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三個關鍵詞辨析
——“亞非拉”“新世界”和“想象”
今天講座的主題是“新世界”，那我們先破一個題：什么叫“新世界”？這里面涉及三個關鍵詞：“亞非拉”“新世界”和“想象”。
1. “亞非拉”
近些年來，“亞非拉”這個詞很少被使用，人們更多地使用“global south”（全球南方）這種非常含糊的詞。我曾經在自己的學術工作基金申請報告中用了“亞非拉”和“第三世界”這兩個概念，后來評審人認為，這兩個詞是不是有點過時？是不是有一些過于激進？所以建議我用“全球南方”這個詞。
那么為什么會有這樣一個轉化呢？這個轉化背后的意義是什么？
“全球南方”是一個邊界非常模糊的概念。小時候教科書中提到的所謂“全球南方”，大多數情況下我們會把它歸類為一種地理的說法——地球赤道以南的國家，它們大多是后發達的、欠發達的或不發達的國家，而赤道以北的大部分國家是發達的。當然也會有一條小字標注說也有例外，譬如現在的中國和處于世界南部的澳大利亞。
那為什么會有這樣奇奇怪怪、很含混的說法呢？特別是為什么我們現在把原先以地緣為中心的所謂的“亞非拉”，和以政治、階級為中心的“第三世界”轉化成了一個看上去由地理決定的一個詞語呢？這背后的動力和原因是什么？
在這個地理決定論的背后，其實有一個基本的預設，這個預設在告訴我們，這個世界已經是全球化的了，因此過去具有階級性的、差序的、強調不平等的話語就不再有意義了。這個預設所隱含的意思是在告訴你，你所在的地區之所以落后或不發達，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地理原因，譬如天氣和環境。那么如何改變天氣和環境呢？你可以訴諸于一系列的科學手段和技術手段。
在這樣的一套敘述背后，有一個很重要的歷史過程被掩蓋了，那就是不發達的歷史原因，這也是我們今天討論的一個起點。為什么我們要重新恢復“亞非拉”和“第三世界”的說法？一個主要原因就在于我們要如何思考今天以地理決定論為中心的、對于世界不平等問題的解釋，我們需要了解這個解釋背后所實際存在的霸權過程。
老宣傳畫 | 圖片來源：B站
2. “新世界”
第二個詞是“新世界”。“新世界”是我在過去的研究和工作過程中，與其他學者，特別是來自亞非拉地區的學者進行交流的時候，經常會遇到的一個問題。他們經常問我這樣的問題：你們中國預想的世界是什么樣的？你們中國想給我們帶來什么？這些問題，看似非常平平無奇，但我仔細一想，這個問題背后實際上蘊含了兩層對于我自己的研究來說非常重要的問題意識。
第一個是我們中國到底是什么？我們對于我們過去經驗的理論化是否足夠？我們會發現，我們對于自己歷史經驗的表述，經常停留在所謂的經驗層面上。這個經驗層面上的表述就使得我們在向外講述自己故事的時候，特別是在向其他國家的知識分子講述自己故事的時候，經常會遇到他們的挑戰：你的國家理論是什么？你所預想的這個未來到底是怎樣的？它的基礎是怎樣的？
直白地說，這些知識分子，特別是問這些問題的知識分子很希望我們拿出一份合同，然后按照這個合同去執行我們一系列的操作。一旦我們違背了合同，不管他能不能懲罰我們，至少他可以憑借這份合同站出來說你違背了合同。
但實際上，無論我們如何理論化地規范自己的這份合同，我們都沒有辦法預測和控制未來。同時這份合同也沒有任何實踐意義，因為就算我違反了，也不會有任何懲罰措施，那么這份合同到底意義何在？
這就牽涉到關于“新世界”的第二個問題，即這些知識分子為什么會問這類問題，這類問題的局限在哪里？實際上，這樣的問題是在尋求一個答案，即中國會帶來什么，中國想象的世界是什么樣的？那么這到底是一個普遍的問題，還是一些知識分子所特有的問題？
我越來越傾向于認為這是一個很具有特異性質的知識分子式的問題，因為知識分子的思維方式，特別是近代以來的思維方式，都遵循一個套路：首先我需要一個理論，然后按照這個理論去思考，進而預測未來。知識分子們堅信，我們掌握著窺探世界秘密的水晶球，一旦把這個水晶球打磨好了，世界所有的不確定和疑問全都會迎刃而解。
那到底存在不存在這個水晶球，或者是這個水晶球的意義到底在哪里？這是我們今天討論的另一個問題。
首先，為什么說這是一個知識分子式的問題？這牽涉到我前段時間在推特上看到的一個信息：英國杜倫大學博物館在所謂的“去殖民”風潮下，把日本軍國主義的旗幟退還給了日本。這個故事就非常地吊詭，令人哭笑不得。
關于“去殖民”的討論，在歐美學術界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這個討論發展到今天，認為一系列問題都是一個種族的問題，是一個膚色的問題。而種族問題本質上被認為是一個身份政治的問題，所以其他一系列與此相關的所謂政治遺產全都要被拋棄，其中反法西斯這樣的遺產，就在“去殖民”的敘述下，被認為是需要被徹底拋棄的一段歷史而淡忘。
所以我們要進一步去思索：今天我們所進行的，特別是在歐美學術界流行的這一系列對于不平等問題、對于過去殖民問題的討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回應了這個世界的不平等？或者說它實際上僅僅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們的道德贖罪券？
在這個問題的指引下，我看到了其他的一些相關信息。下面這幅圖是前段時間出現在中國媒體官網上的一幅圖，它來源于一個在阿富汗做生意的商人，叫余明輝，他用在阿富汗采購的松子擺成了一個類似于國旗的圖樣，然后在中文媒體上刷了一波關注。
阿富汗松子拼成的國旗 | 圖片來源：主講人PPT
這挺有意思的，那么這幅圖的意義在哪里呢？這又回到了我開始提到的、來自第三世界學者們給我提的那一系列話題。一樣是做生意，中國人有什么不同？這個問題是理解我今天想要討論的主要內容的一個核心。
為什么這么說呢？首先因為中國的生活在不斷變好，它的一個基本前提是我們自己的體驗。在國家的統一領導下，我們通過三十年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通過改革開放，再通過扶貧等一系列工作，我們全體人民的生活在本質上有了一個飛躍。這些構成了我們對于自己現代經驗的認識。
那么如何把這個過程理論化？而且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所遭遇到的一系列挑戰，比如說中國正在進行的海外投資和對外貿易，跟資本主義國家所進行的，到底有什么本質上的不同？從形式上看，對外貿易就是做生意，但是它背后的實質意義是什么呢？我們如何區別哪種對外貿易是舊世界的，哪種對外貿易是新世界的？這份工作對于我這種做理論工作和歷史研究的人來說，可能是一個需要處理的重要問題。
3. “想象”
理解上述問題的基本前提，又牽涉到我個人的一個小故事。我博士剛畢業時去了迪拜工作，因為是第一次去阿拉伯世界，我就想著從阿拉伯世界帶一點東西給我爸媽。我想來想去都沒有想到什么特別好的玩意，最后就買了椰棗，這是當地最重要的一個特產。
當時我非常自豪，覺得我父親是上海人，曾經是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從來都沒有出過國門，所以他一定不知道這個東西，我就想著帶回去給他嘗一下。結果帶回國拿給我爸看的時候，他第一句就來了個“亞肯棗”（上海話），意思就是伊拉克蜜棗。
當時我就很震驚，他怎么一下就知道這個東西和來源是什么呢？于是從他的這句話開始，我就進行了漫長的將近10年的研究計劃。我覺得一個核心問題就在于，像我父親那一輩人，他們對于這個世界的想象是什么？來源于哪里？這個想象對他們指導自己的生活有怎樣的作用？
后來我去看關于伊拉克蜜棗的故事，發現在50年代，也就是1958年伊拉克革命之后，中國出現了一系列支援伊拉克的活動。支援的方式之一就是買伊拉克的特產，比如說蜜棗。這種蜜棗到了中國的市場上，可以不用憑票購買，價格也非常便宜。
生活在不同區域的人，不管是城市還是鄉村，對于伊拉克蜜棗的記憶雖然有差異，但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伊拉克蜜棗非常甜。在當時的困難情況下，伊拉克蜜棗確確實實是幫助我們很多人走出了饑餓。
后來到1960年，我們停止了進口伊拉克蜜棗，這與60年代一個非常重要的公共衛生事件發生了巧合——中國很多城市爆發了甲肝。因此直到今天，當我們提起伊拉克蜜棗的時候，上海還有很多老一輩的人把“伊拉克蜜棗攜帶甲肝”這個事情深深地印在腦海里。
當然后來我們也知道甲肝是病毒，它跟營養不良、當時的衛生條件等因素有密切的關系，很難確定它就是由伊拉克蜜棗帶來的。但是無論如何，伊拉克蜜棗作為當時政治環境下的一個特定物品，深深地印在了那一代人的政治想象和世界想象中。
伊拉克蜜棗 | 圖片來源：百度
那么這種世界想象到底有什么意義？這就牽涉到我們今天要討論的一個最主要、最核心的問題：我們第三世界的現代化到底是什么？當然現代化是一個非?？辗旱念}目，它可以牽扯到非常多的方面，例如食物主權開場播放的短片，其中很有趣的一點是，食物主權不僅僅是個人與社會之間的互動，它還強調在這個層面當中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有機組成部分，那就是國家，那么如何理解國家？
為什么我們要把國家這個問題帶到討論中來呢？特別是普通人的國家觀念是什么？國家獨立對于第三世界的不發達或弱小民族到底意味著什么？等等這樣的問題。其實我一開始提到的那一系列來自第三世界知識分子的問題，背后有一個基本預設，那就是他們的國家體驗其實并不成功。
提這類問題的，以及那些來自非洲、阿拉伯世界，包括伊拉克的知識分子，他們當年極其熱衷于泛阿拉伯運動和阿拉伯團結運動。但他們今天提這些問題的一個基本前提是，他們的國家已經徹底消失了。
關于消失的原因我們暫且不談，總而言之他們的國家體驗可能與我們的國家體驗截然不同，或者說與我們新一代中國人，或者是從1949年開始經歷國家建設和變遷的這一代中國人的體驗，是徹徹底底地有本質上的不同。
當然我們不可以用個人經驗去否定任何一個觀念，那么我們接下來要做的工作，就是如何把我們個人經驗中所體驗到的國家進行普遍化和抽象化。今天我將通過四個部分來討論這一主題。
第一部分，我將介紹幾種世界圖景。我既然要討論第三世界的國家體驗和秩序觀，就必須回應什么是舊世界的國家和秩序觀。
第二，通過對舊世界的國家觀和世界觀的分析，我們推進到第二部分，即討論從弱小國家的民族獨立運動中誕生起來的民族主義到底意味著什么？更進一步，與第一部分進行對比，我們要進行理論性的討論，即它與歐洲中心的威斯特伐利亞式的民族主義到底有什么不同？這是第二部分的核心問題。
第三部分的核心問題實際上是一個經驗式的、歷史的討論。我將討論在五六十年代，普通中國人是如何認識和體驗所謂國家的？這里我會格外強調，在普通中國人對國家的體驗當中，為什么國際主義與中國的民族獨立問題是密切相連的？這其中所蘊含的政治以及理想作用到底是什么？
這部分我會從技術上處理普通人是如何體驗所謂國際主義想象這一問題的，這關涉到宣傳、社會調動、社會教育等一系列問題，由此進入到本次講座的最后總結：我將討論這種作為社會教育和社會調動的組織方法，是如何把這個國家自下而上地調動和組織起來，并且形成合力的？這種合力和自下而上形成的國家，對于第三世界的國家建設運動有怎樣的普遍啟示？以上這些就是我們今天講座的基本框架。
一、“復仇者聯盟”的世界何以形成？
1. 15世紀的世界歷史敘事：上帝的設計
我特別喜歡收集地圖和宣傳畫，這里我也想用一張地圖開始第一部分的討論。
Hereford Mappa Mundi
圖片來源：主講人PPT
這幅圖來自于15世紀英國赫里福德郡（Hereford）最大教堂的最北邊大墻壁上，Mappa Mundi就是世界地圖的意思。它是傳統的TS地圖，上南下北。在這幅地圖上，我們會清楚地看到它有一個中心，這個中心就是耶路撒冷。它既是一個地理的中心，又是一個精神的中心，這種雙中心的地位可以被視為是宗教意識形態的結果。
這個地圖的左下角，即世界的北面，描繪的是“英倫三島”，包括英格蘭、蘇格蘭、威爾士及北愛爾蘭。雖然海岸線的測繪有問題，但這與今天的英國地圖相差并不太大。從大體方位來看，它還是相對比較準確的，特別是由水道聯系的英國一系列主要城市，標識都非常準確，像右下角的埃克塞特（Exeter，英國城市），它的大教堂也標在這里。
再往遠處、往南方看的話，這個地圖就變得越來越有趣了，世界開始出現了一些稀奇古怪的情形。例如下面這三幅局部圖，一個描述的是德國的食人習俗；一個呈現的是中國，其中有一棵桑樹，還有長著鳥嘴的人；另一個描繪的是上帝，他在這個地圖的最上方。
Hereford Mappa Mundi局部圖
圖片來源：主講人PPT
地圖在15世紀是平民的教育工具，在絕大多數人都不識字的情況下，看圖說話則是最基本的了解周遭世界的方式，而結合了地理和意識形態事實的這幅所謂的世界地圖，就恰恰代表了15世紀的英國普通人對于整體世界結構的基本想象。
我們看到，這幅地圖的結構有中心和邊緣，有內部和外部。中心毫無疑問是耶路撒冷，而自我認同的英國處于世界的邊緣，并且這個邊緣又分了好幾層：與英國所熟悉的世界靠近的邊緣，就是長得像人的那一系列邊緣；與英國地理上相對較遠的邊緣，就是那些意識形態上有奇怪習俗的邊緣；還有更遠的像中國那樣的邊緣，甚至還有長得不像人的那種邊緣。所以說中心和邊緣的差別就在這里，它從一個地理的差異變成了一個意識形態的重要差異。
此外，在這幅地圖上，還有一個體現內部和外部的二元結構，即當下的世俗世界和超脫的意識形態世界。這個意識形態的超然世界是由上帝所處置的，而整個世俗世界的一系列運轉規則也是由上帝來抉擇的。
不僅這個上下內外的二元結構，在地圖里表現得淋漓盡致，同時它還向我們解釋了但丁在《論世界帝國》中的一段話：
我們所謂的一統天下的塵世政體或囊括四海的帝國，指的是一個一統的政體。這個政體統治著生存在有恒之中的一切人，亦即統治著或寓形于一切可用時間加以衡量的事務中。關于這個論題，有三個主要疑義需要加以考察：首先……為了給塵世帶來幸福，是否有必要建立這樣一個政體；其次，羅馬人是否有權執掌這一政務；再次，這個政體的權威是直接來自上帝，還是有賴于上帝的某一仆人或代理人？
所以秩序的來源到底是什么？顯而易見，在這里，秩序的來源是由外部自上而下給定的，而不是由我們人來自主決定的，它是通過一個很神奇的力量在外部進行了預先的設計。
實際上，這種由外而內、自上而下的秩序設計，貫穿了歐洲中世紀以來一直到現代的所謂宇宙觀的討論。我們比較熟悉的一個說法就是，這個所謂的宇宙觀實際上不僅僅包含了世界萬物的自然秩序，同時還包含了世界萬物的政治秩序。自然秩序和政治秩序這兩者的和諧，恰恰是西方中心主義宇宙論想要討論的最核心內容，這關系到如何找到一個點，去構建一個讓內和外、中心和邊緣相互連通的統一場理論。
2. 19世紀以來的世界歷史敘事：聰明人的設計
這種普遍主義的世界敘述影響了直到19世紀的世界歷史敘事。19世紀的世界歷史敘事，實際上遵循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特點，它強調這個世界是自上而下設計的，我們可以把這個“上”理解為上帝，也可以理解為聰明人。而在上帝消失之后，統治世界、決定世界走向的最重要力量，便來自有權力的貴族和聰明人，于是在他們的設計下，世界秩序開始有序向前發展。
所以，我們讀19世紀以來國際秩序的基本發展脈絡時，會看到教科書是這么寫的：
首先是維也納會議，它創立了所謂的歐洲和平，或者說歐洲五大共治，而設計這種歐洲秩序的最核心的聰明人，就是梅特涅。
然后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后，這個世界再一次進入和平階段，而設計這種和平的背后推手是美國總統威爾遜。他設計的最重要的統治世界的結構，是巴黎和會創立的world government，即世界政府，而這個世界政府的構建，是由上等人坐下來相互協商討論來完成的。
再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這個世界政府推進到了新階段，它的設計不僅僅來自于一個方面的一個人，而是三巨頭湊在一起來討論，進而成立了聯合國，并把這個所謂的“戰爭”作為犯罪正式列入國際法條款中。
進入到今天的全球化世界秩序中，我們看到，設計這個全球化世界秩序的仍舊是一群強者和聰明人。他們通過談判和協商設計了今天的所謂全球化世界秩序，這個秩序的核心，是希望通過全球化來消除貿易壁壘。
圖片來源：百度
實際上，這個脈絡存在一個問題：在2015年之前，也就是特朗普上臺之前，不論是第三世界還是普通人，都在這個敘事當中不占有任何位置，仿佛整個世界的發展進程是由一群上等人，在一個小房間里面，私下就把這件事情決定了。不管你說這是在維也納會議室時代仍舊廣泛流行的秘密外交，還是在今天聯合國這個公開場合大家都坐下來的談判，世界的進程都是交由少部分人和少部分國家來決定的。
所以有時候我會開玩笑說，這種世界進程的確立和“復仇者聯盟”的世界很像。當外星人入侵的時候，地球上的普通人只有等死的份，真正有能力改變現狀的，是那群有超能力的復仇者。我們看到，整個19世紀以來的國際關系史敘事，其實就是一個由復仇者、由具有超能力的個體所主宰的故事。
美國隊長3視頻截圖（上）和
1945年波茨坦會議（下）| 圖片來源：網絡
而具有超能力個體的這一系列故事，到了特朗普時代，甚至不用到特朗普時代，我們就會發現一個問題：為什么世界秩序永遠都是圍繞著和平與戰爭？和平告訴我們這一次將會是永久和平，但沒過幾年戰爭又再次爆發了？到了特朗普時代，我們還發現，甚至是所謂的以規則為主導的、協商的國際秩序，也可以被輕易打破。
這是為什么呢？因為它沒有回應最初的一個問題：我們是否有辦法確定，那些富有超能力的復仇者們會不會反過來打擊地球人？會不會在道德上變壞？所以這種所謂自上而下的敘事，特別是去神圣化之后的自上而下的敘事，存在著一個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這個問題實質上延伸到了今天中國所處的一個困境：在這種世界觀的主導下，世界秩序的變遷永遠都是一個霸權取代另一個霸權。
20世紀五六十年代，密歇根大學教授奧根斯基（A.F.Kenneth Organski）提出了“權力轉移理論”（Power transition theory）。在這個理論中，雖然奧根斯基把小國、弱國也放在了世界秩序規則中，來做進一步的整體化處理，但他論述的軌跡依然是小國通過各種途徑崛起變成大國，而大國永遠是統治世界的唯一力量。所以我們會發現，這個世界陷入了一個新的循環，用魯迅的話來說就是“城頭變幻大王旗”。
由此，這個邏輯的一個基本推論，就是質疑中國崛起之后會不會成為一個新的霸權？我們看到，世界歷史，特別是美蘇冷戰時代以來的世界歷史敘事，就是圍繞這一系列的霸權者來展開的。
冷戰時期，世界歷史圍繞著兩個霸權者，即所謂的“超級大國”美利堅和蘇維埃進行博弈；那么冷戰結束后，未來就必然會有一個由強大的中國創造出來的世界。如果第三世界的知識分子長期浸淫在這樣一套世界歷史敘事——這套啟蒙主義非常強的自上而下的世界歷史敘事當中的話，也就必然會問：你們中國給我們帶來的歷史圖景是怎樣的？你們中國所希望的世界是什么樣子的？中國霸權崛起之后會給我們帶來什么？
油畫《中國，崛起！》，馮少協，2021年
圖片來源：金羊網
實際上還有許許許多多其他的例子，我在這里就不詳細闡述了。比如英國的赫伯特·喬治·威爾斯（Herbert George Wells）撰寫的小說《未來世界》（The Shape of Things to Come. London: Hutchinson, 1933）就很有代表性，它描述的未來世界仍舊是由一個“云上的獨裁者”來設計的。表現在經濟生活上，這個故事就更明顯了，世界必須有人設計，如果不是神，那就必然是這個世界的強者，強者設計的這個世界經濟模式就必然是攫取式的世界經濟模式。
再比如更早的沃爾特·羅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對世界史的描述，他就強調殖民實際上是給世界其他地區帶來福音、發展和進步的重要手段。他在牛津的同學理查德·哈克盧特（Richard Hakluyt）也對殖民美洲的計劃表示支持，認為這不僅僅是出于經濟需求，更是一種道德權利。這種道德權利強調，他們向“西印度”，即今天的加勒比地區的擴張，一方面是對抗天主教的威脅，另一方面是給這些國家帶來現代發展，即貿易經濟發展的福音，同時還給英格蘭人提供了工作。
所以我們看到，這種以殖民為中心、以殖民主義為基礎的現代化敘事，從這個時候就有了苗頭。我們一直說今天是新自由主義，但我認為這個所謂的新自由主義其實它并不新。為什么呢？因為它與早期的自由主義，乃至于16世紀的貿易殖民主義都是一脈相承的。
3. 資本主義全球化：資本擴張還是平等貿易？
如今的討論經常會強調，全球自由貿易使得全球經濟發展不平等的狀況得到減弱。但從本質上來講，全球自由貿易恰恰是加劇了全球的不平等。
這種全球貿易通過貨物給英格蘭人帶來了一個很普遍的世界想象。從下面這幅圖中我們可以看到，19世紀末期蘇伊士運河通航之后，英格蘭人的物質生活有了較大改觀，他們可以在任何季節吃到來自南非的橘子，來自新西蘭的水果，來自澳大利亞各種各樣的農產品，還有塔斯馬尼亞的蘋果，英國的土豆，錫蘭的紅茶……
圖片來源：主講人PPT
這些物品被普通的英國人，或者說是中產階級的英國人，在街角的小店里消費。所以對于當時的中產階級，即英格蘭的白人而言，全球化確確實實是一個玫瑰色的理想，它對自己的生活世界產生了非常實際的改變，讓他們在大冬天也能夠吃到蘋果。
所以對于當時的英格蘭普通人，特別是中產階級來說，帝國及其全球貿易是一個非常壯觀的奇觀，它在很大程度上徹底改變了英國中產階級生活。當然毋庸置疑，它也改變了英國白人工人階級的生活，特別是蘇伊士運河通航之后，茶葉變得非常便宜，所以英國工人階級在19世紀80年代開始養成了喝茶的習慣，因為他們可以付得起這個錢了。
圖片來源：主講人PPT
同時，從下面這幅圖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在這種現代化的敘事中，帝國具有非常強的工業化能力。如果我們不加解釋的話，或許會有人誤以為它是20世紀30年代蘇維埃的工業美學宣傳畫，或者是納粹的結構主義宣傳畫。但其實這恰恰是19世紀末到20世紀30年代初，英國對于其帝國圖景如何偉岸、如何具有活力的這一套說辭的圖像表達。
圖片來源：主講人PPT
這些不躺平的帝國工人們，把整個帝國向工業化的前沿推進。與此同時，帝國也給農業的邊緣人民帶來了福音。如下圖，雖然毛里求斯的農民在甘蔗種植園的勞動很辛苦，但他們也非常快樂，因為這種勞動給他們帶來了非常大的經濟收益和享受。
還有來自蘇丹采棉花的農民，來自馬來群島種植菠蘿的農民，以及一些有色人種工人在一個不知名的地方分解鎂礦石的場景。這一系列宣傳畫都被視為帝國的榮光，在帝國境內廣泛出版和發行。
圖片來源：主講人PPT
在這些圖像中，享受帝國物質榮光的全部都是穿著非常得體的白人，而為帝國辛苦勞動的，或者是毫無面目的工人，或者是具有非常明確的有色人種標識的來自亞非拉世界的勞工。
為什么這種種族差異能夠在當時的英帝國社會中被合理化？這個問題，我們就不在今天的討論中深究了。這里做一個簡單的總結：這種圖景，即以資本主義為中心的全球化的世界想象和國家想象，與資本主義的工業化、全球化進程密不可分，它本質上是一種資本的全球擴張，而并不是所謂的平等貿易的全球進程。
這種自上而下的全球化過程，就像葛蘭西強調的那樣，這個霸權不僅僅是一種暴力，它更是一種同意，這種同意的構造來自于一個非常強的PUA手段，這種PUA的手段本質上就是在給你畫餅，它告訴你：你只要參與了我的全球化進程，你只要現在辛苦勞動，未來就一定會有跟我一樣的平等權利。
而且你的勞動本身，就已經跟我站在平等的地位了，因為按照自由市場的原則，我雖然有能力把你的產品進行分銷，從而占據了大頭，但如果離開了你的生產，我也是活不了的。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倆就是平等的。
這種掩蓋資本主義不平等的本質，同時強調資本主義自由貿易是平等交換的說辭，就是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基本核心。
圖片來源：主講人PPT
然而，帝國仍舊是有中心的，那么帝國的中心在哪里呢？對于19世紀的世界而言，講這套說辭的中心就是白人的英國。那它的國家利益與通過所謂的全球化而實現的普遍利益，到底如何區分呢？實際上，在這套說辭當中，是沒有辦法區分的。
同樣，通過今天美國的所作所為，我們也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當全球化對他有利的時候，國家利益可以與全球利益徹底捆綁；但是當全球化可能給他本土的經濟造成一定傷害的時候，國家利益立刻就可以與全球利益脫節。
實際上，這種全球化過程，除了加劇地區之間的不平等，它也加劇了地區內部階級之間的不平等，這種階級不平等正是通過資本主義全球交換而實現的。
下面這幅圖是我特別喜歡的一幅圖，它展現的是阿曼灣采珠人的生活。圖片的右下角，是一個箱子，用來運送一款產自蘇格蘭的非常出名的威士忌，這就很明確地呈現了全球化的不平等在19世紀和20世紀是如何展現的。對于普通人而言，這才是他們的全球化，他們辛勤勞作，每日每夜不停地采珠，以滿足歐洲市場上人們的生活需求，而他們所體驗到的全球化唯一的產品，就是這個運送威士忌的箱子，他們用這個箱子來放置他們的物品。所以，這種全球化與來自于普通人的國際主義是有著本質差別的。
阿曼灣采珠人 | 圖片來源：主講人PPT
二、弱小民族的民族主義
1. 歐洲中心的民族主義：階級被徹底拋棄
通常來說，知識分子非常樂意尋找一個抽象的、統一的、規范的概念去理解世界。我在和海外學者，包括第三世界學者開會的時候發現，對于去殖民運動，學者們非常關注的一個問題，是主權問題和民族國家問題。
他們的問題意識來自于本土的實踐，首先民族主義有一個自上而下的統一的概念，然后這個概念運用到自己國家特殊的情況上面，卻產生了許多不合理的狀況，比如種族怨恨、沖突、屠殺等等。因此，有人認為民族主義、民族國家、民族問題作為一個分析范疇，需要被徹底拋棄。
然而如果它被徹底拋棄，我們又會發現，實際上我們同樣陷入到了一個歐洲中心主義的陷阱。為什么呢？因為我們在拋棄這一套民族主義和民族問題說辭的同時，實際上也承認了這一套說辭是從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歐洲中心的歷史模式中發展起來的。我們用于描述民族問題的一系列理論資源，它的根基都是建立在歐洲中心主義的歷史敘事當中的。
民族，在這個問題上就變成了所謂的“一國一民”，有著同樣的體制，說著同樣的語言，還有同樣的文化。所以民族國家是一個私人財產的觀念，為什么呢？因為民族國家有一個非常明確的邊界，邊界范圍內的土地所有權屬于我，而且這個所有權不能被侵犯。
然而如果我們跳出這一套敘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方式去理解的話，就會發現它有一個很重要的漏洞，或者說不合理狀況，那就是民族的階級屬性從未得到進一步的探索。
這也是為什么我們會看到，在今天的民族主義討論中，列寧和盧森堡以階級為分析框架對波蘭民族問題進行的討論會被徹底忽略，取而代之的是用一整套非常精美的學術性、理論化的語言來描述的民族主義。
而這一套民族主義的根本核心，實際上來自于歐洲的威斯特伐利亞經驗，階級在這里被徹徹底底地拋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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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弱小民族的民族獨立運動：一個階級的崛起
但是如果我們回看整個20世紀的民族獨立運動，就會發現，在弱小民族的民族獨立運動中，階級是一個內生的范疇。
什么是內生的范疇呢？這牽涉到我的下一個研究計劃，即處理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華工問題”。在南非和南美的廢奴運動發生之后，大量華工替代奴隸成為資本主義的勞動力，而在這一群華工當中，很早就出現了“亞非人民團結”的基本概念。
那么這個“亞非人民團結”的基本概念，是建立在什么基礎之上的呢？那就是我們同樣都是受壓迫勞工，所以我們需要聯合在一起，去對抗壓迫我們的雇主。實際上，這是人們在具體的社會實踐、生活實踐和被壓迫實踐中，自下而上產生的一套階級觀點。
而這一套自下而上的原始的階級認識，與我們今天所理解的來自弱小民族的民族主義和國家觀是密不可分的。我們不可以拋卻這個階級屬性去討論弱小民族的民族主義和民族觀。
在馬克思主義的敘述傳統中，領土、民族、作為階級的民族國家這三個概念含混交織，因為這個涉及到思想史的梳理，所以我在這里就不細說了。如果具體到中國革命的社會實踐當中去，我們會發現，一旦采用了階級作為民族獨立的核心分析框架，那么我們今天遇到的所有種族問題、民族問題，還有少數和多數這種身份政治的問題，都會全部迎刃而解。
從本質上來說，身份政治的分析框架同樣是一個自上而下的系統性的建構過程。這個過程消解的最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不管你的膚色如何，身份如何，或者自我認同如何，聯通你我的最核心基礎，是我們都在資本主義的全球化體系中，遭遇了同樣的不平等問題。
在這個問題上，中國革命的歷史性作用就凸顯出來了，因為中國革命的歷史性差異在于，它不是希望自上而下地去扮演強者，而是希望自下而上地把所有弱者都教育和發動起來，讓弱者成為國家真正的主人。
所以在中國革命的過程中，除了以戰爭為基礎的社會動員之外，還有以經濟為核心的土地改革，以普遍識字和政治覺悟為中心的社會文化教育，這些都成為革命運動的核心。既然這種教育是圍繞聯通內外、聯通全球所有被壓迫者的這套敘事來展開的，那我們就沒有必要區分什么是中國革命，什么是世界革命。
下面這幾幅圖，展示的是延安的一角。我們看到，除了禁煙廣告、戒煙廣告、公共衛生宣傳與防治等一系列與根據地社會建設密切相關的話題之外，它還給根據地人民傳達了這樣一個信息，那就是我們的斗爭不僅僅是為了我們一己的斗爭，我們還要跟馬德里的斗爭結合起來。在這個意義上，老百姓的國際主義想象被調動起來了。
延安的一角 | 圖片來源：主講人PPT
在這個歷史背景下，我們再去理解1949年之后的國際主義和亞非世界想象，就有了一個非常順暢的線索。通常情況下，我們稱1949年的獨立為民族獨立，但這個民族獨立如果依照威斯特伐利亞邏輯繼續展開的話，它就變成了一個不講階級的、排他的、屬于少數當權者或資產者的國家。
然而如果我們把這套國家敘事置于馬克思主義對國家進行階級分析的理論傳統中，就會發現：中國的民族獨立實際上是一個階級崛起的過程，是一大批受壓迫的、一窮二白的普通老百姓，在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全球化體系下，通過自主奮斗或者說在很大程度上通過自主奮斗進而重新站起來的過程，他們也有能力講述自己國家的故事。
用第一部分的比喻來說，人民不需要復仇者，因為他們自己已經在社會動員和自我教育的過程中團結起來了，并且成長為有生的政治力量，還把這個力量輸出為反抗，投入到政治解放和民主解放的過程中。所以我們需要重新回看這段歷史，不僅要對這個故事進行歷史梳理，更要進行理論化的梳理。
所以毛主席的敘事非常有價值：
……我們亞洲、非洲，還有拉丁美洲，這三個地區過去都是受帝國主義壓迫的。非洲同亞洲離得非常近，中間只有一條小河，蘇伊士運河，一腳就跨過去了。世界是被壓迫人民的，壓迫者是沒有前途的。西方帝國主義者是壓迫者，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國家也有當地的壓迫者……帝國主義者長期來散布他們是文明的、高尚的、衛生的。這一點在世界上還有影響……我們也當過帝國主義的奴隸，當長久了，精神就受影響。……所以我們在全國人民中廣泛宣傳破除迷信。過去中國人中有恐美病，要去掉它的影響。
——毛澤東，1958年7月12日，《對帝國主義的“文明”要破除迷信》
在這個敘述中，我們建立的新世界恰恰屬于被壓迫者。我們不能僅僅把這套敘述簡簡簡單單地當作對現實狀況的描述，我們更重要的是要把它當作解決“什么是新世界”這個問題的理論開端。
圖片來源：主講人PPT
3. 獨立自主的新世界：經濟、政治和文化解放
新世界與舊世界最核心的差別，不是新世界如何在頂層進行自上而下的設計，而是新世界到底要如何從底層成長起來，并且這個從底層成長起來的新國家和新世界，在未來究竟有哪些可能？所以理解弱小民族的民族主義，就必須結合中國五六十年代亞非團結運動和社會解放運動的實踐來展開。
我們在這里所講的獨立自主，同近些年來在反全球化運動中廣受頌揚的自給自足、閉關自守（autarchy）是有本質區別的。什么是閉關自守呢？閉關自守在西方中心主義的理論敘事中，被理解為排他的、閉關的、自給自足的經濟生產過程，如果國家足夠強大，物產豐富，勞動力充足，那么無需通過與外部進行貿易活動，就能滿足內部從生產到消費到實物的需要。
但我們在五十年代開始談論的、建立在革命經驗上的獨立自主，與這種閉關自守有著本質區別。獨立自主強調的是，我們必須有能力在不受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影響的情況下，進行自給自足的活動，同時我們也要與其他國家進行平等互助的交流互通。所以我們強調的獨立自主，并不排除互助這一基本途徑。
此外，獨立自主不僅僅是經濟上的獨立自主，更是政治和文化上的自主權。文化自主權牽涉到社會解放的內涵，我們知道政治可以實現主權獨立，但社會解放并不會隨著主權獨立而天然到來，那么社會解放需要做什么呢？
它需要國家進場，進行土地改革、經濟改革，以及破除迷信的文化教育，包括我們如何才能跳出一整套資本主義全球化和世界秩序的敘述來理解一個真正屬于底層人民的自下而上的國家觀、世界觀和發展觀。
這個話題在中國的政治話語中就被表述為“四個現代化”，它引出的下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如何理解社會解放過程中的文化躍進。
今天，社會解放經常會被理解為純粹的經濟話題，如果這樣的話，那我們確確實實沒有辦法把這個話題與資本主義全球化區分開來，因為一樣是做生意，一樣是做買賣。但問題是，在做買賣的過程中，中國的國家建設經驗特別強調集體化建設，強調在大生產的過程中，還要以之為平臺進行文化和政治教育。
上世紀五十年代，我們經常討論的話題是工業大躍進和集體農業大生產，但同時，我們不可以忽略一個與之相輔相成的重要工作，那就是文化大躍進。從1952年開始的掃盲運動，到1956年的簡化漢字，到1958年的學哲學用哲學運動，這一系列社會文化運動都在強調如何能夠在不耽誤集體化大生產、發展工農業的情況下，快速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覺悟，而如果沒有一個以人民為中心的政黨，這是不可能實現的。
圖片來源：主講人PPT
所以我們會發現，掃盲運動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與生產實踐和國家建設密切結合的。而這個密切結合的過程，就恰恰反映了第三世界國家、所謂落后國家的一個普遍意志：落后國家不僅僅經濟落后，更重要的是文化落伍。大量知識階層和知識精英的腦力力量，被來自中心地帶的國家所剝削，而邊緣地帶的或者說不發達地區的、第三世界國家的人，則大多數還處在文盲或半文盲狀態。
那么在這種狀態下，如何能夠快速提高生產，達到獨立自主的目標呢？除了互助之外，有一個強有力的國家進行社會動員和民眾教育是必不可少的。然而我們會看到，在很多第三世界國家中，最缺乏的恰恰就是這一部分：人們習慣等待來自外部的援助力量，而沒有關注如何有效利用內部資源進行文化解放。
所以1955年的萬隆運動，除了強調經濟獨立和政治獨立外，實際上還更加強調發展跨國文化、促進相互了解，讓各個國家在亞非合作框架下，實現文化解放，徹底擺脫殖民主義的文化壓迫。但是很遺憾，亞非運動的這一遺產現在被徹底遺忘了，或者說是被徹底淡漠了。
掃盲運動場景 | 圖片來源：百度
三、普通人的國際主義
接下來的第三和第四部分，我們進入中國的具體案例，來討論在亞非運動的框架下，中國的貿易到底有什么不同？
1. 中國的國際主義：平等相處，沒有“爹味”
我的新書中引用了這樣一個故事：1956年埃及爆發了收復蘇伊士運河的政治運動，這場運動在今天被視為是一場反英反美的政治運動，目標是加強國內經濟。中國對于這場運動的支持，僅僅是經濟和道義上的，當時埃及因受到歐美制裁，導致大量棉花滯銷，中國就用了當時很難得的外匯，購買了埃及大部分棉花，同時還運過去一批輕工業產品，包括很出名的五燈牌收音機。
《人民日報》對此進行了報道：這些收音機的每一個零件都被加上了一層防潮的蠟，以便適應亞非地區的熱帶環境。這個小細節其實反映了當時人們對于亞非和平運動的基本理解，亞非團結運動不僅僅是為了讓亞非國家獲得經濟和政治獨立，更重要的是要在每一個亞非普通人心中建立起對他者的基本同情。
這就是說，我們兩者是平等的，我幫助你并不是自上而下的，中國也不是站在老大哥的位置把東西給埃及。相反中國是要教育每一個中國人，要想人所想，急人所急，不要用自己的經驗去想象別人的環境，用一句今天的話來講就是不要有“爹味”。
其實那種自上而下的幫助，也就是所謂的我來協助你、我來教育你、我來啟蒙你，最讓人反感的一點就是“爹味”濃。你憑什么有資格、有能力教育我呢？你甚至連我的生活都不知道，憑什么站在那里說教我呢？這一點也恰恰是知識分子們經常會犯的一種“爹味”錯誤。
而當時《人民日報》報道的這個小細節，就體現出當時的知識分子是有這個自覺的，這種自覺是由整個漫長的中國革命和社會運動刻在知識分子骨子里的——沒有人有權力對他人指手畫腳，所有人的生活都必須從自己本身出發，我們與其他國家之間的援助和合作運動，必須以平等為最基本的前提。
那這種平等到底是怎樣的平等呢？這就涉及到接下來的內容。貿易和文化交流確確實實是中國與第三世界國家（今天的講座主要聚焦的是阿拉伯國家）最重要的交流手段，但這種貿易不僅僅是簡單的國與國之間的貨物交換，或者說錢貨交換，它更重要的是一種教育過程，這個過程體現了每一個普通中國人對世界其他人民的基本理解，呈現出一種平等的觀念，以及中國在世界上到底處于怎樣的地位。
我小時候特別喜歡聽相聲，有一個相聲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1973年馬季和唐杰忠講的《友誼頌》。這個相聲里面經常會出現這樣的字眼：向非洲人民學習；我們去坦桑尼亞修鐵路，不是去援助坦桑尼亞，也不是去教育他們，而是去向他們學習；我們要向非洲人民學習怎么在艱苦條件下反抗，學習他們一貫的反帝反殖民精神，學習他們吃苦勤勞的革命精神……這一系列觀念都體現在這個相聲里面。
《友誼頌》劇照 | 圖片來源：主講人PPT
與此同時，在生活上，我們也強調我們是并肩戰斗，一起做事。這讓人想起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經驗，共產黨從根據地開始，就是切切實實走到民間，與民眾平等相處，他既不放棄自己作為革命先鋒黨的教育責任，同時也不違反革命先鋒黨不能高高在上的基本原則。
2. 中國的國際主義宣傳：廣泛的道義大聯合
中國對全球平等觀的文化宣傳，體現在各個角落，例如組織大家學習第三世界到底發生了什么？而這種學習又是與掃盲教育、文化教育和政治教育密切結合的，是國家派駐宣傳隊走進全國各個角落，通過講述平等故事來完成的，這種方式讓大家能夠參與到整體的討論中來。
這一系列的國際主義宣傳，強調的不是身份政治的聯合，而更重要的是跨種族、跨宗教、跨民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跨階級的廣泛的道義大聯合。
而在這個過程當中，參與者除了傳統意義上的工農兵，還有宗教人士等。我們今天的理論分析，經常會把宗教、個人和所謂的市民社會團體，放在國家的對立面，但特別是在以中國為代表的第三世界革命運動的過程中，社會各個社會團體，包括宗教團體，很大程度上是與國家進行合作的，并在合作的過程中建立起了整體的革命性。
圖片來源：主講人PPT
在宣傳形式上，除了嚴肅的政治教育材料、知識分子寫的一系列文章之外，還包括繞口令、漫畫、歌曲、地圖、游記等多種形式。例如下面這幅《中近東和北非形勢圖》，就是一幅很明確的政治反抗地圖，他標識出了五六十年代出現的一系列的反抗運動。且不論這幅地圖的階級屬性是什么，任何人一看到這個圖，就能直觀地了解到如火如荼的反帝運動在第三世界爆發的情景。
中近東和北非形勢圖 | 圖片來源：主講人PPT
此外，當時的國際主義宣傳還特別強調民眾的參與。一方面，一系列通俗易懂的出版物，包括大學、教育團體編制的關于中東地區阿拉伯人民的歷史，通過簡寫版的歷史教育，讓普通老百姓能夠了解什么是約旦，什么是黎巴嫩，什么是中東地區。另一方面，文化產品本身也強調普通老百姓的參與，像很多詩歌集、翻譯集，其中不僅包括來自作家的作品，還包括來自工人和農民的作品，這些作品都在全國范圍內廣為傳播。
在語言上，不再強調修飾完美的文學語言，而更多強調口語化的表達。像“英國佬，滾回去！”“滾回去，強盜！”這種話，在今天的報刊雜志看來是非常俗氣的語言，在當時卻是非常常見的。
國際主義宣傳材料 | 圖片來源：主講人PPT
那這些材料的作用是什么呢？我自己有個假設，洋人有個說法叫“我們吃什么我們就是什么”（we are what we eat），所以今天的素食運動會強調“我們的身體是一個神圣的教堂，我們要把好東西放到身體里去”。同理，我們的頭腦是我們所閱讀的東西的一個集合體，所以我們閱讀什么，我們的世界觀、自我想象和行動方式，就會受到我們所閱讀材料的限定。
這一點在今天體現得尤為明顯。反華、反共、陰謀論的言論層出不窮，在近10年時間里，大量的外國媒體關于中國的報道，基本都沒有超出這類陰謀論的說法和論調。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如果我們把所有的文化工作都交給市場去做的話，我們也無疑是把所謂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拱手交給了少數私人資本。實際上，公共領域正是在這樣的私有化過程中被徹底謀殺的。
那么我們怎樣才能夠復興公共領域呢？至少對于今天的弱小國家，或者在整個資本主義全球化大環境下的被壓迫者而言，國家或者說“人民的國家”很有可能是唯一的出路。國家通過重新組織和教育知識分子，再由知識分子重新進行文化產品生產，進而把普通大眾組織起來、團結起來，形成一個人民的國家，這可能是我們未來發展很重要的一個方向。
這就牽涉到最后一部分的理論問題：什么是國家？國家到底來自于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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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何為國家？
1. 右翼國家觀：拋棄國家，擁抱市場
作為國際關系和政治史的研究者，我所熟悉的國家敘事和國家論，其實絕大部分來自右翼，因為傳統左翼的國家觀已經隨著蘇聯的解體而被當作一盆臟水倒掉了。左翼國家觀的一個最主要思想潮流來自列寧和蘇聯的經驗。
當傳統左翼的國家觀被徹底拋棄后，左翼走向了“個人身份”，或者所謂的“代表”（representation）這樣的說法，認為我們個體在整個社會當中是受壓迫的，或者一個特殊的群體在整個社會當中是受壓迫的，因此我們就要通過為這個群體發聲來達到反壓迫的目的。還有更為極端的觀點認為，國家需要被徹徹底底地拋棄，我們要擁抱無政府主義。
實際上，這種觀點并不新穎，早在19世紀末，列寧就已經非常明確地對此進行過批判。這種觀點本質上是與右翼國家進行共謀的一個策略，它告訴所有普通老百姓：放棄組織自己和團結起來的理想吧，在現有的環境下，要么你就認命，要么就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到無政府主義的遙遠未來，或者小資產階級的道德贖罪券里面。
在小資產階級看來，仿佛為平權運動說一句話，或者在網上發了一篇文章，就是參與了國家政治或者為未來做了一件好事；仿佛給阿富汗的兒童捐了兩塊錢，就是做了一件行善積德的大好事。當然這種行為在今天的環境下是有價值的，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通過這些購買贖罪券的行動，就能夠保證普通人走向未來的人民的國家，因為右翼從來沒有放棄過他們的國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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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套國家理論在帝國問題中也有體現。帝國的國家觀是一種文明使命觀，殖民擴張的背后邏輯是殖民國家宣稱它可以讓被殖民地成為一個文明的國家，而被殖民地要做的就是安心的俯首稱臣。
直到今天，美國人還特別喜歡講人道主義干涉，他說我去打波黑，打阿富汗，打伊拉克，打利比亞，不是因為我要發動戰爭，而是因為那里的人受到了迫害，所以我們要去解放。從本質上來講，這種說辭與帝國的文明使命觀沒有任何差異，而支撐這種說辭的一個基礎，就是從來都沒有被放棄過的右翼國家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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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右翼國家觀的一個基本核心，或者說基本的認識論，就是國家是自上而下設計的，世界秩序也是自上而下設計的，沒有了上帝，就需要有聰明人和精英們，來幫助世界上所有沒有主體性和主體意志的人進行設計。
所以這種論述也解釋了為什么今天有很多所謂政體決定論的說法，因為政體是可以通過精英來設計的，既然精英們告訴你，我設計的政體是唯一正確的途徑，那么你就可以停止自己的歷史探索，只需照葫蘆畫瓢復制我們的成功就可以了。
實際上，這一論述并沒有超出19世紀的文明使命觀，所以對于第三世界或者被壓迫者來說，國家仍舊是一個未完成的狀態。隨著80年代蘇聯的逐漸沒落，很多第三世界的知識分子和政治家們，都會強調第三世界的這套理想也走向了沒落，第三世界需要全盤拋棄原來的國家建設計劃，而去重新思考自己的未來。
這是因為上世紀80年代，第三世界的知識分子開始逐步靠近歐美主流學界，擁抱了他們的一套國家敘事。這套敘事宣揚國家是屬于過去的，是需要被拋棄的，人類需要擁抱的未來是全球化市場，是普遍的超越了國境線的市場大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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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講述這個故事的八九十年代，故事的發起者，也就是歐美國家已經走到了所謂發達的狀態，他們的全民蛋白質攝入量超過了第三世界普通人民蛋白質攝入量的10多倍，他們可以通過福利制度來保障普通老百姓和不參與工作者的基本生存條件，他們在公共醫療方面的人均占有床位與第三世界幾乎是天壤之別，在教育普及程度方面更是讓第三世界遙不可及。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能說第三世界的國家運動隨著蘇聯解體就此終結，從此轉而擁抱市場嗎？顯然不能。因為對于第三世界來說，能夠完成這一套所謂國家未完成的任務，包括緩解貧困、改善醫療條件、對抗全球市場等等的唯一力量，恰恰就是國家。
這個國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資產階級國家，或者少部分買辦階級的國家。實際上，即便經歷了20世紀的民族獨立運動，第三世界仍舊有大量沒有實現社會解放的國家，這些國家仍舊是買辦的和資產階級的國家，當然這是另外一個話題了，今天不展開來講。
但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因為第三世界有大量買辦和資產階級國家的現狀，就追隨第一世界的右翼國家論去拋棄國家，相反我們需要重新回到我們中國的革命歷史過程中，去認識國家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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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民民主的國家：對市場的有力對抗
從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中，我們可以看到，國家在促進經濟發展、社會發展和文化教育發展等諸多層面，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如下圖，在第一、第二和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國民收入支出在文化、衛生、科學、教育等方面的支出占比是比較穩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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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知道，這個時候恰恰是新中國最困難的時候。比如說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我們在打抗美援朝戰爭，國防支出高達8%，但即便在如此困難的情況下，我們只用了2%的GDP支撐了一個政府，而這個政府用了3%的資金去支持全民的科教文衛事業。
隨著抗美援朝的結束，到了第二個五年計劃，我們第一個縮減的支出就是國防，這是通過大轉業運動來實現的。在整體GDP增長的同時，我們的科教文衛支出也維持在3%的水平，政府行政支出也仍舊是2%。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用一個前所未見的“小政府”，維持了一個人口巨大的“大國家”，還在短時間內完成了提高人口素質這一人類偉大創舉。
到了60年代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國際環境開始緊張，我們開始研發原子彈和氫彈，所以國防支出比第二個五年計劃提高了2%。但即便如此，科教文衛和行政投資保持了不變。
此外，從1949年一直到70年代末，由政府推動建設的公共圖書館、大眾文藝中心、流動文藝宣傳隊等文化場館和隊伍有增無減，這一點在我們過去的討論中幾乎是被忽略掉的。相反，我們經常提到的一個話題，卻是文G如何對文化進行了摧殘。但通過下面這一系列數據，我們會發現，即便在文G期間，我們的大眾教育普及和大眾文藝推廣也是有增無減的，包括大躍進時期，這條曲線整體上都是向上增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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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很特殊的點，是1978年新疆地區的公共圖書館總數出現了一個巨大的降幅，這是為什么呢？因為在1978年的時候，我們進行了公共圖書館的合并，當然這并不是因為我們的支出減少，而是因為存在資源浪費。
除了數量上的增長，當時的掃盲運動，以及發展公社圖書館、農村圖書館的運動，也具有非常詳細的指導原則，包括如何選書，各類書的比例占多少等等。書籍采購還需要兼顧具有高小文化水平的社員，并且書的內容必須要跟當地公社的工農業生產需求相結合，也就是要有地方特色。
劇本也是公社采購的文化產品之一，被推廣到祖國的各個角落。雖然各地的文化形式和產品不都一樣，但當時有一個唯一的統一文化形式是活報劇，它是關于當下政治形勢的一種群眾性表演，有的用普通話演，有的用當地方言演。實際上，這種群眾性表演活動也是一種新聞評論工作，不單有國內新聞評論，還有國際新聞評論，同時還發動了普通老百姓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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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當時還有很多其他的人民民主的學習文化形式，包括地頭評書講書、流動圖書館等等。這一系列學習文化活動并不是規章制度，而是每一個參與到這些活動當中的普通成員進行的經驗交流。人們在這些活動展開的方式、內容、態度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細致入微的工作。
農村的文化陣地，如果我們不去占領，那自然會有糟粕去占領。如果把所有的文化工作都交給市場去做，交給只認識市場文化的人去做的話，那可想而知占領村頭地頭、工廠車間和每個人手機屏幕上的文化產品將會是什么內容！
為什么我們會強調國家，特別是以人民民主為基礎的國家？就是因為國家是對市場的有力對抗，國家的意義也就體現在這里。但如何建立一個人民民主的國家？這是一個我們必須要面對的，不僅僅是理論的問題，也是一個實踐的問題。
五、 討 論 環 節
聽 眾
1. 我記得我小的時候還接受了一些亞非拉團結起來的國際主義教育，我青少年時期還非常關心巴勒斯坦問題，阿拉法特去世的時候我還非常傷心。可能小時候的這些教育，就是我對阿拉伯世界、對中東地區的一些想象。但我現在已經好久沒有聽到“第三世界國家”這個詞了，聽了您的講座，我才意識到這種話語的轉變。
今天看到講座題目，我想起去年年底的時候，12萬罐阿富汗松子被秒殺的事情，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呢？您覺得現代人對亞非拉、對第三世界的想象和之前有什么不同？
殷之光
我就是受到這條新聞的影響，才有了今天這個題目。買賣這件事情本身沒有什么值得提的，關鍵是買賣完之后發生什么。講座中有這樣一幅圖，一個英國的街角小店充滿著來自世界各個角落的食品，有新西蘭的水果、南非的橙子等等。但在這個想象中，世界的其他地方僅僅是為我提供資源的供貨方，而我對我的供貨方是沒有任何感情的，我吃東西的時候也不會飲水思源，我拿起一個橙子時根本就不會想到這是一個很辛苦的南非農民種的。
飲水思源的工作是需要賣東西的人給買東西的人來講的，但我們今天飲水思源的故事變成了一個小資產階級的敘事，就像霍布森在他的反帝國主義論里面講的那樣：我要飲水思源，這個飲水思源卻是一個美妙的田園風光，河流清澈，綠樹成蔭。這種小資產階級對于鄉村的浪漫想象，只寄托了自己對于美好生活的幻想，它沒有任何不光彩的、不平等的壓迫問題。
在生產全球化的過程當中，如果我們剝離了不平等問題，剝離了我們需要反對不平等問題的這套理想敘事的話，那這種交換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它跟資本主義的交換沒有任何差別。所以我們在意識形態上的一個核心差別，就是對于生產背后不平等問題的關注，并且要求所有人都來參與其中。
當然在技術層面，我們看到在亞非拉時代和亞非團結的過程當中，大量的貿易活動實際上是以貨易貨的貿易。這種貿易形式的核心意義，一方面在于我們不需要用美金結算，另一方面，以貨易貨對我們還有另一個幫助：
以埃及棉花和伊拉克蜜棗的故事為例，當時我們的大量資源確實都集中在工業建設上面，農業發展是相對欠缺的，老百姓別說副食，就是主食的攝入量也非常不足。那我們如何彌補農業生產上的這么大一個缺口呢？
一方面，1956年從埃及來的棉花對中國的輕工業發展就非常重要；另一方面，1958-60年這段時間的伊拉克蜜棗也確實在困難時期滿足了很多人的營養需要，像阿拉伯人在齋戒的時候經常吃蜜棗，有時候一顆可以扛一天，這也是為什么人們對伊拉克蜜棗有很深的個人記憶。
當然技術層面有現實政治的考慮，但歸根結底最核心的還是意識形態問題。如果我們買阿富汗松子，僅僅是講它有多好的話，這個故事是沒有價值的，那我們要講什么呢？我們都知道，阿富汗飽受帝國主義壓迫，那我們能不能從貿易手段上來對抗這種不平等的狀態呢？
比如說我們能不能把我們買松子的外匯，真正用到阿富汗種松子的普通農民手里？在這個實踐上我們能不能找出一些具有創見的方法？而不僅僅是你種松子、我買松子這種簡單的關系，因為這種關系中同樣存在一套剝削的手段，即低價收購高價售賣，利潤都被中間商盤剝。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我們培養起來的其實是阿富汗的一批所謂買辦階級，而無法促進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聽 眾
2. 關于西方建構的國際秩序，有一個“去殖民化”要把“反法西斯”剔出去的觀點。難道“去殖民化”不應該“反法西斯”嗎？
殷之光
“去殖民”的一個理論基點是“后殖民主義”，而“后殖民主義”實際上是被閹割了的反殖民話語。我們今天所講“后殖民”問題，它的理論基礎已經刪掉了法農暴力抗爭這一層面，轉而聚焦到福柯那種小資產階級化的所謂身份政治層面。
身份政治講的是個人經驗，而不再去講這種個人經驗的背后代表著什么，它與個人所處的整個暴力壓迫結構、國與國之間的暴力壓迫結構，是徹徹底底斷開的。所以從這個理論基礎，以及在英美知識界流行的“去殖民”問題的理論來源來看的話，所謂的“去殖民”就已經斬掉暴力革命這一層面了。
從政治實踐的層面來看，“去殖民”為什么要把“反法西斯”剔除呢？這其實是今天的市場化媒體所帶來的一個非常惡劣的結果。我們知道，反法西斯戰斗的一個很重要的成員是蘇聯，現在既然要反俄，那就一定要反蘇，因為反俄和反蘇是一脈相承的。
同時，我們還看到，現在哪怕是提“德國法西斯”，大家強調的也是德國，而不是法西斯，好像這是德國人的問題，而不是法西斯的問題。既然是德國人的問題，那過去的事情就讓它們過去吧，我們總不能讓孫子去承擔的責任，所以我們要對德國人這個群體進行原諒。
實際上，這就是一個徹徹底底地去政治化和去階級化的做法。他不去講法西斯為什么會在這樣一個土壤和群體中成長起來，相反他用身份政治去理解這些問題，那他自然就沒有辦法理解“反法西斯”大團結了，也更加理解不了為什么大量的來自亞非的知識分子會參與到西班牙內戰中去。
所以，如果我們單單用身份政治去理解“去殖民”的話，那我們所能講的，也只能是膚色、性別、種族、民族這些東西，而不是階級了。
那么在這樣的敘事下，我們怎么“去殖民”呢？如果你覺得課程太“殖民化”了，那我就把白人的成分去掉，把莎士比亞去掉，因為莎士比亞太“白”了；提到“中國人”，大家說的也都不是階級問題，而是一個民族的問題或者說種族的問題。
那這樣“去殖民化”的結果是什么呢？就是像布倫大學搞的那一套，把日本法西斯的旗幟還給日本，并且還被作為“去殖民”的一個正面事件去宣揚。所以從根本意義上來說，歐美世界的知識分子所理解的“去殖民”，和我們中國所理解的“去殖民”，完全是兩回事。
很有幸，我們的“去殖民”仍舊是反法西斯的暴力抗爭和第三世界的武力反抗這一套敘事，而沒有被徹徹底底“斷了武器”的“去殖民”閹割掉。為什么說它們的“去殖民”是“斷了武器”的呢？因為殖民本質上是跟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是密切相關的，如果你不談法農暴力革命，不談列寧作為一個革命黨的身份，不談對整個資本主義國家觀的反抗，那你還能談什么“去殖民”呢？
聽 眾
3. 今天我們對英帝國主義和美帝國主義的批評，與西方學界以帝國主義視角批評中國的“一帶一路”項目有什么區別呢？
殷之光
這個可以作為未來研究的一個問題意識。今天對中國“一帶一路”的批評，不僅僅是西方學界，我所接觸到的亞非拉學者們，或者說是受了很好的英美教育的亞非拉學者們，也有不少人會這么講，說“一帶一路”從根本上說是帝國主義項目。
這個你沒法講，為什么呢？因為“一帶一路”的基本表象，就是所謂的貿易交流，如果你不從根本上說明我們的貿易和帝國主義的貿易之間有什么差別，那從自上而下的、抽象的層面去理解的話，“一帶一路”確實會被認為沒什么不同。
但我們今天的講座討論，有一個很核心的起點認識，那就是這個世界的構造是由霸權者決定的，也就是說世界想象的方式對于他們來講是唯一的，必然是一個霸權取代另一個霸權的輪回。在這個前提下，中國的崛起，不管是“一帶一路”，還是中國的經濟發展，都會被徹徹底底地跟中國歷史割裂開。
中國的革命歷史，展現的是一個很給力的故事，是一個一窮二白、受壓迫的人們靠自己的努力而成長起來的故事。就像姜文電影里講的那樣，我們從來都沒有找過“爸爸”，沒有認過一個“爸爸”，這一路都是我們自己打拼下來的。在這個邏輯下，很多第三世界的人就希望中國提供一個未來的方案，而這個方案的基本假設和認識論前提，就是希望中國能夠成為一個“爸爸”，然后由這個“爸爸”幫助你去走未來的路。
我經常會說知識分子需要自我改造，天底下的知識分子有一個共同的毛病，那就是“爹味兒”太重，而且特別強調自己有權力來指手畫腳。那知識分子為什么不自我反省一下，我們在整個現代化進程中，在從一個“爸爸”到另一個“爸爸”的過程中，是不是我們“找爸爸”的行為出現了問題？從最初相信英國的所謂“文明開化”（civilization），到后來相信美國的所謂“現代化”（modernization），再到今天希望中國給出一套解決方案，是不是你的這一套世界觀出了問題？
所以我們對話的對象其實并不是作為一個整體的第三世界，至少以我個人的體驗來說，我們對話的對象是一群跟我差不多的全球化知識分子，所以跟他們對話就特別累，因為大家都有“爹味兒”，那大家對帝國主義的這種批評其實是沒有區別的。
我們今天對英帝國主義和美帝國主義的批評，反過來可能在外界看來，中國做的事情其實跟英美帝國主義做的事情沒有差別。那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就非常需要強調差異性，但具體怎么去敘述這個差別，未來還需要靠我們自己在實踐中摸索，將它落到每一個“走出去”的企業身上來敘述。
我覺得有一點是可以做到的，就是讓這些企業還是要有社會責任一點，而不是一天到晚想的全是股東（shareholders）的股權利益。我們要強調的是，所謂的股東其實是與整個社會息息相關的群體。資本主義的股權觀在今天需要被徹徹底底地反思和批判，我們需要發展出新的觀念，來回答我們今天的企業到底應該是什么樣子的？私有企業或國有企業，到底是為股東負責呢，還是為所有的利益相關人（stakeholder）負責？
如果是國有企業的話，所有的利益相關人就不僅僅是中國全體人民，還包括當地的利益相關群體；對于私營企業來說，就是與這個行業相關的一系列群體，比如說電池生產企業，那就還包括周邊可能受到環境污染的群體。“利益相關人”的說法，可能要在今天提的更多一點，如果我們能夠在這一點上進一步進行理論性闡述和實踐性指導，我們也就很可能描述出我們跟英美的帝國主義有什么差別，這其實是一個契機。
聽 眾
4. 中東產油國，尤其是海灣國家，一直與英美西方國家保持密切聯系，可能較少參與到第三世界國家的國際合作。那這些國家是不是就屬于買辦國家？這些國家的民族主義與國家建構應如何評判，前途如何？
殷之光
我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迪拜，我覺得海灣國家可能還不能叫買辦國家吧。買辦國家的一個特點，或者說一個基本前提，就是私有化，特別是土地私有化。
買辦是把自己的利益剝削掉，然后賣給全球資本家，并從這個買賣過程當中獲利；同時全球資本家也需要買辦進行間接統治，以維持全球流動秩序。但這套秩序的一個基本前提，是土地已經不再屬于全民所有，而是屬于私人，因為這樣才可以剝削。如果土地屬于全民所有，那就很難建立起一個具有獨斷專行權力的買辦階層。
而海灣國家有一個巨大的特點，那就是土地不私有。伊斯蘭教法的一個核心就是土地是屬于安拉的，是不可以私有化的，包括土地下面的資源也是不可以私有化的。只是說人們在土地上所進行勞動的行動，改變了土地的產權，比如說你在土地上面種樹，因為你付出了勞動，所以你種的這些樹是你的，這這并不代表這片土地就是你的。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海灣國家并不是一個簡單的私有制的土地結構。
但從另一個層面來說，海灣國家的酋長都占有了大量的能源資源，它們與海外石油公司之間的關系，你也可以理解為是一種買辦關系，但你也可以理解為是一種博弈關系。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成立，以及1973年的石油危機就是非常有意義的例子，它是有能力通過控制石油產能來限制海外資本攫取當地利益的。
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簡單地用民族主義、民族資產階級和買辦這樣的概念范疇去理解他們之間的關系。因為從本質上來講，它可能還不只是通過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而被劃歸到全球資本主義法權體系這種簡單的陳述之下，它還是具有自己的復雜性的，特別是法權結構的復雜性，以及國家結構的復雜性。
此外，海灣國家還有一個很大的特點：雖然國家散的要命，但這并不代表沒有了國家，它就失去了社會組織的能力，因為家族也是有社會組織能力的。像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地區的帝國主義和殖民統治，也仍然需要跟巴勒斯坦當地的大家族進行合作。
海灣國家的酋長，我們可以理解為一個大家族的族長。他的權力是需要通過某種形式分配下去的，要分給小的家族，也要分配給其他家族的成員；包括通過石油賺取的一系列利潤，也是以某種福利或合股的形式分發給當地居民。
有一些研究者會用馬克思主義的一個話語，說阿拉伯國家，特別是海灣國家是“食利國家”（rentier state）。這個我是不同意的，我覺得我們不能簡簡單單地用“食利”來理解阿拉伯世界的結構。
聽 眾
5. 怎么看發達國家對第三世界的分化？第三世界內部似乎也不完全是團結的。
殷之光
第三世界的分化一方面需要策略上的討論，另一方面也需要對現實政治問題的分析。我們能沖出去對別的國家說你去搞社會主義革命嗎？當然不行，毛主席也說不行，因為這樣就變成“爹味兒”了，仿佛你去跟他們說，你只走我這個道路才行。
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不同的道路，所以分化本身也確確實實是一個現實。這個分化一方面是帝國主義、境外勢力在作祟，另一方面也是我們自己的理論和政治實踐不給力。20世紀50年代的時候，為什么他們想分化也沒分化得了，70年代也沒分化得了！所以在這一點上，我們的知識分子確確實實沒有做到應該做的工作，我們的理論太落后了，還有很多拾人牙慧的情況，被別人忽悠地太久了。
我自己就是這一代人，喝著狼奶長大的，所以對那一套普遍主義的敘事就很相信。后來在所謂的阿拉伯動亂之后，我到了阿拉伯國家，觀念一下子就被徹底轉變過來了，因為西方的那一套所謂普遍主義敘事完完全全沒有辦法解釋我所看到的現實。
而且再回過頭去看的話，它甚至都沒有辦法解釋我個人接觸到的歷史，所以我喝的狼奶都得吐掉。我突然覺得小時候讀的歷史政治教科書，才真是實實在在的東西，因為這些教科書會把國家作為暴力機器、作為階級武器的殘酷現實講給你聽，而不是一味地給你喂迷惑人心的狼奶喝。
所以我們今天怎么看待分化？分化是歷史，也是現實，我們應該做的就是把狼奶吐了，重新回到我們自己的歷史，去思考我們自己要做些什么，我們的責任在哪里。
聽 眾
6. 像日韓軍閥幕府未清算的國家會有什么隱患？
殷之光
毛主席講，民族革命是一方面，社會解放是第二方面，未來都是需要做社會解放的。至于怎么社會解放，那是每一個國家自己的事情，我們是不可能輸出革命的。至于隱患不隱患的，等它出現了再說。
所以還是老道理，我們作為知識分子，不要給人畫餅，不要做PUA的事情，我們要做的是總結我們過去的經驗到底是什么，我們的國家到底是怎樣從這個經驗中成長起來。這個總結過程實際上是為了認識自己，是在找一面鏡子，而不是要發明一個水晶球，讓所有人可以從這里看到未來。
所以自我反思的話，我從來都不認為通過分析中國革命的歷史和現狀，我們就可以有能力給第三世界提出一個發展的未來。如果這樣做就太“爹味兒”了，就同樣犯了帝國主義的錯誤，先給你畫個餅告訴你未來可以這么走，結果走不成了，我也不負責。
所以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理論實質也就在這里，我們從來不講輸出革命，知識分子可能會罵你這樣是沒有責任、不讓搭便車，但其實并不是這樣，歷史唯物主義決定了我們是不可能輸出革命的，因為所有的事情都是唯物主義辯證法的結果。
互動交流
嚴海蓉
就像我們講“文以載道”，實際上貿易流通一直也是“物以載道”，就看你載的是什么道。殷老師在今天的講座中講了，在不同的政治經濟關系下，物質的流通本身實際上也是不同的文化和政治表達。這種全球區域間政治經濟關系的變化，讓我非常有啟發。
第二點是關于國家的問題。今天特別是因為聯合國的存在，好像大家都是國家，但實際上國家跟國家之間的差別非常大。像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G7”（七國集團）聯合組織起來后，他們的國家更帶有一種帝國性質；而1949年以來，包括中國在內的第三世界所建立起來的國家，更多的是“人民國家”或者“階級國家”這樣的一種表述方式。
所以如果我們對“國家”加上一種前綴的話，可能就能看得更清楚一點，所謂的“國家”只是一個殼，它在實際上表達了一種怎樣的關系，這個才是最根本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在講第三世界國家，特別是非洲的時候，這個問題就更加具有緊迫性。
剛才殷老師提到了“未完成的國家”，當一些國別和地區的學者已經開始講“后民族國家”概念的時候，一些做非洲研究的學者就會提出：在非洲，民族國家本身還沒有建立好，更談不上“后”。實際上非洲很多民族國家的國家建設，都是伴隨著反抗和反殖民而形成的，像加納比較早的領導人恩克魯瑪，就被美國中央情報局暗殺。
所以在第三世界，建設民族國家的急迫感是非常強烈的。中國在1949年之后為什么要大躍進，為什么要這么急迫地搞發展？我曾經甚至認為這是一種急迫的發展主義，或者說是一種社會主義的發展主義，恩克魯瑪也有這樣的急迫感，而這種急迫感其實就來自于當時全球對新生發展國家的絞殺。
實際上，這個絞殺很快就到來了。它到來的方式主要是把第三世界國家很快地進行一定程度的解構和重構，使得它鏈接到全球體系里面。在這樣的情況下，第三世界國家有貌似國家的形式，但實際上是沒有國家主權的。有國家而缺主權，這對很多非洲國家來說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而恰恰是這樣的國家形式，給帝國資本提供了便利，就好像你的電腦突然有了一個接口，使得西方國家在和非洲國家打交道的時候，很快就找到了這個接口，并且能夠進入到里面去。所以我們還可以再多想一想國家的意義到底是什么？在主權缺失的情況下談國家，可能會帶來什么問題？
第三點是關于主權或主體性的問題。特別是從福柯以來，這個主權（sovereign）或者主體性的問題，越來越多地從國家層面滑落到了個人層面，當然可能這個板子也不能完全打在?？律砩?，福柯也是被利用了。也就是說，我們第三世界講的更多的是國家主權，或者說國家主體性，但是到了80年代之后，就更多地變成了用個體的主體性來解構國家的主體性，把它們變成了一個對立的問題。
這一點特別體現在性別研究里面，大家開始更多地講身體政治的問題，比如說“我的身體我自己可以做主”“自己是自己身體的主人”等等。當然這可能更多的是學術實踐的問題，但也不僅僅是學術實踐的問題，它還伴隨著所謂的多元文化、伴隨著新自由主義，變成了一個比較大眾化的問題，也就是說“去政治化的政治”里面的主體性問題到底是什么？
殷之光
“主權下落”這個現象恰恰就是一個很耍流氓、很PUA的事情，用一個普通例子來說，假設在一個家庭中，老公站出來說：“這個家庭的大事都是我做主，比如說打不打伊拉克、美國總統怎么選舉等；小事都是我老婆做主，比如說今天買什么、我能花多少零花錢等。”
這好像是說每個人都有主權，但你會發現他給這個主權分出了大小，而從國家層面來說，小的主權，就像自己的身體自己做主，這是沒有任何國際法意義的，這個有一個更委婉的詞匯，就是代表權（representation）。
這個耍流氓、PUA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說你可以徹徹底底不去討論國家的階級性問題了，因為在這個假設里面，國家是個普遍概念，國家有主權，你自己也就有主權，你要愿意代表自己那你就去代表自己好了，到最后你可以走無政府主義道路。
這就沒有從馬克思主義的視角去理解國家，國家作為暴力機器，它是一個階級工具，個體的代表權在國家的暴力機器面前根本算不了什么。特別是在全球化的情況下，有些國家還有這個鏈接全球體系的接口，那像美國隨隨便便就可以進來暗殺你的總統；今天發生在烏克蘭的事情就是很赤裸裸的，還有美國耍流氓到了連國際法的主權豁免原則都不管了，直接把阿富汗的財產收為己有。
所以，如果今天的知識分子還跟著他們去談沒有階級性的主權、沒有階級性的國家，認為國家不是暴力機器，它就是一個平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代表權……這毫無疑問就相當于是把我們自己手里的武器交給了敵人，就等于是為虎作倀。其結果就是右翼的國家論和國家主權觀日益興盛，或者是右翼的帝國主義國家日益興盛，而來自于人民的社會主義國家日益衰落，甚至走向個人的無政府主義，并且還消解了資本主義國家本身的反抗力量。
剛才提到這個板子不能完全打在?？律砩?，確實?？率怯蟹纯剐缘?，但對于?？碌膽?，特別是后殖民理論家對于?？隆⒌吕镞_關于身體政治的應用和過分的強調，造成身體政治與階級政治之間的斷裂和鴻溝，他們是有不可忽視的罪過的。所以我也一直反對英美世界的“去殖民”這套說辭，因為本質上來講它是與殖民者同流合污的說法。
最后關于人民國家的問題，我覺得馬克思主義者有一個非常強的武器被我們忘掉了，那就是“加定語”的武器，其實我們可以把任何東西都加上定語。
那么加定語的意義是什么呢？資產階級是特別強調普遍性的，他不會去強調特殊的、具有階級性的人，而是強調普遍性，包括他說國家和法權都是普遍的，所以沒有必要加定語。然而我們后來發現，這些東西都是有階級性的，所以才有了資產階級法權這個說法。而資產階級法權講的平等，是每一個人原子化的平等，它并不是真正的平等。
還有約翰·羅爾斯（John Bordley Rawls）講的正義，抽離了所謂不平等狀態的、絕對的“正義”，或者說康德式的絕對的“正義”，好像每個人都是理想化的個人?？蓡栴}是，在這種理想化狀態下討論出來的人有什么意義呢？這不就是耍流氓嗎？
而我們揭露敵人耍流氓的方法就是加定語，所以我非常同意用比如人民的國家、資產階級國家、帝國主義國家這樣的說法，這不僅僅是把它們作為詞匯來使用，更重要的是作為一種階級工具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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