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政治軍事”思想十九條

　　毛澤東“政治軍事”思想十九條

　　王世榮

　　（政治學教授  文化復興主編）

　　摘要：毛澤東是偉大的革命家、政治家、也是天才的軍事家、戰略家。毛澤東天姿英發，文韜武略，曠世奇才，“運籌帷幄，決戰于千里之外”，創造了“四渡赤水”，“三大戰役”“抗美援朝”等戰爭奇跡！政治與軍事是密不可分的，正像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一樣，毛澤東“政治軍事”思想是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是引導中國革命由勝利走向勝利的法寶。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戰爭是流血的政治； 槍桿子里面出政權，槍桿子筆桿子，革命就靠這兩桿子！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絕不允許槍指揮黨！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游擊戰十六字令；戰略上要藐視敵人，戰術上要重視敵人；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在運動中消滅敵人，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不打無準備之戰，不打無把握之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文治武略，文以載道，武可定國；對敵斗爭策略：有理、有利、有節！備戰備荒為人民，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國際戰略思維；兵民是勝利之本，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決定戰爭勝負的絕不是武器，而是人，是人心的向背！正義戰爭一定能夠戰勝非正義戰爭！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毛澤東“政治軍事”思想對我們開展復雜的斗爭，尤其是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具有現實的指導意義。

　　關鍵詞：毛澤東；政治軍事思想，文韜武略；槍桿子里面出政權；戰略上要藐視敵人，戰術上要重視敵人；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兵民是勝利之本；有理、有利、有節！

　　毛澤東是偉大的革命家、政治家、也是天才的軍事家、戰略家。毛澤東天姿英發，文韜武略，曠世奇才，“運籌帷幄，決戰于千里之外”，創造了“四渡赤水”，“三大戰役”“抗美援朝”等戰爭奇跡！推翻三座大山，實現了民族獨立與解放，給人民帶來安寧與秩序。

　　著有《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戰爭和戰略問題》等著名軍事著作。他的軍事思想是毛澤東思想寶庫的璀璨明珠，是中華民族的智慧結晶，是對世界軍事科學的卓越貢獻。

　　政治與軍事是密不可分的，正像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一樣。從《孫子兵法》提出“不戰而屈人之兵” 《謀攻篇》：“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必以全策爭于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曹劌論述作戰，也是把軍事與政治聯系起來看待。孔明隆中對，對三國形勢的分析，到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都是高瞻遠矚，政治軍事思維融為一體！這可以說是中國優良傳統，而西方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表達了同樣的思想，可見它反映了戰爭的規律。

　　中華民族正在走向偉大復興，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任重道遠。研究和繼承毛澤東“政治軍事”思想，對我們應對重大挑戰，抵御重大風險！針對復雜的國際局勢，建設強大的國防，開展復雜的政治軍事斗爭，尤其是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具有現實指導意義。

　　一、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戰爭是流血的政治

　　毛澤東對克勞塞維茨的軍事理論著作《戰爭論》中提出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和發揮。《論持久戰》一書中，他發揮了克勞塞維茨的觀點，明確提出：“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戰爭是流血的政治。”

　　“‘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在這點上說，戰爭就是政治，戰爭本身就是政治性質的行動，從古以來沒有不帶政治性的戰爭。抗日戰爭是全民族的革命戰爭，它的勝利，離不開戰爭的政治目的——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國，離不開堅持抗戰和堅持統一戰線的總方針，離不開全國人民的動員，離不開官兵一致、軍民一致和瓦解敵軍等項政治原則，離不開統一戰線政策的良好執行，離不開文化的動員，離不開爭取國際力量和敵國人民援助的努力。一句話，戰爭一刻也離不開政治。

　　但是戰爭有其特殊性，在這點上說，戰爭不等于一般的政治。‘戰爭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繼續。’政治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再也不能照舊前進，于是爆發了戰爭，用以掃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礙。例如中國的半獨立地位，是日本帝國主義政治發展的障礙，日本要掃除它，所以發動了侵略戰爭。中國呢？帝國主義壓迫，早就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障礙，所以有了很多次的解放戰爭，企圖掃除這個障礙。日本現在用戰爭來壓迫，要完全斷絕中國革命的進路，所以不得不舉行抗日戰爭，決心要掃除這個障礙。障礙掃除，政治目的達到，戰爭結束。障礙沒有掃除干凈，戰爭仍須繼續進行，以求貫徹。因此可以說，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戰爭是流血的政治。（《毛澤東選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446-447頁）

　　十九世紀普魯士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是資產階級軍事理論的經典著作，反映了資產階級初期的進步傾向和革新精神，對戰爭本質等問題提出來一些正確的見解，對軍事思想的發展曾起過很大的促進作用。他是第一個自覺采用辯證法研究戰爭理論的軍事家。恩格斯和列寧對其中某些觀點也有過好評。恩格斯在致馬克思的信中曾說：“面前我正在讀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他思考問題的方法是奇特的，而書的本身是很好的。”（《馬克思恩格斯軍事文選》第3卷，解放軍總參謀部出版社，1961年版，第583頁）

　　列寧在反對第二國際修正主義者的社會沙文主義的斗爭中，曾不止一次引用過作者的一句名言“戰爭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即暴力）的繼續”，同時還指出：“馬克思主義者始終把這一原理公正的看作探討每一戰爭意義的理論基礎。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就是從這個觀點出發來考察各種戰爭的。”（《列寧全集》第21卷第195頁、124頁、第24卷第368頁）可以說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揭明戰爭與政治的內在關系。（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解放軍出版社1994年版，第1頁）而毛澤東《論持久戰》進一步系體闡述了二者關系，并且把它應用于抗日戰爭，揭示戰爭的內在邏輯。

　　毛澤東指出：“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特別是現在，紅軍決不是單純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負擔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于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的任務。紅軍的打仗，不是單純地為打仗而打仗，而是為了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設革命政權才去打仗的，離了對群眾的宣傳，組織、武裝和建設革命政權等項目標，就失去了打仗的意義，也就失去了紅軍存在的意義。”（《毛澤東選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84頁）

　　《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講到長征，請問有什么意義呢？我們說，長征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歷史上曾經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十二個月光陰中間，天上每日幾十架飛機偵察轟炸，地下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路上遇著了說不盡的艱難險阻，我們卻開動了每人的兩只腳，長驅二萬余里，縱橫十一個省。

　　請問歷史上曾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沒有，從來沒有的。長征又是宣言書。它向全世界宣告，紅軍是英雄好漢，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走狗蔣介石等輩則是完全無用的。長征宣告了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圍追堵截的破產。長征又是宣傳隊。

　　它向十一個省內大約兩萬萬人民宣布，只有紅軍的道路，才是解放他們的道路。不因此一舉，那么廣大的民眾怎會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還有紅軍這樣一篇大道理呢？長征又是播種機。它散布了許多種子在十一個省內，發芽、長葉、開花、結果，將來是會有收獲的。總而言之，長征是以我們勝利、敵人失敗的結果而告結束。

　　誰使長征勝利的呢？是共產黨。沒有共產黨，這樣的長征是不可能設想的。中國共產黨，它的領導機關，它的干部，它的黨員，是不怕任何艱難困苦的。誰懷疑我們領導革命戰爭的能力，誰就會陷進機會主義的泥坑里去。長征一完結，新局面就開始。”（《毛澤東選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35-136頁）

　　戰爭與和平是人類兩種生存方式，戰爭與政治本來就密不可分，戰爭與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以及歷史傳統等不可分離，在毛澤東那里軍事斗爭與政治斗爭、政治軍事思想渾然一體，是《孫子兵法》等傳統軍事理論的繼承和發展，這是毛澤東思想的一大特色。

　　二、槍桿子里面出政權，槍桿子筆桿子，革命就靠這兩桿子！

　　中國共產黨建立之初就開始認識到暴力革命和掌握軍隊的重要性。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申明，以無產階級革命軍隊推翻資產階級。蔡和森和周恩來也曾在當時的黨刊上提出“解除舊支配階級的武裝”，“沒有革命軍，軍閥是打不倒的”。二七大罷工和五卅運動遭到血腥鎮壓后，瞿秋白指出，中國的民主革命，必須組織人民自己的武力才能完全勝利。毛澤東在深入考察湖南農民運動的基礎上，提出了無產階級政黨應當領導建立農民武裝、推翻地主武裝的主張。但是，當時黨的主要領導人受共產國際錯誤指導的影響，沒有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獨立領導的新型軍隊。1927年4月和7月，蔣介石、汪精衛先后發動反革命政變，大革命失敗。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總結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毛澤東在會上指出，由于過去黨組織不重視軍事運動而專做群眾運動，結果靠槍桿子起家的蔣介石、唐生智一旦反動，一切群眾運動都失敗了。因此，“以后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第2頁）八七會議確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裝斗爭的總方針，開創了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武裝斗爭的新時期。1938年11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六屆六中全會所作的結論《戰爭和戰略問題》中，從理論上完整地闡發了武裝奪取政權的思想，并明確提出“每個共產黨員都應懂得這個真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47頁）此后，毛澤東又多次論述了這一觀點。

　　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和國家學說認為，無產階級爭取解放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暴力是每一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無產階級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國家政權問題，而軍隊又是國家政權的主要成分，誰想奪取國家政權，并想保持它，誰就應有強大的軍隊。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方式上，暴力革命、武裝奪取政權，是無產階級革命的一般規律。馬克思主義強調暴力革命，但是由于各國國情不同，又不排除特殊條件下的革命和平發展的可能性。毛澤東則進一步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但是在同一個原則下，就無產階級政黨在各種條件下執行這個原則的表現說來，則基于條件的不同而不一致。”（《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41頁）在通過暴力革命奪取政權的過程中，俄國與中國走的就是不同的道路。資本主義國家的特點是：在沒有法西斯和沒有戰爭的時期內，內部有著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外部沒有民族壓迫。其無產階級政黨的任務在于進行長期合法斗爭，利用議會講壇，開展經濟的和政治的罷工，組織工會和教育工人，通過合法組織和不流血的斗爭形式積蓄力量，準備最后推翻資本主義。暴力革命只有在資產階級處于真正無能之時，在無產階級的大多數有了武裝起義和進行戰爭的決心之時，在無產階級有了農民群眾的自愿援助之時，才可以進行，戰爭發動之后首先占領城市，然后進攻鄉村。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就是這條道路。中國則具有不同的特點：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在內部沒有民主制度；在外部沒有民族獨立。因此，無議會可以利用，無組織工人舉行罷工的合法權利。在這里，共產黨的任務基本不是經過長期合法斗爭以進入起義和戰爭，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鄉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在中國，主要的斗爭形式是戰爭，而主要的組織形式是軍隊。其他一切，例如群眾的組織和群眾的斗爭等，都是重要的，但都是為著戰爭的。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也是中國革命的優點之一。槍桿子里面出政權，是符合中國革命客觀規律的科學論斷。因為在中國這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反動統治階級視軍隊如生命。革命人民只有向敵人學習，拿起槍桿子與其作拼死的斗爭，才能建立革命政權。中國共產黨人正是由于在長期革命斗爭實踐中，深刻認識到武裝奪取政權的極端重要性，堅持不懈地把發動群眾、武裝群眾，以武裝斗爭去奪取政權作為中國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才最終贏得了中國革命的勝利，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

　　奪取政權靠軍隊，鞏固政權也要靠軍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毛澤東指出：“我們現在的任務是要強化人民的國家機器，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軍隊、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鞏固國防和保護人民利益。”（《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76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毛澤東始終把人民軍隊的建設放在重要地位。在人民當家作主、建立起自己的國家政權之后，人民軍隊成為鞏固國家政權的堅強柱石。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人民軍隊的戰斗力不斷提高，為捍衛國家的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為保衛社會主義建設，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毛澤東關于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思想，反映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真理。無論歷史條件發生什么樣的變化，這一思想中蘊涵的基本原理，都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需要人們結合新的歷史條件加以具體的領會和貫徹。（中國軍事百科全書編審室）

　　一個筆桿子，一個槍桿子，革命就靠這兩桿子。筆桿子有時比槍桿子還重要。毛澤東說，“紅軍的宣傳工作是紅軍的第一個重大的工作”，因為   “群眾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會齊心來做” 標語是發動群眾的一個十分簡便、直接、有效的手段。在革命戰爭年代，常常是“兵馬未動，標語先行”。

　　“掌握思想領導是掌握一切領導的第一位。”“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開幕詞》1954年6月16日《人民日報》）“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而愚蠢的軍隊是不能戰勝敵人的。”（《毛澤東選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912頁）列寧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引自列寧《怎么辦？》第1章弟4節），“意識不僅可以反映世界，而且可以創造世界。”（列寧《哲學筆記》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28頁）“思想的閃電，一旦射入這塊沒有觸動過的人民園園地，德國人就會解放成為人。”（《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頁）恩格斯說：“一個民族要想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467頁）

　　“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的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頁）

　　歷史告訴我們，意識形態對一個政黨、國家、民族的生存和發展至關重要；中國共產黨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中國共產黨人領導革命戰爭的最終目的；真理的力量在于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集體實際相結合；在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毛澤東思想的形成，成為引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科學理論。

　　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國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矛盾論》《實踐論》《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戰爭和戰略問題》《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新民主主義的憲法》《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兩個中國的命運》《論聯合政府》《關于重慶談判》《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將革命進行到底》《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新人民民主專政》《丟掉幻想，準備斗爭》《唯心史觀的破產》毛澤東的這些閃爍著真理光芒的著作，是指引中國革命從勝利正向勝利的燈塔！毛澤東的槍桿子，筆桿子都是高手，他是前無古人的偉大領袖和英明統帥！

　　三、支部建在連上，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允許槍指揮黨

　　1927年9月，毛澤東在領導湘贛邊界秋收起義部隊進行三灣改編時，建立了中國共產黨在軍隊中的各級組織，黨支部建在連上，班、排設黨小組，營以上建立各級黨委，從而確立了黨對軍隊實施組織領導的一整套制度，成為建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的重要開端。毛澤東認為，連隊是部隊生活、工作、訓練、作戰的基層單位，是軍隊的基礎。連隊黨支部是中國共產黨在軍隊中的基層組織，是黨聯系廣大戰士的基本紐帶，負責統一領導連隊工作，討論決定連隊一切重大問題，團結帶領全連人員完成上級所賦予的一切任務。連隊黨支部充分發揮戰斗堡壘作用，才能從根本上保證人民軍隊的性質和宗旨得到落實。1928年11月，毛澤東在總結井岡山時期的革命斗爭經驗時明確指出：“紅軍所以艱難奮戰而不潰散，‘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原因。”（《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65～66頁）1929年12月，毛澤東在他所主持起草的《古田會議決議》中明確規定：“每連建設一個支部，每班建設一個小組，這是紅軍中黨的組織的重要原則之一。”（《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第97頁）

　　毛澤東確立的“支部建在連上”的重要組織原則，為堅持中國共產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奠定了牢固的基石，今后仍將是人民軍隊必須長期堅持的一項重要組織制度。（中國軍事百科全書編審室）

　　毛澤東在《戰爭和戰略問題》指出：“共產黨員不爭個人的兵權（決不能爭，再也不要學張國燾），但要爭黨的兵權。現在是民族抗戰，還要爭民族的兵權。在兵權問題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點東西。勞動人民幾千年來上了反動統治階級的欺騙和恐嚇的老當，很不容易覺悟到自己掌握槍桿子的重要性。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全民抗戰，把勞動人民推上了戰爭舞臺，共產黨員應該成為中共戰爭的最自覺的領導者。每個共產黨員應懂得中國戰略：‘槍桿子里面出政權’。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允許槍指揮黨。”（《毛澤東選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11-512頁）

　　毛澤東同志多次強調,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和無產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它應該領導一切其他組織,如軍隊、政府與民眾團體。我軍必須置于中國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之下,一切行動聽從指揮。

　　習近平指出：“人民軍隊從勝利走向勝利，彰顯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偉大力量。毛澤東同志曾經指出：‘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和制度，發端于南昌起義，奠基于三灣改編，定型于古田會議，是人民軍隊完全區別于一切舊軍隊的政治特質和根本優勢。千千萬萬革命將士矢志不渝聽黨話、跟黨走，在挫折中愈加奮起，在困苦中勇往直前，鑄就了拖不垮、打不爛、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鋼鐵雄師。在風雨如磐的漫長革命道路上，我軍將士講得最多的一句話是：只要跟黨走，一定能勝利。忠誠，造就了人民軍隊對黨的赤膽忠心，造就了人民軍隊和人民的魚水情意，造就了人民軍隊為黨和人民沖鋒陷陣的堅定意志。”（習近平《在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9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2017年8月1日）

　　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建立鞏固的革命根據地

　　1930年井岡山斗爭時期，毛澤東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出：“在對時局的估量和伴隨而來的我們行動問題上，我們黨內有一部分同志還缺少正確的認識。他們雖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來，卻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來的可能。······他們這種全國范圍的，先爭取群眾后建立政權的理論，是于中國革命的實際不適合的。他們的這種理論的來源，主要是沒有把中國是一個許多帝國主義相互爭奪的半殖民地這件事認清楚。

　　如果認清了中國是一個許多帝國主義相互爭奪的半殖民地，則一，就會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國有這種統治階級內部相互長期混戰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戰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擴大一天，何以始終不能有一個統一政權。二，就會明白農民問題的嚴重性，因之，也就會明白農村起義何以有現在這樣的全國規模的發展。三，就會明白工農民主政權這個口號的正確。四，就會明白相應于全世界只有中國有統治階級內部長期混戰的一件怪事而產生出來的另一件怪事，即紅軍和游擊隊的存在與發展，以及伴隨著紅軍和游擊隊而來的，成長于四周白色政權中小塊紅色區域的存在與發展（中國以外無此怪事）。五，也就會明白紅軍、游擊隊和紅色區域的建立和發展，是半殖民地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斗爭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農民斗爭的必然結果；并且無疑義地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六、也就會明白單純的流動游擊政策，不能完成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任務，而朱德毛澤東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據地的，有計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擴大人民武裝的路線是經由鄉赤衛隊、區赤衛大隊、縣赤衛總隊、地方紅軍直至正規紅軍這樣一套辦法的，政權發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擴大的，等等的政策，無疑義地是正確的。

　　必須這樣，才能樹立全國革命群眾的信仰，如蘇聯之于全世界然。必須這樣，才能給反動統治階級以甚大的困難，動搖其基礎而促進其內部的分解。也必須這樣，才能真正地創造紅軍，成為將來大革命的主要工具。總而言之，必須這樣，才能促進革命的高潮。”

　　“中國是全國都布滿了干柴，很快就會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話，正是時局發展的適當的描寫。只要看一看許多地方工人罷工、農民暴動、士兵嘩變、學說罷課的發展，就知道這個‘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時期，毫無疑義地是不遠了。”

　　“我們說的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決不是有些人所謂‘有到來之可能’那樣完全沒有行動意義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種空的東西。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經光芒四射噴薄而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于母腹中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毛澤東選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94-103頁）

　　毛澤東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于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創立農村革命根據地，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實踐證明毛澤東確立的中國革命的道路是正確的。

　　在某些地區(如北岳區、太行山、山東)有了革命的武裝、革命的政權、革命的群眾組織、革命的政黨--共產黨(而且前面的三種組織都在共產黨領導之下)，這四種組織在一定地區能夠公開的合法的存在，各自執行自己的職權(如政權執行自己的法令、紀律、各種制度)，這樣的地區，就叫做革命根據地。

　　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1927～1937年）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前夕，全國存在的革命根據地主要有：中央革命根據地、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川陜革命根據地、黔東革命根據地、閩浙贛革命根據地、陜甘邊革命根據地、陜北革命根據地等。抗日戰爭時期（1937～1945年）抗日根據地主要包括晉察冀、晉綏、陜甘寧、晉冀魯豫、冀魯豫、山東、蘇南、皖東等。（360百度）

　　建立鞏固的革命根據地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一個偉大的創造，是革命戰爭的策源地、大本營、大后方，也是毛澤東政治軍事思想的一大特色，是我們克敵制勝的法寶之一。如井岡山、延安、沂蒙是中國革命戰爭時期最重要的三大老革命根據地。

　　五、游擊戰十六字令：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

　　游擊戰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游擊”一詞見于漢初，漢高祖設置游擊將軍，把游擊部隊稱為“游兵”“游騎”“游軍”。《史記·彭越列傳》載：“漢王三年，彭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絕其后糧于梁地。”《握奇經·八陣總述》中游軍一節記述：“游軍之行，乍動乍靜，避實擊虛，視羸撓盛，結陳（陣）趨地，斷繞四徑。后賢審之，勢無常定。”公元前512年，吳王闔閭準備攻打楚國，采納了伍子胥提出的先疲楚后決戰的建議，先派部分兵力到楚國許多地方以游擊戰襲擾楚軍6年之久，致使楚軍疲憊不堪，而后派主力入楚決戰，大敗楚軍。中國歷史上較大的農民戰爭，都曾把游擊戰作為一種重要的作戰形式。唐末黃巢領導的起義，明末李自成、張獻忠領導的起義，19世紀中葉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起義，在農民軍處于弱小時期，大都采用出沒無常，避實擊虛，聲東擊西，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走的游擊戰法，常使官軍顧此失彼、腹背受擊、疲于奔命。這種農民戰爭中的游擊戰，曾在反抗和推翻封建王朝的斗爭中起過重要作用。

　　游擊戰在外國也有較長的歷史。在1337～1453年的百年戰爭中，法國人民進行了長期的抗英游擊戰。在1775～1783年的美國獨立戰爭中，1808～1814年西班牙抗法戰爭中，1812年俄國抗擊拿破侖入侵的戰爭中，廣大人民所進行的游擊戰，有力地配合了正規戰，對戰勝侵略者發揮了重大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侵略的一些國家人民所進行的游擊戰，對贏得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起到了偉大的戰略作用。戰后，許多國家和地區的人民，以長期的游擊戰，發展、壯大革命力量，贏得了人民的解放和民族的獨立。印度支那、阿富汗人民在反侵略戰爭中，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創造了農村游擊戰與城市游擊戰相配合，襲擊戰與打坦克、打飛機、打空降、打武裝直升機相配合的新經驗。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戰爭中，游擊戰是人民戰爭的重要作戰形式之一，相當長的時期內曾作為一種主要作戰形式。土地革命戰爭初期，弱小的紅軍依托根據地，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發展壯大了革命武裝力量。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新四軍深入敵后，發動群眾，武裝群眾，建立抗日游擊根據地和人民政權，廣泛開展敵后游擊戰，形成了廣闊的敵后戰場，抗擊著64％的侵華日軍和95％以上的偽軍。解放戰爭初期，游擊戰有力地配合了正規戰，對解放戰爭的勝利起到重大的輔助作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領導中國革命戰爭的偉大實踐中，創造性地繼承和發展了以往游擊戰的經驗并形成一整套具有中國特色的游擊戰理論和原則，主要有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消耗消滅敵人，保存發展自己；分兵發動群眾，集中應付敵人；以襲擊為主要戰法，出其不意地打擊敵人；保持高度的主動性和靈活性，力求有計劃有準備地開展游擊活動；揚長避短，“游”與“擊”巧為配合；政治主張公開明確，軍事行動秘密詭詐；從戰略、戰役、戰術上配合正規戰，并適時向正規戰發展；依托根據地，自力更生地堅持長期斗爭；戰略上集中統一指揮，戰役、戰斗上分散指揮等。（360百科）

　　朱德1938年在《論抗日游擊戰爭》指出：“抗日游擊戰爭是整個抗日戰爭的一部分，而且是必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取得抗日戰爭最后勝利的主要條件之一。

　　抗日的民族自衛戰爭要取得最后的勝利，僅僅依靠游擊隊，誰也知道是不夠的；必須有政治堅定、指揮統一、裝備優良的數百萬正規的現代化的革命軍為主力才能達到目的。

　　但是，我國的抗日民族自衛戰爭，究竟是弱國反抗強大的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爭，軍事技術方面我們處在劣勢地位，我們用以戰勝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的主要因素，乃是政治上的理直氣壯和人力方面的無窮源泉。正因如此，抗日游擊戰爭即抗日的大眾戰、民兵戰，成為我們抗戰自衛戰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成為爭取這一戰爭最后勝利的主要條件之一。

　　抗日游擊戰爭的作用，具體地表現在哪些方面？

　　第一，   在于抗日游擊隊是民眾抗日學校，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武裝宣傳者和組織者。

　　第二，   在于抗日游擊戰爭能夠部分地恢復國家領土和維系失地的人心。

　　第三，   在于抗日游擊戰爭能夠使日寇無法從它所占領的地區取得人力和資財的補充來滅亡我國。

　　第四，   在于抗日游擊戰爭能夠配合正規軍作戰。

　　第五，   在于抗日游擊戰爭能夠為正規軍創造優良的后備軍和新的兵團。”

　　（《朱德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38頁）

　　六、戰略上要藐視敵人，戰術上要重視敵人

　　戰略上藐視敵人，即從長遠的觀點看，一切貌似強大的反動勢力，都是必然要滅亡的，人民的力量必定戰勝它們。這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戰術上重視敵人，即在具體問題上，要認識到斗爭過程的艱難曲折，采取慎重態度，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這一思想的基本精神是：把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的大無畏革命精神與善于斗爭、善于勝利的科學態度很好地結合起來，以戰勝強大的敵人，奪取斗爭的勝利。

　　1935年毛澤東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指出：“我們中華民族的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毛澤東選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47頁）

　　1939年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指出：“中華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勞著稱于世，同時又是酷愛自由、富于革命傳統的民族。以漢族的歷史為例，可以證明中國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勢力的統治的，他們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達到推翻和改造這種統治的目的。在漢族的數千年的歷史上，有過大小幾百次的農民起義，反抗地主和貴族的黑暗統治。而多數朝代的更換，都是由于農民起義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中華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對外來民族的壓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這種壓迫。他們贊成平等的聯合，而不贊成互相壓迫。在中華民族的幾千年的歷史中，產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領袖。所以，中華民族又是一個有光榮的革命傳統和優秀的歷史遺產的民族。”（《毛澤東選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86頁）

　　1938年在《論持久戰》指出：“應該看到這一抗戰是艱苦的持久戰。但我們相信，已經發動的抗戰，必將因為我黨和全國人民的努力，沖破一切障礙物而繼續地前進和發展。”(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共中央關于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這些就是結論。亡國論者看敵人如神物，看自己如草芥，速勝論者看敵人如草芥，看自己如神物，這些都是錯誤的。我們的意見相反：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后勝利是中國的——這就是我們的結論。”（《毛澤東選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481-482頁）

　　1936年，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提出：“我們的戰略是‘以一當十’，我們的戰術是‘以十當一’，這是我們制勝敵人的根本法則之一。”（《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25頁）1946年8月，毛澤東在和美國記者A.L.斯特朗的談話中提出“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毛澤東軍事文集》第3卷，第387頁）的著名論斷。1948年1月，在《關于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一文中，他進一步闡述了“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論斷。1957年11月，在莫斯科舉行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他明確指出：“為了同敵人作斗爭，我們在一個長時間內形成了一個概念，就是說，在戰略上我們要藐視一切敵人，在戰術上我們要重視一切敵人”。（《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328頁）

　　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兩者是相反相成、辯證統一的。戰略上藐視敵人，敢于同敵人作斗爭，是取得勝利的前提；戰術上重視敵人，善于同敵人作斗爭，是取得勝利的保證。戰略上藐視和戰術上重視，都是為了戰勝敵人。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同世界上的任何事物一樣，具有兩重性，它們既是鐵老虎、真老虎，又是紙老虎、假老虎。從全局和長遠看，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外強中干，本質上是虛弱的、腐朽的，必將被人民所戰勝，在戰略上應當藐視它們，樹立敢打必勝的信心。應從這一點上確立自己的戰略思想。但從局部和現實看，它們又是兇狠的、有力量的，打倒它們并非輕而易舉，在具體問題上一定要高度重視力量準備，講究斗爭藝術。應從這一點上確立自己的策略思想。如果在戰略上過高地估計敵人，就會被敵人所嚇倒，不敢斗爭，不敢勝利，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如果在戰術上輕視敵人，不采取謹慎態度，不集中全力進行斗爭，不爭取一切可以爭取的同盟者，不講究斗爭策略，就會犯“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只有在戰略上藐視敵人，在戰術上重視敵人，才能把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和嚴格的科學態度結合起來，做到既高瞻遠矚，又腳踏實地，從最復雜最困難的情況出發，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孤立和消滅敵人，爭取好的結果，以至奪取最后勝利。

　　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是在實際斗爭中對唯物辯證法的創造性運用，體現了戰略與策略、本質與現象、目的與手段的辯證統一。這一戰略策略思想，對于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及其一切反動派的斗爭，起到了巨大的鼓舞和指導作用，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于反對霸權主義、維護國家安全與世界和平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中國軍事百科全書編審室）

　　五、   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

　　毛澤東提出的十大軍事原則之一。人民戰爭戰略戰術思想的重要內容。指堅持戰略上以一當十，戰術上以十當一，堅持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每戰集中絕對優勢兵力，四面包圍敵人，力求全殲。在特殊情況下，可以集中全力打敵正面及其一翼或兩翼，求達殲滅其一部、擊潰其另一部的目的。力求避免打那種得不償失或得失相當的消耗戰。

　　古今中外一切有作為的軍事家和有價值的軍事理論，無不強調集中使用兵力。孫武主張在戰爭中要做到“我專敵分”，“以眾擊寡”。C.von克勞塞維茨認為，戰略上最重要而又最簡單的準則是集中兵力。無產階級革命導師列寧指出，在決定性的時機和決定性的地點擁有壓倒性的優勢是取得軍事勝利的規律。毛澤東繼承并發展了古今中外軍事思想的精華。早在井岡山斗爭時期，毛澤東就提出紅軍以集中為原則，指出：“我們的經驗，分兵幾乎沒有一次不失敗，集中兵力以擊小于我或等于我或稍大于我之敵，則往往勝利。”（《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67頁）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第61頁）的思想。1936年12月，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指出：“主動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具體的，物質的。這里最重要的，是保存并集結最大而有活力的軍隊。”要達到迅速恢復主動地位的目的，“集中兵力、運動戰、速決戰、殲滅戰，都是必要的條件。而集中兵力，是首先的和主要的”（《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23頁）。毛澤東認為，紅軍的戰略是“以一當十”，紅軍的戰術是“以十當一”，這是紅軍制勝敵人的根本法則之一。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認為集中大力、打敵小部，是游擊戰爭戰場作戰的原則之一，主張在抗擊日軍進攻中，對數路進攻之敵，應集中兵力打破敵之一路，而后再轉移兵力去打破敵之另一路，如此將其各個擊破。解放戰爭初期，毛澤東為中央軍委起草了《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黨內指示，指出：“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作戰方法，不但必須應用于戰役的部署方面，而且必須應用于戰術的部署方面。”（《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197頁）他強調，人民解放軍在作戰中應集中絕對優勢的兵力，即集中六倍，或五倍，或四倍于敵的兵力，至少也要有三倍于敵的兵力，各個殲滅敵人。隨后，毛澤東在《三個月總結》《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等著作中也一再強調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并將其列入人民解放軍的十大軍事原則之中。

　　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是以集中兵力為手段，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而不是以保守或奪取地方為主要目標。這樣做的效果，一是能全殲，二是能速決。既能最有效地打擊敵人，又能最充分地補充自己，逐步改變敵對雙方進退、攻守、內外線形勢，取得戰略全局上的主動地位。運用這條原則，在作戰指導上的要點是：在戰役戰斗的部署上，必須集中六倍、五倍的絕對優勢，至少也要三倍于敵的兵力，而不能平分兵力；當己方處于防御地位，敵方以多路或分路向己方進攻時，己方應集中兵力首先圍殲敵諸路中較弱或較少援助的一路或一部，得手后再及其余；當己方處于進攻地位且兵力多而敵方兵力弱時，可同時攻擊敵之若干部分；如己方兵力不足，則應對敵一個一個地消滅之；主力部隊集中殲敵時，須同地方兵團、地方游擊隊和民兵的積極行動互相配合；地方部隊在攻擊弱小目標時，也應采取集中殲敵的戰法。在長期的革命戰爭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運用這一原則，從小到大不斷發展壯大，由弱變強，最后取得了全面勝利。

　　在未來信息化戰爭中，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原則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打贏信息化戰爭不僅要研究信息化條件下如何集中兵力，更要研究如何集中火力和集中效能，積極探索殲滅敵人的新戰法。（中國軍事百科全書編審室）

　　八、在運動中消滅敵人，出其不意，攻其不備！運動戰與消耗戰、殲滅戰

　　毛澤東在《論持久戰》指出：“防御的和攻擊的陣地戰，在中國今天的技術條件下，一般都不能執行，這也就是我們表現弱的地方。再則敵人又利用中國土地廣大一點，回避我們的陣地設施。因此陣地戰就不能用為重要手段，更不待說用為主要手段。然而在戰爭的第一第二兩階段中，包括于運動戰范圍，而在戰役作戰上起其輔助作用的局部的陣地戰，是可能的和必要的。為著節節抵抗以求消耗敵人和爭取余裕時間之目的，而采取半陣地性的所謂“運動性的防御”，更是屬于運動戰的必要部分。中國須努力增加新式武器，以使在戰略反攻階段中能夠充分地執行陣地攻擊的任務。戰略反攻階段，無疑地將提高陣地戰的地位，因為那時敵人將堅守陣地，沒有我之有力的陣地攻擊以配合運動戰，將不能達到收復失地之目的。雖然如此，第三階段中，我們仍須力爭以運動戰為戰爭的主要形式。因為戰爭的領導藝術和人的活躍性，臨到像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中期以后西歐地區那樣的陣地戰，就死了一大半。然而在廣大版圖的中國境內作戰，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中國方面又還保存著技術貧弱這種情況，“把戰爭從壕溝里解放”的事，就自然出現。就在第三階段，中國技術條件雖已增進，但仍不見得能夠超過敵人，這樣也就被逼著非努力講求高度的運動戰，不能達到最后勝利之目的。這樣，整個抗日戰爭中，中國將不會以陣地戰為主要形式，主要和重要的形式是運動戰和游擊戰。在這些戰爭形式中，戰爭的領導藝術和人的活躍性能夠得到充分地發揮的機會，這又是我們不幸中的幸事啊！

　　前頭說過，戰爭本質即戰爭目的，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然而達此目的的戰爭形式，有運動戰、陣地戰、游擊戰三種，實現時的效果就有程度的不同，因而一般地有所謂消耗戰和殲滅戰之別。

　　我們首先可以說，抗日戰爭是消耗戰，同時又是殲滅戰。為什么？敵之強的因素尚在發揮，戰略上的優勢和主動依然存在，沒有戰役和戰斗的殲滅戰，就不能有效地迅速地減殺其強的因素，破壞其優勢和主動。我之弱的因素也依然存在，戰略上的劣勢和被動還未脫離，為了爭取時間，加強國內國際條件，改變自己的不利狀態，沒有戰役和戰斗的殲滅戰，也不能成功。因此，戰役的殲滅戰是達到戰略的消耗戰之目的的手段。在這點上說，殲滅戰就是消耗戰。中國之能夠進行持久戰，用殲滅達到消耗是主要的手段。

　　但達到戰略消耗目的的，還有戰役的消耗戰。大抵運動戰是執行殲滅任務的，陣地戰是執行消耗任務的，游擊戰是執行消耗任務同時又執行殲滅任務的，三者互有區別。在這點上說，殲滅戰不同于消耗戰。戰役的消耗戰，是輔助的，但也是持久作戰所需要的。

　　從理論上和需要上說來，中國在防御階段中，應該利用運動戰之主要的殲滅性，游擊戰之部分的殲滅性，加上輔助性質的陣地戰之主要的消耗性和游擊戰之部分的消耗性，用以達到大量消耗敵人的戰略目的。在相持階段中，繼續利用游擊戰和運動戰的殲滅性和消耗性，再行大量地消耗敵人。所有這些，都是為了使戰局持久，逐漸地轉變敵我形勢，準備反攻的條件。戰略反攻時，繼續用殲滅達到消耗，以便最后地驅逐敵人。”（《毛澤東選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467-469頁）

　　九、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不打無準備之戰，不打無把握之戰！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意為如果對敵我雙方的情況都能了解透徹，打起仗來百戰就不會有危險。語出《孫子·謀攻篇》:“故知勝有五: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識眾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是孫子兵法最光輝的軍事思想，同時他提倡的謀略也是建立在了解敵我雙方力量的基礎上的，因此我們認為它始終貫穿于《孫子兵法》之中。何謂"知己"，知勝有五，對自身條件的嚴格審查和分析，這樣才能做好客觀的分析，才能知道我方的軍事優勢何在，以此進行謀略和戰術安排。何謂"知彼"，知彼即對敵方的力量能進行深入的了解，分析敵人的優勢和劣勢，以做到避強擊弱，因敵謀略，采取不同的應戰方案。所謂"知己知彼"即為了"運籌于帷幄之中"，以"決勝于千里之外"。

　　政治斗爭中，進行的雙方必定都各有優缺點。在激烈的競爭中要贏得對手，必定要先了解自己的優勢在哪里，也在任何一個時候是可表現。對于對手，要充分了解他的缺點，以進行目的性的攻擊，或者制造機會讓對手出錯，以此戰勝。(<知己知彼,百戰不殆>360百度)

　　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指出：“孫子論軍事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他說的是作戰的雙方。唐朝人魏徵說過：‘兼聽則明，偏聽則暗。’也懂得片面性不對。可是我們的同志看問題，往往帶片面性，這樣的人就往往碰釘子。《水滸傳》上宋江三打祝家莊，兩次都因情況不明，方法不對，打了敗仗。后來改變方法，從調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盤陀路，拆散了李家莊、扈家莊和祝家莊的聯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敵人營盤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國故事中所說木馬計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勝仗。《水滸傳》上有很多唯物辯證法的事例，這個三打祝家莊，算是最好的一個。列寧說：‘要真正地認識對象，就必須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聯系和'媒介’。我們決不會完全地作到這一點，可是要求全面性，將使我們防止錯誤，防止僵化。’（引自列寧《再論職工會、時局及托洛茨基、布哈林之錯誤》）我們應該記得他的話。”（《毛澤東選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288頁）

　　《論持久戰》：“孫子的規律，‘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仍是科學的真理。錯誤由于對彼己的無知，戰爭的特性也使人們在許多的場合無法全知彼己，因此產生了戰爭情況和戰爭行動的不確實性，產生了錯誤和失敗。然而不管怎樣的戰爭情況和戰爭行動，知其大略，知其要點，是可能的。先之以各種偵察手段，繼之以指揮員的聰明的推論和判斷，減少錯誤，實現一般的正確指導，是做得到的。我們有了這個“一般地正確的指導”做武器，就能多打勝仗，就能變劣勢為優勢，變被動為主動。這是主動或被動和主觀指導的正確與否之間的關系。”（《毛澤東選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458頁）

　　《孫子兵法·計篇》：“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于無算乎”！兵圣孫武子說，凡是打仗之前就能預料可以打勝仗的，是因為籌劃周密，勝利的條件充分；沒打仗之前估計不能打勝仗的，是因為勝利的條件不充分。條件充分的能勝利，準備不充分的就不能勝利。何況毫無條件與準備呢！

　　“兵者，詭道也。”統兵打仗的人，無不擅長謀略。所謂謀略，其實并不神秘。孫子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知己，乃領軍之道；知彼，就是搞敵方的情報。一個合格的將帥，不能不重視情報保衛工作。

　　其實，作為一位杰出的軍事家，毛澤東對制勝之道早有總結：“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這是化用孫子之言，卻有所升華。“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孫子說情報工作做好了可以避免失敗；“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毛澤東說情報工作做好了可以取得勝利。兩字之差，毛澤東對情報保衛工作重要性的評價超過孫子！（郝在今：《毛澤東的“武林秘籍”是什么？》.人民網。2013-07-19.）

　　毛澤東深諳其中精義，更高明的是他人家還把這句之乎者也的兵法，總結歸納成一句通俗易懂的話，讓紅軍、八路軍、解放軍將士一聽就懂。1936年12月，毛澤東在抗大做《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演講：對于敵人的一次有計劃的“圍剿”，如果我們沒有必要的和充分的準備，必然陷入被動地位。臨時倉促應戰，勝利的把握是沒有的。1938年5月，毛澤東在抗大做《論持久戰》演講：“優勢而無準備，不是真正的優勢，也沒有主動。懂得這一點，劣勢而有準備之軍，常可對敵舉行不意的攻勢，把優勢者打敗。”（寒牛出欄《毛澤東軍事思想：不打無準備之戰，不打無把握之戰》搜狐.2019-03-12.）

　　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是毛澤東提出的一個口號，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重要的口號之一。它的意思是：你不招惹我。我也不會招惹你，但是你要是招惹我； 我一定會反擊。

　　最早見于毛澤東《論政策》：“對于國民黨軍隊，應繼續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政策，盡量地發展交朋友的工作”。釋義：人家不侵犯我，我也不侵犯人家。

　　抗日戰爭時期，針對國民黨頑固派制造的一系列反共磨擦事件，1939年9月16日，毛澤東在《和中央社、掃蕩報、新民報三記者的談話》中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對這些事件的嚴正立場。他說：“任何方面的橫逆如果一定要來，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實行壓迫，那么，共產黨就必須用嚴正的態度對待之。這態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們是站在嚴格的自衛立場上的，任何共產黨員不許超過自衛原則。”（《毛澤東選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53頁）對中國共產黨的嚴正立場，國民黨頑固派置若罔聞，繼續擴大事態，發動第一次反共高潮，但最終以失敗告終。

　　毛澤東1940年12月在《論政策》指出：“關于軍事政策。應盡量擴大八路軍新四軍，因為這是中國人民堅持民族抗戰的最可靠的武裝力量。對于國民黨軍隊，應繼續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政策，盡量地發展交朋友的工作。應盡可能地吸收那些同情我們的國民黨軍官和無黨派軍官參加八路軍新四軍，加強我軍的軍事建設。在我軍中共產黨員在數量上壟斷一切的情況，現在也應有所改變。”（《毛澤東選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727頁）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后來成為中國共產黨堅持正義，為了人民和民族利益，敢于打擊和消滅一切來犯之敵的斗爭口號。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百度知道）

　　印度1947年獨立后，不僅繼承了英國殖民主義者侵占中國西藏、新疆的部分領土，還進一步擴大其占領范圍。至1951年前后，印度軍隊先后侵占了中印邊界東段傳統習慣線以北、非法的“麥克馬洪線”以南約9萬平方千米的中國領土；而后，又侵占了中段2000平方千米以及西段的巴里加斯，并企圖侵占西段3.3萬平方千米的中國領土。印度政府還私自改畫地圖，把已占領和想占領的中印邊界東段、中段、西段的中國領土劃入印度版圖。1959年，印度政府正式向中國提出領土要求，同時不斷單方面改變邊界現狀，蠶食中國領土。1959年8月和10月，印度軍隊制造了朗久、空喀山口兩個武裝沖突流血事件。從1962年4月起，印軍入侵中國領土變本加厲，至戰前，僅在中印邊境西段即建立了43個侵略據點。9月，印軍第7旅侵占“麥克馬洪線”以北的克節朗地區，并連續進攻駐守擇繞橋的中國邊防部隊哨所，打死打傷中國官兵47人。中國邊防部隊保持了極大的克制忍讓，中國政府曾多次向印度政府提出通過談判解決邊界問題的建議，但印度政府拒絕談判，并在中印邊境地區集結2.2萬余人的兵力。10月20日，印軍向中國邊防部隊發起大規模武裝進攻，企圖以武力改變邊界現狀。

　　中國邊防部隊在忍無可忍、退無可退的情況下，于10月20日被迫在東、西兩段同時實施自衛反擊戰。在東段，西藏邊防部隊針對印軍第7旅沿克節朗河右岸一線展開的進攻部署，集中優勢兵力，采取兩翼迂回、分割包圍、各個擊破的戰法，全殲印軍第7旅。接著兵分五路反擊，于24日收復達旺地區。東段其他地區的西藏邊防部隊同時向當面入侵的印軍實施反擊，拔除印軍侵略據點10余處，進逼瓦弄。在西段，新疆邊防部隊發起反擊后，首先全殲了侵入加勒萬河谷和紅山頭等地區的印軍，而后向巴里加斯地區轉用兵力，于28日收復該地區，拔除印軍入侵據點37個。

　　10月24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提出停止沖突、重開談判、和平解決邊界問題的3項建議，又遭印度政府拒絕，并于26日宣布全國處于“緊急狀態”，成立“應付緊急情況內閣”，進行戰爭動員。至11月中旬，印軍在邊境的兵力增至3萬余人，并于11月14日和16日，再次全線向中國邊防部隊發起進攻。中國邊防部隊以東段的西山口—邦迪拉為主要反擊方向，以一部兵力正面鉗制，一部向邦迪拉方向迂回，集中主力沿西山口兩側實施迂回攻擊。18日晨，殲滅侵入西山口地區印軍大部。接著繼續向南反擊，至21日，先后收復了德讓宗、打隴宗、邦迪拉及其以南鷹窠山口等幾個山口，逼近中印邊界傳統習慣線。東段瓦弄等方向反擊作戰部隊攻占了瓦弄、梅楚卡、塔克辛等地區。西段新疆邊防部隊同時向當面入侵的印軍實施反擊，拔除了印軍在班公洛地區的6個據點。至此，印軍設在中國境內的侵略據點全部被清除，入侵印軍遭到徹底慘敗。

　　在打退印軍入侵后，中國政府于1962年11月21日發表聲明，宣布人民解放軍邊防部隊全線停火，主動后撤。人民解放軍西藏、新疆邊防部隊遂于11月22日零時在中印邊境全線主動停火，12月1日開始全線后撤。至1963年3月1日，全線撤至1959年11月7日中印雙方實際控制線中國一側20千米以內地區。停戰后，中國政府主動將繳獲的大批武器、車輛和軍用物資交還印度，并于1963年5月26日前釋放了全部印軍被俘人員。

　　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共斃印軍4800余人，俘3900余人，打退了入侵中國領土的印度軍隊，保衛了中國領土主權，在國際上開創了勝利軍隊主動停火、主動后撤、主動交還繳獲物資的先例。（中國軍事百科全書編審室）

　　十一、對敵斗爭策略：有理、有利、有節！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與頑固派斗爭的策略原則是：有理、有利、有節。

　　毛澤東于1940年3月11日在《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中明確提出：“抗日戰爭勝利的基本條件，是抗日統一戰線的擴大和鞏固。而要達此目的，必須采取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反對頑固勢力的策略，這是不可分離的三個環節，而以斗爭為達到團結一切抗日勢力的手段。在抗日統一戰線時期中，斗爭是團結的手段，團結是斗爭的目的。以斗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這一真理，已經逐漸為黨內同志們所了解。但不了解的依然還多，他們或者認為斗爭會破裂統一戰線，或者認為斗爭可以無限制地使用，或者對于中間勢力采取不正確的策略，或者對頑固勢力有錯誤的認識，這些都是必須糾正的。

　　頑固勢力，目前就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勢力。這些階級，現在分為降日派和抗日派，以后還要逐漸分化。目前的大資產階級抗日派，是和降日派有區別的。他們采取兩面政策，一面尚在主張團結抗日，一面又執行摧殘進步勢力的極端反動政策，作為準備將來投降的步驟。因為他們還愿團結抗日，所以我們還有可能爭取他們留在抗日統一戰線里面，這種時間越長久越好。忽視這種爭取政策，忽視同他們合作的政策，認為他們已經是事實上的投降派，已經就要舉行反共戰爭了，這種意見是錯誤的。但又因為他們在全國普遍地執行摧殘進步勢力的反動政策，不實行革命三民主義這個共同綱領，還堅決反對我們實行這個綱領，堅決反對我們超越他們所許可的范圍，即只讓我們同他們一樣實行消極抗戰，并且企圖同化我們，否則就加以思想上政治上軍事上的壓迫，所以我們又必須采取反抗他們這種反動政策的斗爭策略，同他們作思想上政治上軍事上的堅決斗爭。這就是我們對付頑固派兩面政策的革命的兩面政策，這就是以斗爭求團結的政策。如果我們能夠在思想上提出正確的革命理論，對于他們的反革命理論給以堅決的打擊；如果我們在政治上采取適合時宜的策略步驟，對于他們的反共反進步政策給以堅決的打擊；如果我們采取適當的軍事步驟，對于他們的軍事進攻給以堅決的打擊；那末，就有可能限制他們實施反動政策的范圍，就有可能逼迫他們承認進步勢力的地位，就有可能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而使他們陷于孤立。同時，也就有可能爭取還愿抗日的頑固派，延長其留在抗日統一戰線中的時間，就有可能避免如同過去那樣的大內戰。所以，在抗日統一戰線時期中，同頑固派的斗爭，不但是為了防御他們的進攻，以便保護進步勢力不受損失，并使進步勢力繼續發展；同時，還為了延長他們抗日的時間，并保持我們同他們的合作，避免大內戰的發生。如果沒有斗爭，進步勢力就會被頑固勢力消滅，統一戰線就不能存在，頑固派對敵投降就會沒有阻力，內戰也就會發生了。所以，同頑固派斗爭，是團結一切抗日力量、爭取時局好轉、避免大規模內戰的不可缺少的手段，這一真理，已被一切經驗證明了。

　　但在抗日統一戰線時期，同頑固派斗爭，必須注意下列幾項原則。第一是自衛原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這就是說，決不可無故進攻人家，也決不可在被人家攻擊時不予還擊。這就是斗爭的防御性。對于頑固派的軍事進攻，必須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消滅之。第二是勝利原則。不斗則已，斗則必勝，決不可舉行無計劃無準備無把握的斗爭。應懂得利用頑固派的矛盾，決不可同時打擊許多頑固派，應擇其最反動者首先打擊之。這就是斗爭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戰原則。在一個時期內把頑固派的進攻打退之后，在他們沒有舉行新的進攻之前，我們應該適可而止，使這一斗爭告一段落。在接著的一個時期中，雙方實行休戰。這時，我們應該主動地又同頑固派講團結，在對方同意之下，和他們訂立和平協定。決不可無止境地每日每時地斗下去，決不可被勝利沖昏自己的頭腦。這就是每一斗爭的暫時性。在他們舉行新的進攻之時，我們才又用新的斗爭對待之。這三個原則，換一句話來講，就是‘有理’，‘有利’，‘有節’。堅持這種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就能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派，并使頑固派爾后不敢輕易向我們進攻，不敢輕易同敵人妥協，不敢輕易舉行大內戰。這樣，就有爭取時局走向好轉的可能。”（《毛澤東選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703-708頁）三項原則是毛澤東的機動靈活的戰略策略思想，在抗日戰爭國共合作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具體運用和進一步發展。

　　十二、戰爭的目的是保護自己，消滅敵人！

　　毛澤東1938年在《論持久戰》指出：“這里不是說戰爭的政治目的，抗日戰爭的政治目的是‘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國‘，前面已經說過了。這里說的，是作為人類流血的政治的所謂戰爭，兩軍相殺的戰爭，它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戰爭的目的不是別的，就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消滅敵人，就是解除敵人的武裝，也就是所謂“剝奪敵人的抵抗力”，不是要完全消滅其肉體)。古代戰爭，用矛用盾：矛是進攻的，為了消滅敵人；盾是防御的，為了保存自己。直到今天的武器，還是這二者的繼續。轟炸機、機關槍、遠射程炮、毒氣，是矛的發展；防空掩蔽部、鋼盔，水泥工事、防毒面具，是盾的發展。坦克，是矛盾二者結合為一的新式武器。進攻，是消滅敵人的主要手段，但防御也是不能廢的。進攻，是直接為了消滅敵人的，同時也是為了保存自己，因為如不消滅敵人，則自己將被消滅。防御，是直接為了保存自己的，但同時也是輔助進攻或準備轉入進攻的一種手段。退卻，屬于防御一類，是防御的繼續；而追擊，則是進攻的繼續。應該指出：戰爭目的中，消滅敵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為只有大量地消滅敵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因此，作為消滅敵人之主要手段的進攻是主要的，而作為消滅敵人之輔助手段和作為保存自己之一種手段的防御，是第二位的。戰爭實際中，雖有許多時候以防御為主，而在其余時候以進攻為主，然而通戰爭的全體來看，進攻仍然是主要的。

　　怎樣解釋戰爭中提倡勇敢犧牲呢？豈非與“保存自己”相矛盾？不相矛盾，是相反相成的。戰爭是流血的政治，是要付代價的，有時是極大的代價。部分的暫時的犧牲(不保存)，為了全體的永久的保存。我們說，基本上為著消滅敵人的進攻手段中，同時也含了保存自己的作用，理由就在這里。防御必須同時有進攻，而不應是單純的防御，也是這個道理。

　　保存自己消滅敵人這個戰爭的目的，就是戰爭的本質，就是一切戰爭行動的根據，從技術行動起，到戰略行動止，都是貫徹這個本質的。戰爭目的，是戰爭的基本原則，一切技術的、戰術的、戰役的、戰略的原理原則，一點也離不開它。射擊原則的“蔭蔽身體，發揚火力”是什么意思呢？前者為了保存自己，后者為了消滅敵人。因為前者，于是利用地形地物，采取躍進運動，疏開隊形，種種方法都發生了。因為后者，于是掃清射界，組織火網，種種方法也發生了。戰術上的突擊隊、鉗制隊、預備隊，第一種為了消滅敵人，第二種為了保存自己，第三種準備依情況使用于兩個目的——或者增援突擊隊，或者作為追擊隊，都是為了消滅敵人；或者增援鉗制隊，或者作為掩護隊，都是為了保存自己。照這樣，一切技術、戰術、戰役、戰略原則，一切技術、戰術、戰役、戰略行動，一點也離不開戰爭的目的，它普及于戰爭的全體，貫徹于戰爭的始終。

　　抗日戰爭的各級指導者，不能離開中日兩國之間各種互相對立的基本因素去指導戰爭，也不能離開這個戰爭目的去指導戰爭。兩國之間各種互相對立的基本因素展開于戰爭的行動中，就變成互相為了保存自己消滅敵人而斗爭。我們的戰爭，在于力求每戰爭取不論大小的勝利，在于力求每戰解除敵人一部分武裝，損傷敵人一部分人馬器物。把這些部分地消滅敵人的成績積累起來，成為大的戰略勝利，達到最后驅敵出國，保衛祖國，建設新中國的政治目的。”（《毛澤東選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449-451頁）

　　十三、兵民是勝利之本，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

　　1934年1月，毛澤東在《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指出：“革命戰爭是群眾的戰爭，只要動員群眾才能進行戰爭，只有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爭。”“真正的銅墻鐵壁是什么？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這是真正的銅墻鐵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毛澤東選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22-155頁）1938年5月，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一文中指出：“兵民是勝利之本。”（《毛澤東選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476-480頁）

　　這一思想主要包括：①人民群眾是戰爭勝負的決定力量。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歷史的主人，是社會發展的動力，也是進行革命戰爭的主體以及戰爭勝負的決定力量。人民群眾中蘊藏著戰爭所需要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于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彌補武器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只有依靠人民群眾進行戰爭，才能越戰越強，取得最后勝利。戰爭的實踐表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只有代表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促進社會發展的正義戰爭，才能得到人民群眾真心實意地擁護和全力以赴的支持。革命戰爭是群眾的戰爭，只有動員群眾才能進行戰爭，只有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爭。中國革命戰爭的目的，是為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因而能夠廣泛地動員人民群眾，使他們為自己的切身利益而戰，進行最徹底的人民戰爭，并獲得最終的勝利。

　　②軍隊和人民的團結與進步是戰勝強敵的根本條件。首先，必須善于動員和組織廣大人民群眾。在抗日戰爭中，中國制勝日本的主要條件是全國的團結和各方面較之過去有十百倍的進步，特別是軍隊和人民的團結與進步。為了充分發揮兵民在戰爭中的作用，必須進行深入廣泛的政治動員，通過政治工作把進步的政治精神貫注于兵民之中，把戰爭的政治目的告訴軍隊和人民，使幾萬萬人民齊心一致，貢獻一切給戰爭，激發兵民最大限度的抗戰熱忱，發揚兵民在戰爭中的自覺能動性。把數萬萬民眾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抗日戰爭就有了勝利的基礎。其次，必須在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的基礎上改善官兵關系和軍民關系。軍隊是進行戰爭的骨干力量，軍隊的基礎在士兵，廣大士兵群眾就是穿軍裝拿武器的人民群眾。軍隊和民眾打成一片，使民眾把軍隊看成是自己的軍隊，這個軍隊便無敵于天下，個把日本帝國主義是不夠打的。在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與抗日根據地的人民同甘共苦，團結戰斗，形成了魚水之情，最終不但戰勝了日本帝國主義，而且軍隊也得以發展壯大。

　　毛澤東關于兵民是勝利之本的重要思想，揭示了人民群眾對于戰爭勝負的決定性作用，是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在軍事領域里的運用，是中國共產黨的群眾路線在軍事領域的反映，對指導中國革命戰爭取得勝利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對于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開展軍事斗爭仍然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中國軍事百科全書編審室）

　　“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出自毛澤東的《雜言詩·八連頌》。寫于1963年。這首詩從八連寫道全軍，寫到全國，高度贊揚了60年代初全黨全國人民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團結一致，萬眾一心，扭轉困難局面的大無畏英雄氣概，贊揚了中華兒女對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定信念。這首詩最早發表在1982年12月26日《解放軍報》。

　　十四、備戰備荒為人民，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

　　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同時面臨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軍事威脅，國家安全環境惡化。美國加緊對中國實施戰略包圍，擴大侵越戰爭，將戰火引至中越邊境，并經常派偵察飛機侵入中國領空；蘇聯在中蘇、中蒙邊境地區大量增兵，并多次在邊境挑起事端。面對嚴峻的國家安全形勢，毛澤東于1965年1月12日在關于第三個五年計劃的談話中，提出要“備戰、備荒、為人民”。1966年3月12日，毛澤東在給劉少奇關于農業機械化問題的復信中指出：“第一是備戰，人民和軍隊總得先有飯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則雖有槍炮，無所用之。第二是備荒，遇了荒年，地方無糧棉油等儲蓄，仰賴外省接濟，總不是長久之計。一遇戰爭，困難更大。而局部地區的荒年，無論哪一個省內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幾個省合起來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國家積累不可太多，要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糧還不夠吃、衣被甚少著想；再則要為全體人民分散儲備以為備戰備荒之用著想；三則更加要為地方積累資金用之于擴大再生產著想。”（《毛澤東軍事文集》第6卷，第405頁）

　　毛澤東的論述，包含了正確處理平時與戰時、中央與地方、消費與積累、國家利益與個人利益等互相關系的思想，要求在制定國家發展的全局性規劃時，必須把和平時期的經濟建設與準備應付可能發生的戰爭結合起來考慮；要求各級地方政府應該獨立地做好本地區反侵略戰爭的物質準備工作和應付荒年的物資儲備工作，不能單純依賴國家和外省的支援幫助；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處理和平時期各項工作與未來反侵略戰爭準備工作關系時，必須處理好國家利益與群眾個人利益的關系，盡量減少國家積累，減輕人民負擔，盡可能改善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條件。

　　20世紀六七十年代，“備戰、備荒、為人民”作為中國的基本國策之一，對于在當時的嚴峻形勢下做好反侵略戰爭準備，遏制超級大國的戰爭企圖；對于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亂局勢中搞好國家的工農業生產，保障人民生活，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對爆發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估計過高，把“備戰”放在首要位置，導致“備戰”工作攤子鋪得過大，戰線拉得過長，浪費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對國民經濟的發展也產生了一定的不利影響。

　　毛澤東提出的關于反侵略戰爭準備和外交活動的基本方針。

　　1972年，毛澤東根據中國面臨的國內外形勢和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提出了“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毛澤東軍事文集》第6卷）的方針。同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轉發〈國務院關于糧食問題的報告〉的批語》轉述了毛澤東的這個指示。

　　批語說:毛澤東主席講了《明史》《朱升傳》的歷史故事。明朝建國以前，朱元璋召見一位叫朱升的知識分子，問他在當時形勢下應當怎么辦。朱升說:"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朱元璋采納了他的意見，取得了勝利。

　　“深挖洞”的直接含義是構筑堅固的地下防空工事，特別是加強戰略要地和大中城市的防護工程建設，防備敵人的大規模戰略空襲；其廣泛含義是全黨、全國和全軍要抓緊時間做好反侵略戰爭的準備工作，準備敵人早打、大打、打核戰爭。

　　“廣積糧”的直接含義是增加糧食儲備，以應付可能發生的戰爭或自然災害；其廣泛含義是發展工農業生產，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厚積國力，搞好戰略物資儲備。

　　“不稱霸”是強調中國抓緊戰備、增強國力完全是為了自身的安全和發展，中國不搞霸權主義，并堅決反對超級大國推行的霸權主義政策。

　　在“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方針的指引下，人民解放軍進一步加強了重要戰略方向的國防工程建設，全國各重點防空城市掀起了人民防空工程建設的熱潮，構筑了大量打防結合、平戰結合的地下工事，大大增強了國家的整體防御能力；軍隊和地方按照布局適當、儲存安全、調用方便、經濟合理的原則，加強了戰略物資儲備，形成了國家、軍隊和地方分級儲備的戰略儲備體系，在應對局部戰爭和自然災害以及保障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毛澤東針對當時國際國內客觀存在的危機，提出“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方針，使“備戰、備荒、為人民”的思想更加具體化，并從對內政策延伸到對外政策，對于遏制大規模侵略戰爭、推進國家經濟建設、在國際上樹立中國的和平形象，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當時對爆發世界大戰的危險性估計過高，國家把過多的力量用于反侵略戰爭準備，軍隊過分地偏重于臨戰性準備，給國家經濟的長遠發展和軍隊的現代化建設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中國軍事百科全書編審室）

　　十五、提高警惕，保衛祖國；召之即來，來自能戰，戰之必勝！

　　“提高警惕，保衛祖國”，語出毛澤東為某部隊首屆功臣模范代表會議的題詞(見1953年8月11日《人民日報》)。軍隊永遠是一個戰斗隊，是抵御外來侵略、保衛國家領土完整的武裝力量。保衛祖國安全，是軍隊的神圣職責，因此，軍隊必須時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隨時準備消滅敢于來犯之敵。

　　軍人生來為戰勝，軍隊價值在打贏。

　　習主席主持軍委工作以來，多次強調能打仗、打勝仗，要求按照打仗標準搞建設抓準備，確保部隊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習主席的重要指示，深刻揭示了軍隊建設的客觀規律，充分闡明了能打勝仗在強軍興軍中的核心牽引作用。

　　戰場打不贏，一切等于零。遏制戰爭、打贏戰爭是軍隊存在的根本意義、根本價值。毛澤東曾說過，人民解放軍永遠是一個戰斗隊，對于這一點不能有任何的誤解和動搖。我軍在不同歷史時期雖然擔負的具體任務不同，但作為戰斗隊的根本職能始終沒有改變。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是我軍一切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根本保證，是實現中國夢、強軍夢的必然要求。

　　“準備好了敵人可能不來，準備不好敵人可能來。”能戰方能止戰，準備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這就是戰爭與和平的辯證法。軍隊的生命系于戰斗力，戰場上的勝敗直接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一旦發生戰事，軍隊必須能夠決戰決勝，否則就會產生嚴重政治后果。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的斗爭中，黨和國家動用軍事力量是最后手段、最后選項；但對軍隊來講，則是唯一手段、唯一選項，必須做到黨中央、中央軍委、習主席一聲令下，能夠上得去、打得贏。

　　當今世界的軍事競爭，本質上是打贏能力的競爭。我軍雖以能征善戰著稱于世，但能打勝仗的能力標準是隨著戰爭實踐發展而不斷變化的，以前能打勝仗不等于現在能打勝仗，現在能打勝仗不等于永遠能打勝仗。信息化戰爭是聯合作戰、精確作戰、讀秒作戰，對打贏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能否解決好“兩個差距很大”“兩個能力不夠”的問題，能否做到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是對人民軍隊履行職能使命的現實考驗。

　　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做到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必須緊緊扭住能打仗、打勝仗這個強軍之要，不斷強化當兵打仗、帶兵打仗、練兵打仗思想，牢固樹立戰斗力這個唯一的根本的標準，堅持一切建設和工作向能打勝仗聚焦；必須著力提高軍事訓練實戰化水平，堅決貫徹戰訓一致原則，練就過硬的打贏本領；必須加強戰斗精神培育，發揚大無畏的英雄氣概和英勇頑強的戰斗作風，始終保持旺盛革命熱情和高昂戰斗意志，切實肩負起黨和人民賦予的神圣使命。（《解放軍報評論員：做到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四談學習貫徹習主席系列講話精神》,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3-12-20.）　　

　　十六、文韜武略，文治武略：文以載道，武可定國！

　　韜：漢人編寫的古兵書《六韜》，內分文韜、武韜、龍韜、虎韜、豹韜、犬韜，共六韜。略：古兵書《三略》。指用兵的謀略。明·施耐庵《水滸》：“你便有文韜武略；怎逃出地網天羅？”

　　文韜武略，文，天地萬物的信息產生出來的現象、紋路、軌跡等；韜，皮革做成的刀、劍的套子；武，消停戰事；略，舉其要而用其精、用功少。合起來的意思是，以天地萬物的信息規律做外形（意識的形態）以作保護、以最精要的方式來操作，是為文武雙全、大智大勇也！

　　文武之道，指周文王周武王治理國家的道理 。文:指周文王。武:指周武王。文王、武王都是國人推崇的賢君，他們治理國家的辦法是有寬有嚴的，后泛指治理國家要寬嚴結合。也比喻工作和生活要勞逸適度，有緊有松。后面常跟"一張一弛"。《禮記·雜記下》中也記載為: “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我們中國人評價一個人，喜歡講文治武功、文韜武略。文治，他有；武功，他也有。從這樣一些事實來看，我們可以說，毛澤東是一個當之無愧的領袖，一個當之無愧的英雄。

　　作為一個先行者，他必須是一個戰略家，能夠提出宏觀的戰略規劃，否則就無法帶領大家往前走，不能領著大家去做事。毛澤東就是這樣一個戰略家。他熟讀歷史、縱談古今，對現實有良好的大局觀，有人所未有的國際眼光、世界視野，對未來有超凡的預判能力，能夠運籌帷幄、決勝千里。

　　作為一個先行者，需要有挑戰精神，需要對現實有批判精神。毛澤東立足于現實又不滿足于現實，為了實現理想、實施戰略，他會向傳統挑戰，包括向資本主義，甚至封建主義的傳統；他會向權威挑戰，包括國際上的、黨內的，甚至包括知識權威；他會向體制挑戰，包括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和蘇聯計劃經濟集權體制；他還會向現實挑戰，向特權挑戰，向群體挑戰，向既得利益集團挑戰，甚至不惜向自然挑戰，向人性挑戰。

　　總之，毛澤東是一個非常復雜的人物。我們研究他，也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許多看似矛盾的東西，在他那里卻是內在統一的。如涉及到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他是一個徹底的愛國主義者、民族主義者；涉及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反對霸權主義、支持世界民族民主獨立運動，他又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國際主義者，對亞非拉和第三世界的支持，不遺余力。在一些戰略層面的問題上，他的原則性特別強；但在一些戰術層面的問題上，他的靈活性又特別強。這就又回到了我開頭所講的，他是原則性與靈活性的統一，是虎氣與猴氣的統一，七分虎氣，三分猴氣。（唐洲雁：《走近毛澤東》，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3-12-23.）

　　文治武略是中國政治思維的優良傳統。文治包括德治、仁政、文明、文官當政、教育、教化等內容，現代社會講的文治主要指用民主政治來治理國家，用制度文明來推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發展。武略指武裝力量，軍隊、法院、監獄、警察，首先是為了保護領土和主權不受侵犯，其次是為了鎮壓破壞社會主義的敵對分子和破壞分子，維護國家安全和正常的工作秩序、生活秩序。武略還包括國家戰略方針，國防意識和國防教育等內容，武略主要指國家的專政職能。

　　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指出社會主義時期急風暴雨式的階級斗爭已經結束，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成了政治生活的主題。在《論十大關系》中提出“十大關系圍繞著一個基本方針，就是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服務。”（《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67頁）這些思想實際上是要用文治、民主辦法治理國家。（王世榮：《文明大走向——文化時代與思想政治變革》，中國社科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237頁）

　　毛澤東說：“沒有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毛澤東選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975頁）軍隊是國家政權的核心要素。強調“槍桿子里面出政權”，“黨指揮槍，絕不允許槍指揮黨。”建國初期百廢待興，我們還是取得了抗美援朝戰爭、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珍寶島自衛反擊戰，以及抗美援越戰爭是勝利。正確處理“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的關系”，建設強大的國防，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研制成功了“兩彈一星”，為共和國挺起了脊梁！文以載道，武可定國！文治與武略相結合是毛澤東治國思想的顯著特征。

　　十七、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運籌帷幄，決戰于千里之外！

　　“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意思是擺好陣勢以后出戰，這是打仗的常規，但運用的巧妙靈活，全在于善于思考。指高超的指揮作戰的藝術。出處：《宋史·岳飛傳》記載，岳飛對宗澤說：“陣而后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毛澤東在《論持久戰》指出：古人所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這個“妙”，我們叫做靈活性，這是聰明的指揮員的出產品。靈活不是妄動，妄動是應該拒絕的。靈活，是聰明的指揮員，基于客觀情況，“審時度勢”(這個勢，包括敵勢、我勢、地勢等項)而采取及時的和恰當的處置方法的一種才能，即是所謂“運用之妙”。基于這種運用之妙，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就能較多地取得勝利，就能轉變敵我優劣形勢，就能實現我對于敵的主動權，就能壓倒敵人而擊破之，而最后勝利就屬于我們了。毛澤東將“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確定為抗日軍政大學的教育方針。（《毛澤東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8頁）

　　“錯覺和不意，可以喪失優勢和主動。因而有計劃地造成敵人的錯覺，給以不意的攻擊，是造成優勢和奪取主動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錯覺是什么呢？‘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是錯覺之一例。‘聲東擊西’，是造成敵人錯覺之一法。在優越的民眾條件具備，足以封鎖消息時，采用各種欺騙敵人的方法，常能有效地陷敵于判斷錯誤和行動錯誤的苦境，因而喪失其優勢和主動。‘兵不厭詐’，就是指的這件事情。什么是不意？就是無準備。優勢而無準備，不是真正的優勢，也沒有主動。懂得這一點，劣勢而有準備之軍，常可對敵舉行不意的攻勢，把優勢者打敗。我們說運動之敵好打，就是因為敵在不意即無準備中。這兩件事——造成敵人的錯覺和出以不意的攻擊，即是以戰爭的不確實性給予敵人，而給自己以盡可能大的確實性，用以爭取我之優勢和主動，爭取我之勝利。要做到這些，先決條件是優越的民眾組織。因此，發動所有一切反對敵人的老百姓，一律武裝起來，對敵進行廣泛的襲擊，同時即用以封鎖消息，掩護我軍，使敵無從知道我軍將在什么地方什么時候去攻擊他，造成他的錯覺和不意的客觀基礎，是非常之重要的。過去土地革命戰爭時代的中國紅軍，以弱小的軍力而常打勝仗，得力于組織起來和武裝起來了的民眾是非常之大的。民族戰爭照規矩應比土地革命戰爭更能獲得廣大民眾的援助；可是因為歷史的錯誤，民眾是散的，不但倉卒難為我用，且時為敵人所利用。只有堅決地廣泛地發動全體的民眾，方能在戰爭的一切需要上給以無窮無盡的供給。在這個給敵以錯覺和給敵以不意以便戰而勝之的戰爭方法上，也就一定能起大的作用。我們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種蠢豬式的仁義道德。我們要把敵人的眼睛和耳朵盡可能地封住，使他們變成瞎子和聾子，要把他們的指揮員的心盡可能地弄得混亂些，使他們變成瘋子，用以爭取自己的勝利。所有這些，也都是主動或被動和主觀指導之間的相互關系。戰勝日本是少不了這種主觀指導的。

　　現在來說計劃性。由于戰爭所特有的不確實性，實現計劃性于戰爭，較之實現計劃性于別的事業，是要困難得多的。然而，“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沒有事先的計劃和準備，就不能獲得戰爭的勝利。戰爭沒有絕對的確實性，但不是沒有某種程度的相對的確實性。我之一方是比較地確實的。敵之一方很不確實，但也有朕兆可尋，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現象可供思索。這就構成了所謂某種程度的相對的確實性，戰爭的計劃性就有了客觀基礎。近代技術(有線電、無線電、飛機、汽車、鐵道、輪船等)的發達，又使戰爭的計劃性增大了可能。但由于戰爭只有程度頗低和時間頗暫的確實性，戰爭的計劃性就很難完全和固定，它隨戰爭的運動(或流動，或推移)而運動，且依戰爭范圍的大小而有程度的不同。戰術計劃，例如小兵團和小部隊的攻擊或防御計劃，常須一日數變。戰役計劃，即大兵團的行動計劃，大體能終戰役之局，但在該戰役內，部分的改變是常有的，全部的改變也間或有之。戰略計劃，是基于戰爭雙方總的情況而來的，有更大的固定的程度，但也只在一定的戰略階段內適用，戰爭向著新的階段推移，戰略計劃便須改變。戰術、戰役和戰略計劃之各依其范圍和情況而確定而改變，是戰爭指揮的重要關節，也即是戰爭靈活性的具體的實施，也即是實際的運用之妙。抗日戰爭的各級指揮員，對此應當加以注意。

　　有些人，基于戰爭的流動性，就從根本上否認戰爭計劃或戰爭方針之相對的固定性，說這樣的計劃或方針是‘機械的’東西。這種意見是錯誤的。如上條所述，我們完全承認：由于戰爭情況之只有相對的確實性和戰爭是迅速地向前流動的(或運動的，推移的)，戰爭的計劃或方針，也只應給以相對的固定性，必須根據情況的變化和戰爭的流動而適時地加以更換或修改，不這樣做，我們就變成機械主義者。然而決不能否認一定時間內的相對地固定的戰爭計劃或方針；否認了這點，就否認了一切，連戰爭本身，連說話的人，都否認了。由于戰爭的情況和行動都有其相對的固定性，因而應之而生的戰爭計劃或方針，也就必須拿相對的固定性賦予它。例如，由于華北戰爭的情況和八路軍分散作戰的行動有其在一定階段內的固定性，因而在這一定階段內賦予相對的固定性于八路軍的‘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松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這種戰略的作戰方針，是完全必要的。戰役方針，較之上述戰略方針適用的時間要短促些，戰術方針更加短促，然而都有其一定時間的固定性。否認了這點，戰爭就無從著手，成為毫無定見，這也不是、那也不是，或者這也是、那也是的戰爭相對主義了。沒有人否認，就是在某一一定時間內適用的方針，它也是在流動的，沒有這種流動，就不會有這一方針的廢止和另一方針的采用。然而這種流動是有限制的，即流動于執行這一方針的各種不同的戰爭行動的范圍中，而不是這一方針的根本性質的流動，即是說，是數的流動，不是質的流動。這種根本性質，在一定時間內是決不流動的，我們所謂一定時間內的相對的固定性，就是指的這一點。在絕對流動的整個戰爭長河中有其各個特定階段上的相對的固定性——這就是我們對于戰爭計劃或戰爭方針的根本性質的意見。

　　在說過了戰略上的內線的持久的防御戰和戰役戰斗上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又說過了主動性、靈活性和計劃性之后，我們可以總起來說幾句。抗日戰爭應該是有計劃的。戰爭計劃即戰略戰術的具體運用，要帶靈活性，使之能適應戰爭的情況。要處處照顧化劣勢為優勢，化被動為主動，以便改變敵我之間的形勢。而一切這些，都表現于戰役和戰斗上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同時也就表現于戰略上的內線的持久的防御戰之中。”（《毛澤東選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459-464頁）

　　“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出自西漢·司馬遷《史記·高祖本紀》：“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形容雄才大略，指揮若定。比喻很有才智的人無需上陣，只需做好前期的完善戰略部署，就能夠讓事情獲得成功 。

　　西漢時期，劉邦當皇帝后在都城洛陽南宮擺酒宴，招待文武百官。他問百官他與項羽的區別，百官紛紛夸贊他大仁大義。劉邦說運籌帷幄不如張良，安撫百姓不如蕭何，率軍打仗不如韓信，但他能合理地使用他們三位俊杰，所以能得天下。（《業百科》）

　　朱毛紅軍粉碎了國民黨三次圍剿，遵義會議扭轉乾坤，四渡赤水出奇兵，強渡大渡河，擺脫了敵軍圍追堵截，建設延安革命根據地。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抗日統一戰線的建立，全面抗戰局面的形成，毛澤東統帥八路軍、新四軍成為抗戰的中流砥柱。毛澤東親自制定“三大戰役”作戰方針，取得解放戰爭的勝利；決策并領導抗美援朝戰爭，打敗美帝國主義及聯合國部隊！真可謂“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于千里之外”！創造了人類戰爭史上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奇跡！

　　十八、“三個世界劃分理論”，國際戰略思維

　　到20世紀50年代后期，人們廣泛認識到需要一個術語來描述正在出現的在許多人看來與北美和歐洲舊國家有質的差異的國家。因此，這一概念也很快流行起來，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三個世界理論。其中，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是第一世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是第二世界，而兩大陣營之間是一大批剛獲得獨立的新國家。

　　七十年代，國際形勢發生重大變化。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軍事力量對比朝著有利于蘇聯的方向發展。美國由于長期對外擴張，特別是陷入侵越戰爭的泥潭中，實力遭到削弱，霸權地位受到挑戰。而蘇聯則乘機加緊擴充軍備，并依仗其膨脹起來的軍事實力對外擴張。在雙方激烈爭奪中，出現了蘇攻美守的戰略態勢。為維護美國的全球霸權地位，美國調整對外政策，在亞洲實行收縮戰略，打開中美關系大門，謀求從印度支那脫身，以集中力量確保歐洲重點。

　　毛澤東根據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國際關系的新格局把世界劃分為3個部分的理論。毛澤東這一思想萌芽于40年代的中間地帶論思想，雛形于60年代的中間地帶論外交戰略，形成于70年代。1974年2月22日，毛澤東在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時首次公開提出這一思想。（《三個世界戰略思想》360百度）

　　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理論，指出了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妄圖稱霸世界，是當前世界不得安寧的主要根源。第二世界的國家具有兩面性，它們既有壓迫、剝削和控制第三世界國家的一面，又有在不同程度上受美蘇兩個超級大國控制、威脅和欺侮的一面，因此是可以爭取聯合的力量。第三世界國家深受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的侵略與剝削，是世界革命的主力軍。三個世界的劃分指明了國際斗爭的大方向，概括了當代世界范圍的戰略態勢，對動員世界人民反對霸權主義起了巨大作用。（《360百度》）

　　1974年2月毛澤東在《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問題》（這是毛澤東同贊比亞總統卡翁達談話的一部分）指出：

　　毛澤東:希望第三世界團結起來。第三世界人口多啊!

　　卡翁達:對。

　　毛:誰是第一世界?

　　卡:我想應該是那些剝削者和帝國主義者的世界。

　　毛:第二世界呢?

　　卡:是那些已經變為修正主義分子的人。

　　毛: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澳大利亞、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

　　卡:我同意主席先生的分析。

　　毛:美國、蘇聯原子彈多，也比較富。第二世界，歐洲、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原子彈沒有那么多，也沒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你看這個解釋好不好?

　　卡:主席先生，你的分析很確切，十分準確。

　　毛:研究一下吧。

　　卡:我想不用研究，我們的意見就可以取得一致，因為在我看來，這個分析已經很確切了。

　　毛:第三世界人口很多。

　　卡:確實如此。

　　毛: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1-442頁）

　　1964年1月毛澤東《赫魯曉夫的日子不好過》指出：“關于美國是否在準備打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問題，我們過去講過，現在也還是那樣看。可以看一看歷史，美國總是要到最后才參加國際戰爭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戰也是如此。現在美國手伸得太長，用四川人的話來說，是十個手指按住了十個跳蚤，一個也抓不住。你們不信，自己張開十個手指去抓抓跳蚤試試！

　　美國現在在兩個“第三世界”都遇到抵抗。第一個“第三世界”是指亞、非、拉。第二個“第三世界”是指以西歐為主的一批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有些還是帝國主義的國家，這些國家一方面壓迫別人，另一方面又受美國壓迫，同美國有矛盾。第一個“第三世界”中，有一個地方叫南越，美國就是沒有辦法把那里的人民壓下去。而且這樣的事以后還會不斷地出現。

　　不能設想，美國只在兩個“第三世界”遇到抵抗，而獨獨在蘇聯和東歐會不遇到抵抗。

　　赫魯曉夫的日子不好過。據統計，從蘇共二十大以來，蘇共主席團的老人已換得剩不了幾個。這個現象說明那里不穩定。東歐也是這樣，例如保加利亞、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都是不斷換領導人。有些人是在激烈反華之后下臺的，而下臺之后就不反華了，例如于哥夫、西羅基。為什么呢？他們反華是為了保住自己的力量和地位，所以被趕下臺以后就不反了。這說明了兩點：第一，有些人反對中國并不是真心的；第二，中國現在有了一個地位，能引起人家反對，刺激人家寫文章和發表講話來攻擊。我們有了資格，有人要靠反華來保住自己的地位。

　　實際上，赫魯曉夫現在在社會主義陣營的十三個國家中，支持他的并沒有占多大的多數。羅馬尼亞就同他不一致，波蘭也只能算半個支持。他是要控制別人，像美國人一樣。他要人家搞單一經濟，這行不通，羅馬尼亞不干，古巴也在同他吵。”（《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6-359頁）

　　十九、決定戰爭勝負的絕不是武器，而是人，是人心的向背！正義戰爭一定能夠戰勝非正義戰爭！

　　決定戰爭勝負的各種條件包括政治、經濟、軍事、科學技術、地理和自然環境等，但決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

　　這些因素加上人們的主觀能動性，構成了戰爭矛盾的整體。它們相互作用，推動戰爭的發展，導致了一定的戰爭結局。政治決定戰爭的性質，是對戰爭勝負起主要作用的因素。經濟是戰爭的物質基礎，是戰爭勝負的重要因素之一，軍事是直接決定戰爭勝負的因素。

　　它與戰爭的其它因素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推動戰爭的發展和結束。科學技術是戰斗力的重要因素，因而也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重要因素。另外，任何戰爭都是在一定的時間、空間進行的，因此，天候、地理等自然條件是戰爭的一種不可忽視的客觀因素。

　　戰爭既是物質力量的競賽，又是精神力量的競賽。任何戰爭說到底，都受人和物這兩個因素的制約。一般地說，武器裝備等物質力量是戰爭的重要因素，武器裝備優越的一方，取得勝利的物質力量就強大一些。

　　然而武器裝備不是戰爭勝負的決定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是具有良好素質，能駕馭現代化技術裝備的人。（《360問答》）

　　決定戰爭勝負關鍵是人心向背。孟子說：“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孟子·公孫丑先》），“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離婁上》）荀子“水可載舟，亦可覆舟”（《荀子·哀公》）。

　　毛澤東在《論持久戰》指出：“這就是所謂‘唯武器論’，是戰爭問題中的機械論，是主觀地和片面地看問題的意見。我們的意見與此相反，不但看到武器，而且看到人力。武器是戰爭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對比不但是軍力和經濟力的對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對比。軍力和經濟力是要人去掌握的。如果中國人的大多數、日本人的大多數、世界各國人的大多數是站在抗日戰爭方面的話，那末，日本少數人強制地掌握著的軍力和經濟力，還能算是優勢嗎？它不是優勢，那末，掌握比較劣勢的軍力和經濟力的中國，不就成了優勢嗎？沒有疑義，中國只要堅持抗戰和堅持統一戰線，其軍力和經濟力是能夠逐漸地加強的。而我們的敵人，經過長期戰爭和內外矛盾的削弱，其軍力和經濟力又必然要起相反的變化。在這種情況下，難道中國也不能變成優勢嗎？還不止此，目前我們不能把別國的軍力和經濟力大量地公開地算作自己方面的力量，難道將來也不能嗎？如果日本的敵人不止中國一個，如果將來有一國或幾國以其相當大量的軍力和經濟力公開地防御或攻擊日本，公開地援助我們，那末，優勢不更在我們一方面嗎？日本是小國，其戰爭是退步的和野蠻的，其國際地位將益處于孤立；中國是大國，其戰爭是進步的和正義的，其國際地位將益處于多助。所有這些，經過長期發展，難道還不能使敵我優劣的形勢確定地發生變化嗎？”（《毛澤東選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437-438頁）

　　1964年6月毛澤東在《支持被壓迫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指出： “打仗對我們沒有好處。我們要進行建設，打仗就會把我們進行的建設打爛了。國民黨打內戰，跟我們打了好多年。后來我們又跟日本打了八年，不是我們打到日本去，而是日本打到中國來。講長遠一點，都是外國打到中國來。中國曾和英國進行了幾次戰爭，如一八四○年在廣東開始的鴉片戰爭，又如八國聯軍的戰爭，英國等八個國家的軍隊占領了天津，打到北京。中日甲午戰爭，是一八九四年到一八九五年在旅順、大連等地打的。以后日本占領了我們東北。在那以前，沙皇俄國同日本還在中國的土地上打過仗，那是在旅順、遼陽、沈陽一帶。最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幾乎侵占全中國。這些都不是我們打到外國去，都是外國人打到中國來。中國人打到外國去，在古代有過，那是中國的皇帝，打到越南、朝鮮。以后日本占領了朝鮮，法國占領了越南。

　　中國要和平。凡是講和平的，我們就贊成。我們不贊成戰爭。但是，對被壓迫人民的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我們是支持的。對古巴、阿爾及利亞的革命戰爭，我們是支持的；對越南南方人民反對美國帝國主義的戰爭，我們也是支持的。這些革命是他們自己搞起來的。比如古巴，不是我們叫卡斯特羅起來革命，是他自己起來革命的。你們相信嗎?是美國叫他革命的，是美國走狗叫他革命的。又如阿爾及利亞，是我們叫本·貝拉革命的嗎?以前我們認都不認識這個人，到現在我還沒有見過他。是他們自己起來革命的，他們成立了臨時政府，我們就承認。他們要求支持，我們就給他們支持。帝國主義說我們是“好戰分子”，在某一點上講也有些道理。因為我們支持卡斯特羅，支持本·貝拉，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反美戰爭。還有一次，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三年美國侵略朝鮮時，我們支持了朝鮮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戰爭。我們的這一方針是公開宣布的，是不會放棄它的，就是說，我們要支持各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我們如果不支持，就會犯錯誤，就不是共產黨員。你們知道，阿聯總統納賽爾不是共產黨員，但他支持過阿爾及利亞革命。他不是共產黨員能支持阿爾及利亞，難道我們是共產黨員就不能支持阿爾及利亞嗎?當一百八十多年以前，華盛頓起來反對英國的時候，法國支持了華盛頓，難道當時法國人是共產黨員嗎?那時中國還沒有共產黨，全世界都還沒有共產黨。共產黨出世是十九世紀的事。大概我們這個“好戰分子”的稱號還要繼續下去。

　　主要一條還是我們國內問題。在國內，我們把美國走狗蔣介石趕走了，把美國的勢力也趕走了。所以美國對我們不那么高興。我不是指美國人民，而是指美國資本家。在北京也有一些美國人，他們對我們是友好的。

　　美國要把拉丁美洲變成它的殖民地，這是指在經濟上，許多時候也是在政治上。比如說，巴西前總統古拉特，我見過他，他的黨是工人黨，不是共產黨，美國都不能容忍他，把他推翻了。甚至稍微不聽美國話的吳庭艷，美國竟把他殺掉了。在美國國內也不是那么和平的。吳庭艷是被美國肯尼迪政府殺掉的，沒過一個月，肯尼迪也見上帝去了。

　　美國說我們是“侵略者”，我們說它是侵略者；它說我們是“好戰分子”，我們說美國政府的大資本家是好戰分子。究竟誰是侵略者、好戰分子，要叫全世界人民來看。美國在中國周圍市滿了軍事基地，而且侵占了中國的臺灣。我們沒有占領美國的什么島嶼，沒有侵略任何拉丁美洲國家和非洲國家，只“侵略”了亞洲一個國家——中國。我們跟帝國主義打了幾十年仗，把它們趕走了。這件事情使美國很不高興，其他帝國主義也不高興。不過它們現在沒有辦法，總不能從地球上把我們搬走，就同不能從地球上把你們智利搬走一樣。它們想把古巴搬走也不行，甚至很小的國家比如阿爾巴尼亞，它們要搬走也不行。

　　美國人說我們政府不是今年要倒臺，就是明年要倒臺，這件事恐怕不那么真實。看來今年不會倒，明年不會倒，后年呢，我說也不會倒。要把我們政府打倒，需要美國、蔣介石打到我們這里來。即使他們來了，也不一定達到目的。他們曾經來過，可是打輸了。現在南越只有一千四百萬人口，美國在那里進也不好，退也不好，陷在泥坑里。對拉丁美洲，美國也是感到頭痛的。在這一點上，我們是樂觀的。全世界人民總要起來，要自己做主人，不要資本家做主人。因為我們相信這一點，并且公開說出這一點，所以那些資本家對我們不是那么有好感。但是，除了美國為什么有那么多資本家跟我們做生意呢?就是因為他們不干涉我們的內政。美國人想跟我們做生意，我們就是不做。他們想派新聞記者來，這也不成。我們認為大問題沒有解決以前，這些小問題、個別問題可以不忙著去解決。所以智利新聞工作者代表團能來中國，美國記者就來不了。但是總有一天他們會來的，總有一天兩國的關系會正常化的。我看還要十五年，因為已經過了十五年了，再加十五年就是三十年，如果還不夠，就再加嘛。”（這是毛澤東同智利新聞工作者代表團的談話）（《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7-381頁）

　　列寧認為，“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帝國主義戰爭是為掠奪、奴役和侵略而進行的戰爭，而資本家則得到好處：發戰爭財，挑起民族偏見，加強反動勢力”。他們的強盜邏輯就是，凡是不符合西方列強利益的國家，就可以武力推翻，或者支持反政府力量打代理人戰爭。

　　我們要旗幟鮮明地表明我們的觀點，凡是非正義戰爭，我們堅決反對之，凡是正義戰爭，我們大膽實行之！凡是侵略戰爭，我們堅決聲討之；凡是反侵略戰爭，我們大膽聲援之！而且只要我們帶頭堅決反對非正義戰爭，我們終將在國際社會中贏得正義力量的支持，同時也能占領道德高地。（羅援《對非正義戰爭說不》《環球時報》2012-02-11.）

　　作者簡介：王世榮，筆名柳望河，陜西眉縣人，中共黨員，畢業于寶雞師范學院政教系、西北大學哲學系。寶雞文理學院政治學教授，政治學教研室主任，學院學科帶頭人，陜西政治學會理事，文化復興叢書主編。著有《文明大走向——文化時代與思想政治變革》、《政治科學新論》《周秦政治文化與政治倫理》，《凡人與偉人之間》，參編《中國古代道德生活史》《周秦倫理文化概論》等，其中《文明大走向》被長安街讀書會第20181104期“干部學習新書書單”隆重推介，列入中國社科學文庫，中國文明網、百度百科、文軒網、讀書網等推介。發表學術論文100余篇，其中中國人民大學復印資料全文轉載6篇，中國社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網轉載多篇，文匯報、哲學研究等均有介紹。發表詩歌散文1000余首，中國詩歌網會員，百度百科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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