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理事會近日宣布，日本和歐盟之間倡導在法治與自由公平貿易等多領域合作的“戰略伙伴關系協定”于2025年1月1日正式生效。該協定與日歐間的“經濟伙伴關系協定”并肩同行，自2013年3月啟動談判，于2018年7月在東京正式簽署。
此后，歐洲議會、理事會等逐步完成批準、表決流程。協定涵蓋了政治對話、政策協調、經貿往來、安全防務、科技人文交流等諸多關鍵領域內容。在政治層面，將強化雙邊溝通機制，針對全球性議題協調立場，增強在國際舞臺上的聲音；經貿領域，將破除非關稅壁壘，促進雙邊貿易投資，推動產業深度融合，共同拓展海外市場；安全防務領域，開展聯合訓練、情報共享、協同應對危機；科技人文領域，促進學術互動、文化交融、人員往來，為雙邊關系奠定民意和社會基礎。
有分析認為，日本出于軍事突破、安全保障、經濟拓展與戰略謀勢等多元動機，全方位推進與歐洲合作，將沖擊亞太地區穩定、重塑美歐日三邊關系動態、對全球治理帶來不可預測的變量。
一、日本多領域推進對歐合作的深層意圖
（一）軍事領域：尋求突破與擴張
近年來，日本與歐洲主要國家之間的軍事安全合作不斷升溫。2024年7月，日本航空自衛隊同法國、德國、西班牙等國空軍舉行聯合演習，戰術編隊飛行、空戰模擬、空中加油等課目輪番上演，以期增強協同空戰能力；8月，日本海上自衛隊派出“出云”號直升機護衛艦、新型潛艇等裝備，與意大利、德國、法國等國海軍于地中海、西太平洋等海域舉行聯合訓練，從海上巡邏、反潛作戰到艦艇編隊戰術機動，全方位磨合戰術配合；9月，日本陸上自衛隊與法國陸軍部隊在日本境內首次舉行聯合演習，模擬山地作戰、城市巷戰場景，交流特種作戰技巧與步兵戰術協同。與此同時，日本同歐洲多國持續推動雙邊、多邊機制化交流。
2024年11月，日本與意大利簽署《物資勞務相互提供協定》，在后勤保障層面深度捆綁，確保戰時或緊急狀態下物資、人員、維修服務等能順暢互通。此前，日本已與英國、法國、德國等國建立外長與防長“2+2”會談機制，定期就防務和地區安全問題交換意見，圍繞地緣政治熱點、軍事戰略調整、軍備技術合作等議題協調立場。日本還與北約發布新版“安全合作四年計劃”，設立機密情報共享專線，將雙方安全合作進一步機制化，構建緊密軍事協作網絡。2024年11月，日本與歐盟簽署“安全保障及防衛伙伴關系”協議，表明雙方在戰略與安全層面的合作已邁上新臺階。
日本如此急切地推進與歐洲軍事合作，其意圖耐人尋味。一方面，日本有意在軍事安全領域對標歐洲大國，突破戰后體制束縛。長期以來，和平憲法和專守防衛原則嚴格限制日本軍事發展，而擺脫這些限制，實現國家安全戰略轉型，是日本一些政客夢寐以求的目標。
岸田執政時期，日本宣布“對標北約”，從2023年開始在5年內將防衛預算提升至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大力投入研發、采購進攻性武器，重點打造以遠程導彈、隱身戰機為核心的“反擊能力”，試圖改變被動防御態勢。石破政府上臺后，日本與英國、意大利加快推進聯合研發新一代戰斗機計劃，覬覦歐洲先進航空技術，同時極力爭取參與歐洲下一代無人機項目，力求在未來無人空戰領域搶占先機。通過與歐洲軍事合作，日本期望國際社會逐步接納其由“和平國家”向“能戰國家”的角色轉變，進而挑戰戰后國際秩序，為擴軍備戰掃除障礙。
另一方面，日本企圖借助歐洲力量提升自身國際軍事影響力。在多極化趨勢下，日本不甘于僅做美國亞太戰略“馬前卒”，欲在全球軍事舞臺嶄露頭角。與歐洲軍事強國聯合演訓、機制對接，能讓日本學習先進作戰理念、軍事管理經驗，提升軍隊現代化水平；借助歐洲在國際軍事輿論場的話語權，日本可以宣揚自身軍事“進步”，塑造“可靠軍事伙伴”形象，為海外派兵、軍事干預等行動鋪墊民意基礎，在國際軍控、維和等議題上也能提升發聲分量，逐步實現從軍事受制約國家向軍事自主、外向型國家蛻變。
（二）安全領域：鞏固同盟與對沖風險
日本與歐洲國家不斷強化安全機制交流，除“2+2”會談深入探討網絡安全、反恐、情報共享等安全議題外，還新設諸多專項對話渠道，如網絡安全工作組、反恐聯合協調中心等。在情報共享方面，從最初的一般性情報交換邁向深度融合，涵蓋政治情報、軍事動態、極端組織活動、網絡威脅情報等領域，借助先進加密技術、大數據分析平臺，實現情報實時共享、聯合研判，為雙方提前預警、精準決策賦能。
聯合演訓也從軍事領域拓展至非傳統安全范疇。在應對自然災害、公共衛生危機、跨國犯罪等場景下，日本自衛隊與歐洲應急力量模擬聯合救援行動，如在地震海嘯模擬演練中，雙方協同開展搜索救援、醫療救護、物資分發，磨合跨國應急指揮體系；面對網絡攻擊威脅，日歐組建模擬聯合網絡戰對抗團隊，模擬黑客攻擊與防御，測試關鍵信息基礎設施韌性，提升網絡攻防能力；在打擊跨國犯罪領域，雙方執法、情報、軍事力量聯合開展海上緝私、跨境追逃行動，共享犯罪線索數據庫，阻斷毒品、走私品、非法移民流通鏈條。
日本如此著力推進對歐安全合作，核心目的有二。其一，鞏固同盟關系網，對沖美國戰略調整帶來的不確定性。日本與一些歐洲國家同為美國盟友，特朗普重返白宮后“美國優先”的孤立主義陰霾重現，讓日歐如履薄冰。美國在貿易、軍事安保承諾、全球治理參與等方面政策搖擺，令日本擔憂其亞太戰略收縮，歐洲則懼怕跨大西洋關系疏離。在此背景下，日本積極充當歐洲干預亞太事務的跳板，與歐洲國家深化多邊安全合作，打造“準同盟”體系。雙方在軍事互援、情報共享、聯合威懾方面緊密協作，既為對沖美國戰略轉向風險，也試圖合力“引導”美國回歸傳統盟友責任，維持全球戰略平衡，確保自身利益不受美國單邊主義沖擊。
其二，引入歐洲勢力維護自身安全利益。近年來，日本周邊地緣政治安全形勢趨于緊張，與俄羅斯島嶼爭端、與韓國歷史矛盾疊加，尤其在東亞海洋權益博弈中，日本倍感壓力。日本一些政客反復炒作所謂“中國軍事威脅論”，妄圖在美日同盟基礎上，拉攏歐洲國家介入亞太事務，借歐洲第三方勢力“制衡”中國，為自身在地區競爭中攫取談判籌碼，在領土爭端、海洋劃界等問題上制造有利于己的輿論氛圍，同時借助歐洲先進安防技術、應急管理經驗，強化本土安保體系，提升應對多元威脅韌性。
（三）貿易領域：經濟與戰略雙重考量
貿易領域是日歐合作的“主戰場”。在日歐“戰略伙伴關系協定”及“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生效之后雙方將大幅削減關稅壁壘，超九成日本出口至歐盟的工業產品、農產品逐步實現零關稅，日本汽車、電子零部件、機械裝備等優勢產品在歐洲市場的競爭力將獲得提升，市場份額預計將會顯著增長；而歐盟的高端機械、精密儀器、奢侈品、農產品等預計也會在日本迎來熱銷，雙向貿易流將日益暢通。在非關稅壁壘方面，雙方圍繞技術標準、認證認可、知識產權保護等協同立法、互認互通。
統一汽車排放標準、電子電器安全認證流程，簡化企業出口合規成本；強化知識產權聯合執法，打擊盜版、侵權，為創新產業合作營造良好生態。投資便利化改革將會促使雙向投資激增，歐盟企業加大對日本新能源、智能制造、生物醫藥等新興產業投資，日本企業則深耕歐洲綠色技術、高端制造、數字經濟領域，在當地設立研發中心、生產基地，融入歐洲產業集群，拓展產業鏈全球布局。
日本全力深耕對歐貿易合作，背后蘊含著深刻的經濟與戰略謀劃。從經濟維度看，拓展海外市場、應對貿易保護主義壓力是主因。日本國內市場長期低迷、人口老齡化加劇，經濟增長乏力，急需外部市場驅動。歐洲作為全球最大單一市場之一，消費潛力巨大、產業層次高，是日本企業盈利增長的關鍵支撐。同時，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美國貿易政策多變，日本對美出口受阻，歐盟市場成為分散風險的“避風港”，通過強化對日歐自貿規則構建，可以幫助日本在貿易博弈中穩住陣腳，保障經濟穩定運行。
從戰略層面考量，提升經濟話語權、配合地緣政治布局是其深層動機。在全球經濟治理格局重塑之際，日歐攜手試圖在貿易規則制定上抗衡新興經濟體影響力，以“高標準、嚴規則”的自貿協定為藍本，推廣自身倡導的數字貿易、環保產業、勞工標準等規則，引領全球經貿規則走向，鞏固西方陣營經濟主導權；在地緣政治上，貿易合作深化為日歐安全、外交協同注入經濟動力，經濟相互依存轉化為政治互信，使雙方在亞太、中東、非洲等地區事務協調立場更有底氣，日本借歐洲經濟力量強化自身地緣政治存在，為實現其政治大國野心鋪墊基石。
二、日歐合作對地區及國際格局的影響
（一）對亞太地區的影響
日歐強化合作將對亞太地區的戰略平衡造成顯著沖擊。隨著雙方軍事互動日益緊密，聯合軍演、情報共享、防務合作常態化，日本自衛隊在歐洲軍事技術、戰術理念滋養下，作戰能力將獲得逐步提升，尤其在海空作戰、網絡戰、電子戰等領域，新型裝備加速列裝、作戰體系不斷優化。這無疑將改變亞太軍事力量對比，使得地區軍事生態愈發復雜多元。
以日歐聯合海上軍演為例，先進艦艇編隊、反潛巡邏機、艦載直升機在西太平洋頻繁展開實戰化演練，涵蓋反潛作戰、防空攔截、海上補給等課目，能夠極大提升日本海上自衛隊遠海作戰、制海控海能力，從而打破地區原有的海上力量平衡態勢。日本還可以借助歐洲軍工技術，加速國產先進戰機、導彈等武器研發列裝，構建攻防兼備軍事力量架構，這會進一步縱容其軍事野心膨脹，加劇地區緊張局勢。
從地緣政治角度看，日歐合作將給亞太地區地緣政治格局蒙上陰影。日本積極充當歐洲介入亞太的“橋頭堡”，與歐洲國家在南海、東海等熱點海域聯合巡航、抵近偵察，打著“維護航行自由”幌子，行攪亂地區局勢之實。歐洲勢力滲透將使地區爭端問題國際化、復雜化，原本雙邊或多邊協商解決的問題，被外部勢力政治操弄，和平解決難度陡增。如在南海問題上，日本此前與法國、德國等歐洲國家聯合發表涉南海聲明，對中國正常海洋維權行動指手畫腳，為菲律賓等國撐腰打氣，妄圖以國際輿論壓力迫使中國讓步，遲滯中國海洋發展步伐，破壞地區和平穩定大局。
（二）對美歐日三邊關系的影響
可以預測，日歐合作深入推進，將使美歐日三邊關系發生微妙而深刻的變化。一方面，日本在三邊關系中自主性有所提升。以往，日本在美日同盟框架下，外交、軍事政策多受美國掣肘，充當美國亞太戰略的“馬前卒”。如今，通過與歐洲建立緊密戰略伙伴關系，日本在安全、經貿、科技等領域將獲得更多合作選項與資源支撐，從而在三邊互動中擁有更大周旋空間，其結果就是敢于在部分議題上提出獨立主張，不再完全唯美國馬首是瞻。
在經貿規則制定領域，日歐攜手推進數字貿易、綠色經濟等高標準規則制定，日本借此提升在全球經濟治理話語權，在面對美國貿易霸凌時，能聯合歐洲制衡美國單邊主義行徑，維護自身經濟利益。如在美日汽車貿易摩擦中，日本可以借助歐日自貿協定生效契機，拓展歐洲汽車市場份額，降低對美市場依賴，同時與歐洲車企聯合研發新能源汽車技術，提升產業競爭力，增強對美談判底氣。
另一方面，歐洲在亞太地區借日本“東風”拓展勢力范圍，必然會引發美國的猜忌。美國雖然樂見盟友在遏制對手時協同發力，但歐洲勢力深度介入亞太，將會一定程度上沖擊美國主導的亞太戰略布局，其擔心歐洲與日本“另起爐灶”，削弱自身對地區事務的主導權。
此前，美國在日歐合作深化過程中，時而拉攏、時而敲打，一直試圖將日歐合作方向與節奏納入自身戰略軌道，維持三邊關系“動態平衡”。例如在日歐加強軍事合作時，美國一方面鼓勵雙方在情報共享、聯合演訓上深化協作，服務于其印太戰略威懾體系；另一方面，對日本與歐洲軍工企業獨立研發高端武器、構建排他性防務合作機制保持警惕，通過軍售、技術管控等手段限制日歐軍事合作“脫軌”，確保美國軍工復合體在盟友軍備市場的主導地位，維護三邊同盟內部等級秩序。
（三）對全球治理的影響
在全球治理舞臺，日歐合作扮演著復雜且多面的角色，既為解決全球性問題注入動力，又在大國博弈棋局中攪起波瀾。在應對氣候變化領域，日歐憑借先進技術研發與產業優勢，合作推動綠色能源轉型、碳減排行動。雙方聯合投資研發新一代太陽能、風能、氫能技術，共建跨國綠色能源示范項目；在國際氣候談判中，日歐以“氣候先鋒”姿態協調立場，催促施壓各國提高減排目標、完善碳交易等氣候金融機制，力推《巴黎協定》落地實施。但與此同時，在國際規則制定與多邊合作體系層面，日歐合作不乏“小算盤”，暗藏加劇大國競爭隱憂。
在世貿組織改革進程中，日歐試圖以雙邊自貿協定高標準規則為藍本，推動多邊貿易規則向有利于發達經濟體方向重塑，強化知識產權保護、勞工標準、國有企業規制等條款，從而增加新興經濟體融入全球貿易體系的難度，維護西方傳統貿易優勢地位，繼而引發南北陣營規則話語權之爭。
在全球安全治理領域，日歐與美國主導的北約加強聯動，將歐洲地緣政治博弈思維引入亞太，鼓吹“印太戰略”軍事化，推動構建排他性地區安全架構，沖擊以東盟為核心的亞太合作體系，將會給地區和平穩定帶來不確定性。例如，日歐與北約頻繁舉行跨區域安全對話、聯合軍演，將網絡戰、混合戰爭等概念植入亞太安全語境，挑動地區國家選邊站隊，破壞多年來亞太地區形成的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的安全生態，最終將使全球安全治理碎片化風險加劇，動搖多邊合作的根基。
三、中國的對策建議
日歐戰略伙伴關系協定生效后的一系列合作動向，是國際政治、經濟、安全多領域復雜互動的縮影。對此，中國既要精準洞察日歐合作背后的利益算計與潛在風險，也要立足自身發展大局，以堅定、靈活、多元策略應對挑戰。
（一）加強外交溝通與協調
面對日歐合作帶來的復雜局勢，中國應強化外交溝通協調，主動出擊，積極作為，與日歐分別開展多層次外交對話。其中，在雙邊層面，利用領導人峰會、外長會談、戰略對話等契機，坦率闡明中方立場主張，就彼此關切的核心問題深入交流。例如，在中日外長會談中，嚴肅指出日本與歐洲軍事勾連對地區穩定危害，敦促日本恪守和平憲法精神；中歐戰略對話時，強調中方愿與歐方在經貿、環保等多領域深化合作，但反對歐方借日歐合作介入亞太、干涉中國內政。
在多邊場合，在聯合國、二十國集團、世貿組織等國際組織框架內，協調與其他新興經濟體、發展中國家的立場，針對日歐在貿易規則、全球治理議題上“抱團”行徑，聯合發聲抵制不合理主張，推動多邊合作朝著公平、包容、共贏方向發展，堅決維護國際秩序公正性與開放性。
（二）強化軍事防御與戰略威懾
在軍事層面，中國需要未雨綢繆，強化軍事防御與戰略威懾能力。優化軍事力量戰略布局，依據國家安全戰略需求，加強東部沿海、南海等方向海空力量部署，提升預警探測、防空反導、反潛作戰能力。例如，構建多層島鏈預警體系，部署先進防空反導系統，確保能及時有效應對外部軍事挑釁；加速軍事現代化進程，加大對關鍵軍事技術研發投入，推動高端武器裝備列裝，像加快新型航母、隱身戰機、高超音速武器研發服役，以強大實力塑造態勢，讓潛在對手不敢輕舉妄動。
此外，適度開展軍事外交，邀請周邊國家、友好國家觀摩軍事演習、參與聯合訓練，展示捍衛主權決心與和平誠意，增進軍事互信，管控誤判風險，在國際輿論場贏得主動，彰顯負責任大國形象。
（三）深化經濟合作與開放
在經濟領域，中國要堅定不移深化開放，拓展對外經濟合作空間。持續推進與日歐經貿合作，挖掘貿易投資潛力，在新興產業如人工智能、量子技術、生物技術等領域，搭建產學研合作平臺，促進企業聯合研發、技術轉移轉化；積極參與區域自貿協定談判，加快中日韓自貿協定、中歐自貿協定可行性研究與推進進程，以開放姿態融入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高端環節，爭取規則制定話語權，推動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
此外，降低對單一經濟體貿易依賴，拓展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東盟、非洲、拉美等新興市場的經貿往來，優化貿易結構，分散外部風險。例如，加大對新興市場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助力當地發展，實現互利共贏，增強中國經濟發展韌性與回旋余地。
（四）積極參與全球治理
在全球治理舞臺上，中國應擔當作為，積極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在應對氣候變化、公共衛生、網絡安全等全球性挑戰議題上，主動牽頭或深度參與國際合作項目，分享中國經驗、技術與資金。例如，在氣候變化領域，持續推進節能減排行動，加大對發展中國家綠色技術援助，助力全球綠色轉型；聯合新興經濟體、發展中國家構建利益共同體，在世貿組織改革、國際金融體系調整等進程中，凝聚共識，形成合力，引領全球南方陣營，合力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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