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末蘇聯在失去中亞阿富汗后便失去了世界霸權，21世紀的美國也從失去伊拉克繼而從阿富汗撤軍后失去其在世界政治中的主導權。老布什幫著歐洲打倒了蘇聯，在歐洲消除了將歐洲一分為二且有利于美國的雅爾塔體制。克林頓和小布什幫著西歐東擴拿到了東歐，基本恢復了歐洲在雅爾塔體制前壓迫美國的巴黎和會確定的凡爾賽體制，目前歐洲為保住來之不易的歐盟對美采取的是軟抵制政策，在烏克蘭問題上“只談戀愛不結婚”，消耗美國，等待時機擺脫美國控制。美國自里根、克林頓以來的歐洲政策真是蠢到家了，難道今后美國還要在亞洲再幫著日本恢復雅爾塔體制前的“大東亞共榮圈”？我們不能說美國的政治家有這個意圖，但客觀上卻有這個可能。目前美國高層的國家戰略似乎亂了陣腳。2010年美國的經濟政治形勢與20世紀70年代尼克松前相似，甚至更糟，但其戰略操作水平卻與尼克松時期判若泥云。
尼克松的戰略目標是在亞洲盡量減少對手，集中力量實現美國的核心利益；反觀今天美國戰略家們是在不斷增加對手的情況下來推行美國的利益。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可小布什在任期間卻將戰爭打成戰爭的繼續，對手越打越多。小布什曾破天荒地將七個國家列為“邪惡軸心”，似乎要打遍天下無敵手。結果“反恐戰爭”從阿富汗開始，打到伊拉克就打不動了。中亞更是越反越恐。后來希拉里·克林頓又高調來到東亞，以當年賴斯女士的咄咄氣勢揮師直逼曾數次造成亞洲政治翻轉的“樞紐”即黃海海域。賴斯時期美國在中亞已打得——與反恐戰爭前相比較——對手林立，在這點上希拉里·克林頓比她的前任有過之而無不及；與賴斯“動真格”風格不同的是，希拉里·克林頓戰事未開就惹得東北亞天怒人怨：俄國和中國的海軍均在自己的領海舉行了大規模的海上反制性軍事演習；美韓在黃海的軍事演習也刺激了在2009年曾向美國示好的朝鮮，朝鮮以前所未有的強硬態度對美國提出抗議，這使美國在相當的時期內失去了通過拉攏朝鮮復制尼克松1972年策略的歷史性時機。
20世紀50至60年代美國以“反共”為幌子而發動的朝鮮戰爭、越南戰爭，繼而在21世紀頭十年以“反恐”為幌子發動的阿富汗戰爭及伊拉克戰爭，美國在這些戰爭中的失敗，說明美國沒有獨吞世界的能力。對美國最有益因而最具可持續的外交是與大國分享利益的外交，這是西奧多•羅斯福和富蘭克林·羅斯福戰略哲學的精髓。盡管美國在離東北亞最近的阿拉斯加有自己的軍事基地，盡管從阿拉斯加出兵解決東北亞危機的有利條件并不亞于俄國，但兩個羅斯福總統都面臨過并回避了東北亞的挑戰。前者將東北亞問題留給日本解決，后者則將出兵東北的活兒留給斯大林蘇聯。正是由于羅斯福的有限安排，美國與蘇聯分享了近半個世紀的和平。而尼克松之后，美國人忘記了羅斯福的思想精髓，為歐洲擔當起戰略“清道夫”的任務，沖在前面打倒了蘇聯。結果事與愿違，美國不僅沒有回收蘇聯的雅爾塔遺產，反而被歐洲慫恿著進行更大的擴張并隨后使歐洲大獲其利。蘇聯解體迄今，美國日益被“領導世界”的重任壓垮。當年緊隨并慫恿美國沖到阿富汗的英國前首相布萊爾看到了美國的頹勢，在其出版的回憶錄中表示：“我并不后悔作出參戰的決定，之后我會給出理由。”。如果我們知道“二戰”前的英國那段呼風喚雨的歷史，就不難理解布萊爾這句表面順從的話中所包含的英國人對美國人那刻骨銘心的仇恨。
2024年1月30日報道，英國外交大臣卡梅倫表示，英國準備將正式承認巴勒斯坦國的時間提前。自去年11月被任命為外交大臣以來，卡梅倫多次訪問中東。他稱，英國有責任設計巴勒斯坦國未來的樣子，巴勒斯坦人必須看到兩國方案取得“不可逆轉的進展”。
在上述美國外交衰變的過程中，美國的學者也要負相當的責任。戰略設計的要義在于戰略目標和國家戰略能力相匹配。美國所有的失敗，都可歸結于戰略目標大于國家能力。20世紀50年代那位赫赫有名的戰略問題專家凱南為他的國家設計出的“遏制戰略”，是一個只有上帝才能完成的任務；不僅這樣，當時美國背后還有麥卡錫用“反共”的鞭子趕著美國上凱南吆喝的征服世界的戰車——這輛戰車昨天叫“反共”，后來在小布什那叫“反恐”，其共性幾乎是要與全世界為敵，結果是給美國帶來幾十年的災難。當美國人碰得頭破血流又不好意思后退時，美國出現尼克松主義。尼克松主義是對麥卡錫主義和凱南戰略的“撥亂反正”，是美國人真智慧的表現。
基辛格后，布熱津斯基又為美國外交開始畫“大餅”，此后美國戰略研究開始衰落。米爾斯海默是最差的一個，戰略高手是知雄守其雌，常不離德，復歸于嬰兒。這個米爾斯海默爾知其雄、守其雄，與基辛格不同，他沒有辯證法；基辛格知其白，守其黑，守天下式，復歸于無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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