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以色列時報》等多家以色列媒體都在發布一則消息--內塔尼亞胡總理將于下月訪問中國。
6月27日，內塔尼亞胡辦公室發布聲明稱，內塔尼亞胡在會見美國國會代表團時表示即將訪問中國。
在同一天，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回應此事：我目前沒有可以提供的消息，我可以告訴你的是，中國同以色列保持著友好交往，我們也愿同以色列共同努力，推動中以創新全面伙伴關系持續穩定發展。
這樣看來，雖然內塔尼亞胡已經證實此事，但還需要中方最終確認。
內塔尼亞胡急于訪華，與中東局勢有直接關系，以色列原先的目標是改善與遜尼派國家關系，尤其是沙特，共同對抗伊朗。
但在3月份，沙特與伊朗在中國的斡旋下實現了關系正常化，中東刮起了和解之風。
以色列只能退而求其次，只尋求與沙特改善關系，避免自己遭到中東國家圍攻。
問題是美國人幫不了這個忙，因為美國在中東的信譽和影響力正在下降，內塔尼亞胡便試圖在中國的幫助下推進與沙特關系。
猶太人在利益面前，身段是相當靈活的。
也正是因為這種“靈活”，使得中以兩國直到1992年才建立了外交關系。
起起落落的中以關系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建國。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通常來說，如果新中國遲遲未與一個國家建立外交關系，那么最主要障礙一定是臺灣問題。
但以色列是一個例外，它沒有與臺灣當局建立過任何官方關系。而且，蘇聯在1948年5月24日就與以色列建立了外交關系。
在建國之初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倒”外交政策之下，中國也不可能拒絕以色列。
那么，中以關系發展為什么如此曲折？
1950年1月9日，以色列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周恩來總理回電表示贊賞和感謝。
而在同年8月，阿拉伯國家聯盟通過決議，宣布保持與國民黨政權的外交關系，不承認新中國。
那么，以色列作為一個沒有外交包袱的新國家與新中國在1950年建交是合乎情理之事。
以色列是出于什么心態迅速承認新中國？
一、臺灣當局被猶太人視為失敗者，國民黨也不會有翻盤機會，猶太人向來只與強者合作；
二、留在中國的猶太人及財產如何處理，需要與新中國談判；
三、奉行一個中國原則，有利于反對巴勒斯坦獨立建國；
四、在美蘇之間找到平衡。
1950年，蘇聯在聯合國提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席位，以色列在表決投下了贊成票。
6月20日，周總理派代表與本.古里安總理的代表在莫斯科會面，商談兩國建交事宜。
以色列國會走完審議和批準與新中國建交草案時，已經是6月28日。
而在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了。這時間剛好卡在以色列國會辯論期間，這樣以色列就面臨著站隊問題。
盡管此時中國人民志愿軍還沒有入朝參戰，但中美關系已經劍拔弩張。
在美國壓力之下，以色列政府中斷了與中國的建交計劃。
為了展示與美國的特殊關系，以色列還派出醫療隊參加朝鮮戰爭。
1953年，朝鮮戰爭結束，以色列繼續疏遠中國，回避中國發出的恢復談判信號。
1954年4月，日內瓦會議召開，周總理出席。隨后中國與英國建立了代辦級外交關系，中國與美國也有了大使級接觸。
見此狀況，以色列馬上改變態度，通過以色列駐緬甸大使哈科漢與中國建立聯系。6月，周總理訪問緬甸，順便在中國大使館內會見了哈科漢。
1955年1月下旬，哈科漢率以色列貿易代表團訪問北京，周總理親自接見了他們。當時以色列代表團已經在研究駐北京大使館的館址問題。
3月，以色列邀請中國貿易代表團回訪以色列。
但以色列駐美國大使阿巴.埃班（后來的外交部長）卻極力反對與中國建交。他找到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共同施壓以色列政府，以色列又中斷了與中國的建交談判。
1955年4月，”萬隆會議“在印尼召開，以色列總理也想參加，他想借此機會直接與周總理會談。
然而，萬隆會議是否邀請以色列參加，東道主印尼與印度等不結盟國家的態度非常重要。
印度一開始說自己歡迎以色列，但由于害怕得罪阿拉伯世界，印度又代表不結盟國家表態說不歡迎以色列，最終以色列沒有受到邀請。
三哥跟以色列的不愉快，直到1962年之后才慢慢改善。三哥偷偷摸摸向以色列買武器，但被阿拉伯人知道，三哥又跟這邊鬧得很不愉快。
其實，以色列如果真想與中國恢復談判，何必非要在“萬隆會議”？
以色列想直接舉行兩國首腦會談，是沒有政治基礎的不切實際的想法，更多的目的是想顯示以色列在國際上的重要性，中國當然看穿了它的心思。
萬隆會議之后，中國外交政策出現變化，毛主席的指導方針是“一條線，一大片”。
我們不但支持埃及拿回蘇伊士運河主權，還支持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運動，埃及、蘇丹、摩洛哥、伊拉克、敘利亞、也門等國紛紛斬斷與臺灣當局關系，轉向北京。
中國向以色列的敵人伸出友誼之手。以色列這才開始后悔，急得不顧美國反對，正式照會中國外交部，準備同中國建立外交關系。
但中國已經把這扇門關上了。
1958年8月23日，毛主席下令炮轟金門，美國急忙從中東抽調航母，大大減輕了阿拉伯人民在黎巴嬾問題上的斗爭壓力。
這種大手筆的戰略牽制，使中東及近東各國看得心服口服，接下來，除了美國鐵桿盟友（如沙特等國）之外，該地區國家紛紛向中國靠攏。
在中東地區，中國采取了“親阿反以”的基本外交政策，以色列已經不再如它想象的那么重要。
在《人民日報》文章中，以色列成了侵略者，然后變成了美帝走狗，沒過幾年，“以色列”這個名稱也從《人民日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猶太復國主義集團”。
六十年代，中國不再承認以色列護照，中斷與以色列的貿易，拒絕一切官方接觸。
1964年中國原子彈爆炸成功，進入核大國行列。1965年以色列總理向中國寫來一封信，但中國只讀不回。
1971年，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以色列投了贊成票并發來賀電，但被中國退回。
當時，中美關系已經破冰，尼克松也準備訪問中國，而中國對以色列一直是冷漠態度。主要因素有兩點：
一、阿拉伯世界這一大片，重要性遠遠大于以色列一國；
二、以色列猶豫反復的談判態度，也令中國對它失去了信任。
1977年埃及總統薩達特訪問以色列，中國發聲支持阿以和解，呼吁用政治手段解決中東沖突。
從1980年開始，中國降低了對以色列的批評調門，并默認以色列的生存權和獨立權。
1987年，以色列共產黨代表團訪問中國，受到了歡迎。不久，中國允許外國人持以色列護照入境。
這時，中以非官方接觸比較頻繁，地點在香港，但發展緩慢。
1991年，蘇聯解體，國際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
1992年1月24日，中國在與所有中東國家建交（除以色列）之后，終于與以色列建立了外交關系。
中以關系新階段
中國在中東問題上的立場：
一、以色列必須撤出在1967年戰爭后占領的領土；
二、必須恢復巴勒斯坦人民的權利（重返家園，建立國家）
三、中東各國都有獨立和生存的權利。
這三點在中以建交之后，也沒有改變。
此時，以色列成為了中國突破美國對華軍售禁令的一扇后門。
1992年起，以色列開始向中國出售攔截“飛毛腿”導彈的技術，美國警告以色列這是非法行為。
1994年，中國計劃采購以色列的費爾康系列裝備（無人預警機），雙方談判進行了很長時間。
1999年，美國和北約軍隊炸毀了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
中美關系惡化，美國認為中國將大力發展軍事力量，加大了對以色列的壓力。
2000年7月美國告訴以色列，如果與中國保持軍事技術合作，那么美國將撤回對其28億美元的經濟援助。
猶太人展現了它們不講誠信的一面，巴拉克政府撕毀了與中國的合同。
當時合同金額為2.5億美元，中國要求以色列賠償12億美元，因為我們被迫停止了相關開發項目，加上等待到貨的時間，這些損失相當可觀。
以色列最終賠給了中國3.5億美元并道歉，但兩國關系也跌到了低谷。
單從利潤角度看，以色列是賺到了，因為美國幫它賣給另一個國家，就是印度，賣了11億美元。
2006年，以色列國防部成立武器出口控制部門，將每一項對華軍售項目都交由美國過目，實際上是關閉了中以軍事合作大門。
同年9月，以色列國會議員代表團去了臺灣地區。
以色列與臺灣當局開始了軍事技術合作（避開實物交付），像臺灣“雄一”，“雄二”，“雄三”導彈的主要設計師王德勝就是學成于以色列。
2009年內塔尼亞胡再次出任總理，以色列中斷了與臺灣當局的軍事合作項目。
以色列與中國大陸開展了農業、通訊、信息、生物工程、電子設備等方面的科技合作，進展相當順暢。
內塔尼亞胡政府還將以色列的一些重大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交給了中國，比如地中海的海法港（中國擁有25年運營權）
然而，無論中以關系如何發展，都繞不開美國。
猶太集團雖然在美國各個領域影響力極大，但他們與以色列本土的猶太人還是有很大的區別。
另外，共和黨執政與民主黨執政，也影響著美以關系，拜登與內塔尼亞胡的關系就不大和睦。
因此，內塔尼亞胡也不大愿意配合拜登政府的全方位對抗中國政策。
從歷史來看，中國沒有反猶傳統，也沒有反猶意識，甚至網上還有一大堆“猶太粉”，這跟歐洲完全不同，以色列何必懼怕中國更加強大？
從長遠來看，以色列不應處處跟隨美國，以美國利益來定位對華關系，這并不符合它的利益。
中國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和信任度正在與日俱增，一個動蕩不安的中東不符合中國的利益。
如果以色列想改善同阿拉伯世界的關系，中國可以發揮作用，這符合以色列的安全利益。
當中以兩國存在共同利益時，就看以色列敢不敢“拂逆”美國的意志？
猶太人有句名言：在別人不敢去的地方,才能找到最美麗的鉆石！
在巴勒斯坦總統訪華時，中方已經再次闡明了我們在中東問題上的立場，以色列應當懂得何去何從？
猶太人不應只有小聰明，更要有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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