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爾茨來了，歐亞大陸東西兩端，世界上兩個最強大的制造業大國又將手握到了一起。
面對這次舒爾茨的來訪，中國顯得謹慎多于樂觀，務實多于幻想。畢竟對于一個昨天還用“脫鉤”和“去中國化”凝聚共識的西方政客，盡管他出行前釋放出了“閹割版”的誠意，中國還需要觀察一下他真正的底色。
舒爾茨談不上對中國友好，但是他或許是中國唯一還能夠與之打交道的德國政客。這種中德之間低迷的現狀，舒爾茨能帶來什么樣的變化，著實值得期待。
舒爾茨是帶著壓力和焦慮來的。壓力來自德國內部和歐盟對他的指責，當然還有美國的怒火；焦慮的是如何通過產業轉移消化內部的過剩產能，在價值觀和利益之間尋找到一個有利于德國的平衡點。遺憾的是這種平衡以及默克爾中德政治遺產的毀滅者正是他和他的政府。
用舒爾茨的話講美國才是“歐洲最親密和最重要的伙伴”。他追隨美國的價值觀外交，把中國看作是美國和德國的共同敵人。德國對華政策的意識形態化傾向空前突出，政治挑釁和經濟摩擦加劇，健康的中國形象已經從德國的“政治正確”中消失。
俄羅斯的能源和中國的市場是德國制造業的兩大支撐，這是有德國特色的“兩頭在外”。舒爾茨上臺后同時對兩個世界大國尋求脫鉤，沒想到最后難堪的卻是自己。
中德都是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結構，德國跟中國的貿易與德國跟美國貿易不相上下，毫無疑問中國的市場明顯比美國更大。德國對中國的貿易已經由逆差轉入順差，在這個基礎上“脫鉤”，是一個雜貨店小老板都不可能做出的決定。
舒爾茨大變臉，不再對中國脫鉤，承認中國仍然是德國和歐洲重要的經濟和貿易伙伴。這或許不是他的本意，而是形勢所迫，是在中國市場中攫取利潤同自由主義價值觀之間不得已的抉擇。
美歐加起來的制造業總量還不及中國多，德國對中國的經濟依賴程度遠遠大于中國對德國的經濟依賴，這是德國自己的研究機構作出的結論。中德貿易不是單行道，不是德國對中國的恩賜。中德一旦爆發貿易戰，德國將遭受到有史以來除戰爭外最大的經濟損失。
俄烏戰爭中歐洲血虧，而德國成了最大的輸家。能源安全受損，生活質量下降，通貨膨脹加劇，企業大量外流，公眾對社民黨和舒爾茨的支持率急劇下滑，對政府的信心落到了低點。
作為歐盟經濟的火車頭，歐盟中貿易順差最大的國家，德國的增長率低于平均值。這不但影響到了整個歐洲外貿，而且也給歐盟經濟的復蘇帶來了巨大的陰影。
經濟活力不夠，債務風險高漲正在制約著德國乃至整個歐盟。德國《國家產業戰略2030》中提到“令人擔憂的是，過去的20年，德國幾乎沒有出現新的大型企業”，而美國和中國，卻出現了大量世界領先的企業。
美國既是舒爾茨訪華的強烈反對者，同時又是最有力的推動者。美國的《通貨膨脹法案》正在通過補貼吸引歐洲企業搬到美國刺激美國經濟。這是德法以及歐盟無法接受又無可奈何的事情，同時也是舒爾茨大變臉，親訪中國的動力。
美國的危機是當今世界所有危機的唯一背景。中國已經明確表示不再會為美國的危機接盤，放眼全世界，能夠承擔這一重任的只剩下了歐盟。
今天已經看得很清楚，美國挑起俄烏沖突不是為了打擊俄羅斯，而是為了榨干歐洲的血，讓歐洲去工業化，助力美國走出危機。在美國歐洲奉獻者的名單上，排在第一的就是德國。
美英澳三國安保同盟成立，德國和歐盟就已經被踢出了美國最親密盟友的小圈子。在今日世界的棋局上，對德國和歐盟來說，中國和美國都是競爭對手。
德法以及歐盟能否重啟人生是一個未知數，但是他們樂見中美博弈加劇。美國打壓中國高科技產業對德國和歐洲有利，如果需要，他們隨時都會落井下石。同時一個供應能力充足的中國符合德國和歐盟的需要，雙方有很多利益可以合作和交換。舒爾茨本次訪華，做的或許就是這個事情。
我們今天面臨的，是世界秩序過渡期的一場綜合性全面危機。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正在失去其穩定性，危機正在加速世界秩序的變更。
美國雖然越來越力不從心，但仍然能夠控制歐洲。舒爾茨的德國政府是一個名副其實的聯合政府。這個政府中“跨大西洋”派親美勢力前所未有的強大，甚至已經成為決定性的力量，處處都能看到美國操縱的身影。
面對政治獨立性的缺失，舒爾茨訪華能夠改變中德中歐關系嗎，顯然不能。不但不能，中德中歐關系的不確定性正在上升，對此應該有足夠的心理準備。
歐盟內部的主要勢力都是親美的，“裸官”馮德萊恩就是一個典型代表。無論如何理解中德中歐關系，都必須要緊盯其中的美國因素。
中德合作最大的障礙是美國。在這樣的政治光譜下，中德合作在德國政府和民眾中能夠得到的理解和溝通越來越少，中德經貿合作將會面臨極大的困境，在落實上的風險不容低估。當年《歐盟—中國投資協議》僅僅因為沒有征求美國意見就成了一張廢紙，這個教訓中歐都不應該忘記。
美國一直希望歐盟是一個聽話的小伙伴而非一個自主的競爭者。歐盟不放棄對美國的依賴，就永遠尋找不到獨立性。中德中歐關系依附于中美關系，從屬于中美關系，這是中美歐三角關系中最突出的特征。
中德中歐關系的復雜之處就在于美國因素的存在，正是這種因素決定中德中歐關系將長期處于調整期。同時，美國和德法等歐洲大國的關系也正處于低落期，所以這是一個各種關系結構性調整的復雜過程，也是新的結構框架產生的過程。
全球衰退已經不可避免，在西方政客中尋找不到羅斯福、戴高樂、丘吉爾那樣的政治家。歐美政治的“韓國化”正在成為主流，正在引導西方世界走向美式民主的終點。
我們當然歡迎舒爾茨的來訪。中國社會對德國以及歐洲的總體評價是積極正面的，這同歐洲民意對華不友好的攀升形成了鮮明對比。“后默克爾時代”德國被美國綁上了對華戰車，一邊是最強大的盟友，一邊是最重要的經濟伙伴，我們有必要同德國一起尋找中德發展的有效途徑和共同利益。
德國有從默克爾那里繼承來的優質遺產，以及中德高水平的經貿往來。德國希望在歐洲和全球發揮領導作用，離不開與中國的合作。中德關系仍然是中歐關系的基礎，是中歐關系走向的一個典型樣本。這一點，值得高度重視。
德國和歐盟具有雄厚的經濟實力和廣泛的國際影響力，這一優勢同中國廣闊的市場潛力，全產業鏈的工業體系結合在一起能夠實現共贏，符合中歐各自利益。當然，這個過程中必須注意維護我們的主權尊嚴和獨特利益。制造危機敲詐中國的時代過去了，中國的核心利益同中國的尊嚴不允許受到一絲一毫的侵犯。
國家和國家之間沒有永恒的朋友和敵人，只有利益。中國和德國包括歐盟沒有地緣政治沖突，共同點是都比較務實，在制衡美國的單極霸權單極秩序以及全球化方面也有共同語言。畢竟在世界大國中，旗幟鮮明地支持歐洲自立自強的國家只有中國。
可以預見的是，隨著美國對歐洲去工業化的戰略展開，歐盟的政治動蕩不可避免，歐洲的苦日子也許剛剛開始。對這樣一個重要的經濟伙伴，我們必須要保持開放包容的溝通態度，秉持理性前瞻的大國精神。
必須要看到，隨著美國霸權衰落，西方政治正在進入“歇斯底里”。中國已經成為美歐等國家的主要對手和假想敵。對抗抹黑，經濟制裁，金融打擊和軍事挑釁都可能發生，相當一段時間里中國的日子會很不好過。
馬克思100多年前就告訴過我們，資本主義在發展過程中，結構性危機不可避免。西方的現代化注定是不可持續的，注定被替代。在這場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美國正在用“存量”維持優勢，而中國的優勢是“增量”。美國不怕自己很爛，但是希望中國更爛。博弈正在進行中，結果也許會在十年左右被全世界看到。
舒爾茨來了，正在和中國談一場還沒有結果的生意。他的“去中國化”正在被調侃成“去中國化緣”。那種稱贊舒爾茨訪華是尋求對美戰略自主，德國對華政策要發生巨大回轉的結論還是早了一些。他也許什么都改變不了，但是這畢竟是西方價值觀外交的一個缺口，是中德之間一個新的良好開端。
大風起兮云飛揚，每一天都是新的世界。俄烏沖突已經走入中場，世界矚目的美中期選舉開始入場，英國低調迎接“印度小哥”，舒爾茨匆忙變臉訪華，馬克龍正在焦急等待。風云變幻，世事如棋，我們正在見證歷史，我們就是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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