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1月13日，德國納粹外長里賓特洛甫詢問莫洛托夫：“蘇聯是否原則上對獲得印度洋出海口感興趣。”11月17日，莫洛托夫致電蘇聯駐英國大使邁斯基稱：“德國人和日本人很想推動我們前往波斯灣和印度。我們拒絕討論這個問題，因為我們認為德國的這些建議是不合適的。”1943年11月28日，羅斯福對斯大林談到印度問題時說，他認為議會制政體對印度是不適合的，最好的解決辦法是在印度創立某種類似蘇維埃的制度，從下面開始，而不是從上面開始，也許這個就是蘇維埃制度。斯大林答，從下面開始——這意味著走革命的路。羅斯福說，關于印度，局外人比那些同這個問題有直接關系的人能更好地解決問題。斯大林說，當然，局外人能比較客觀地觀察事物。
30年后，據莫洛托夫回憶：“希特勒說：‘你們應該有通向溫暖海洋的出海口，將來要像伊朗、印度那樣。’我對他說：‘這可是個有意思的想法。您有什么設想呢？’我引他說，以便讓他把想法都講出來。對我來說，這并非什么嚴肅的談話，可他卻興高采烈地論證著，應該如何消滅英國，同時要我們通過伊朗進入印度。這是個毫無遠見的人，對蘇聯的政策缺乏透徹的了解，卻要把我們拉去冒險。如果我們在南方陷了進去，他的處境就會輕松得多，一旦英國要和我們作戰，我們就得依靠他。如果不理解這一點，那就太天真幼稚了。”
“二戰”中，斯大林始終關注著英國衰落后的印度可能出現的前景以及蘇聯是否可能一步到位地將俄羅斯力量伸入到印度洋。斯大林非常清楚，在通往印度洋的道路上，俄羅斯人南征最遠的地方沒有出過南阿富汗。因此，印度對俄國人來說，如果不是清談的話，那就是一個只是好看，實則鞭長莫及的天邊彩虹——這正如北阿富汗對英美國家來說，也是鞭長莫及的道理一樣。由于印度半島與北面興都庫什山和喜馬拉雅山海拔的巨大落差造成的南下易進、北上難出的地理特點，歷史上來自中亞的征服者在進入印度后也就脫離了他們原來的母國。這個結果對那些低文明且一無所有的民族是有利的，但對守著巨大版圖的俄羅斯人，尤其是對蘇聯人來說，就是一樁賠本的買賣。因此，只是在面對巨大的德軍進攻而英美又遲遲不開辟“第二戰場”的1942年夏天，斯大林才有過“一旦戰敗，流亡到印度去”的設想。但這只是瞬間的閃念而已。后來即使有羅斯福在德黑蘭的慫恿，斯大林也沒有再打過印度的主意。對世界歷史了然于胸的斯大林明白，有多少糧食就能走多遠的路。俄國歷史上南下沒有出過南阿富汗的經驗告訴斯大林：印度是俄國鞭長莫及的地方；而將力量投入到力所不及的地方，是不能容忍的政治低能的表現。斯大林對本國的戰略力量極限的把握能力與同時的希特勒、東條英機不計成本地擴張戰果的特點形成云泥之別。
讀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關于印度的上述戰略思考，聯想普京曾在敘利亞的強勢投入，給人的感覺是“姜還是老的辣”。
除了斯大林，在對印政策上，三個很有學問的人在印度邊界上都停住了。一個是亞歷山大，一個是成吉思汗，還有一個是毛澤東。
亞歷山大是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的學生，他從希臘一路打到印度河邊，眼看著向南一拐就進入印度時，卻在印度河邊停了下來，沉思三天后決定打道回府。他知道得魚不可忘筌，進印度不難，但進去后若出不來那整個希臘就丟了。
成吉思汗在英國人、美國人和蘇聯人都望而生畏的帕米爾高原上所向披靡。但當他打到印度河邊時就停下了，連續幾晚上他跟丘處機深談。丘處機跟他講了什么？書上說給他講養生，其實是在講戰略哲學。與曹操得隴不復望蜀的想法一樣，成吉思汗得了帕米爾就不再南望印度了。那晚深談后，成吉思汗就打道回府，回新疆，圖中原。
在對印自衛反擊戰中，毛澤東靜若處子，動如脫兔，張弛有度，收放自如。很多人不理解為什么打過去又退回了呢？看看立體地圖就明白，我們的資源在當時是很難上去的，我們再打下去就會因資源不濟而守不住。基辛格看到這一點，他說：“中印邊界沖突中，軍事后勤條件對印度有利，因為喜馬拉雅山離中國的力量中心過于遙遠。”毛澤東當時考慮更多的是怎么能回來。他利用古巴導彈危機防止第三國插手：1962年10月22日，肯尼迪決定封鎖古巴，古巴導彈危機隨即爆發。當天，中方的自衛反擊從守勢轉入攻勢。11月20日，肯尼迪宣布最后結束封鎖，古巴導彈危機結束，中國政府于11月21日零時發表聲明，宣布于11月22日零時起，中國邊防部隊在中印邊界全線停火。為什么要選擇古巴導彈危機？不像克里米亞之于俄羅斯，藏南前線的地形不利于堅守，因此不能讓第三國尤其是美國和蘇聯介入中印這場沖突并將中國拖在那里。1959年5月13日，即在中印沖突前，毛澤東讓人轉告尼赫魯：
總的說來，印度是中國的友好國家，一千多年來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萬年，我們相信也將是如此。……印度不是我國的敵對者，而是我國的朋友。中國不會這樣蠢，東方樹敵于美國，西方又樹敵于印度。……照我們看，你們也是不能有兩條戰線的，是不是呢?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雙方的會合點就是在這里。
為什么毛澤東說一千年、一萬年呢？我們看歷史，除了1962年那場沖突，回憶一下，一千多年來，甚至在更長的時間里，若以當代印度版圖為限，印度和我們中原王朝似乎沒有直接發生過戰爭。即使有1962年那一次，規模也是非常有限的。中原王朝與印度沒有直接戰爭，但卻有不少高僧往來。為什么？僧人能爬山走小路，大部隊走這種路就特別難，輔佐成吉思汗的重臣耶律楚材對此更有體會，他在詩中寫道：“古來天險阻西域，人煙不與中原通。”顯然，成吉思汗和亞歷山大放棄了進入印度，不是攻不下，而是地理條件使其回不來。僧人們不怕路險，能進去也能回來。所以中印之間僧人來往多，軍人來往少。我們常說“文化是中印交往的主流”，原因就在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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