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教訓告訴人們，對于戰爭何時打響、敵人從哪里進攻， 不能進行主觀臆測；越是沒有準備充分，戰爭就越有可能突然爆發。反過來說，如果進行了充分的準備，敵人很有可能不敢貿然進攻。
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軍不思戰，國之大難。隨著我國發展壯大，維護國家安全的手段和選擇增多了，我們可以靈活運用、縱橫捭闔，但軍事手段始終是保底的手段。歷經近代以來列強侵略戰爭磨難的中華民族，倍知和平之珍貴。我們不希望打仗，但只有我們有充分準備、有強大軍事力量、有打贏能力，才能從戰略上實現“不戰而屈人之兵”，達到“以武止戈”的目的。
越是沒有準備，戰爭越有可能爆發
古人云：“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閑習，不可以當敵。”回顧中國歷史，當年“來如天墜、去如電逝”的蒙古大軍，在建立元朝后戰斗力銳減，主要原因是其將領們“心在家上、財上，不思戰場”；李自成的大順軍在占領北京后迅速潰敗，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們忽危忘戰，貪圖享受，樂于聲色犬馬。
恩格斯曾在1866年普奧戰爭爆發前指出：“普魯士已有50 年沒有進行過大規模的戰爭；它的軍隊整個說來是一支和平時期的軍隊，具有一切和平時期的軍隊所特有的那種拘泥形式和墨守成規的缺點。”和平時期軍隊的缺點歸結起來，就是抱著老觀念察勢觀敵，落后于客觀現實的發展。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法國為防德軍入侵，從1928年開始，在其東北邊境地區用12年時間、花費50億法郎構筑了馬奇諾防線并自認為固若金湯。法軍也因此軍備松懈，甚至在法比邊界的阿登高地形同“不設防”。孰料，1940年5月德軍正是繞過馬奇諾防線，直擊阿登高地這個英法聯軍的“阿喀琉斯之踵”，英法聯軍猝不及防，迅速潰敗。英國前首相丘吉爾曾經說過：“如果我們事先做了充分的準備而戰爭沒有爆發，我們失去的可能只是黃金，但如果我們事先沒有做好準備而戰爭突然爆發了，我們失去的將是整個大英帝國。”歷史教訓告訴人們，對于戰爭何時打響、敵人從哪里進攻，不能進行主觀臆測；越是沒有準備充分，戰爭就越有可能突然爆發。反過來說，如果進行了充分的準備，敵人很有可能不敢貿然進攻。
提高打仗能力，是迎接戰爭挑戰最有力的方式。對于新時代的人民軍隊而言，要增強“知識恐慌”、“本領恐慌”意識，下大力氣研究古今中外戰史戰例，研究信息化戰爭制勝機理，把握現代戰爭指揮規律，不斷提高謀劃打仗、指揮打仗、帶兵打仗能力，把官兵帶得很有血性，把部隊帶得虎虎生威。
隨時能戰，戰之必勝
戰爭沒有彩排，其爆發具有突然性和不確定性。敵人絕不會等我們準備好了再打。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后，美國奉行所謂“中立”的孤立主義，美國民眾也好，美國軍人也罷，絕大多數人都認為日、德法西斯不敢與美國直接交手。然而，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炸沉了美國4艘戰列艦、2艘驅逐艦，炸毀了188架飛機，約有2400人喪生、約1250人受傷，給美國以巨大的震駭——羅斯福總統將之稱為“國恥”。可以說，縱觀人類的戰爭史，戰爭幾乎都是以人們意料不到的方式發起的。當前，西方敵對勢力加緊對我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千方百計對我國發展進行牽制遏制，我國周邊也存在多重不穩定因素，安全環境更趨復雜。特別是美國為了維護世界霸主地位，加強對亞太地區的控制，加快推進“亞太再平衡”戰略，我國周邊安全環境更具復雜性。我們要高度警惕國家被侵略被顛覆被分裂的危險，高度警惕改革發展穩定大局被破壞的危險，高度警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進程被打斷的危險，始終堅持把軍事手段作為保底的手段，始終把軍事力量作為國家安全的支柱。如果軍事力量不過硬，遇到危機時就不敢亮劍或沒有劍亮，那就只能受欺負；只有敢亮劍、有好劍，最后才可能不出大事。
積極防御戰略思想，是我們黨軍事戰略思想的基本點，必須從時代條件出發，進一步豐富和完善。所謂積極防御，就要在“積極”二字上下功夫，進一步拓寬戰略視野、更新戰略思維、前移指導重心，有效塑造態勢、管控危機、遏制戰爭、打贏戰爭。要深刻領悟“戰略服從政略”的深刻意蘊，政治上不需要打，即使勝券在握也按兵不動；政治上需要打，即使付出重大代價也斷然出手，在所不惜。要明確軍人的職業生涯只有兩種狀態：打仗和準備打仗。如果軍人開始享受歌舞升平，再強大的軍隊也會很快就喪失戰斗力。
備戰工作一刻也不能松
國富軍不強，要挨打；軍強國不富，要出事。一個國家經濟發展必須和必要的軍事保障相匹配。
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改革開放40多年來，奉行和平發展道路的中國，綜合實力不斷提升，與美國的差距也在不斷縮小。例如，在經濟上，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國的GDP 為6萬億美元，日本是4萬億，日本的GDP相當于美國的2/3；德國2萬億，當時是美國的1/3。2019年，美國以GDP總量21 萬億美元領跑全球，中國以GDP 總量14.2 萬億美元位居第二，日本變成占美國的1/4 不到，德國則變成占美國的1/5，差距都在拉大，唯一跟美國縮小差距的是中國。看到這些數字，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當今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要逆全球化之潮流，在2019 年挑起對華貿易摩擦后，2020 年又意欲借口新冠肺炎疫情向中國“索賠”的深意。美國為自己劃定的“安全底線”之一，就是一個經濟體，無論過去是盟友、對手還是敵人，只要它的經濟總量超過美國的60%，一律變成敵人！現在，我國的經濟總量達美國的70%，因此，把中國看作美國的戰略對手已成為美國政治精英的共識。
2016年5月25日，美國“防務一號”網站稱，美國防長卡特表示，面對崛起的中國，美國保持亞太地區穩定的努力類似于過去50 年美國同蘇聯的冷戰對峙。美國氣勢洶洶的戰略東移、“亞太再平衡”等，都是由其國家利益決定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美國霸權主義的利益是排他性的利益，因此，從多個方面對中國進行遏制是其不可改變的戰略。能戰方能止戰。對于人民解放軍來講，就是不管形勢如何發展變化，都要始終聚焦能打仗、打勝仗的主責主業，把各項準備工作往前頭趕，朝實里抓，始終保持箭在弦上、引而待發的高度戒備狀態。
占據主動、管控危機、遏制戰爭
20 世紀50 年代中期，面對帝國主義野蠻的武力威脅和核訛詐，毛澤東和黨中央果斷地作出了獨立自主研制“兩彈一星”的戰略決策。1964年10月16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兩年后的1966年10月27日，我國首次進行了導彈核武器試驗。1967年6月17日，我國第一顆氫彈空爆試驗成功。1970年4月24日，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這一系列重大成就，奠定了我國在國際事務中的重要地位。正如鄧小平后來所言：“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
20 世紀60 年代，美國擴大越南戰爭，直接威脅我國安全；蘇聯在中蘇、中蒙邊界陳兵百萬；臺灣當局妄圖伺機“光復大陸”。黨中央提出“備戰備荒為人民”，狠抓“山、散、洞”為代表的三線建設，未雨綢繆。正是從那時起，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同仇敵愾，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戰爭”，使得美蘇兩個超級大國都不敢對我國掉以輕心、貿然行動。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那樣，“戰爭不是神物，仍是世間的一種必然運動，因此，孫子（《孫子兵法》——引者注）的規律，‘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仍是科學的真理”。
“知彼知己”的時代內涵，就是把未來戰爭中我們可能遭到的困難、遇到的情況想得充分一些、復雜一些，把我軍建設遇到的問題想得全面一些，從最壞處著眼，向最好處努力。當今時代，要充分考慮信息化戰爭對我軍的嚴峻考驗。信息化戰爭的戰爭形態和作戰方式發生了深刻變化，制信息權成為克敵制勝的核心，一體化聯合作戰成為基本作戰形式，多維戰場空間融為一體，戰爭進入發現即摧毀的“秒殺”時代。這就要求我們深入研究信息化局部戰爭的制勝機理，深入研究人民戰爭“升級版”，立足未來戰爭最復雜最困難局面，周密做好方案計劃準備，做到一場戰爭多種預案、一種行動多手準備，切實搞好作戰方案計劃常態化推演、實戰化檢驗、動態化更新。
點評：戰爭與和平不是相互獨立的兩橛， 而是對立統一的整體。對戰爭與和平的認識， 不能脫離這一對立統一關系和所處的歷史與現實環境。歷史一再告誡我們， 單有愛好和平的主觀愿望并不能阻擋戰爭的降臨， 真正的和平只能通過有形無形的斗爭才能實現。正所謂“ 止戈為武”、“神武不殺”。
作者單位：國防大學政治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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