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美兩國元首巴厘島會晤為標志，中美“戰略競爭”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之所以這樣講，其主要標志在于，在此次會晤中，美國總統拜登提出了兩大命題：一是美國要繼續同中國進行更激烈的“戰略競爭”；二是提出美中兩國必須負責任地管理這個競爭。
對于中國來說，此前中國反對以“戰略競爭”來定義中美關系，對此并不認可，但現在則認為不能簡單用競爭定義全部的中美關系。這意味著，今后中國將不得不面對現實，“戰略競爭”已經不是認可與否的問題，而是擺在眼前的現實；也不僅僅是美國單方面所設計的議題，而要由中美兩國共同來加以運作了。中美關系以前所強調的是“管控”彼此“分歧”，從今而后進一步要“管理”中美“戰略競爭”了，從“管控分歧”到“管理競爭”，不能不說這是一個重大的升級。
在這樣一種新形勢下，中美“戰略競爭”必將出現一系列的新發展、新變化，從而煥發出新的面貌。但是，未來中美“戰略競爭”究竟什么樣，相應地，究竟怎樣“管理”才行之有效，現如今仍猶抱琵琶半遮面，更多時候都鎖在煙霧中、偶爾露崢嶸，因此，目前我們還只能就其大致的輪廓進行粗線條的描述。
一、已經明確了相關要求與界限
面對中國，如今的美國表面看似乎有點坦誠了，不但坦誠公布美國已將中國定位成頭號戰略對手，而且拜登總統在同習近平主席會晤的時候還坦誠地告知，美國將繼續與中國進行激烈競爭，包括投資于國內的力量來源，并與世界各地的盟友和合作伙伴保持一致。
在此基礎上，根據“戰略競爭的需要”，美國還給中國開列一系列條件。根據中美元首會晤后美國方面所發布的紀要，美國為中國立下了如下這些規矩與界限：
——必須負責任地管理競爭；
——要保持開放的溝通渠道；
——必須攜手應對跨國挑戰，如氣候變化、包括債務減免在內的全球宏觀經濟穩定、衛生安全和全球糧食安全；
——反對任何一方單方面改變灣海峽現狀，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臺灣采取的脅迫性和日益咄咄逼人的行動；
——對中國的非市場經濟做法提出了持續的擔憂，認為這些做法傷害了美國工人和家庭，以及世界各地的工人和家庭；
——對中國在新疆、西藏和香港的做法以及更廣泛的人權問題表示擔憂。
應該說，上述這些條件與界限并非是強制性的，事實上也做不到，但這些東西的約束性很明顯，都是美國用來束縛中國東西。
當然，相應地，中國也給美國劃出了明確的紅線，提出了相應的要求，概括起來說，就是兩條“紅線”：
一條是臺灣問題
具體描述是，“臺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關系政治基礎中的基礎，是美國不能也不應逾越的紅線。中方要求美方言行一致，恪守一個中國政策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履行“不支持‘臺獨’”的承諾，停止虛化掏空一中政策，約束制止“臺獨”分裂言行，不要讓局勢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另一條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和中國社會主義制度
具體描述是，“企圖顛覆中國共產黨領導和中國社會主義制度，那就踩了底線、越了紅線，動搖了兩國關系的根基”。
這是迄今為止最為清晰的兩條中國紅線。
二、并未明確“戰略競爭”的基本內涵
美國已把“戰略競爭”強行添加到中美關系中來，盡管中國目前并沒有正面、直接與明確的回應，但不管怎樣，現在已經到中國必須直面美國“戰略競爭”的時候了，這已經不是中國想不想、要不要的問題了。直白地說，“戰略競爭”已經成為中國不得不接受的現實。
但是，這個聞名全世界的“戰略競爭”究竟都有哪些具體內容、將通過什么樣的方式來展開、演進呢？應該說，這些都是很具體、同時也是很關鍵的問題。
迄今為止，這些問題都依然鎖在云霧中而模糊一片，人們都只能是費心摸索、費勁去猜，言人人殊。因此，下面有關中美“戰略競爭”內容與方式的描述也只是建立在猜測與揣摩基礎上的一孔之見。
根據多年來中美關系發展的實際經驗，“戰略競爭”將涵蓋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經貿戰爭首當其沖
中美貿易戰依然是進行時，以目前的狀態，如果沒有雙方較大的妥協與讓步，這場特殊形態的戰爭看不到成為過去時的可能。貿易戰是美國針對中國進行廣泛經濟戰爭的一部分，戰爭的起因并非由于哪個具體的紛爭，而是美國要狙擊扼殺中國經濟趕超美國的勢頭，要讓制造業回流美國，要重新奪回全球經濟的主導權。因此，如果美國在貿易戰中讓步妥協的話，則意味著削弱美國的對華戰略攻勢，從而也將削弱“戰略競爭”。這就有違于美國的戰略初衷了。從加強“戰略競爭”的力度與強度出發，總趨勢是美國將進一步強化針對中國的經濟戰爭，加大經濟貿易上打擊中國的強度、力度和深度。由此預計，即便中美兩國在貿易談判中美國做出一定讓步，也要么是以退為進，要么就是退一步進二步，二者必居其一。指望美國能暫停或取消對華經濟貿易戰，根本就是緣木求魚。
二是核心技術勢在必爭
技術手段對于戰爭形態具有革命性的意義。目前正在進行之中的烏克蘭戰爭，對此再一次做出強有力的詮釋和驗證。事實證明，奪取和確保戰略優勢，搶占與鞏固戰略制高點，必須把關鍵核心技術牢牢把握在手中，這是進行戰略競爭的關鍵與要害之所在。
對于這個道理，美國的戰略指導者們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即便在中美關系的蜜月時期，在這方面他們也毫不放松對中國管制監視，一直都嚴格限制向中國輸出具有戰略意義的關鍵與核心技術。開啟全球戰略重心轉移之后，更在這方面加快了步伐、加大了力度，始終具有較強戰略競爭意識與較高的戰略覺悟。
相比較而言，改革開放之后的中國則基本上是被打醒之后，才明白過來，原來市場換技術也好，向西方學習取經也好，彼此合作共贏也罷，西方并不會把那些關乎戰略實力真正管用的先進技術傳給中國。這不僅僅是他們要留一手，更重要的是準備有朝一日在需要時候置中國于死地。這一點，過去一個時期已經在封殺華為、封鎖中國芯片技術等行為中得到充分的體現。
也就是說，高新技術、核心技術上不見硝煙的戰爭已經在中美之間開打，已經成為對華“戰略競爭”的重要內涵。展望未來，在這個問題上，美國不會降低自己既有的戰略覺悟，而中國也將會進一步提高自己的戰略認識水平。因此，中美之間的核心技術之爭必將愈演愈烈。
三是軍事斗爭難以避免
軍事斗爭是“戰略競爭”最精彩、最活躍的部分，過去幾年異彩紛呈的中美軍事關系對此做出了充分的展示。可以說，美國的全球戰略重心轉移也好，“印太戰略”也罷，其重心與重頭戲都是各種各樣軍事活動，包括著名的“海空一體戰”，也包括美軍的前沿部署，還包括所謂的“航行自由”，而不斷發起的各種演習、軍事挑釁等，更是針對中國進行“戰略競爭”的直接表達。因此，在今后“戰略競爭”中，美國將一如既往最大限度地發揮和運用自己的軍事優勢，尤其是將做好準備，在關鍵時刻不惜訴諸戰爭手段。如果說，中美“戰略競爭”具有危險與危機屬性的話，其核心與要點就在這里。
進一步運用軍事手段是保障與支撐美國贏得“戰略競爭”的主打與骨干手段，因此引發中美兩國之間的軍事斗爭不僅將在中國周邊展開，而且還必將蔓延到全球一切領域與空間，不管安裝怎樣的護欄，都無法避免中美軍事斗爭愈演愈烈的基本趨勢。在這樣的趨勢之下，發生武裝沖突即爆發戰爭的危險就始終在高位上運行，而這一點，又恰恰是霸權一貫熱衷的戰略威懾的精髓，也是霸權獨霸世界的真諦之所在。
四是政治對抗客觀存在
中美之間的政治對抗會不會參與到“戰略競爭”中來，成為影響其發展的一個要素呢？
中美兩國的制度與道路完全不同，美國搞的是資本主義，中國搞的是社會主義，雙方走的是不同的路，這是兩國之間最大的差異與不同。問題不在于這種差異與不同是否構成對抗，即中美兩國的政治對抗，問題只在于，這種政治上對抗是否也是中美“戰略競爭”的一部分。
因為上述差異與不同而形成的政治對抗由來已久，可以說，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開始一直發展延續到現在，即便中美兩國曾經有號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類似“夫妻”一般的時期，美國也沒放棄從政治上顛覆與搞垮中國的努力，也沒有放松這方面的行動。這是全世界都公認的事實。
現在，美國所發動“戰略競爭”已經在中美之間隆隆展開，中美之間所固有的政治對抗能置身事外或退居幕后嗎？
當然，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已經給美國劃出了相應的紅線。但即便如此，考慮到既往中美關系的歷史，考慮到拜登當局上臺以來的執政行跡，可以認定，霸權統治集團對中國的制度道路依然沒有起碼的尊重。他們始終都將不遺余力地對此加以攻訐攻擊，并將其作為進行中美“戰略競爭”的重要手段加以運用。巴厘島中美元首會晤美國總統再次提出所謂新疆、西藏和香港問題就是證明，拜登宣稱世界正在面臨著“專制與民主之戰”，也是強有力的證明。也就是說，中美“戰略競爭”中政治對抗將客觀存在，這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五是價值觀不同不相為謀
古人云，道不同不相為謀。中美兩國各自所奉行的“道”截然不同，用基辛格曾經的話說，就是哲學不同。坦率地講，其實就是思想價值觀方面存在嚴重的對立沖突。尤其是拜登其人，“民主”“自由”的大法螺一直都吹得很響，這是霸權所占之道德與道義的制高點，是旗幟問題。換句話說，中美雙方都要舉旗，關鍵是看誰的旗幟能舉得更高。因此，有關中美兩國共同應對全球宏觀議題，彼此在這些問題上攜手合作，這樣的可能性確實很大，但即便如此，恐怕也依然是各吹各的號、各唱各的調，比如中國要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而白宮則堅持美國領導下的世界秩序等。這應該也構成競爭，也無法置身中美“戰略競爭”之事外。因此，指望所謂人類共同挑戰能把中美兩國粘結或撮合在一起，從而降低“戰略競爭”的強度與烈度，恐怕也要竹籃打水一場空。
上述經濟、技術、軍事、政治、思想等幾個方面的對抗，應該是中美“戰略競爭”的主要內涵，但這也只是猜測而已。實際情況是，很多中國說“不要”的，美國一直說“要”；美國一直說“要”的，而中國則堅決說“不要”。中美雙方對此并似乎未能予以明確，也并未在這個問題上達成廣泛或高度的“共識”。
三、相關方式方法依然云里霧里
對華“戰略競爭”將以怎樣的方式展開、都將運用哪些具體的手段和方法呢？
應該說，迄今為止美國方面所使出的招數已經豐富多彩、琳瑯滿目了，這其中既有為人們所熟知的舊冷戰的慣性遺留，如制裁、封鎖、遏制、圍堵等伎倆，也有新開發出來針對性的新招法，如脫鉤斷鏈、小院高墻、抓捕高官、網絡攻擊等。但誰都知道，這些都只是中美“戰略競爭”初始、序章與開篇而已。如果有誰僅僅以為這就是中美“戰略競爭”，這就是這場競爭的全貌，那就未免太低估小瞧這個空前浩大的戰略安排設計了。
所以，有關中美“戰略競爭”另一個真正值得關心和關注的，就是未來全面展開的這場戰略性競爭的方式手段問題。
顯然，有關“戰略競爭”方式手段選擇的主動權與主導權操之在霸權手里。美國方面發動攻勢積極出擊，而中國則是“不惹事、不怕事”，由此演繹為中美關系某種發球接球狀態，也類同于美國出題、中國答卷的樣子。
這樣一種狀態就給我們預測評估“戰略競爭”方式方法帶來很大困難，因為這等于是要預測評估今后霸權將對中國采取哪些行動舉措，而幾十年來的實際經驗證明，中國那些智庫以及相關專家學者們有關這個問題的預測，往往都以失敗而告終（參閱筆者文章《戰略預判缺位，源于對霸權估計不足》）。
有鑒于此，我們不妨換一個角度，就有關“戰略競爭”的方式方法問題做出如下幾個設問：
其一，是擂臺賽，還是群毆？
顯而易見，“戰略競爭”如果屬于前者，則顯得比較“公平”，但如果是后者，則無異于惡劣的叢林行徑。霸權會同中國展開一場比較“公平”的戰略競爭嗎？
事實上，霸權從來沒有給予任何對手以這種“公平”的待遇，對中國也一直都是這樣。盡管美國當局一直大言不慚地宣稱維護“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但他們所奉行的規則從來都過不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事實上就是強盜法則。美國是這樣干的，也是這樣說的，在這個問題上，他們并沒有掩蓋和隱藏自己的強盜嘴臉。在巴厘島中美兩國元首會晤中，美國總統明確宣告，“美國將繼續與中國進行激烈競爭，包括投資于國內的力量來源，并與世界各地的盟友和合作伙伴保持一致”。這段話在文辭上冠名堂皇，實際上就是宣告要堅決調動一切內外力量圍毆中國，從來就不是什么美國“與世界各地的盟友和合作伙伴保持一致”，而是美國的走狗與仆從們必須遵從霸權的旨意。
其二，點到為止，還是痛下殺手，生死聽天由命？
既然競爭就有輸贏，即便不講輸贏，也要分出高低上下先后才行，這是起碼的、最基本的結局。在這個基礎上，競爭的結果還可能決定競爭參與者的位次高低、權益大小，直至生死存亡。如果中美“戰略競爭”的結果能否停留在起碼與基本的層面，則屬于點到為止；如果是中間層面，那就屬于適可而止；而最后一種，則就要痛下殺手、一決生死，結果聽天由命了。
中美“戰略競爭”究竟屬于哪一種呢？
理想的狀況當然是點到為止。但達成這種結果的可能性不大，因為歷史經驗很殘酷，按照美國戰略學者的說法，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結果基本上都接近于最后一種。譬如當年美蘇之間的冷戰，冷戰也屬于一種競爭，赫魯曉夫就將其形容為和平競賽。對于這個競賽，他的確想得很好很美很浪漫，但實際是對方卻毫不留情地痛下殺手。結果盡人皆知，那就是以蘇聯垮臺崩潰而告結束。“戰略競爭”也難以避免走到如此地步，現如今霸權對中國下手并不容情，將來也要決出勝敗生死，只不過表現形式可能有所不同而已。
其三，會不會像對待俄羅斯那樣對待中國？
目前美國同俄羅斯的關系耐人尋味，美國既沒有將美俄關系定位成新冷戰的關系，也并未將其形容為“戰略競爭”的關系，唯一明確予以昭示天下的，是俄羅斯在美國戰略對手中排名第二，在霸權主導下的全球戰略棋盤上，這是俄羅斯十分明確的戰略身份。
一直以來，美國對這個位居第二的對手做了些什么，人們都已經有目共睹。對中國來說，由此引出的問題是，對于中國這個排名在俄羅斯之前而位居第一的戰略對手，美國下手是將重一些，還是輕一些呢？如果說，針對“一號對手”理應比針對“二號對手”更使勁、更用力、更狠毒的話，那么，一個起碼要提出的問題是，美國會不會像對待俄羅斯那樣對待中國呢？
對此，不同的人有完全不同的意見（參見筆者2014年文章《俄羅斯能頂住制裁，輪到中國怎么辦》）。有人堅稱不會，有人說將有過之而無不及，究竟誰說得對，都需要靠事實來證明。但擺在眼前所有中國人必須直面的一個迫切的問題是，霸權會不會用一個新北約來遏制圍堵中國。
答案顯而易見，那就是美國正在進行這個努力，拜登總統有關同中國戰略競爭要“與世界各地的盟友和合作伙伴保持一致”的表態就說明了一切。因此，只要看看北約都對俄羅斯干了些什么，就知道新北約將對中國干什么了。
其四，會不會打代理人的戰爭？
借刀殺人是美國稱霸全球、橫行世界所慣用的把戲，其中最直接、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打代理人戰爭，眼下的烏克蘭戰爭就是鮮活的實例。
“戰略競爭”的過程中美國會不會也對中國放這樣的大招呢？
這個問題在當今的中國同樣爭論激烈。有人認為不會，這些人慣于渲染世界各國紛紛倒向中國，而霸權則煢煢孑立、形影相吊，一副孤家寡人的可憐相。但很多中國人認為，霸權正極力武裝日本，極力扶植印度與韓國，鼓動和支持他們固有的對華戰略野心，這個做法居心叵測、十分陰毒。對霸權而言，只要把印度與日本的戰略野心充分開發調動起來，就將在很大程度上對中國造成戰略性牽制；只要把韓國開發扶植起來，韓國北進與武裝統一半島的沖動就將越來越強烈，同樣也將給中國造成顯著的戰略壓力。更重要的是，無論是中日在釣魚島等海域打起來，還是中印在漫長邊境線上發生沖突，或者朝鮮半島陷入戰火之中，美國都將因此享受到極大的漁翁之利。正因為這樣，所以日韓印這三國對美國至關重要，是美國贏得對華“戰略競爭”不可多得的戰略杠桿，長期以來白宮當局正在極力加以撬動開發。至于印尼、越南、菲律賓等，其有無得失對“戰略競爭”的成敗其實無關宏旨，也無傷大雅。
因為對霸權采用上述方式方法的可能性爭議很大、莫衷一是，所以時至今日，整體上說，有關“戰略競爭”的方式方法問題依然讓人有云里霧里的感覺。
四、雙方怎樣互動，開啟了新的探索
“戰略競爭”是一個雙方互動并在互動中加以演進的過程，現如今中美雙方已通過包括元首會晤在內各個層面的往來對此做了充分的詮釋。譬如，中美兩國元首同意他們將繼續保持經常性聯系，同時還責成兩國外交安全團隊持續開展戰略溝通，跟進他們討論的重大問題，落實他們達成的共識。美國務卿布林肯將很快訪華，跟進兩國元首會晤的后續工作。除此之外，中美兩國的財金、經貿團隊也將圍繞宏觀經濟政策、中美經貿關系等問題進行溝通與協調。
由此看來，中美兩國關系一復舊觀，即將再次綻現密切往來的動人態勢，由此開啟了新時期新的互動進程，這使我們不能提出以下幾個疑問：
其一，沖突與戰爭是否能得以避免？
始終都有一種觀點認為，在美國設置所謂“修昔底德陷阱”的前提下進行激烈的“戰略競爭”，中美之間的沖突難以避免，因此爆發戰爭的危險性極大。
有人對此則不以為然，他們認定中美關系有“壓艙石”，也一定能夠找到“壓艙石”或者“穩定器”。為此，中美雙方都有很多人在極力尋找，用美國方面最新設計出來的戰略術語來說，就是什么“護欄”，即中美“戰略競爭”要設置邊界和范圍、底線與紅線，不許犯規出圈。這看起來很有一些西方那種拳擊擂臺賽的味道，賽前雙方握手致意，賽后擁抱祝愿，這樣的“競爭”當然也就沒有沖突與戰爭的可能了。
上述中美兩國高層往來互動，可能就是瞄準了這樣的目標。通過溝通互動，中美雙方都對搞好今后的中美關系表現出了相當大的決心，他們發誓要管理好中美“戰略競爭”，找到兩國關系發展的正確方向，找到新時期兩國正確相處之道，推動中美關系重回健康穩定的發展軌道，造福兩國，惠及世界。
結果究竟如何，現在不得而知，大體上只能等待事實來回答。
其二，是否可能開啟新一輪戰略與經濟對話？
事實上，中美之間密切往來的戰略性互動，此前已經有過熱火朝天的實踐經歷，集中體現在聲勢浩大的中美經濟與戰略對話。從2009年7月開始，一直持續到2015年6月，中美兩國高層先后進行七輪對話，雙方就事關兩國關系發展的戰略性、長期性、全局性問題進行全面的磋商溝通，據說取得了無數重大的戰略成果，從而使中美關系走上健康穩定的發展軌道。
但是，現如今的中美關系顯然已嚴重偏離健康穩定的發展軌道，因此，中國方面一直強烈要求中美關系應該“重回正軌”，而美國方面則積極呼應說要中美聯手管理“戰略競爭”。為此，雙方新一輪大范圍的密集互動看起來再次拉開帷幕，這就不能不讓人聯想到，會不會再一次轟轟烈烈地上演新形式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呢？
顯然，這種可能性不好排除，因為雙方都從上一輪對話中嘗到了各自的甜頭，今后自然也就難免要樂此不疲了。
不管怎樣，現實情形是中美兩國共同開啟了兩國關系的新一輪探索，這一輪探索將獲得怎樣經驗與成果，人們只能致以良好的祝愿，但愿碩果累累而不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其三，“說”與“做”的關系到底是什么關系？
在同中國打交道的時候，美國高層從來都辭藻華麗、動聽感人。此次G20期間中美元首也是這樣，會晤中，美國總統拜登在過去“四不一無意”的基礎上進行升級升華，創造出更加宏偉壯觀的“五不四無意”，即“尊重中國的體制，不尋求改變中國體制，不尋求新冷戰，不尋求通過強化盟友關系反對中國，不支持‘臺灣獨立’，也不支持‘兩個中國’‘一中一臺’；無意同中國發生沖突，無意尋求同中國‘脫鉤’，無意阻撓中國經濟發展，無意圍堵中國”。這樣的表達堪稱驚天地泣鬼神，簡直是說的比唱的都好聽。
但是，人們都知道，戰略博弈中很少有言行一致、言出必踐的事情，至少美國從來都是這樣，估計在中美戰略博弈中也不例外。所以，有關拜登及美國當局所有冠冕堂皇的言辭，一切有思維正常能力的中國人從來都嗤之以鼻，起碼也要聽其言而觀其行，絕不會為這種欺騙所蠱惑蒙蔽。因為多年來的經驗教訓證明，霸權從來都是說一套、做一套。因此，“戰略競爭”過程中的中美互動必然是“說”與“做”的雙軌制，即說歸說、做歸做，這就是新時期中美兩國之間“說”與“做”的關系。
如此互動探索之下，中美關系的未來形態很可能就將是時而緊張、時而緩和了。具體要看美國的實際需要：在美國能夠集中精力與資源的時候，將對中國以“打”為主，中美關系就要緊張起來；當美國受到牽制，不能集中精力與資源的時候，美國對中國就要運用“拉”的一手，中美關系就相對緩和一些，眼下中美關系某種程度的緩和就是當前烏克蘭戰爭背景下霸權被嚴重牽制的間接效果。
五、“戰略競爭”與“新冷戰”的關系
“戰略競爭”與“新冷戰”到底是什么關系，這又是中美關系前景中一個極具爭議的話題。
有人認為，美國發動對華“戰略競爭”，其實質就是發動一場“新冷戰”。因為發動“戰略競爭”的起因根據與“冷戰”的邏輯高度一致，其指導思想同“冷戰”的思維也高度一致，‘戰略競爭’所依托的力量基礎，所運用的手段方式，同冷戰也別無二致。因此，許多人都毫不猶豫地將“戰略競爭”描述為“新冷戰”，認定“戰略競爭”必然導致“新冷戰”，而且也只有“新冷戰”這種特定的形式，才能真正構成具有戰略意義的“競爭”。
但是，相當一些人卻一直在矢志不渝地向公眾灌輸這樣的觀念，即美國發動對華“戰略競爭”并不是要同中國打一場“新冷戰”，而是要維護世界和平與秩序，要促進人類更好地發展進步。進行這類宣傳的首推當然是美國及西方的政客及其說客、掮客們，隨后還有中國的一眾專家學者，其中尤以“公知”群體為甚，他們一致強烈要求中國對美國的“戰略競爭”不要緊張、不要為此惕勵戒懼，更不能為此操刀弄槍，而要放松心情，要不當一回事，要滿懷熱情地接納美國意見建議，要真誠而不保留地同霸權合作，要兩肋插刀般地為美國分憂解難，以此來取得美國的寬容、認可與信任。
正是出于這樣的目標目的，所以美國一方面對中國發動越來越激烈的“戰略競爭”，一方面還極力做出如下兩個表現：
一是愿望十分良好
以美國總統拜登為首，他們不斷向中國向世界表達其良好的愿望，譬如此次巴厘島中美元首會晤的時候，拜登總統當面對習近平主席許諾，美方尊重中國的體制，不尋求改變中國的制度，不尋求打“新冷戰”，不尋求強化同盟關系反對中國，無意同中國沖突，無意圍堵中國，說得十分懇切真誠。會晤以后，拜登總統又在記者招待會上宣稱，中美會激烈競爭，“但我不尋求沖突，我希望負責任地管理競爭”，“我絕對相信，（中美）無須進入一個新冷戰”。
這話說得是多么信誓旦旦啊！我們不能不說，這應該是拜登的愿望，但這個愿望究竟是真的還是假的，那恐怕就不好說了。習近平主席反復強調，中美關系不應該是你輸我贏、你興我衰的零和博弈，21世紀的世界必須避免重蹈“冷戰”的覆轍。兩國應該正確看待對方內外政策和戰略意圖，確立對話而非對抗、雙贏而非零和的交往基調。這些話都說得是十分透徹到位了，但包括拜登團伙在內的霸權統治集團能夠聽得進去入腦入心嗎？
二是表現十分友善
多副面孔一直都是霸權主義者的真正嘴臉和一貫伎倆，對此人們已經領教得太多太夠了。對中國也是這樣，他們時而猙獰、時而偽善，這已經顛倒反復無數遍。在當前階段，他們又對中國露出了笑臉，表現得十分友善。以拜登總統為例，在此次G20期間會見習近平主席的時候，不但表現得十分熱情，而且見面之際居然是一路小跑地奔向習主席，好像多么渴望一般，滿滿的感恩、敬仰與尊敬之情。一個已經八十歲的老東西，如此做作和過分的表演，讓人不免讓人渾身起雞皮疙瘩，從內心里感到惡心。
但人們所要拷問的是，當他們換一副嘴臉的時候，將是一種怎樣的猙獰呢？
所以，霸權統治者的愿望也好，友善也罷，都只不過是他們用來演戲的外衣，實質是笑里藏刀、口蜜腹劍。對于這樣的把戲，中國人民見得多了，也領教得多了。遺憾的是，迄今為止堅決撕掉霸權這套外衣的勇氣意志與實際努力還相當不夠，以至于在中國人民面前白宮當局還打扮得人五人六，還穿得相當舒服自在，還能迷惑相當一些中國人，使之對中美“戰略競爭”關系還存在種種旖旎的幻想夢想。
六、歷史參照與未來前景
有句老話說的好，“歷史的經驗不可忘記”。觀察中美“戰略競爭”另一個重要的視角，是不可不對比當年的冷戰，二者之間可比較的一個共同之處是，當年冷戰時期也曾提出“競賽”一說，也曾力圖給這種戰略性競爭設置各種“護欄”與“邊界”，相關的理論與實踐值得今天加以充分的汲取借鑒。
概括過去舊冷戰有關競爭競賽的設計安排，大致有如下兩個突出特點：
其一，都希望是良性發展
當年美蘇當局各自都把他們稱霸世界的角斗形容得十分美好，赫魯曉夫對此尤其熱衷，在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曾宣告說，“在世界上兩個最強大的國家——蘇聯和美國之間建立持久的友好關系，對鞏固世界和平將有重要意義”，并為此提出了著名的“三和”理論，即“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及“和平過渡”。以“三和”理論為統領，赫魯曉夫系統地闡述了蘇聯對外政策的總方針，將不同社會制度下各國的和平共處視為蘇聯對外政策的總原則和總路線。可以說，赫魯曉夫的愿望十分美好。在美蘇兩國領導人的共同努力下，一時間所謂的“戴維營”精神紅遍世界，比之今天白宮當局所謂中美共同管理“戰略競爭”的設想與安排可能還要高出很多檔次。
其二，各自都有充分的信心
對于通過和平競賽贏得冷戰的勝利，美蘇當局各自都有充分的信心，根本原因在于他們之間都承受不起直接戰爭所帶來的損失，尤其是相互確保摧毀的核戰爭，更令他們望而生畏、望而卻步，因而只能寄希望于通過非硝煙的混合性綜合戰爭來搞垮對方，他們把這個戰爭美其名曰“和平競賽”。
赫魯曉夫認為，打贏這樣的戰爭用不著搞斗爭、做對抗，蘇聯的經濟發展速度比美國快得多，蘇聯很快就可以趕上并超過美國。只要蘇聯經濟上超過美國，蘇聯就能贏得冷戰的勝利，美國就得甘拜下風、俯首稱臣了。
同樣地，美國當局也相信他們的制度優勢，也完全相信可以通過非戰爭的和平演變途徑能夠搞定蘇聯，從而贏得冷戰的勝利。
應該說，在他們雙方的共同努力下，讓人心驚膽戰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確實得以避免，但失敗卻照樣發生，而且還發生的很嚴重，其標志就是前蘇聯徹底崩潰垮臺。從后來的實際進程看，在“和平競賽”中，美國當局繼續打贏冷戰的決心、堅定性以及持之以恒的精神，遠遠超過后來的蘇聯當局，而相比于美國資產階級執政者，蘇聯統治集團在戰略意志與品性上可以說是典型的外強中干、一代不如一代。赫魯曉夫死得早，當然沒能看到蘇聯垮臺的一幕，如果他“有幸”看到這一幕，真不知道會做如何評價，會有如何感想。
在參照舊冷戰的基礎上觀察中美“戰略競爭”的未來前景，可以做出如下初步判斷：
一是中美關系脫軌失控的可能性不大
中美雙方都有把控中美關系的強烈愿望，相應地也有足夠的能力，即便兩國之間發生沖突與戰爭，雙方關系也不會走到無序失控的程度，可能會出現有限、可控戰爭的情形，大致上類同于今日美俄之間的狀況。
二是“戰略競爭”良性發展的可能性不大
推動中美“戰略競爭”良性發展曾經是一些中國人的強烈愿望，這些人還希望再此基礎上構建新時期中美關系競爭發展的新模式。不能不說，有關這些訴求在理論思想上都十分高大上，但實際得以落實的可能性不大，因為即便是中美共同管理這個“戰略競爭”，但想要管理或者約束美國方面的行為方式與行動路徑，那依然不可能。而一貫經驗證明，霸權并不愛好和平，而是戰爭的策源地，同任何戰略競爭對手的競爭從來都不曾良性，其統治者總要以挑釁及挑戰為能事，制造危機與沖突歷來都是他們的主要把戲，同中國的競爭也難以例外。
三是“斗而不破”的總體格局將持續相當長一個時期
展望“戰略競爭”的發展趨勢，在相當長一個時期內中美雙方都沒有徹底攤牌的可能，這就是所謂的“不破”。即便發生武裝沖突、爆發局部戰爭都可能是這樣。在美國方面來說，因為受到多方牽扯制衡，霸權無法做到全力以赴對付中國，尤其是同中國對決可能給俄羅斯以可乘之機，這對美國而言十分危險；在中國方面來說，任何時候戰略上都不能賭國運、拼僥幸，還必須持之以恒地為復興崛起爭取時間與空間（參閱筆者2014年文章《為民族復興贏得時間與空間》），為此還要在相當程度忍受戰略上的“胯下之辱”，維持中美“戰略競爭”斗而不破的總體格局。
總之，美國對華“戰略競爭”發展到現在，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已經并不望而生畏了，而是越來越熟悉、越來越適應，相關的認識與理解也越來越深刻了。尤其不能不提到的是，相當一些中國人一直十分擔心美國徹底甩掉和拋棄中國，現在看來實際情形并非這樣。從“戰略競爭”的實際需要出發，美國并非要完全甩掉和拋棄中國，還要同中國糾纏在一起。也就是說，中國依然能夠繼續同美國扭抱纏斗。至于還會怎么斗，恐怕一切樂觀美好的愿望都是靠不住的，還是要有最壞的打算。過去的歷史，總是未來最好的教科書。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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