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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知名時事評論員Ksliu授權獨家原創發布
2022年1月31日，美國《外交政策》（FP-Foreign Policy）發表評論員文章，題目是：《美國能在亞洲重建其影響力嗎？》，副標題是：“拜登開局強勁但進展停滯”。文章的作者Michael J. Green和Evan S. Medeiros是美國的知名亞洲問題專家。
現將該文摘要翻譯如下，供參考：
新加坡已故前領導人李光耀曾經指出：“如果美國想要實質性地影響亞洲的戰略演變，它就不能來去匆匆。”
在特朗普的領導下，美國退出了亞洲的主要貿易協定——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盡管美國幾乎沒有放棄亞洲，但特朗普政府讓華盛頓最親密的合作伙伴對美國的持久力深感不確定。
拜登總統在他的第一年，取得了一些快速的勝利，包括將澳大利亞-印度-日本-美國“四方對話”升級為峰會，在澳大利亞、英國和華盛頓之間達成歷史性的AUKUS潛艇協議，以及與韓國簽署新的成本分攤協議將美國軍隊留在該國。該地區對美國外交接觸的信心正在回升。
與此同時，中國也擴大了國家的軍事能力、國內壓制和對鄰國的脅迫，提高了中國對印太地區經濟領導地位的競爭。北京甚至于2021年9月申請加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全面進步協議》（CPTPP），這是美國曾經倡導的TPP的繼承者。
由于這些原因，拜登政府不僅要保持目前的勢頭，還要擴大在印太地區的行動，即使烏克蘭和中東出現新的危機。拜登尤其需要在經濟治國方略和軍事威懾領域做得更多——并創造性地思考如何做到這兩點。他必須更清楚地說明他對中國的態度，中國無意減緩其爭奪地區主導地位的步伐。如果拜登在他執政的第二年和第三年大膽行動，美國在亞洲的朋友和盟友會大力支持他，但如果他不這樣做，他們就會開始失去信心。尤其是在特朗普之后，他們的耐心是有限的。
70多年來，美國在亞洲經歷了介入和收縮的周期。1945年之后，該國在太平洋地區的航母從10艘減少到只有1艘。然后，在1950年，爆發了朝鮮戰爭，促使華盛頓建立了它今天擁有的聯盟網絡。1969年，尼克松總統宣布他希望將所有美國地面部隊撤出東南亞大陸，而卡特在1976年競選總統時，承諾從韓國撤出所有美軍，但美國從未兌現后一個承諾。里根總統以其海上戰略將美國軍隊咆哮回該地區，試圖在鄂霍次克海遏制蘇聯。冷戰結束后，對美國承諾的焦慮持續存在。克林頓總統在其執政初期對亞洲相對漠不關心，但后來重振了美日同盟并穩定了美中關系，特別是通過談判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布什總統在 9/11 之后全神貫注于反恐和中東，但他加強了與日本和澳大利亞的防務合作，并與印度開啟了新的戰略篇章，以應對中國日益增長的不確定性。在多年被忽視之后，美國總統奧巴馬將重心轉向亞洲。
現在輪到拜登了，他面臨著更具挑戰性的環境。亞洲領導人仍在詢問，在 COVID-19 和特朗普之后，美國的政治體系是否會讓華盛頓繼續成為高質量的合作伙伴。沒有哪位二戰后的總統面對像今天的中國那樣強大的亞洲對手，中國龐大、足智多謀、憤憤不平，并決心在地區中心占據一席之地。
白宮知道這一點，在2021年采取了令該地區朋友驚喜的舉措，總統任命的官員在支持聯盟和機構方面享有盛譽，并且愿意回應中國的脅迫和掠奪。拜登繼續擁護日本的“自由和開放的印太”框架，該框架要求維護跨太平洋的連通性和整個地區的法治。他加強了“四方機制”（Quad），并為其制定了可操作的議程：健康、基礎設施和氣候。政府重申了對日本和韓國的防務承諾，這兩個國家都受到特朗普的懲罰。其歷史性的澳大利亞-英國-美國協議（AUKUS)可能是其最大膽的舉措，向澳大利亞提供核動力潛艇，并加強三個海上大國之間的整體防務合作。這些行動更加可信，因為它們在國會得到了兩黨的廣泛支持。
拜登的行動已經取得了成效，《皮尤研究中心》2021年6月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美國在印太地區國家的好感度上升，與上一年相比，澳大利亞上升了15個百分點，韓國上升了18個百分點，日本上升了30個百分點。澳大利亞“洛伊研究所”的2021年亞洲實力指數通過數學公式引導調查和其他研究數據以評估國家實力，該指數發現美國在整個地區的外交影響力方面獲得的收益最大，從74.9分上升到90.4分。當新加坡的東南亞研究所（ISEAS）詢問東南亞的企業、學術和政策精英，如果被迫做出決定，他們會選擇美國還是中國，選擇美國的百分比從2020年的53.6%增加到2021年的61.5%。
同樣的民意調查表明，拜登的收益是有限的，如果不是微不足道的話。2021年“ISEAS”調查顯示，受訪者認為，自拜登上任以來，美國在東南亞的經濟影響力有所下降。調查還發現，近一半的受訪者認為中國在地區政治影響力大于美國。“洛伊”亞洲力量指數可能發現拜登政府恢復了美國的外交影響力，但它在經濟影響力上將華盛頓拉低了十多個點（從61.7到51.1）。該指數還發現，美國軍方對中國的相對領先優勢在2021年有所縮小——那是在北京進行令人震驚的高超音速導彈試驗之前。
對美國來說，這兩個挑戰都將加?。涸诮洕矫?，中國正在擴大其在印太地區的金融足跡。澳大利亞和日本等美國盟友已私下承諾將把北京排除在 CPTPP 之外，并在華盛頓的貿易協定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拜登政府已表示沒有重返 CPTPP 的計劃，堪培拉和東京的官員警告說，如果沒有美國的一些積極信號，他們不能拖延中國超過幾年。與此同時，除了試圖加入 CPTPP 之外，中國還要求與智利、新西蘭和新加坡——另一個沒有美國席位的經濟集團——加入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議（DEPA）。
拜登政府承諾“發展印太經濟框架”，重點關注一系列問題，包括貿易便利化、數字貿易、供應鏈彈性、清潔能源、基礎設施和工人標準。但充其量，美國最親密的亞洲伙伴將該框架視為他們希望華盛頓決定加入 CPTPP 或類似協議的那一天的保存日期牌。1 月 21 日宣布新的美日經濟對話有所幫助，但大多數亞洲政策制定者和商界領袖認為，印太經濟框架的模糊性表明缺乏對深度經濟參與的關注和承諾。美國經濟的相對實力繼續推動該地區與美國的投資和貿易，但就目前情況而言，華盛頓正在失去對管理貿易、投資、供應鏈以及最終亞洲地緣政治的規則的影響力。
美國模糊的經濟政策影響到它對北京的目標。拜登政府正確地限制了敏感技術——尤其是半導體和人工智能相關技術——向中國的轉讓，但除了根據特朗普政府達成的2020年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之外，政府沒有對北京的長期經濟戰略。美國企業無法明確回答政府是否會在零售和汽車等非敏感領域促進與中國的貿易和投資。
美國的國防政策面臨著不同但同樣艱巨的挑戰。拜登政府顯然通過加強同盟關系使“威懾中國”有所進展，但是對于美國應如何部署其兵力缺乏目的性。國防部的標志性《全球態勢評估》顯示，美國在印太地區的軍事力量幾乎沒有超出特朗普的計劃。政府和國會未能為新的太平洋威懾倡議(PDI)提供適當資金，該法案旨在改善印度太平洋戰區急需能力的軍隊資金。盡管許多專家預計國會明年將增加國防開支，但烏克蘭危機可能會耗盡資源，繼續損害印度-太平洋戰區。
在接下來的幾周內，政府將推出一系列旨在解決這些問題的戰略文件，包括《印太戰略》、《國家安全戰略》、《國防戰略》以及《核態勢評估》。政府試圖澄清其亞洲政策的努力很容易被相互競爭的優先事項所削弱或復雜化，例如俄羅斯和伊朗的挑釁、氣候變化或國內問題。這將向盟國發出關于美國參與的范圍和深度的錯誤信號，特別是如果這些文件是在沒有具體計劃的情況下發布的。
拜登的總統任期還不到一年，但 2022 年的中期選舉已經迫在眉睫?？偨y必須開始計劃他在亞洲的第二次行動。如果他想對該地區做出可信的承諾，那么他應該毫不猶豫地大膽思考并大膽行動。
作為開始，他可以將印太經濟框架轉變為具體行動。政府應迅速宣布談判數字貿易協議（或加入 DEPA）的計劃，并就供應鏈安全和脫碳達成更溫和的區域性舉措。后者的行動將表明華盛頓致力于貿易自由化和更廣泛的規則制定。尤其是日本和澳大利亞，迫切希望美國在基礎設施融資方面加強合作，以與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相競爭。美國的盟友渴望華盛頓幫助制定能夠對抗中國經濟脅迫的政策。美國將于2023年主辦21個經濟體的亞太經合組織論壇，它應該提前推出這些倡議。
在國防政策上，政府必須采取同樣快速而全面的措施。它應該為美國在亞洲的軍事指揮官提供他們所要求的能力，包括按照印太司令部要求的水平和方式為PDI提供資金。華盛頓還應該將這些資源與印度太平洋司令部關于分散部隊、強化設施和美國在地區態勢中建立重復的愿景相結合，包括在菲律賓境內更持久地存在。白宮將這些步驟作為即將出臺的國防戰略的一部分宣布是明智的。華盛頓還應該將AUKUS協議轉變為不僅僅是核潛艇協議，理想情況下，該協議可以成為改變美國在該地區海軍態勢的戰略框架，包括讓美國艦船有更多的機會進入澳大利亞西部，擴大美澳合作，包括自主水下航行器，并最終讓日本加入。
拜登政府還應該將這些舉措擴大到其他國家，尤其是韓國。為了抵消中國的經濟優勢，華盛頓可以鼓勵首爾加入其印太經濟框架，合作談判數字貿易協定，并加快申請加入 CPTPP。韓國與Quad和可能與AUKUS積極合作的時機已經成熟。這些舉措將為與日本的和解以及三邊合作的新時代奠定基礎。3月的韓國總統大選是推動這一進程的絕佳機會。
最后但同樣重要的是，政府必須闡明其全面的對華政策——這是它尚未公開做的事情，以維持國內和國際的支持。它沒有公開它對“中國挑戰”的診斷，也不清楚政府是否有藥方，或者它的目標只是為了達到穩定的戰略競爭。白宮似乎正在逐步實現競爭共存，但內容仍處于初期階段。政府必須解釋它將如何解決競爭的權衡和成本，特別是對于中國的反措施已經傷害美國利益相關者的經濟部門。在臺灣問題上，威懾顯然正在上升，但隨著北京繼續考驗臺灣的韌性和美國的決心，華盛頓將不得不采取明確和一致的措施。
對拜登來說，幸運的是，優先考慮印太地區得到了兩黨的支持，國會山在印度-太平洋地區基本上是統一的。在美國國內政治動蕩之際，美國在該地區的盟友和伙伴會認為這種兩黨支持是獨一無二的，這可能會促使他們在與華盛頓的倡議中承擔更多風險。這可能對亞洲的未來至關重要，如果美國要始終如一地參與該地區，其政策將需要得到兩黨和跨國的深入支持，而不能暫停其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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