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Ksliu提供）
美國知名時事評論員ksliu授權獨家原創發布
2021年9月9日，美國《外交》雜志（Foreign Affairs，由美國著名智庫美國外交關系協會主辦，為美國國際事務及外交政策研究領域最權威、影響力最大的學術雜志之一）發表文章，題目是：《現實主義者拜登》，副題是：“拜登的外交政策理念一直隱藏在眾目睽睽之下”。文章的作者是Joshua Shifrinson（波士頓大學國際關系副教授）和Stephen Wertheim（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美國治國方略項目的高級研究員）。
現將此文摘要翻譯如下：
拜登總統是一位在國家政治領域擁有半個世紀經驗的七十多歲老人，是最清楚美國建制派的總統。毫無疑問，他追求以美國自己的形象重塑世界的政治和軍事優勢，他甚至要恢復美國在全球事務中的領導地位，他的標志性說法是：“美國回來了！”
但拜登決定終止美國在阿富汗的戰爭，卻暴露了他的另一面。在結束長達20年的戰爭時，拜登的理念不是建立一個民主的阿富汗使之符合美國利益，或推進普世價值。他一再辯稱，美國在那里使用武力的正當理由只有一個：“抓住9•11襲擊我們的恐怖分子”，防止他們再次發動襲擊。一旦實現了這個目標，美國就沒有理由繼續打仗。他說：“只有阿富汗人民才能決定他們的未來”，無論他們是生活在西式民主國家還是塔利班統治下。
塔利班的卷土重來不僅沒有改變拜登的想法，似乎更加堅定了他對美國軍事力量在阿富汗和其他地方的局限性的看法。在最后一名美國士兵離開阿富汗后，他說，結束這次戰爭是“結束一個以重大軍事行動來改造其他國家的時代”。
所有這些，可能會讓那些以為拜登的宗旨是維護美國權力和捍衛全球民主的人感到驚訝。然而，在拜登的整個職業生涯中，他將務實的國家安全追求置于正統的外交政策之上，其實一直隱藏在顯眼的位置。十多年來，他一貫反對通過戰爭或軍事力量來更迭政權或促進美國的價值觀。
如果拜登繼續堅持這一理念，他將帶來可喜的改變，改變美國幾十年來過度自信的外交政策，為了追求無法實現的目標而浪費生命和資源。
◆從經驗中學習
值得注意的是，拜登曾經投票反對1991年針對伊拉克的海灣戰爭。他問：美國的什么重大利益可以證明將美國人送死在沙特阿拉伯沙漠是合理的？他還擔心美軍會不公平地承擔大部分傷亡，會使“阿拉伯世界的仇恨”指向美國。
然而，在2001年“9•11”襲擊事件發生后，拜登投票批準了阿富汗戰爭，并在有一些保留的情況下批準了伊拉克戰爭。在美國發起“震驚和敬畏”行動一周后，他曾經表示，希望入侵“使伊拉克走上多元化和民主社會的道路”。
戰爭結束后，面對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叛亂，他對美國的“改造國家”使命越來越懷疑。2006年，拜登提出了他當時最具特色的外交政策建議，他主張將伊拉克按照宗派劃分為聯邦制，為美軍撤出伊拉克鋪平道路。他尋求退出伊拉克，在2006年美國首次提出“增兵”伊拉克時就直言反對，稱其為“絕對錯誤的戰略”。
作為副總統，拜登更加反對目標膨脹的大型戰爭。在奧巴馬總統的高級顧問中，他幾乎是唯一反對政府從2009年到2011年向阿富汗增兵的人。拜登認為，美國支持的阿富汗政府存在無法克服的缺陷，因此不可能完全戰勝塔利班叛亂。相反，他建議將反恐戰爭限制為針對基地組織和相關團體。
美國特使理查德霍爾布魯克（Richard Holbrooke）在他的日記中回憶說，拜登想完全從阿富汗撤軍。在一場特別有爭議的辯論中，拜登大喊大叫：“我不會為了（阿富汗）女權而讓我的男孩回到那里冒生命危險！”他解釋說，在槍口下推進自由主義價值觀是行不通的，這不是（美國軍隊）在那里的目的。
對于拜登的批評者來說，他在外交政策上的轉變無疑是投機取巧，但是他的支持者則認為他愿意從經驗中學習。拜登從自由主義霸權的擁護者，到“改造國家”懷疑論者，其軌跡包含一條直線：他一直將美國安全視為外交政策的首要基礎，并愿意在新的現實條件下，重新評估如何推進美國的利益。既然他住在白宮，這種務實的現實主義可能預示著美國外交政策將發生更徹底的變化。
◆阿富汗之后
阿富汗是代表拜登現實主義傾向的最鮮明例子。他迅速結束了戰爭，確信這樣做對美國有利，在美國公眾的強烈指責下，他頂住了來自五角大樓和許多外交政策精英的壓力，拒絕重新啟動美國對阿富汗的“改造”。在為自己的決定辯護時，拜登堅稱，美國軍人應該只為保衛美國而戰。正如拜登在他的總統競選期間對采訪者所說的那樣，“我的責任是保護美國的自身利益，而不是讓我們的男男女女處于危險之中，試圖通過使用武力解決世界上的每一個問題。”
阿富汗可能只是一個開始。拜登已命令國防部對美國的前沿部署進行“全球態勢評估”。如果審查結果接受了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克·米利將軍（General Mark Milley）的見解，即現有的許多部署是“冷戰期間所建立的”，那么美國可能對軍事部署進行重大重組。政府已經表示打算“適當調整”美國在中東的軍事存在，并且最近開始了這一進程，將反導彈系統撤出伊拉克、約旦、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拜登也可能成為三十年來第一位避免擴大北約的總統，盡管他繼續向烏克蘭提供軍事援助，但他盡量淡化將北約成員資格擴大到烏克蘭的言論。
可以肯定的是，拜登經常用“意識形態”來表述美國與中國、俄羅斯的關系，他發誓要通過展示美國民主制度的持續活力來反駁“專制是未來的潮流”的觀點。然而拜登并沒有將這兩個國家視為一體，而是將與崛起的中國的競爭放在首位，遠高于與較弱的俄羅斯的競爭。他的目標是與后者建立“穩定和可預測的關系”，這種方法旨在限制雙邊緊張局勢，使美國能夠專注于制衡中國。
正如他在冷戰期間所做的那樣，拜登采取了旨在通過談判解決與美國地緣政治對手爭端的大門。他選擇與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舉行首次重大雙邊峰會，并表示有興趣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他在與普京會晤后表示，外交并不取決于信任對方，它只需要雙方有共同的利益，并在這些利益的基礎上建立理解。拜登強調說：“這是關于自我利益和對自我利益的驗證”，“這只是純粹的交易。”
有時，拜登自己的言辭也會掩蓋他務實的外交政策本能。他對特朗普擁抱“世界上所有的暴徒”表示反感，并誓言“人權將成為我們外交政策的中心”，他認為這一說法與捍衛重要國家利益的提法是一致的。今年12月，他計劃舉辦兩次“民主峰會”中的第一次，旨在幫助世界民主國家抵御威權主義。與特朗普對獨裁者表示親熱相比，拜登聽起來像是回到了美國在國外大力推動自由主義和民主的做法。
盡管如此，拜登的大部分聲明和行動都符合將國家安全置于所有其他考慮之上。同樣，迄今為止的民主峰會并未反映出美國為擴大與民主國家的聯盟或將美國聯盟限制在自由國家的實質性努力。畢竟，親民主的言論并沒有阻止拜登政府深化與泰國和越南等威權國家以及印度和菲律賓等日益不自由的民主國家的關系。峰會可能只是反映了拜登支持民主、自由價值觀和人權的事實，而不是要在槍口下推動它們或規定美國的國防義務。
◆重塑美國外交政策
如果拜登政府繼續將務實的現實主義置于自由主義之上的地位，那么美國外交政策可能會發生深遠的變化。拜登在阿富汗的思路，也將導致美國在世界其他地方的部隊削減。目前美國部署在伊拉克和敘利亞的數千名地面部隊，是以防止伊斯蘭國ISIS卷土重來為目標，他們的部署與拜登提出的“設定明確、可實現的目標”的要求相抵觸，因為這一目標也許永遠無法實現。
出于同樣的原因，拜登應該評估美國的反恐行動是否只針對那些有能力和意圖攻擊美國的團體。近年來，美國在全球大約85個國家參與了反恐打擊、演習和訓練任務。盡管許多努力的目標是基地組織和其他威脅美國本土的組織，但一些目標組織，例如總部位于索馬里的青年黨以及薩赫勒和拉丁美洲的組織，這些組織不太可能攻擊美國。如果拜登的評估得出哪怕是一個模糊的結果，他也應該結束“反恐戰爭”，以免將他描述的阿富汗戰爭的“開放式任務”無休止地交給他的繼任者。
拜登需要勇敢地采取行動，才能將美國從廣大的中東地區解脫出來，而在中國崛起、美國需要認真進行國內改革的時候，他應該想得更大，他的政府即使不削減美國在歐洲的承諾，也應該加以限制，并避免在亞洲采取過度軍事化和零和的做法。與他的前任不同，他可以接受越來越多關于建立一支不受美國控制的歐洲國防力量的要求，以便將歐洲大陸的安全責任移交給歐洲。而在印太地區，盡管拜登呼吁與中國進行“極端競爭”，但他務實的直覺應該阻止他明確保證防衛臺灣，或阻止以其他方式加重美國已經相當廣泛的地區性承諾。
然而，拜登的現實主義并不是萬能的。在關鍵問題上，他的外交政策會本能地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拜登對政治潮流的敏感使他能夠結束阿富汗戰爭，但美國剩余的戰爭在公眾面前的知名度較低，即使它們的戰略目標可能同樣令人懷疑。事實上，拜登支持奧巴馬政府通過空襲和突擊隊行動擴大反恐戰爭，盡管他對“改造國家”感到不滿。他的務實可能使他無法承擔嚴格的現實主義所面對的政治風險。
實用主義也可能使拜登行動緩慢，無法收縮不再促進美國安全的過時承諾。如果歐洲人能夠自衛，拜登應該積極減少美國在聯盟中的作用和規模。更重要的是，拜登對中國的所有做法，例如加強地緣政治對抗，歡迎在共同挑戰中的合作，以及為外交保留空間，在短期內似乎是務實的，但是幾年后可能無法實現和難以管控。拜登應利用目前中國軍事威脅仍然可控的有利條件，優先考慮在氣候變化和貿易等問題上進行外交接觸，并在國內遏制對中國的妖魔化，以免爆發新冷戰。
拜登擔任總統的頭幾個月表明，即使是經驗豐富的政客也能帶來驚喜，尤其是如果他們的標志是與時俱進。拜登當然不是激進分子，但經過數十年來激進主義外交政策所造成了一系列災難，他的做法至少可能開始重振美國在世界上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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