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國國會眾議院以365票對65票的表決結果批準成立“美中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專門負責“美中競爭”事務并應對所謂“中國對美國構成的全方位威脅”。雖然該特設委員會只有調查權和建議權，但其成立本身就帶有強烈的“大戰略”意味和意識形態對抗色彩，是國會兩黨反華勢力集結、對華實施“新冷戰”的一個重要信號，表明美國“全政府、全社會”對華遏制圍堵的力量在不斷增強，今后一個時期它將充當美國國會推動反華議程的“急先鋒”，不僅會限制和塑造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也會對中長期的中美關系產生消極影響。
美國共和黨通過中期選舉以微弱優勢掌控眾院之后，共和黨領袖凱文•麥卡錫便急不可耐地推動設立針對中國的特別委員會，至少具有以下四方面的動機：
一是通過設立新機制為美國聚焦“中國威脅”、實施全面對華遏制策略進行動員。共和黨此番操作，靈感來自于艾森豪威爾時期成立“日光浴委員會”制定對蘇遏制戰略的成功經驗，其“照葫蘆畫瓢”，意在將新機制與“大戰略”、遏制政策聯系并結合起來，將中美之間的結構性矛盾放大，將“中國威脅”與“蘇聯威脅”等同起來，通過渲染兩種制度、兩條道路之爭激化中美之間全方位的對抗，意圖用“冷戰勝利”的歷史經驗為一場“新冷戰”造勢鋪路，煽動反華情緒，推動政府制定遏制中國的大戰略并固化下來，推動新的“麥卡錫主義”成為美國的主流政治價值，調動美國國會反華議員們參與的積極性。
二是通過渲染所謂的“中國威脅”，使兩黨一致對華成為掩蓋美國政治極化、兩黨惡斗的“遮羞布”。美國眾議長麥卡錫通過15輪投票才艱難當選，不僅折射出兩黨對抗加劇、中間派缺失，美國政治極化、社會撕裂已達到新高度，也表明國會兩黨都面臨著少數極端派就能夠綁架政治議程的窘境，美國的政治制度問題再次顯現出來。兩黨圍繞2024年大選的布局與惡斗已展開，眾院已經對拜登“私存保密文件”啟動調查，美司法部也任命特別檢察官調查特朗普，眾院共和黨與拜登政府針鋒相對……兩黨似乎唯一能夠達成一致的就是將矛頭對準中國，從而把兩黨“團結”起來。而設立一個新的跨黨派的委員會，可以營造出“兩黨合作”的表象。
三是通過新機制將特朗普時期共和黨的反華政治議程重新擺上臺面，試圖影響拜登政府的對華政治議程。麥卡錫一直是特朗普的忠實擁躉，其在對華政策思路上一直延續著特朗普執政時期的“打法”，以特朗普時期制定的《美國對華戰略指針》為藍本，持續炒作芬太尼、新冠病毒溯源、知識產權等問題，攻擊拜登在對華政策上過于“軟弱”。此番成立新委員會協調參與美國各個委員會的涉華議案和行動，本身帶有很強的政策比較意味，一方面，彰顯共和黨對中國問題的特殊重視與行動力；另一方面，把特朗普時期的對華政策主張重新翻出來，引導輿論，對民主黨施壓。
四是試圖借新機制框定美國的對華政策主軸，給拜登政府的中美關系制造更多矛盾和障礙，毒化雙邊關系氛圍，干擾拜登未來兩年的施政。新委員會設立后，將在很大程度上扮演“扔石頭者”的角色，通過頻繁制造議題攻擊中國、推動其他委員會的各類反華提案和立法，持續對中美關系“拱火”；同時可以牽制和分散拜登政府的精力，降低美國在處理俄烏危機、全球治理、核不擴散、地區熱點等問題上的投入，迫使其將政策焦點放在處理中美關系上，試圖掌控拜登政府的對華關系節奏。
“美中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的設立及運行，將給下個階段的中美關系帶來三重風險。
首先是美國對華實施“新冷戰”的體制機制“定型”風險。“9•11”事件以來，美國的國家安全體制機制在針對反恐戰爭作出相應調整后一直未發生大的變化。2017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之后，從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國遏華政策主軸延續了下來。在機制建設上，拜登政府更進一步，國務院、國防部、中央情報局都成立了專門針對中國的工作機制，而國會再成立專門針對中國的委員會，那么府會一致的、針對中國的機制框架就很可能會被確定下來。美國的國家安全體制機制也將悄然完成從反恐到大國博弈的轉型，一旦該委員會聯合其他委員會以立法的形式推動對華大戰略的制定和實施，中美關系或在較長時期將面臨持續“新冷戰”的風險。
其次是美國兩黨對華強硬政策“合流”的風險。當前影響中美關系發展的一個癥結在于，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做法給中美關系帶來的舊傷未解，拜登政府的另一套對華政策做法又給本就脆弱的中美關系增添新傷。在中期選舉后府會分治、共和黨掌控眾院的格局之下，共和黨借助眾院平臺為特朗普時期的對華強硬政策張目，會令中美關系的新傷舊傷疊加共振。在美國新一輪大選周期的推波助瀾之下，兩黨若競相在對華政策上逞強比硬，將在客觀上推動兩黨對華強硬政策的協調與合流，給中美關系帶來新的沖擊。
再次是國會“煽風點火”的負面效應與中美政府間合作的正向效應相互角力、沖抵的風險。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下，一個府會分治的政治格局給拜登政府帶來了新的“控局”難題，眾院“美中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成立后，共和黨借助國會對華攻擊將成為常態，拜登政府對華作出的積極表態、推動的對話合作很可能將遭遇國會的掣肘和挑釁，中美關系既容易成為美國政治斗爭的“犧牲品”，也容易成為兩黨之間進行相互妥協、利益置換的“交易品”，如何處理下個階段的中美關系將是兩國面臨的共同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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