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過去人們經常說，中美兩國之間有矛盾分歧，但“共同利益遠遠大于彼此分歧”。類似的話已經講了很長時間，更重要的是，這構成了一個基本判斷，即“中美合作是唯一正確的選擇” ，其具有戰略邏輯的合理性。如果不是這樣，而是“彼此分歧”遠遠大于“共同利益”，那么所謂的“合作”也就必然要退居次要的位置了。
伴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全球大動蕩、大改組的形勢愈演愈烈。與此相應，中美關系也在發生空前劇烈的變化，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新時期的中美關系總體上將圍繞“戰略競爭”而展開，其突出特征就是“競爭”。可以預計，隨著特朗普再度當權執政，美國對華“戰略競爭”只會加強而不會減弱。從這個意義上說，對于這一狀態下的中美關系，人們完全可以將其命名為新的“戰略競爭”時代。在這樣一個新的時代，中美兩國“共同利益”和“彼此分歧”之間的權重關系將發生怎樣的新變化呢？現在確實需要重新審視和評估中美“共同利益”和“彼此分歧”之間關系了。為此，有必要提出這樣幾個問題：
第一，中國是不是美國頭號戰略對手？
毫無疑問，美國發動對華“戰略競爭”就是把中國當做了頭號戰略對手。這不是什么戰略“誤判”，也不是什么戰略“焦慮”，而是霸權統治集團高度理性邏輯的結果，也構成堅定不移的目標方向。拜登當局也好，特朗普集團也罷，他們對此都矢志不移，在這個最重大、最核心的問題上保持高度一致，沒有任何不同意見。預計特朗普之后的美國也必定還是這樣。這也就意味著，霸權帝國將中國當做最大的對手，這樣的情形將持續相當長一個歷史時期，除非外星人入侵地球，否則短時期內不可能有什么改變。
第二，中美之間的戰略核心矛盾是不是根本性的？
眾所周知，中美兩國之間的戰略核心矛盾由來已久、根深蒂固。新中國成立后兩國嚴重對立，幾度兵戎相見大打出手，從那時起，彼此之間所積累的矛盾日甚一日，一個也沒有得到解決。后來兩國走到了一起，建立了彼此密切的關系，發展到此前曾一度被形容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便這樣，也并沒有因此得以解決彼此之間的戰略核心矛盾，只不過在相互利用之下，相當程度地將這些深層矛盾掩蓋起來。但不以善良人的意志為轉移，時不時就會從軍事、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以意想不到的突發形式暴露出來。這一點，在中國駐南使館被炸、南海撞機、關稅貿易戰、生物病毒戰、芯片制裁、抓捕孟晚舟，以及形形色色的顏色事件中盡顯無遺。
現在，美國將中國當做頭號戰略對手，中美矛盾日益突出。對此有人詮釋說，美國作為守成大國要捍衛既定地位和世界秩序，而中國作為新興大國正改變力量對比而要重塑全球秩序，這是大國爭雄的固有邏輯。
應該說，這樣一種解釋很為霸權集團所青睞，因為如此這般地詮釋中美矛盾，在相當程度上掩飾了霸權帝國的野蠻本質，為其獨霸世界披上了合法性的外衣。其實這只是表象，中美矛盾遠非這樣簡單。可以說，中美之間的戰略核心矛盾不但根深蒂固，而且集人類社會綜合與全面矛盾之大成。兩國之間有著根本排斥性的政治與制度矛盾，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與美國代表的資本主義制度從本質上說就是互相對立和否定的關系；兩國之間也有突出的競爭性經濟矛盾，在全球市場與資源供給方面激烈爭奪，表現在金融、貿易、科技等各個領域；兩國之間還有深刻的文化價值矛盾，因為在奉行西方文明優越論和西方至上者看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意味著西方文化暗淡無光，意味著其“普世價值”并非可以統領一切；兩國之間更有不可調和的戰略利益矛盾，那就是美國作為霸權帝國，絕不允許任何別的國家擁有明顯優勢，任何層面都不行，任何領域都不行，都要堅決予以鏟除。
過去一個時期，中美之間這些矛盾相當程度上被深埋雪藏，是因為具備了特定的歷史條件和國際環境。現在，隨著中國日漸崛起，隨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到來，繼續掩蓋雪藏這些矛盾的條件已經不再具備，由此導致中美矛盾注定將全面爆發，目前正走在急劇深化與激化的歷史道路上。
第三，中美能不能在“戰略競爭”中實現共贏？
美國將中國當成頭號戰略對手，那么中國對美國應怎樣看待呢？
從起碼理性與基本戰略邏輯出發，霸權美國無疑也是中國的頭號戰略對手。不管在中國有多大的親美勢力，也不管這個親美勢力多么強烈的親美、崇美與恐美，一概都無法改變美國是中國頭號戰略對手的戰略定勢。環顧當今世界，除了霸權美國之外，沒有誰能同中國勢均力敵堪當中國頭號戰略對手，也沒有誰愿意當中國的頭號戰略對手，諸多對中國心懷叵測的勢力一概都對此有心無力，都指望美國來當這個頭。
互為“頭號戰略對手”的中美兩國能夠實現“共贏”嗎？
我們認為，“戰略競爭”的根本與終極結果就是贏得對手，核心與關鍵手段是“競爭”而不是“合作”，中美兩國不可能“合作”地進行“戰略競爭”。兩國關系中的這個最大項目，即“戰略競爭”項目，不可合作也無法合作。通過激烈“競爭”來達成贏得對手的目標，這是“戰略競爭”的基本邏輯。在這個基本邏輯的支配下，從終極意義上說，中美競爭就沒有實現“共贏”的可能。具體到當下的中美關系，在特朗普的戰略框架內，“讓美國再次偉大”就要贏得對華“戰略競爭”；如果不能贏得對華“戰略競爭”，甚或在競爭中被打敗、潰退，則美國就只能墮落與頹廢，無論如何也偉大不起來，反倒是要讓中國偉大了起來。這是一個很淺顯的道理，特朗普其人完全懂得，也看得十分明白。
把上述三個問題搞清楚了，自然而然就可得出關于中美兩國“共同利益”與“彼此分歧”孰大孰小的結論：
其一，不可否認，中美作為地球上的兩個大國，確實存在著諸多的“共同利益”，但相對于霸權要扳倒、搞垮中國的戰略目標和核心利益，這諸多的“共同利益”也就很次要、很渺小了，只能服從和服務于戰略核心利益的實現。
其二，不可否認，中美兩國確實可以合作，事實上現如今兩國在許多問題上也一直在進行合作。但在核心與要害問題上卻不可能合作，中國不會同美國合作以幫助美國贏得競爭，美國同樣也不會幫中國贏得競爭。
其三，不可否認，中美兩國在有些地方、有些事項上確實可以“共贏”，但這只是局部的、次要的、暫時的策略性現象。最終在戰略核心問題上，放大了說，也就是在霸權與反霸權的斗爭上，一定要拼出個根本的輸贏。不達此目的，霸權美國不會罷休，中國人民也不會半途而廢。如果混淆主次、放棄原則，非要與霸權搞什么“共贏”，除了當“奴仆”、當“幫兇”，還能有什么？
上述這一切都意味著，中美關系已經進入了“戰略競爭”的新時代，在全新的背景與環境之下，兩國關系注定要進行深度改造和大幅度的重塑，這其中就包括“共同利益”與“彼此分歧”的關系，對此應該有清醒的認識，而不能老生常談、墨守成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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