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西方產業資本是要遏制中國的崛起，而跨國金融資本從長遠戰略來看則是要改變中國的政體。歷史已經反反復復地告訴我們，當西方內部兩大力量板塊發生矛盾和沖突時，世界就進入了非常危險的時期。而中國目前與這兩大力量板塊既存在著矛盾和沖突，也存在著共同利益。因此，中國如何應對西方內部這兩大力量板塊，是我們今天必須做的一門功課。
這是一句聞名全球的話：“不管是否喜歡，我們都將會有一個世界政府。問題只是，我們將是一致同意，還是通過征服而擁有這個世界政府。”
說這句話的人名叫詹姆斯·保羅·沃伯格(James Paul Warburg)，他是一位美國猶太裔銀行家，曾擔任過羅斯福總統的金融顧問;而他的父親，則是大名鼎鼎的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的設計者保羅·莫里茨·沃伯格(Paul Moritz Warburg)。上述這句話，是詹姆斯·保羅·沃伯格在1950年2月17日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說的。
未來人類將出現一個世界政府，這在西方已經是老生常談;但在中國，我們對這個話題還相對比較陌生。隨著中國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個話題自然而然地出現在我們的視野中。中國想要一個什么樣的未來?中國怎么看這個世界政府?這不僅僅是我們需要回答，而且也是世界在急切地等待著我們做出回答的問題。
……
我們已經觀察到當今世界分裂成產業資本、跨國金融資本、伊斯蘭世界和中國四大力量板塊;形成產業資本與跨國金融資本、伊斯蘭世界與非伊斯蘭世界，以及(崛起中的)中國和(衰落中的)美國之間的三大沖突。
這三大沖突中，我們研究得相對比較透徹的，是伊斯蘭世界與非伊斯蘭世界的沖突，以及中國與美國之間的沖突。無論是對沖突的根源、我們的對策以及沖突的未來走向，我們都大致心中有數。今天我們已經認識到，西方眼中的“反恐”戰爭已經實質上落下帷幕。大國戰略、大國政治、大國間的博弈又被重新提上了日程。但我們對西方內部兩大利益相悖、傳統對立的力量板塊的認識還很有限。
我們一方面對西方內部是否分裂成產業資本和跨國金融資本兩大力量板塊存在著認識上的分歧;另一方面對西方內部這兩大力量板塊的沖突歷史根源和現狀也明顯缺乏研究，認識不足。
……
過去我們對西方的研究，主要將注意力放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上，研究西方左右兩派的“對立”和“沖突”上，研究西方內部的其他矛盾如種族矛盾、黨派之爭或人頭之爭上……而對西方統治階級內部不同利益集團的分歧、矛盾和斗爭卻關注不夠。這與西方長期灌輸給我們的西方政體構成的政治理論有關。
西方總是告訴我們，西方存在著左右翼兩大政治力量，其政治斗爭就是這兩大政治流派之間的沖突;西方的政體保證兩大流派都能夠通過和平選舉輪流執政，因而西方內部不存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爭，西方的政治體制也因此長期處于穩定狀態之中。人們相信了西方所說的這一理論，所以人們對西方內部的研究大多建立在西方“左右翼政治”上。
即便人們知道西方也同樣存在著一些極端政治流派，比如被西方媒體稱為“極右翼”“極左翼”的政黨或政治組織，但人們也同樣相信了西方政治學的說法，即這些政治流派都是邊緣政治力量，成不了氣候，很難通過選舉上臺執政。
我在法國擔任常駐記者時，曾親耳聽到中國一位官員表示，我們絕不會與法國極右翼的“國民陣線”發生政治上的聯系。因為我們反對極右翼。但實際上，現已改名為“國民聯盟”的這一黨派，在法國已成為不容小視的政治力量。在2017年和2022年總統大選中，其總統候選人勒龐還打敗了傳統右翼的總統候選人而進入了大選的第二輪，并拿到了33.9%、10 638 475張普選票(2017年)和41.45%、13 288 686張普選票(2022年)。幾乎可以說已經成為法國的第二大政黨……
事實上，西方除了左右翼兩大政治流派之外，還存在著很多其他政治組織、黨派和政治思潮。這些政治組織、黨派和思潮正在獲得西方民眾越來越強烈、越來越公開的支持。人們也越來越清晰地看到，這些政治組織、黨派和政治思潮都大大突破了西方傳統左右翼的劃分，正通過另外一些標準而整合到一起。比如法國的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和極左翼政黨“不屈法國”的基礎選民都是處于社會最底層的勞動階級，他們在一個共同的目標下聯合成統一戰線：反全球化。
西方的政治光譜從左翼到右翼，直到極左、極右，早已經不是一字排開，而是形成了一個政治閉環：極左與極右已經在基層選民部分連在了一起。這是用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所無法解釋的。但是，用傳統的左右翼已經無法區別的不同階級，在支持還是反對全球化問題上，又重新劃分成陣線分明的兩大陣營。
所以，傳統“左右翼”對立分野的政治學概念已經不再適用于今天的世界，而應該以“全球化”為核心，重新劃分政治勢力。這時我們就能清晰地看到，西方世界在左右翼依然存在的基礎上，最清晰地分裂成“支持全球化”和“反對全球化”的兩大政治力量;這兩大政治力量打破了傳統的左右翼陣營，目前正由產業資本聯合底層勞動階層，與金融資本形成尖銳對立。由于金融資本已經完成了其國際化進程，形成了一個跨國的金融資本集團，因而，這場爭斗也就擴展到全世界。
西方內部的這兩大力量板塊不僅僅存在著利益沖突，而且他們對世界未來的走向與構成，也同樣存在著非常尖銳的對立。而中國作為世界上新崛起的一股力量，與西方這兩大力量板塊顯然也都有著明顯的利益沖突。這樣就形成了三方錯綜復雜的利益交錯、斗爭交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極其復雜的局面。更令人頭疼的是，如果說特朗普領導的美國產業資本還是一種有形的存在的話，到了拜登時期，所謂“跨國金融資本”卻是以一種隱形甚至可以說是“無形”的方式存在于世，我們究竟是在與拜登的美國在打交道，還是在與其背后的跨國金融資本打交道?我們如何才能擁有“火眼金晴”來識破這種隱形甚至無形的存在呢?
最令我們無法真正理解的，是中國在崛起過程中，怎么與這種隱形甚至無形的跨國金融資本發生利益上的對立的呢?中國一貫主張和平共處、求同存異、利益共享、合作共贏。所謂合作共贏，說的就是利益共享。這不就明確地表明，中國不會挑戰西方統治集團利益，只是要求獲得我們自己應得的一份利益嗎?為什么西方統治集團就是要視中國為一種威脅呢?誠然，中國的發展模式本身，確實構成對西方利益的一個挑戰，因為它給廣大的第三世界提供了另外一種發展模式的可能性;但中國早已承諾絕不向外輸出中國模式。更何況西方自己也并不認為中國發展模式本身會對西方的政治統治產生直接威脅。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使得西方視中國為“競爭對手”呢?
這絕對是一個需要我們嚴肅、認真思考的大問題。
在人類歷史上，所有偉大的思想家們都在思考同一個問題，即人類之未來。更具體而言，就是建設一個怎樣的人類社會，才符合大多數人的利益，才能保持國家的長治久安、世界的永久和平……無論是馬克思主義還是西方“民主體制”，甚至包括伊斯蘭世界，所提出的未來遠景都帶有這一共同目標;中國也提出了各國有權選擇自己發展模式，共建和平共處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樣也許能夠真正實現世界大同的方案。
相對于未來遠景，西方對于“世界政府”早有很多具體的實施方案，甚至提出了實現日期……本節開頭引用的詹姆斯·保羅·沃伯格的話，就是一個證明。前文介紹過的法國著名政治學家、前總統府秘書長的雅克·阿塔利更是直截了當地提出了一個時間表：世界政府將于21世紀六七十年代建立起來。這是阿塔利在其著作《未來簡史》中明確提出來的。
通過什么方式來建立呢?作為美國日裔學者，弗蘭西斯·福山早在《歷史的終結與最后的人》中就已經斷言，人類歷史的方向已經清晰，即正在走向“民主和自由”這個“終結”點。也就是說，世界政府將意味著全球都實現了民主和自由。全世界都建立民主體制之時，便是世界政府誕生之日。對于福山而言，世界未來已經沒有疑問或困惑。一切都已經變得毫無疑問。后來盡管發生了著名的“福山—張維為之爭”，福山也沒有改變他的“歷史正在走向終點”的看法;只是他認為“實現的時間”被推遲而已。
但是福山并沒有說清，為什么西方心目中的理想國是“民主和自由”體制。我們一直認為，西方學術流派眾多，但在指向世界發展前景時，西方近現代所有的學說卻基本上大同小異，其核心即“自由市場經濟加民主選舉”。如果我們進一步深究下去的話，我們可以很輕易地就發現，占據著主流輿論地位的思想意識，就是以“全球化”為綱，試圖將人類導向一個由“民主選舉政治體制”的“未來世界”;這個未來世界將由一個“世界政府”來統治。統治的模式，當然就是今天西方大多數國家的模式：自由市場經濟加民主選舉。
提出要建立世界政府有著非常“充足”的理由：全球化已經達到一定程度，國家與國家特別是大國之間的高度相互依存且無法逆轉，需要建立世界政府來回應來自全球性的挑戰——人類與生物圈之間的關系(如保護稀有動植物)、人類與大自然之間的關系(如環境污染、氣候變化)、人類自身面臨的共同挑戰(如全球性的恐怖主義、跨國犯罪、非法移民問題、大規模傳染病)等等。
建立一個“世界聯邦政府”(GMF)，人類共同和諧共處，多么美好的未來前景!
然而問題是，如果這個“世界政府”是按目前美、英、法等西方主要大國的模式建立起來的，我們將會不寒而栗：今天的美國或法國，是一個債務已經達到天文數字的政府，也就是說，一個失去貨幣發行權的世界政府，會是全人類的明天嗎?
法國今天出生的每一個嬰兒，都已經背負著超過4萬歐元的債務。因為國家的債務是需要每一個公民通過稅收來償還的。法國人口約6 800萬，到2023年底，其國家公共債務已超過3萬億歐元!而美國的國債總額更是達到了34萬億美元的天文數字!所謂公共債務，說起來是非常復雜的。簡言之，就是國家的收支不平衡，支出超過了收入。于是國家便負債。
法國為什么會出現巨額負債現象呢?主流媒體的說法是因為法國建立了一個過度福利化的社會。還有人認為是因為法國對富人征稅不夠。還有一種更簡單的批評，就是政府開支過高。其實這些都只是原因之一，而非主要原因。
經濟學家皮埃爾-伊夫·魯熱容的著作《對1973年1月3日法律的調查》已經將上述謊言徹底揭穿，如前文所介紹的，書中明確指出，法國之所以會欠下了巨額國債，應歸咎于法國在1973年1月3日通過的銀行法，信奉私營部門經濟理性的國家精英們開啟了自由化改革，約束了國家發行貨幣的權利，從此法國國家預算開始從收支平衡走向了赤字預算。法國的公共債務日攀月升，在失去獨立貨幣發行權的歐元體系中，法國的財政問題到今天已積重難返。
貨幣的發行權為什么那么重要?失去貨幣發行權為什么會導致國家背負巨額債務?在任何國家，政府的一個重要職責，就是構思并實施國家發展大計。其中一個重要環節，就是制定國家財政預算，根據制定的預算規劃穩定社會經濟發展。在一個正常的經濟體中，中央銀行會根據國家的需要扮演著印錢的角色。只是，錢是不能隨意印刷的，必須根據一個國家的社會經濟運行的狀況來確定。在推動經濟增長之余，如今政府最關注的指標往往就是通貨膨脹與就業。
法國在通過1973年的銀行法時，“專家們”是這樣論證的：由于國家控制著中央銀行發行貨幣，以至于國家在經濟困難的時候就有可能超發貨幣，進而導致嚴重的通貨膨脹。因此，需要提高貨幣發行機構的獨立性，讓國家在借債的時候必須支付一定的利率。這樣，國家就無法隨心所欲地印錢。通貨膨脹也就可以得到控制。因而獨立的中央銀行就成為國家機器的一個制衡工具。
然而問題的核心在于，對于一個國家而言，控制著貨幣發行權的中央銀行是不可能“獨立”的。事實上，它不是屬于政權，就是屬于資本，或在兩者之間搖擺。中國屬于前者，美國、法國等國家屬于后者，而其他一些國家如日本等國則屬于第三者。當中央銀行隸屬于政權時，無論是從哪個角度而言，都是一種“公共”銀行，其根本服務目標是廣大民眾。而當中央銀行屬于資本、服務資本的時候，它的本質屬性當然就變了，它的服務對象當然也就成為資本本身了!
在這部關于法蘭西銀行的法律中，最重要的一點就在于國家借債時必須支付利息。過去政府在向屬于國家的中央銀行借債時，幾乎沒有利息負擔。而這條法律將中央銀行“私有化”后，規定政府不得不以約4%的市場利率向銀行借債。正是這4%的利率，成為法國國家債務的根源，今天已經壓得法國喘不過氣來。法國在1973年之前，國家預算已經維持了多年的平衡甚至盈余;通過1973年的銀行法之后，財政狀況開始走下坡路。到了1978年，法國開始成為一個預算赤字的國家。支付給金融市場的利率，使法國負債情況不斷惡化。2011年時法國的國家債務已經達到17 000億歐元，其中14 000億歐元的債主，是借錢給法國國家的銀行。今天，歸還國家債務的利息，已經高達上百億歐元。
其最荒誕的地方是，這些債務今天已經成為債滾債的根本來源。2011年時法國政府每周的支出為90億歐元，而其中20億歐元是為了還債、10億歐元是為了支付債務的利息。而2011年當年法國政府每周的稅收只有50億歐元，因而政府不得不再去向市場(也就是其債主)借虧空的40億歐元。也就是說，政府每周的開支本身又在繼續產生著利息。到了2017年，法國一年歸還的債務及利息是1 440億歐元，但到哪里去尋找這筆錢呢?法國不得不新借2 160億歐元作為下一年度的經濟開支。顯然，法國的國家債務已經形成了債滾債的模式。越來越多的專家承認，法國很有可能已經永遠無法還清這筆巨額債務了。
不知道、不了解、不理解法國1973年通過的銀行法，就無法認識今天的法國經濟為什么會處于這種狀況。而認識幾乎所有西方國家，貨幣發行權都是一個關鍵點……其實法國歷屆總統都在想著歸還這筆巨債，想將其歸零，以便國家能夠重新輕裝出發。他們唯一的可行辦法，就是出售法國國有資產。根據法國一位債務專家讓·魯(Jean Roux)的計算，法國從20世紀80年代就開始出售國有資產，到2007年已經拋售了法國國有資產的50%。1986年法國國家擁有的資產大約為8 000億歐元，到2007年已經拋售5 000億歐元，而且是以60%的市值拋售的。我在法國的時候，法國最主要的幾條高速公路就都已經私有化了。法國最重要的銀行之一巴黎銀行也私有化了。法國有關電、水、郵、鐵等行業的各大國有公司也有相當一部分被私有化了。法國在薩科齊當政時甚至開始拋售國家擁有的黃金……然而這種方式可謂杯水車薪、無濟于事。法國今天的國有資產被估計僅剩2 000億至2 500億歐元。某種程度上說，法國政府今天實際上已經資不抵債了。所以2007年當時的法國總理弗朗索瓦·菲永就曾在一次演講中公開表示：
我是一個在財政上已經處于破產狀態的國家的領導，我是一個15年來一直處于虧空狀態的國家的領導，我是一個25年來從來沒有投票通過一項平衡預算的國家的領導。我們不能繼續如此下去了。
如果明天真的出現一個世界政府，而這個世界政府的前景，就是今天法國政府的現狀，我們立即就可以明白，為什么這個前景是極其可怕的。一個政府的債務流通是不可能消失的。而當這個世界政府也要通過同樣的規律向金融市場借債維持經濟運行的話，也就是說，全世界的勞動者都要向控制著世界中央銀行的銀行家們支付平均4%的印錢的費用，這樣才能使他們的經濟能夠運作起來。而控制著世界中央銀行的銀行家們則可以坐享金錢從天下掉下來，這豈不是太不公平了?世界將不可避免地走向負債經濟，就如同今天的法國或美國一樣。
法國為什么會走上這樣一條不歸之路?因為法國今天似乎已經被金融資本所控制?？匆豢捶▏畠炔坑卸嗌?ldquo;銀行家”或與銀行有密切關系的人吧。以奧朗德時期的政府為例：在總理讓-馬克·艾羅(Jean-Marc Ayrault)和總統奧朗德身邊，共有OBC銀行、埃德蒙·德·羅斯柴爾德基金、法國外貿銀行(Natixis)、農業信貸銀行、拉扎德銀行(Lazard)、興業銀行、法國匯豐銀行(HSBC)等各大銀行出身的各類顧問十幾名。其中羅斯柴爾德銀行培養的馬克龍后來直接當選為法國總統。
更令研究者吃驚的是，法國很多部長都是從同一個俱樂部里培養出來的。這個俱樂部叫“法美基金會”(French-American Foundation)，是美國總統福特和法國總統吉斯卡爾·德斯坦于1976年創立、拉扎德銀行贊助的。目的就是培養能夠使兩國關系接近的未來政治家。后來當選法國總統的奧朗德也曾于1996年赴美接受過該俱樂部的培訓。法蘭西第五共和國八位當選總統中，至少有三位與銀行界有著密切的關系。其中蓬皮杜總統和目前在任的馬克龍總統都曾在羅斯柴爾德銀行任高管，而吉斯卡爾·德斯坦總統則正是1973年銀行法的始作俑者。
我前面已經介紹過，西方民主選舉國家真正的三權分立，是資本、政權和媒體。資本控制著媒體，資助著政治家，進而影響甚至控制著“西方民主國家”的選舉。資本是“西方民主國家”的真正主宰。從這一點出發，我們就可以明白，為什么西方主流輿論總是要求中國盡快走上西式選舉道路，要求中國開放媒體，要求中國執行自由的市場經濟……因為一旦中國走上這條道路，中國一定會選出一個同樣或類似的議會和政府，通過同樣或類似的銀行法，最終使一小撮控制著全球金融資本的銀行家不勞而獲，永遠寄生在所有勞動者的背上……
現在，讀者應該明白，為什么跨國金融資本要建立一個“自由市場經濟加民主選舉”的世界，以成立“民主選舉”出來的“世界政府”為目標，將全球納入同一個統治模式之中了吧。
“建立世界政府”這個思想意識被披露出來之后，就一直在引起激烈的爭議。
爭議并非來自中國等發展中國家，而是來自西方國家本身。
我們觀察到，近十多年來，西方內部的矛盾和沖突早已突破左右翼之爭的范疇，而集中在反對跨國金融資本上。西班牙的“憤怒者運動”、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法國的“黑夜站立”運動，以及包括上面專門提及的法國“黃馬甲運動”等政治示威活動都不是西方國家內部的傳統左右翼政黨所組織的，而且這些運動都有一個非常明確的目標指向：華爾街和華爾街所代表的“跨國金融資本”及其對世界的統治。
這股反“全球化”思潮和政治力量在近十年時間內迅速成長，很快在西方形成一股沖向“全球化”和跨國金融資本的浪潮;今天這股浪潮甚至已經成功地在西方內部一些國家開始執政，美國商人特朗普當選總統也一度構成一個最鮮明的例子。
特朗普與舍米納德、瑪麗娜·勒龐等法國政治家一樣，屬于西方“反全球化”、反跨國金融資本陣營中的那股政治力量。只是，在西方媒體的強烈反對和詆毀之下，舍米納德潰不成軍、瑪麗娜·勒龐被跨國金融資本支持的馬克龍擊敗，但特朗普卻通過“推特”這條“華容道”成功突圍，不僅當選美國總統，而且繼續在西方主流媒體的圍攻下推行著“反全球化”的政策。盡管到了四年任期結束后特朗普終于被拜登所擊敗(部分支持特朗普的勢力認為，那次大選計票是存在“作弊”嫌疑的)，但他的陣營并沒有舉雙手投降，而是一心一意地要在四年后卷土重來……
應該坦言，西方產業資本也好，跨國金融資本也好，都不樂見中國崛起成為他們的“競爭對手”。只是，支持拜登的跨國金融資本與支持特朗普的產業資本的“反華”有著截然不同的性質。
產業資本(即特朗普領導的美國)眼中的未來世界相對而言是“單純”而“簡單”的，即美國主導下的天下和平。在這個未來世界里，美國利益優先，由美國一家獨霸軍事、金融與科技高地，以保障美國人理所當然地生活得比其他任何國家、地區和種族的人民都要優越;美國的超級軍事力量將保障全球沒有任何國家和組織能夠威脅到世界的“和平”——或更確切地說，威脅到美國的利益;美國的法律將成為評判世界是非的唯一標準……但特朗普的美國不想建立一個世界聯邦政府，他也不關心其他國家是什么樣的政治體制，他甚至不以“民主選舉”作為他選擇“盟友”時的標準。對他來說，美國利益才是一切，而非跨國金融資本的利益。
而跨國金融資本則視美國為一個“工具”而已，就如同英國曾經是他們手中的一個“工具”一樣;就如同一旦中國或其他國家強大起來并被控制在他們手中時也會成為一個“工具”一樣。跨國金融資本關心的是其自身的利益，通過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來控制全世界，并且通過“民選體制”來控制各國政府，最終形成以他們利益至上的“世界政府”，由他們高踞世界之巔來控制整個世界。他們關心的，是跨國金融資本的利益。在這里不得不說一句的是，我們千萬不能把金融資本視為一個相對抽象的概念。相反，跨國金融資本是由一系列規模龐大、相互參股、相互聯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資本集團構成的……他們是真正盤踞在世界財富金字塔之巔的一小撮極其富裕的集團……
經過長期觀察、研究和分析，我們可以看到，美國產業資本與跨國金融資本對中國的敵意實際上是不同的，這種不同恰恰反映了這兩者對世界未來發展方向的不同理念。我們非常有必要了解、分析和研究這兩種不同的未來構想，這樣我們才能明白為什么西方的這兩大力量板塊都在向中國挑戰。
對于跨國金融資本而言，在全世界建立民選政治體制是首要的。因為只有通過民主選舉，跨國金融資本才能通過對媒體和選舉的控制，使世界“統一”在自由市場經濟加民主選舉的旗號下，這樣，才能有朝一日建立一個“世界的中央銀行”，將全球貨幣發行權集中到跨國金融資本手中;這樣，跨國金融資本便將成為世界真正的、幕后的主宰。因此，跨國金融資本需要的是改變中國的政體、將中國徹底改造成一個“民選體制”國家和完全自由、開放的經濟，將中國完全控制在手，最終掃除也許是其建立“世界政府”最主要的一個實際障礙。
而特朗普領導的美國產業資本力量板塊卻堅決地反對跨國金融資本的這一構想。因為這有損美國利益。特別是有損于特朗普所代表的白人新教教徒(WASP)的利益。因為這等于是在美國之上，還有一個跨國的“太上皇”，這是特朗普并不想看到的。這也是世界上所有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勢力所不愿意看到的。對于特朗普及其麾下的產業資本而言，中國是一個爭霸的對手。美國對付中國的方式方法與當年美國用“冷戰”對付蘇聯、用“廣場協議”對付日本是類似的，就是要阻止中國成為美國的競爭對手。我們需要看到的是，拜登擊敗特朗普上臺，在美國國內是跨國金融資本對美國產業資本力量的一次成功的反擊，而在中國問題上，拜登的美國則與特朗普的美國有一定的共同語言，即均要防止中國成為美國的競爭對手。只是，拜登的美國是跨國金融資本控制下的美國，因此走得更遠，還想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政治體制。只是，拜登的美國已經沒有這種自信，所以才會在中國一而再，再而三地堅決反抗美國時，不得不“此地無銀三百兩”式地一再表示，美國沒有改變中國政體的打算……
從美國產業資本與跨國金融資本對世界未來的構想，我們可以看到中國與兩者的矛盾是不同的。對于跨國金融資本來說，中國的“政治體制”是其頭號大敵，因為它阻礙了其控制全世界金融貨幣的方略。而對于特朗普領導的美國產業資本而言，中國則是傳統意義上的“地緣政治戰略對手”，因為中國的崛起阻礙了美國繼續稱霸世界的長遠目標。
從地緣政治角度，美國對中國提出自己的全球戰略構思是非常忌憚的。眾所周知，毛澤東當年提出過“三個世界”理論，打破了冷戰時期國際上以意識形態劃界的慣例，明確指出美蘇兩個超級霸權大國才是全世界的敵人，引起了全球實際上的廣泛共鳴，大大鼓舞了國際上的不結盟運動……
今天，“一帶一路”倡議和“中國制造2025”計劃，在一些美國人眼中卻成了有史以來一個國家對全球霸權最野心勃勃的構想。
比如一度對特朗普影響很大的思想智囊斯蒂夫·班農就認為，“中國制造2025”的戰略目標是在21世紀獨霸全球制造業，將全球制造業都控制在中國的手中。班農對“一帶一路”倡議更是有著一個異乎尋常的解釋。他認為這是中國最重要的地緣戰略擴張設想。他將“一帶一路”倡議與19—20世紀西方的三個地緣政治戰略理論混為一談。這三個地緣政治戰略理論，一是英國地緣政治學家哈福德·麥金德(Halford Mackinder)的“世界島理論”(即中國提出的“一帶”戰略)，他提出，誰控制了心臟地帶，誰就控制了世界島，而誰控制了世界島就控制了世界;二是美國阿爾弗雷德·塞耶·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提出的“海權論”(即中國提出的“一路”戰略)，他認為，控制連接亞洲到歐洲港口航線就能夠控制整個海洋;三是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提出的邊緣地帶理論，就是要將敵國的勢力范圍盡可能地遠拒于國門之外(即中國目前在南海采取的“驅離政策”)。班農異想天開地認為，“一帶一路”和“中國制造2025”是將這三大地緣政治戰略混為一體，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全球性戰略擴張計劃……
我們都知道，大約一百年前，短短二十來年的時間，世界就爆發了兩場世界大戰。歷史會不會重演?今天我們很有可能已經到了不得不嚴肅對待這個看似荒謬至極的問題的時候了……因為今天的世界同樣正處在危險的十字路口。2021年1月27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在世界經濟論壇的一次著名的視頻演講中警告，當今世界狀況與上個世紀30年代相比，存在著非常相似的地方：一場潛伏的嚴重危機很有可能使世界陷入一場“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沖突甚至戰爭之中。
“所有人反對所有人”，我的理解就是三大矛盾會一起爆發：東方與西方“民選體制”國家之間基于意識形態的沖突、西方基督教世界與中東伊斯蘭世界基于宗教的沖突，以及西方內部的產業資本和跨國金融資本基于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利益之間的沖突。而其中有一個力量板塊處于三大沖突的核心地位，那就是跨國金融資本。這與大約一百年前的世界是何等類似啊!
當時，美國著名平民汽車大王亨利·福特擁有的出版機構出版了《國際猶太人：世界最緊迫的問題》，尖銳反映了當時西方陷入“反猶”思潮的狀態。而其中猶太人與金融資本的關系則是眾所周知的。但這在西方絕對是一種“政治不正確”的言論。將一個種族，特別是猶太裔，與某種職業放在一起，就是“反猶”。鑒于一百年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反猶”風暴，今天再論這個話題在西方是絕對不合適的，甚至可能是違法的。福特的書出版后不到十年，世界隨即爆發一場全球性經濟危機，史稱“大蕭條”。“大蕭條”于1929年10月24日從美國股市下跌開始，幾天內便形成華爾街股災，進而席卷全球，對幾乎所有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均形成毀滅性打擊。所有的經濟指標均下挫，經濟幾近全盤崩潰……而今歐美又籠罩在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的陰影下，使很多人自覺不自覺地回憶起百年前的那一幕!兩者何等類似啊!
美歐發達國家會不會如百年前那樣發生經濟衰退，甚至走向“大蕭條”，是各國經濟學家們都在關注的熱門話題。當然，原因有所不同，今天西方經濟衰退從2008年就已開始，新冠疫情使之更趨嚴重。從各個領域看，新冠疫情都在成為全球經濟衰退的催化劑。
從政治角度觀察，美歐發達國家內部則在發生社會和政治矛盾尖銳化、極端化、暴力化的傾向，極右翼勢力急劇膨脹。從全球視野來看，我們可以看到試圖將世界一分為二，區分“敵我”對立陣營的動作不斷：君不見，美國國內有一股勢力竭力拉攏世界部分所謂的“民主國家”來組成一個陣營聯盟，并制造出“中、俄敵人”的幻象……在這樣的背景下，全球軍備競賽如火如荼，特別是美國軍費預算再創歷史新高，達7 680億美元，超過其后第二至十六名之總和。這充分證明了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在離任時警告美國和世界人民需要警惕的“軍工復合體”，不僅存在，而且依然有著很大的影響力;而“軍工復合體”存在本身，就意味著戰爭的危險!
事實上，美歐因為疫情引發的經濟衰退進而導致其內部產生嚴重的全面社會矛盾、分歧和沖突可能是今天最嚴重的危機源。這一點，我們往往容易因為西方的“民選體制”能夠轉移矛盾焦點而忽略。在這里我不得不重申：我們不能忘記，歷史上兩次世界大戰都不是因意識形態分歧而在不同政治制度之間引爆的。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時，蘇聯革命早已成功。當時的中國也并非共產黨執政。占領中國大半領土后的日本與蘇聯簽署了《蘇日中立條約》并選擇了偷襲珍珠港，發動了對美國的攻擊。法西斯德國打敗并占領波蘭后，也首先選擇向西入侵法國，與英法爆發全面戰爭，而非立即攻擊意識形態上的“敵人”共產黨蘇聯……
所以，歷史告訴我們，最危險的往往是最不起眼的矛盾。表面上看似乎意識形態矛盾是當今世界的主要矛盾，但實質上最隱蔽的矛盾即西方內部產業資本與跨國金融資本之間的利益分野很有可能才是最危險的矛盾。特別是目前在全球占據著(幕后)統治地位的跨國金融資本正處于這三大矛盾的中心地位之際。
“二戰”后西方“民選體制”國家之所以表現得似乎總是很“穩定”，“打贏”了“冷戰”，收取了蘇聯解體的紅利，甚至正在主導著世界格局走向“民主化”(其實應該說是“民選化”更為確切)、“終極體制”，是有著特殊的歷史原因的，即前文所述“民選體制”能夠順利運行需要兩大前提條件。然而“經濟持續發展”和“領先于世界其他國家”這兩大條件今天都出現了問題。我們觀察西方大國之一的法國即可清晰地看到這一點。從密特朗開始，“民選體制”順利運行的兩個條件之一已經不再，今天的法國已呈“任誰當選都無法使法國經濟恢復高速增長”之現實。經濟發展的減緩必然導致整體生活水平的下降，進而社會矛盾以及對外特別是與經濟增長迅速的新興國家之間的矛盾也開始激化。西方大多數“民選體制”國家幾乎均處于同樣狀態之中。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指出今天資本主義貧富差距正在急劇拉大的《21世紀資本論》的作者、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于2020年8月出版了新著《社會主義快來吧!：2016—2020年編年史》，開始探討未來法國體制的可能走向……他在書的前言里寫道：
如果有人于1990年對我說，我將在2020年出版一本文章集，題為《社會主義快來吧!》，我一定會認為這是一個惡劣的玩笑……
……
然而30年后，2020年，超級資本主義走得實在太遠了，我現在確信，我們必須重新思考如何超越資本主義，建立一種全民參與且分權的、聯邦式且民主的、環保的、混合的及女性化的新形式的社會主義。
歷史將判定“社會主義”這個詞是否已經徹底死亡并應該被取代。而對于我來說，我認為這個詞是可以被拯救的，甚至可以說這個詞仍然是描述資本主義之外另一種經濟體系的最合適的術語……
皮凱蒂認定，僅僅“反對”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是不夠的，還需要“支持”某些其他東西，即人們想尋找出來替代資本主義的東西，某種人們頭腦中理想的社會形態，而它究竟叫什么則并不那么重要。他寫道：
這一說法已經變成一種共識：目前的這種資本主義體系是沒有前途的，只要它繼續擴大不平等并耗盡地球資源。
這幾乎是在說，資本主義正在書寫其休止符……當然，皮凱蒂也承認，“只要在缺乏明確的可替代系統的情況下，那么現行資本主義還會繼續長久地存在下去……”這意味著，中國的崛起和成功會自然而然地形成一個“可替代系統”。問題只是人們將會在何時認識并承認這一點。
看一看皮凱蒂的調查結果是絕對令人咋舌的：全球前1%的超富裕階層擁有全球資產總量的38.8%，而后50%的貧困階層僅占有2%。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保障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西式“民選體制”正在開始引發類似皮凱蒂之類的學者的疑問。換言之，這可能是自“二戰”以來世界首次對西方“民選體制”似乎與生俱來的優越性和合理性產生疑慮。美國甚至發生實行“民選體制”200多年以來從沒有發生過的事件：敗選的一方(特朗普和支持他的“紅脖子”藍領)不承認失敗，堅持認為勝選的一方(即拜登及民主黨)“作弊”。這是“民選體制”趨于崩潰的前兆。
當我們看到“民選體制”得以順利運行的兩大先決條件出現問題后，我們進一步深入“民選體制”的核心，即置身于“民選體制”幕后的統治集團——資本，包括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時，我們就發現了另外一個駭人的事實：資本內部開始出現利益分野，產業資本與跨國金融資本如同百年前一樣，它們之間的利益沖突開始變得日趨尖銳。
直到20世紀八九十年代，全球化還在以席卷之勢遍掃全球時，跨國金融資本與西方各國產業資本依然在共同向世界其他地區實施“經濟殖民”、攜手獲利。兩者利益趨同，共同對付廣大的非西方世界，因而雙方能夠和平共處。然而，到了今天，雙方在全球化進程中攜手獲利的時代已經結束。于是，兩者開始產生摩擦。由于兩者均實力強大、對政權的影響力和控制力超強，因而當它們之間出現矛盾時，產生的震撼是驚人的。
我在前面已經明確指出，跨國金融資本尋求的是資本在全球自由流動而牟取利益最大化。事實上還有一個特征我們不應忽略，那就是在“二戰”后，金融資本通過跨國投資、交叉持股甚至家庭聯姻等多種方式，形成一個龐大的跨國金融利益集團后，進行多面投資，并通過對全球其他產業資本的控股而繼續在全球化中受益。產業資本從某種意義上正在失去自己的主動權，而逐漸被跨國金融資本所實際控制，即使這一控制有可能是令人不知不覺的。當我們以為某個公司某個行業正在通過努力創新、制造出一種新產品，并通過銷售而謀利時，殊不知，在其背后控股的跨國金融公司更是真正的贏利者。因此，全球化對于跨國金融資本而言，一直是、始終是而且很有可能“永遠”是他們贏利的最佳途徑。
我們都知道，產業資本是具有國界的，而金融資本則具有鮮明的跨國特性。過去，具有國界的產業資本之間發生沖突時，便是戰爭，甚至是世界大戰。而今天產業資本與跨國金融資本發生沖突，究竟會導致什么樣的后果，則是一個新的課題。但我們至少已經觀察到，兩大資本之間的沖突將會是極其劇烈的。美國作為“民選體制”國家的“樣板”，居然也發生敗選的一方沖進國會山進行抗議的行動。我們可以想象一下，到2024年下一輪美國大選時代表產業資本的候選人敗選，藍領群體會接受選舉結果嗎?不接受的話又會發生什么事?美國“民選體制”還能若無其事地維持下去嗎?美國“民選體制”會不會發生劇烈內斗，甚至爆發內戰?而美國正在發生的事，歐洲“民選體制”國家會不會亦步亦趨?西方內部兩大力量板塊的矛盾激化，正在導致我們難以預測結果。
過去，“民選體制”國家之所以可以兩派輪流執政，因為雙方的幕后是手挽著手的產業資本與跨國金融資本。然而今天產業資本開始質疑跨國金融資本在美國上臺執政的合法性。事實上，特朗普的當選幾乎就可以說是美國產業資本對跨國金融資本的一次逆全球化“政變”。特朗普曾在一場非常著名的挑戰“影子政府”的演講中，將他的對手描述成“由大財團和媒體公司資助的華盛頓當權派”，將他的選舉稱為“我們國家生死存亡的斗爭”，并且“將決定我們是一個自由的國度，還是我們只有民主的假象、實際卻被一小撮全球特殊利益集團控制”……
這個“一小撮全球特殊利益集團”無疑就是指跨國金融資本。今天西方國家內部潛伏的巨大危機，就是緣于反對“一小撮全球特殊利益集團”的力量正以極右翼的面目在西方世界迅猛崛起。類似“二戰”前夕面臨政治、經濟和社會全面危機的西方正出現在我們的眼前……
在這種背景下，我們可以預感到，世界格局正在重演百年前的態勢，其趨勢如下：
一是西方“民選體制”開始出現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危機，且這種危機不僅將會常態化，而且正在尖銳化。危機的特征將是高失業率、低經濟增長、生活水準下降、通貨膨脹劇增、社會矛盾趨于激烈化……而最根本的則是民眾對“民選體制”本身有效治理的能力開始產生深刻的懷疑。盡管這種懷疑在西方媒體上和學術界并不明顯，但在互聯網上、在民意輿論中卻是非常清晰可見的。選民對媒體所描述的“虛擬現實”已經越來越不相信了。這在美國非常明顯;而歐洲國家也在步美國的后塵。這是“民選體制”建立以來幾乎從來沒有過的現象。所以，“民選體制”國家普遍爆發了媒體所不支持，甚至竭力反對的社會運動，這些運動與過去不同之處，就在于它們幾乎都把矛頭直接對準“民選體制”本身，是“民選體制”本身的危機。如前文所述，“黃馬甲運動”所提出的政治訴求中就包括“直接民主”，而“占領華爾街”運動同樣提出了“占領本身就是直接民主”“占領是對體制本身的反思”等“民選體制”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政治訴求。
二是西方政治將再度如百年前一樣出現極端化趨勢。極右翼將在主要美歐發達國家均迅猛崛起，并將導致社會矛盾呈現暴力化傾向。西方“民選體制”國家最驕傲的就是有別于其他體制的“穩定性”，即可以輪流執政、各種政治潮流和平共處……然而政治極端化傾向正在西方主要國家相繼出現。法國極右翼總統候選人瑪麗娜·勒龐不僅在2017年、2022年大選中兩次進入了第二輪，而且將很有可能在2027年的大選中卷土重來。屆時法國幕后統治集團是否會在試驗了右翼、左翼，再試驗了“不左不右”的馬克龍后，不得不接受極右翼的勒龐，無疑會成為2027年法國最重大的政治懸念。前文我們也提到了2022年法國極右翼陣營的另外一名總統候選人埃里克·澤穆爾，他的政治主張比勒龐更為極端，我們甚至可以將他的競選綱領視為對穆斯林民眾的宣戰，也就是法國內戰的同義詞……
除了總統大選的極端化，法國的社會運動也在極端化。“黃馬甲運動”爆發后，法國當局的鎮壓力度是空前的，前面已經提及2018年年終的一次鎮壓情況。截至2019年3月24日的警民沖突，已有8 700人被拘留、2 000人被定罪、390人被判監禁……整個運動前后幾十個月，共造成11人死亡、4 400多人受傷。這是法國自1968年“五月風暴”以來最嚴重的社會反抗運動。這也是西方“民選體制”國家過去所相當罕見的現象。
三是西方國家乃至全球很可能再度出現反猶浪潮。除了阿拉伯世界與猶太—基督教族群在文明與宗教信仰之間的矛盾，西方國家內部的反猶思潮也在迅猛回潮。2015年西歐上萬名猶太人移居以色列，創下了近年新高。原因就是他們擔心歐洲的反猶主義風潮再度興起。目前，被稱為“新反猶主義”或“第三波反猶浪潮”等各種不同名目的反猶主義正在悄悄然席卷歐美。歐洲幾乎所有國家都有嚴格禁止反猶的法律，因此這股反猶浪潮是以多種不同形式出現的。在法國，在示威運動中曾出現一個詞“但那又是誰呢?”(Mais qui?)，不理解的人會覺得莫名其妙，但實際上藏在問號背后的潛臺詞是“但那又是誰(在統治世界呢)?”或“但那又是誰(控制著媒體呢)?”，其所指當然非常明確就是“猶太人”“猶太社團”。因而這句口號就被法國法庭認定為“反猶”口號。
當我們看到法國目前真正意義上的“反對派”、身為左翼知識分子但最終支持極右翼的阿蘭·索哈爾(Alain Soral)的命運就能夠理解法國“反猶現象”的現狀。一方面，索哈爾遭到越來越多的打擊，法國司法部門多次因“反猶”等名義判決其罰款，甚至于2019年判他入獄，以至于他不得不出走瑞士避難。但如今，出走瑞士也不再安全，因為法國警方正在試圖引渡他……種種跡象表明，索哈爾入獄將是不久之后一定會出現的一幕場景。另一方面，索哈爾的影響卻越來越大。他有一本名著，書名就非常說明問題：《理解帝國：明天全球統治或者民族反抗?》 。這本書主要描述金融資本和共濟會、美國、以色列等準備以和平為借口，建立一個世界政府，消滅民族國家，一統天下。這里的“帝國”指的就是猶太復國主義者為統治全球建立的世界政府的目標。盡管主流媒體對此書基本上不置一詞，批評界也很少提及，但書一出版即登上暢銷排行榜;甚至在2020年這本書出版九年后，一度又成為法國亞馬遜網絡書店政治類書籍中的頭號暢銷書，銷量超過前總統薩科齊的作品……這非常充分地說明了法國和美歐很多國家一樣，也有一股“反猶”暗潮在洶涌澎湃。
當特朗普論及“一小撮全球特殊利益集團”時、當索哈爾論及“帝國”時、當學者們論及“跨國金融資本”時，我們可以驚訝地發現，這些話語都與上面提及的“反猶現象”密切相關;很多人甚至直接將猶太裔與跨國金融資本畫等號。這不僅在很多國家是“政治不正確”的，甚至在一些關鍵國家是違反法律的，是一個討論禁區，甚至是學術研究禁區。
如果避開這一禁區，我們至少可以發現，從目前的形勢來看，西方產業資本與跨國金融資本在全球化問題上的沖突一時找不到利益融合的途徑和模式。
美國產業資本從19世紀末就已經出現;到了1913年12月23日美聯儲成立之際，美國金融資本也悄然誕生。也就是說，從一百多年前開始，美國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很快就超越了美國國界而成為跨國的力量)便形成了西方內部的兩大力量板塊。從那時開始，這兩大力量板塊時而攜手、時而沖突(甚至導致世界大戰)，一直在主導著世界格局的動向……到20世紀80年代新一輪全球化開始時，這兩大力量板塊再度處于同一陣營的狀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當時這兩大力量板塊聯手對世界發動的是一場“經濟殖民”，由于其大幅領先于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所以這場“經濟殖民”獲得了“被殖民者”的“由衷”歡迎。在“經濟殖民”的過程中，全球形成了產業鏈的上、中、下游，最重要的巨額利潤主要流向主導全球化的發達國家，而處于產業鏈中、下游的國家則僅僅是從中得到一些利潤的零頭。由于技術和市場均控制在西方兩大力量板塊手中，因此其他國家只能滿足于已有之收益。
而導致西方內部兩大資本力量發生利益分野的關鍵因素，不是階級斗爭，不是國家之間的權勢之爭，也不是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之爭，而是新一輪全球化所導致的后果，進而引發的對全球化本身之爭議;全球化使西方民選體制的兩大先決條件出了問題，進而引發經濟、社會分裂加劇，斗爭白熱化，甚至威脅到西方民選體制國家的政治制度。
今天的世界與20世紀90年代恰好顛倒過來：90年代新自由主義盛行，蘇聯解體，中國也一度危機四伏;今天則是西方“民選體制”國家面臨嚴重的政治危機，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則欣欣向榮。但是在輿論戰上，危機中的西方似乎依然對欣欣向榮的中國占據了上風。今天已經到了徹底扭轉這一局面的時刻了。而扭轉這一時刻的關鍵，很有可能就在于全面揭示西方“民選體制”國家在今后幾年將面臨的危機，及其可能帶來的致命后果。這是一場思想上的決戰。
(本文節選自鄭若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6月出版的《法蘭西的選票 真實經驗中的西方政治觀察》一書，作者授權紅色文化網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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