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近年來，隨著美國拋出“印太戰略”、重塑印太軍事布局，印度洋成為國際地緣政治的新熱點。作者認為，印度洋是世界海權的中心，是西方海權國家意欲絕對控制的海域。對于中國而言，要充分發揮傳統的陸權優勢和獨特的海權優勢，一方面把經營大西部作為對內穩定華中地區和對外謀劃印度洋的戰略基地，另一方面有必要根據印度洋的地緣政治新特點，將以印度為中心、面向印度洋的“一點一面”戰略改為“三點一面”的印度洋戰略：“一面”仍是印度洋，“三點”是緬甸、印度和伊朗三個戰略支點。本文原刊于《太平洋學報》。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南亞研究小組特此轉載，供各位讀者參考。
從印度看喜馬拉雅。圖源：互聯網
北半球三大洲地緣政治特點及其對中國的影響：兼談大西南的戰略地位與經營印度洋
一、底線與極限：喜馬拉雅山地背景中的印度和中國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印度之于中國，其間獨特的地理環境決定了兩國的政治意義超過它的軍事意義。
從軍事上看，印度擔心的是通往印度的兩個陸道的安全，西面通道的制高點是它西北面的阿克賽欽，東面通道的制高點就是中國藏南地區的察禺至墨脫一線。除此，幾乎沒有可供大部隊順利北上或南下的道路。1962年印度侵犯我們，就是想控制這些關鍵地帶。
印度地形的特點是北面易進難出，南面印度北上困難而就地固守容易。在人類還沒有征服大海的中世紀，從北面南入印度的外部勢力進去如不能當統治者就只有做奴隸，二者必居其一。
明乎此，當年希特勒和羅斯福都想用印度誘使斯大林與之為盟，為斯大林所拒絕的原因。這個經驗對于我們今天的印度洋研究是有借鑒意義的。有些同志只看到南進容易的優勢，卻忽視了不易收回的劣勢。軍事進攻猶如拉皮筋，不怕拉長，最怕的是收不回來。退不回來的進攻一定是最失敗的進攻。
除斯大林之外，在對印政策上，還有三個很有學問的人走到印度邊上都止住了腳步。第一個是亞歷山大，他是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的學生，他從希臘一路打到印度河邊，他停了下來，沉思三天后決定打道回府。他知道進印度不難，但進去后若出不來那整個希臘就丟了。第二個人就是成吉思汗，他曾在英國人、美國人和蘇聯人望而生畏的帕米爾高原上所向披靡，書載，1222年，被蒙軍打敗的花子剌模殘部在札蘭丁的帶領下“向申河(今巴基斯坦境內的印度河)岸邊逃去，企圖渡過申河，逃往印度。”但當成吉思汗大軍追至印度河邊時卻停下了。那天晚上成吉思汗跟丘處機談了一晚上。丘處機跟他講了什么？書上說給他講養生，其實是借講生命成長的原理講戰略哲學。治病如治國，用藥如用兵，戰略和養生同出一理；從某種意義上說，戰略是關于國家養生的學問。那幾晚的深談促使成吉思汗打道回府，回到新疆，接著就劍指中原。
第三個人是教員。教員在對印自衛反擊戰中靜如處子，動如脫兔，張弛有度，收放自如。很多人不理解為什么打過去又退回了呢？看看立體地圖就明白，我方的資源補給在當時很難保證，打下去會因資源不繼而守不住。基辛格看到這一點，他說：“中印邊界沖突中，軍事后勤條件對印度有利，因為喜馬拉雅山離中國的力量中心過于遙遠。”當時教員考慮更多的不是占據，而是守住，不是如何進攻，而是進攻后是否能撤回。
教員利用同期發生的古巴導彈危機巧妙地避免了美蘇的插手：1962年10月22日，肯尼迪決定封鎖古巴，古巴導彈危機隨即爆發，當天，中方的自衛反擊從守勢轉入攻勢；11月20日，肯尼迪宣布結束封鎖，古巴導彈危機結束，中國政府于11月21日零時發表聲明，宣布于11月22日零時起，中國邊防部隊在中印邊界全線停火。為什么要選擇古巴導彈危機？不像克里米亞之于俄羅斯，藏南前線的地形不利于堅守，不能讓第三國尤其是美國和蘇聯介入并由此擴大和延長中印沖突的規模和時間。
軍事行動，首先考慮的不是怎樣開始而是怎么結束，不應僅是打贏而是戰果如何消化。1905年（明治38年）三月，日俄“奉天會戰”結束，日軍大勝，“滿洲軍”總參謀長兒玉源太郎回國匯報戰果，長岡外史參謀次長去新橋車站接他。兒玉見了長岡劈頭就問和談之事有沒有眉目，當聽到長岡說還沒有眉目時就是一頓痛罵：“戰爭一旦開始，最大的課題就是怎樣結束。連這個你都不懂，你是干什么的？” 日本總長這句話對于我們今天的戰略學者仍是至理名言。1895年和1905年兩次戰爭中，日本都贏在利益達到最大化時迅速結束戰爭。
我們看中印之間的地形，研究一下教員1962年西南一役，它與曹操“得隴不復望蜀”、諸葛亮“七擒孟獲”的智慧，曲異而工同。其目的不僅僅是打贏，而是長期穩定大西南。因易攻不易守的地形所限，如果我們的戰線過于深入并被尼赫魯拖住，那形勢就會逆轉。但教員指揮的出神入化，沒等印方緩過神來，戰事已于我們完勝而結束。當時教員在全國布局上是在東部采取攻勢，在西南采取守勢，長守中有短攻(類似的還有珍寶島對蘇自衛反擊戰、西沙對南越自衛反擊戰等)，短攻是為了長守的勝利。
今天看來，教員的軍事藝術大張大合，但張合有度，畢諸葛“七擒”之功于一役，令后人扼腕贊嘆。到現在中印邊境相對穩定。如果當時我軍向前再推進幾十公里并死守那里，那面臨的后果就不是難以為繼而很可能就是全軍覆沒——當年紅四路軍在新疆面臨的就是這樣的遭遇，除非我們將全國的資源都集中用于西南方向。這對剛經歷三年自然災害，同時又處在美國包圍和經濟制裁中的中國而言，是不可思議的。
1962年對印自衛反擊戰的勝利體現了教員的軍事哲學，其戰爭的規模和結果都根據目的受到嚴格的限制，若是將這場沖突打成一場無限的戰爭，我們就不好辦了。那樣，我們的進攻優勢就會轉為不惜代價死守的劣勢。在這場戰爭中，教員著力不多，其結果卻是有聲有色，以至成了印度人的心病。2000年，筆者到印度去留學，關于北方安全，印度學者說得最多的就三個詞，“克什米爾、巴基斯坦、中國”。印度學者一天到晚念叨，說明心有余悸。
印度對我們的影響主要是政治影響，軍事上的影響倒在其次。軍事上中印雙方長短相抵，印方有防御的地理優勢，卻沒有向中方進攻地理條件；而我方具有進攻的地理優勢，卻不具進攻后堅守前線的地理條件。但從政治上看，中印之間卻存在合則兩利，斗則兩傷的結果。雙方合作會形成雙方東西相互間戰略呼應之勢，沖突則會造成雙方力量的相互內耗和牽制。前者有利于各自的外交目標的實現，分擔抵御西方霸權主義的壓力，后者則會造成中印之間的力量損耗，使西方從中漁利。
我們看歷史，除了1962年那場沖突，回憶一下，一千多年來，甚至在更長的時間里，若以當代印度版圖為限，印度和我們中原漢王朝直接發生過戰爭嗎？似乎沒有，即使有1962年那一次，那規模也是非常有限的。中原王朝與印度沒有直接戰爭，但卻有不少高僧往來。為什么？僧人能爬山走小路，大部隊走這種路就特別難，輔佐成吉思汗的重臣耶律楚材對此更有體會，他在詩中寫道：“古來天險阻西域，人煙不與中原爭。”顯然，成吉思汗和亞歷山大放棄了進入印度，不是攻不下，而是地理條件使其回不來。僧人們不怕路險，能進去也能回來。所以中印之間僧人來往多，軍人來往少。我們常說“文化是中印交流的主流”，原因就在這里。
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亞太地區能夠與美國霸權抗衡的就是蘇聯、中國和印度。在這三者間，西方第一個打倒了蘇聯，蘇聯被打倒以后，下一個目標就是中國，中國壓力驟然增大。這時的印度尚是牽制西方的戰略力量。如果中國倒了，西方下一個目標就是印度。同樣，如果印度倒下，俄羅斯又尚未恢復，中國的壓力就會更大。與中國相比，西方海權國家從地緣政治上更在意印度，目前還能容忍印度的獨立性，并不是因為印度的強大而是由于它的虛弱。
印度洋是世界海權的中心，因而它是西方海權國家必須絕對控制的海域。印度是一個大版圖國家，其版圖像大象甩鼻于中印度洋心臟，印度還有核武器，這是視印度洋為核心利益的西方海洋國家不可能長期容忍的。而對印度來說，其南端的泰米爾納德邦和斯里蘭卡北方的泰米爾猛虎組織的分裂運動，都是可為西方利用來分裂印度的伏筆。
凡是世界要道，西方都預留有伏筆。比如在今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西北部緊靠馬六甲海峽西北出口的亞齊，就有西方預留的伏筆，馬六甲海峽東端的新加坡、巴拿馬運河邊的巴拿馬就是在西方的推動下獨立建國的。這是西方控制要道的常用方法。至于印度，西方現在還不會動手，得等到中國倒下之后。當時英國從印度走的時候，把將英占印度一分為四，在印度本土的東、北、南三面分別放手緬甸、巴基斯坦和錫蘭（斯里蘭卡）獨立建國。英國沒有讓印度失去其大版圖，這是英國為將來重返亞洲預留的鋪墊，但前提是印度不能真的強大，更不能獨控印度洋。
印度并不是個強國，原因就是它的所有制和意識形態全被英國人踩碎了。印度經濟被龐雜的——封建的、買辦的和國家的——產權所有制關系所困擾，其意識形態又被龐雜的各式民族宗教問題所困擾。即使西方人今后放手印度，如果沒有大革命重新改造，印度只能是碎片化的存在。西方殖民過其他亞洲國家，都是用碎片化的方式使其弱化的。他們對這些國家的肢解都是對稱型肢解，印度好些，是不對稱型肢解，保持了印度在南亞的中心地位。但這并不是因為西方人有什么憐憫之心，而是他們尤其英國人為再次控制印度次大陸預留的伏筆。如果未來美國退出，英國人也不會放棄印度洋，控制印度洋就得控制印度，保留印度的大版圖是為了屆時進一步控制南亞和印度洋。
正是基于中印有共同的戰略利益的全局觀，中印兩國領導人在2015年5月14日在西安會面。接見地點的選擇富有深意。西安是唐玄奘赴印取經的起點，中印兩國領導人在這里會面，意在表明：增加文明交流才是中國和印度關系的正道，這是由中印間的政治地緣形勢特點決定的。中印近代受到的大規模入侵多來海洋，未來的主要壓力也來自西方海權國家。
中國和印度都不可能有兩條戰線，1972年1月6日，教員同周恩來、葉劍英談外事工作時說：
其實這個公報沒把基本問題寫上去。基本問題是，無論美國也好，中國也好，都不能兩面作戰。口頭說兩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戰都可以，實際上就不能兩面作戰。
對一個國家外交最具災難性外交選擇的就是被迫陷入兩線作戰。著火點多并不怕，兩面著火才可怕。中國多災多難的近代史就與我們的外交陷入南北兩線作戰的困境有關。北邊有俄國，南邊有英國。1899年4月28日，英俄曾達成沿長江兩岸瓜分中國路權的協議，這事實上是以長江為界將中國一分為二；1900年《辛丑條約》之后中國又被分裂為數塊。20世紀六七十年代教員為什么修“三線”，北邊有蘇聯，南邊有已侵入越南的美國。這對中國都是不能回避的重大威脅。
大西南是中國絕地大反攻的最后的戰略基地，教員在“三線”國防布局中西南是重點。但是西南這個方向，有優勢也有劣勢。優勢不在攻而守，進入這里的所有成建制的戰斗力都會被碎化并為山地游擊戰所消滅。這個地方外接進入印度洋的滇緬通道，大西南因此有利于形成長期堅守和絕地適時反攻的形勢。歐洲的一些國家比如法國、德國等就沒有這個條件，他們的地形一馬平川，為四戰之地。希特勒一個月就把法國打敗了；相反，希特勒在山地國家比如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等就不容易得勢。從地緣政治的意義上說，中國大西南山地是可以給予中國第二次生命的地區，非常重要；中華民族誕生于大西南，最后的生死依托還在大西南。
世界中的印度洋。圖源：互聯網
二、經營大西部，構建“三點一面”的印度洋戰略
經營大西部具有對內穩定華中地區和對外謀劃印度洋的雙重任務。
教員在考慮“三線”的時候，第一個就考慮路的通暢。其間，通內要靠四川，外接要靠云南。大西南是“三線“的重心，四川是大西南的重心，攀枝花是四川的重心。四川問題是交通問題，四川的關鍵是連接攀枝花的交通線，而通往云南昆明的成昆線被列于優先地位。
滇緬線具有戰略意義，云南也因此是中國面向印度洋的橋頭堡。
經營大西部的另一戰略任務是謀劃印度洋。目前我們的經濟正在隨一帶一路大幅向外輻射，政治、軍事、司法也得外向輻射。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我們國家的力量實現海外資產保護，這對我們理論研究提出許多新課題。
我們的安全問題已出國門了，這是我們過去沒有遇到的新問題，也是我們提出中國需要經營海洋——太平洋、印度洋等——的理論的現實依據。但由于我們長期以來沒有經營海洋的經驗，更缺經營海洋的手段，因此，我們在印度洋方向，尤其是在東海問題解決之前，當以守成為宜。
第一步，要把東海問題先解決好，如前所說，中國西南問題與東北甚至整個東部是連為一體的聯動關系。東部問題不解決，西南方向壓力就大。反之則反是。
第二步，在東部尤其是東海、南海主權回歸問題解決后，就可以戰略西移開始考慮謀劃繼而經營印度洋問題。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謀劃印度洋不能理解為謀劃印度，它考慮的是整個印度洋尤其是印度洋北岸與我們的關系，為什么？印度洋的戰略資源主要在印度洋北岸：東邊是緬甸、泰國等，西邊是伊朗、巴基斯坦、敘利亞等，夾在中間的才是印度。
我們以前以印度為重心的印度洋戰略，目前看似有緣木求魚之弊。鑒于印度洋的地緣政治特點，有必要將以印度為中心面向印度洋的“一點一面”即印度一點、印度洋一面的戰略改為“三點一面”的印度洋戰略。“一面”仍是印度洋，“三點”是緬甸、印度和伊朗三個戰略支點。其中，印度只是政治意義上的支點。印度畢竟是印度洋最大的國家，它在環印度洋地區還有著不可小覷的影響。伊朗和緬甸是軍事意義上的支點，它們是存在于中國西面和西南兩大戰略通道，與印度相比，更具軍事國防的意義。
謀劃繼而經營印度洋，我們是否有條件呢？答案是肯定的。盡管目前我們的海上力量與西方海權國家相比尚嫌不足，但我們卻具較大的地緣政治優勢。事實上，中國不僅具有大陸國家的陸權優勢，但具體到中國的特殊性上，中國亦具有西方海權國家不具備的獨特的海權優勢。
目前美國是海權大國，這沒錯。但馬漢在《亞洲問題》一文中說：
海權和陸權都不是單獨存在的東西，而是彼此相輔相成。就是說，陸上強國也需要推進至海邊以利用海洋為己服務，而海上強國也必須以陸地為依托并控制其上的居民。
歷史表明，絕對的制海權是以絕對制陸權為依托的，反之亦然。
中國的地緣政治優勢東接財源，西接能源。位于印度洋北岸的中東是世界油氣資源最豐富的地區，為了獲得中東能源，西方國家要勞師襲遠，越過大西洋和太平洋遠道來到中東，為了保障其漫長的海上交通線，它們就要發展強大的海軍并強占廣泛的海外基地。這些僅花費在路上的國防資源看有聲勢卻多無實功；況且對戰略目標的有效控制的唯一方法就是陸軍占領，而這恰恰是美軍的短項。
1952年8月20日，斯大林對到訪的周恩來說：
美國人不會打仗。特別是在朝鮮戰爭以后，他們喪失了進行大的戰爭的能力。他們寄希望于原子彈和空中打擊，但靠這些是不能打贏戰爭的，需要陸軍。但他們的陸軍既少又弱。同一個小小的朝鮮打仗，在美國國內就已經有人哭泣了。如果他們開始大的戰爭，那又將如何呢？到那時，恐怕都會哭泣的。
斯大林指出的問題在今天仍是美軍短板。美國的海權思想和中國的海權思想產生于不同的戰略需要。現在包括我們中國的一些學者在研究中國海權時，都是按照美國“島嶼鏈”的思路提出來的。但這是美國的原則，若結合中國國情，情況就會有變化。
我們看：中國東南鄰接太平洋，西南臨近印度洋。印度洋北岸的油氣資源都在我們家門口，在西南方向我們僅需要建設不太遙遠的陸上通道就可以直接富油區。在印度洋北岸，幾乎所有大國比如英國、法國、美國，甚至俄羅斯都不具備像中國這樣天然擁有的“近水樓臺先得月”的優勢。
海軍之難不在攻而在守，堅守需要更多的資源支援，這對遠道而來進入太平洋或印度洋的西方海軍是難以為繼的，而這對近守兩洋的中國來說在就有更好的地理位優勢和由此產生的更多的等待時間。時間是政治家手中的第一資源。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中美國的失敗和中國的勝利便是這一原理的最有力的說明。
在西南地區，陸軍在守，空軍在攻。如果從攻的角度，應該加強空軍，光守是守不住的。但與陸軍不同，空軍也是一個具有較強攻勢而無法堅守的兵種。目前，在印度洋的海軍力量接濟能力不具備的條件下，在西南方向加強并依托陸軍并配之以空軍積極防御，是比較穩妥的選擇。
最后，需要特別強調的是：
1. 大西部戰略形勢是由與東海形勢互動的。東部地區直接西北太平洋，但自從有了中遠程導彈技術后，甲午戰爭時的“遠海”現在已被拉為近海。中國六七十年代“三線”建設經驗表明，若無東部的海上突破，西部的穩定就得不到有效保障。在目前東部海區尚未取得決定性進展的時候，西部地區應當采取積極防御而不是主動進取的政策，以防20世紀60年代國際反華勢力對中國或南北或東西的兩線合擊的形勢出現。如果這種形勢出現，那中國面臨的就是備戰的形勢。
2. 過錯過錯，過了就錯。強大與弱小，在矛盾中是可以轉換的。目標過大了，你的力量就小，目標小了你的力量就大。教員在《念奴嬌·昆侖》中說：
而今我謂昆侖：不要這高，不要這多雪。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裁為三截？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
這是在告誡我們中國今后不要把手伸得太長，美洲是美洲人民的，歐洲是歐洲人民的，我們主要經營好亞洲這部分。教員還說“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中國不走美國稱霸世界的帝國主義老路。
3. “一帶一路”展示的是一種新的同時也是社會主義的國際觀，是共產黨人的國際主義思想在當代的再現。研究“一帶一路”，一定要研究兩條鐵路，一條是帝國主義沙俄在中國東北幫建的中東鐵路；一條是社會主義新中國在非洲援建的坦贊鐵路。在前一條鐵路上中國人受了太多的委屈，這些屈委又讓中國人認識到“環球同此涼熱”思想的時代價值，中國援建的坦贊鐵路是教員時期中國人民在非洲種下友誼種子，至今還在開花結果。中國要走出一條不同于西方的經濟全球化道路，用社會主義的國際觀再造一個“我們朋友遍天下”的形勢。教員同志說，中國要對人類做出較大的貢獻，今天中國人要向這個方向努力。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