解；在巴以沖突中，我國也始終推動加沙停火，努力為和平解決沖突創造條件。
但是，中東地區復雜的地緣政治格局和長期積累的矛盾沖突，使得“以發展促安全”的理念在實踐中面臨諸多挑戰。在敘利亞重建進程中，美、土、以等國出于自身地緣政治利益考量，主導了重建進程的部分關鍵環節，我國提出的“中立調解人”角色難以充分發揮作用，實質性參與重建工作面臨重重困難。
2.多邊合作機制創新取得成果
為了打破美俄主導的舊秩序，推動中東地區的和平與發展，我國積極推動多邊合作機制的制度性創新。我國推動上合組織設立“中東安全對話小組”，邀請伊朗、土耳其、埃及等國家參與，為各方提供了協商解決地區安全問題的平臺。通過這一平臺，各方能夠在多邊框架下坦誠交流，共同探討應對地區安全挑戰的有效措施，為構建公平、合理的中東地區安全秩序奠定了基礎。
同時，我國依托中阿合作論壇設立“沖突調解基金”，為也門、利比亞等飽受戰亂之苦的國家的和解進程提供資金支持。例如，我國向聯合國近東救濟工程處追加1億美元捐款，主要用于緩解加沙地帶的人道危機。我國的這些舉措正在贏得阿拉伯民眾的廣泛贊譽和認可，進一步提升了我國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和軟實力，為推動地區沖突的和平解決發揮了積極作用。
。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