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中國，有一種特別值得注意的現象，那就是投降主義與投降勢力日益活躍猖獗。
出現這一現象的背景是中美戰略競爭。在霸權帝國發動對華戰略競爭并推動其日益深化、泛化與常態化的大背景下，中美之間各種形式的現代隱形戰爭打得不可開交，兩國之間的戰略對抗難以避免。中國要崛起復興，美國要壓制中國使之臣服，雙方事實上早已經打了起來，即便中國不愿打、不想打，或者也不怎么真的是在打，一概都不妨礙霸權帝國向中國發起一波接一波、一浪高過一浪的猛烈進攻。這就意味著，通常所謂“一個巴掌拍不響”的說法在中美戰略對抗中已經不再適用。不管中國是不是罵不還口、打不還手，美國都矢志不移要同中國打上一場了。正是基于這樣的背景，所以催生出當代中國有關對美西方戰略取舍抉擇的不同主張，其中彰顯在人們視野中最顯著的就是投降主義。
這個“主義”可謂內涵清晰、特點鮮明，簡單概括就是：投降有理、投降有利、投降光榮，投降所帶來的前景燦爛，因而當代中國應以投降求和平，以投降謀發展，以投降促進步。本著這種思想邏輯與意見主張，當代中國的投降勢力利用各種媒體平臺，開足馬力、大造聲勢，通過理論闡釋、文學渲染、輿論宣傳等各種手段，或者借古諷今、以古喻今，比如弘揚歷史上大宋王朝如何委曲求全、俯首稱臣，當年國民黨軍隊如何光榮投降、曲線救國等；或者直面現實，渲染美國對中國的貿易戰爭與科技封鎖多么所向無敵、戰無不勝等，在中國先后掀起多輪投降喧囂。人們都還清晰地記得，當年在中美貿易戰初始時候，這股勢力就掀起一波投降浪潮，在新冠疫情肆虐的時候掀起又一波投降風潮，在當前中美戰略競爭進一步深化、升華的條件下，則又掀起了新的高潮。幾輪高潮的焦點與標志，就是“投降是實現和平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徑”的歪理邪說甚囂塵上。展望未來，他們注定還將再接再厲，在中國掀起更大規模、更強有力的投降主義浪潮。
那么，接下來的問題是，主張與宣揚投降主義的都是些什么人，這股勢力又是怎樣的社會構成呢？
具體分析當代中國投降勢力的內部成分是一個很不好做的題目，但概括地說，這股勢力具有如下幾個特征：
其一，高高在上
當代中國的投降主張大都來自上層，持這種主張的人大都居于社會結構的高端，屬于高階人等，其中很多還都是些大權在握的人。相比較而言，中國社會的底層即基層的廣大工農，幾乎清一色強烈地反美反霸，正因為這樣，所以他們也常常地被扣上狹隘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或者現代義和團的帽子。而前述那些高端人士則以國際人士或者全球公民自詡，總要以文明紳士的形象展現在世人面前，自認受到全面的現代文明的洗禮，沾沾自喜地自認為是人類社會的“山巔之城”的一部分。中國四十年改革開放造就了一大批這樣的人，這些人雖然長著一張中國臉，但并沒有什么中國魂，而是渾身上下都充滿洋味，始終都是被美西方“國際社會”非常看重與看好的中國人。
其二，“群英”薈萃
在人員構成上，投降勢力總體上以各路“精英”群體、成功人士為骨干，具體包括高等院校中的學者、智庫機構中的專家、商業金融帝國中頭面人物，還有私有資本領域的富豪、大款，文學文藝界的大腕、明星等，有些還享有國務院特殊津貼、擁有××院參事、××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等的頭銜，個個都屬于顯赫非等閑之輩。當然，在骨干力量之外，這股勢力也有大批打手、水軍與擁躉，他們來源復雜，且很多都是金錢收買雇傭的結果，在投降勢力中扮演嘍啰的角色，類似于當年抗日時期的偽軍狗腿子，總體上上無改于投降勢力“群英”薈萃的基本特征。
其三，影響很大
同上述“高高在上”、“群英”薈萃的特征相對應，就是這股勢力在中國有強大的影響，有可觀的政治沖擊力，其話語權相當勁爆，在官方主導的輿論之外，具有明顯的壟斷狀態。鑒于這些高端的“精英”大都能登堂入室，所以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很多人往往要把這些人所發出的聲響當成中國的代言，傳遞出耐人尋味的相關信息。
正是因為擁有這些優勢，所以中國的投降勢力一般敢于公開亮相，從不忌憚會有什么人揭發與批判。他們對自己的地位、權威及相關影響都很自信，其中有些更是趾高氣昂、俾睨眾庶，既要“資政”，還要“啟民”，以帝師自居，以圣人自詡，大有舉世混沌而我獨醒、拯救天下舍我其誰的絕世氣概。
要問，正在走向民族復興的中華民族為什么投降主義卻大行其道？答案其實很簡單，生產方式決定生活方式，也進一步決定社會結構與社會關系。資本及其及其所主導下的生產關系在中國空前發展繁榮，必然在這等豐富土壤基礎上產生強大的投降勢力與投降主義，這完全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由此所帶來的挑戰和危害不可忽視。
第一，挑戰中國的精神主動
中華民族的精神主動非常重要。這個問題在近現代曾一度變得十分突出，其突出之處就在于相當一些中國人失去了民族自信與文化自信，以為這個國家和這個民族已經沒有出路與前途，而只能皈依西方，在西方的統治下成為其中的一部分，在精神上失去了自我。這種頹廢的失敗狀態只是在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之后才得以發生改變。毛澤東主席說：“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后，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從這時起，近代世界歷史上那種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時代應當完結了”。
但遺憾的是，歷史的實際進程總是十分曲折，應當的事情在現實中并不一定就能完全實現。有關精神主動這個問題雖然在新中國建立之后一個時期內得到較好的解決，但改革開放以后卻發生歷史性大倒退，相當一些中國人在美西方面前失去精神主動的情形歷史性地再現，崇洋媚外長時間泛濫成災，這是不爭的事實。在這場空前的歷史回潮中，一些中國人不但拋棄了社會主義信念，甚至連中華民族的自信也一并都丟掉了。他們沒有自己的精神工具，需要借助美西方的東西當拐棍才能活下去走下去，在精神上情感上被美西方所俘虜，所以就甘當政治與戰略上俘虜，不但自己投降跪拜下去，還要綁架國家與民族一并向美西方投降跪拜。
因此，當代中國投降勢力所掀起的投降主義浪潮最大的破壞作用，就是直接挑戰中國人民的精神主動，挑戰中國人民的思想與價值主導權，成為實現中國人精神自主的最大絆腳石。
第二，干擾國家的戰略取向
人們常說，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背景下，人類社會再一次走到了發展前進的十字路口，面臨著重大轉折性的戰略抉擇。
全球戰略大勢是這樣，中國的戰略大勢也是這樣，中國也處于歷史的十字路口上，是左轉還是右轉，該前行還是后退，也面臨著嚴峻的戰略抉擇。特別是在中國同美西方的關系上，是應該反對霸權還是應該投降霸權，不同的中國人有不同取向。中國人民的抉擇非常清晰，那就是走自己的路，堅決反對霸權的遏制與打壓，以斗爭來塑造中美關系。
但是，這樣的抉擇卻始終遭到投降主義的嚴重干擾，從上到下、由內而外的投降勢力廣泛散布失敗主義。針對美國發動的對華貿易戰，同當年的抗戰必亡論一樣，他們竭力渲染新時代的反霸必敗論（參閱筆者2019年文章《新時代的抗戰必亡論——評〈中美貿易戰打不得〉一文》）；在俄烏戰爭問題上，他們起勁地鼓噪中國應該同美西方站在一起向俄羅斯發難；當霸權當局鼓噪中國產能過剩、勞動效率太高的時候，他們則群起呼應，一起跟著也如此這般地嚎叫了起來。他們總是抓住一切機會利用所有手段干擾中國人民的戰略抉擇，厚顏無恥地向中國人民宣傳臣服霸權的必要性、必然性和高尚性。
第三，破壞民族的偉大復興
是要實現民族復興，還是要融入美西方，在這個問題上如何取舍，是辨別所有中國人愛國與否的最精準標尺。正如人們所看到的那樣，中國的投降勢力挾其投降主義思想理論一直向愛國主義發動猛烈的攻擊，他們從根本上否定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全方位地攻擊愛國主義，攻擊中國的道路、制度與文化，攻訐中國的歷史與文化自信，反對中國自主、自立與自強；與此同時，他們則大肆宣揚美西方的優越性，把美西方的道路、制度與文化說成是人類社會的終點與歸宿，極力鼓噪中國必須成為其中的一部分，用各種手段方式要求并推動中國完全徹底地服從美西方，全面遵從美西方的旨意，無條件地聽從美西方的安排。事實已經非常清楚，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內外兩個方面都面臨嚴峻的挑戰，來自外部最大的挑戰就是霸權帝國，而內部最大的挑戰與破壞就是囂張跋扈的投降主義勢力。目前他們正在猖獗作案，已經構成當代中國最大規模和最惡劣的政治犯罪。
因此，當前與今后一個時期，擺在中國人民面前的戰略現實就是，對外必須進行強有力的反霸斗爭，對內必須堅決打擊投降勢力，肅清投降主義流毒。但遺憾的是，在偉大斗爭的總體要求下，實際上同投降主義的斗爭還很不充分、很不到位。中國什么時候才能踢開這塊可惡的絆腳石？目前還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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