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系再次證明鄭永年“開放論”大有問題

　　中美關系再次證明鄭永年的“開放”論大有問題

　　老兵義雄

　　（聲明：年初，筆者發表了《鄭永年開放論大有問題》的文章。該文著重指出，中美關系是社會制度根本對立的敵對關系，不存在合作共贏的關系，美國和我們發展關系是想法怎么整垮我們，我們必須保持清晰度頭腦，對敵人的進攻必須針鋒相對，以牙壞牙，即必須奉行戰狼的外交政策。半年過去了，鄭永年對拜登的估計和寄托的希望完全破滅了。證明他的開放論大有問題。然而，時至今日，在中美關系上還有人繼續標榜合作共贏，混淆視聽，因而還有繼續澄清投降主義開放論之必要。筆者在原題目前加上“中美關系再次證明”幾個字，換個題目在此發表。）

　　前時，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官方微信平臺曬出鄭永年教授《2021，中國第三次開放的元年》的訪談錄。鄭教授指出，中國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不論國際環境怎么變化，我們要始終堅持開放的大門，因為誰開放誰就站在勝利的一端。鄭教授訪談錄傳出后受到不少人的推崇，稱贊鄭有 國際視野和中國情懷，是一篇有深度的智庫佳文。筆者很認真地讀了這篇訪談錄，聯系鄭最近的講座講話，形成一個很強烈的感覺：他發表了一些近乎標新立異的觀點，但仔細推敲一下，鄭的立論判斷都是牽強附會的，特別他的開放論有不少觀點都和事實不合，是經不起考究的。鄭先生是大學教授、《國際中國研究雜志》的主編之一，擔負著答疑解惑的使命，如果凈講些經不起考究的談論，有很大的誤導作用，因而，很有廓清之必要。

　　鄭永年的開放論都有什么問題呢？筆者認為至少有如下諸點：

　　第一，關于中國開放的歷史分期有問題

　　鄭永年認為：“中國從近代以來已經經歷了兩次開放。第一次是1840年代的被迫開放，鴉片戰爭讓我們的大門被英國炮艦打開了。第二次是1980年代的主動開放，也就有了我們改革開放的四十年。現在要開始第三次開放。我希望2021就是第三次開放的元年。”

　　請問，中國在前兩次開放之外，是否就是不開放的歷史呢？

　　按照鄭的說法，那肯定不是開放的。如是這樣，那鄭教授的說法就大成問題了。什么算開放？開放是指一個國家或集團對內實行政治經濟包括文化的引進，對外實行經濟產品的輸出，通俗的說法叫引進來，走出去。一句話要和國外做買賣。如果用這個概念界定中國的開放史，絕不是從鴉片戰爭開始的。讀過中國歷史的都知道，早在兩漢時期 ，張騫通西域開通了“絲綢之路”。公元97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甘英到達亞洲西部的波斯灣。西漢時，日本等30多個小國和漢朝往來。東漢初，不少中國移民到日本等國，中國的鑄銅和制鐵技術傳人東亞，造紙術傳到朝鮮、日本、印度、阿拉伯、北非和歐洲。到唐朝，朝鮮人到長安留學，新羅工匠吸收唐朝的手工業技術，高麗樂融入唐樂，貿易往來繁盛。日本13次派“遣唐使”留學生來唐朝學習，唐僧人鑒真東渡日本傳播唐朝文化，對日本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生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唐玄奘西游到天竺研究佛經，同印度建立密切的鄰邦關系。唐朝還和中亞、西亞各國，如波斯、大食等也來往密切，使長安成為亞洲各國經濟文化交流的中心。到明清時期的1405—1433年間，鄭和七次出使西洋，到達亞非30多個國家和地區，許多國家的國王和使臣，搭乘鄭和的寶船來中國訪問。鄭和下西洋后，很多中國人到南洋謀生，積極投入南洋的開發和建設，使南洋成為華商的天地。但從16世紀開始，一些歐洲殖民者相繼侵略我國沿海地區，葡萄牙侵占我國澳門，荷蘭殖民者侵略我國臺灣，清軍人關時沙俄強占我國東北的雅克薩和尼布楚等地。為抵御外來侵略，清政府幾次下令禁止海外貿易，方開始實行閉關自守政策。由此可見，中國的開放史可追溯2000年以前，所謂鴉片戰爭第一次開放的說法基本是無稽之談。 如果鄭永年的開放是說近代現代，把1980年說成第二個開放元年也不能成立。因為，新中國建國后的開放也不是從1980年才主動開始的。眾所周知，1949年，毛澤東下了開國大典的城樓就立即啟程訪問蘇聯。毛澤東在蘇聯呆了80多天，為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引進156個大型建設項目，從蘇聯貸了歀，還聘請1千多名專家來華幫助中國建設，這算不算開放呢？事實上，建國后中國的對外開放是毛澤東開創的。可前30年的否定派卻說毛澤東的前30年是閉關自守的。鄭把1980年定為中國第二次開放的元年，不知道是何根據？很顯然，在鄭的眼里，1980年追溯到建國，中國是封閉的。如果他認為只有鄧小平的開放才算開放，那就扭曲和否定了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前30年社會主義的建國史。

　　第二，鄭永年把鴉片戰爭作為中國第一個開放元年的觀點有問題

　　了解中國近代史的都知道，清朝也創造過康乾盛世，康熙被比作中國的沙皇，譽稱康熙大帝，但康乾盛世之后逐步走向衰落。是什么原因？閉關自守是清朝走向衰落的原因之一，但這不是根本的原因，根本的原因是后來清政府越來越腐敗無能，搞得國庫無銀，民不聊生，強國軍隊裝備了炮艦，中國還停留在冷兵器的長矛階段。清朝的長矛抗不住入侵者的炮艦，最后只能割地賠款，辱權喪國。鄭永年說“鴉片戰爭讓我們的大門被英國炮艦打開了。”這樣講是肯定什么否定什么呢？按筆者理解，鄭是責清褒英的。意思是，清政府實行封閉的國策，導致中國每況愈下，早該開放了，可清政府閉關自守就是不開放，在英國炮艦的幫助下中國才被動地打開了封閉的大門。這不言而喻是在肯定英國炮艦入侵是進步的，中國好像應當感謝英國侵略者。鄭的這個意念就是“港獨”分子和英國殖民主義者的理念。英國統治香港100年，香港變成一個國際市場，經濟發展成為亞洲的四小龍之一，但香港人民始終不能擺脫被剝削被奴役的地位。經濟上的繁榮與地位尊嚴相比哪個重要？對于國家和愛國的有尊嚴的中國人，當然地位和尊嚴更重要。鄭沒有譴責鴉片戰給香港和中國帶來的災難，反而視作中國第一個開放元年，是變相地肯定殖民主義的歷史功績，是為英國殖民主義歌功頌德的，對這種顛倒歷史黑白的觀點我們是不能贊同的。

　　第三，鄭永年對開放的歷史功能的定位有問題

　　鄭教授指出：（從）歷史上看，哪個國家開放，哪個國家就會在勝利的一端；哪個國家封閉，哪怕是最強的國家也會衰落。”很清楚，他認為開放決定國家的興衰。改革開放雖然是我們的基本國策，但把開放的功能夸大到不適當的程度就變成了荒謬。歷史唯物主義告訴我們，人民是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一個國家和民族的興衰不是取決于對外開放的程度，主要取決于這個國家內部的政治制度和執政者的政策能否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能否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能則興，反則衰。無論世界發展史還是中國發展史都表明，歷史上的帝國王朝，當他們從鼎盛走向腐敗之后，誰也不能跳出從興盛到滅亡的周期率。大唐興衰的歷史，清朝由康乾盛世走向敗落，一次次證明了水（老百姓）能載舟（君王）也能覆舟的道理。大英帝國當年稱日不落國，可謂開放發達吧？最后為什么還是走向敗落？是因為那時英國是殖民主義者，執行的是侵略掠奪世界人民的政策，是反人類的，靠發不義之財最終難逃失敗的命運。鄭永年為了給自己的論斷尋找根據，還以當今世界第一的美國為例。他說，“過去美國為什么那么強大，就是因為開放的移民政策吸引了世界眾多優秀人才，也包括中國人才。”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強國是因為實行”開放的移民政策吸引了世界眾多優秀人才‘’嗎？這顯然是欺人之談。有誰不知道，美國是靠戰爭和販賣軍火起家的，是靠發行美元吸血世界而維持其存在的，是靠封鎖和顛覆不和它同流合污的國家而稱霸世界的。鄭永年不顧世界人民公認的事實，把美國的強大歸于實行了開放的移民政策，是連小學生都能看穿的奇談怪論。美國現在的情況怎么樣呢？現在世界的有識之士普遍認為，美國在步大英帝國的后塵正在走向敗落。當今，美國是負債最多的國家，如果還清欠世界各國的債務，美國立即就會崩潰，已是名副其實的外強中干的紙老虎。美國國內兩極分化嚴重，階級種族矛盾惡化，社會動蕩不安，在世界性經濟危機的惡浪中已不可自拔，人們從美國大選引發的暴亂，和在疫情戰表現出的無能為力以及同盟國的叛離，都認為美國的敗落已為期不遠。中國史和世界史都證明，鄭永年的興衰論找不到可信的歷史根據，是違背歷史唯物主義的。

　　第四，鄭永年對當今世界政治格局的判定有問題。

　　鄭永年認為：當今的國際體系即聯合國體系實際上是以美國為主導的西方國家建立的，沒有充分考慮到發展中國家利益，歐洲一些國家也意識到這個問題，覺得要改變，但美國不同意。美國認為現有的體系是它自己領導建立的，看成是美國的“私有財產”。對中國來說，這是一個困境。一方面我們不像蘇聯，我們沒有另起爐灶。盡管我們強大了，但我們還是選擇加入當前的世界體系，跟世界接軌。我們不尋求對當前國際體系進行革命，而是尋求改革，通過改革使得世界體系更加合理。我們的很多動議像“一帶一路”倡議、亞洲基礎設施建設銀行、金磚銀行都是對當前國際體系的補充。這里要指出，鄭永年關于聯合國國際體系是美國建立的論斷是極其荒謬的。聯合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取得勝利之后建立的，是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成果，是世界愛好和平力量共同努力的結果。聯合國由一百多個國家組成，是世界人民爭取民主獨立宣示的舞臺，美國只是發起人之一。聯合國曾經被美國操控過，但從20世紀50年代后期美國的指揮棒就不靈了。70年代中國重返聯合國。聯合國在解決國際爭端方面發揮了極大的作用。人們不會忘記，美國在聯合國有制裁許多中小國家的提案，包括阻止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提案，都被聯合國所否定。美國早就成了孤家寡人，怎么能說聯合國是美國的“私有財產產”？這是要抬高美國還是詬病聯合國？其次，當年蘇聯是常任理事國，擁有一票否決權，沒有搞第二個國際組織，哪來的另起爐灶？中國加入聯合國行使的是主張大小國家一律平等，反對霸權主義，我們并不是加入所謂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習近平的“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謀求和世界各國共同發展的戰略舉措，建立亞洲基礎設施建設銀行和金磚銀行是為了打破美國金融霸權的壟斷，更好地和世界各國進行經濟交流，它是一個獨立于世界銀行之外的金融運行體系，它們是平行的關系，怎么能是對當前國際體系的補充？鄭永年所講的這些觀點都是他自己調侃的，與真實的世界現狀根本不合，是有意扭曲歷史，還是對歷史的無知？

　　第五，鄭永年對美國問題的定位有問題

　　縱觀鄭永年的講座和訪談錄，盡管也有批評美國的一些言論，但仔細品味一下，他對美國的批判都是一些非本質的問題。讀了鄭的訪談錄給人形成這樣的印象：美國在當今世界仍然是可以領導世界的國家，有許多成功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鑒。如鄭對當今美國為什么不穩定的解讀就是很有力的證據。鄭永年說：”二戰后美國能穩定下來，主要是因為二戰結束到80年代，美國的中產階級規模達到人口總數的70%，這個70%是美國的政治主體。哪怕共和黨右一點、民主黨左一點，但不管哪一個黨都要照顧到總人口70%的這個群體。美國現在不穩定了，就是因為中產階級規模大幅縮小，從70%縮小到今天的50%，政治主體動搖了。””美國的問題就是其政治主體出現問題了。過去兩黨比較有共識的時候，美國的決策就比較有效，但現在兩黨為了否決而否決，沒有一點共識。在重大問題上，大家沒有共識就很麻煩。危機時候，沒有一個有效政府就無法應對重大危機。”他還講，“特朗普的整頓方向是對的，只是方法不對。特朗普看到美國的中產階級萎縮了，反而去操縱民粹主義。拜登現在提出了重振中產階層的目標，他如果回歸到中產階級路線的話，那中美還是會有趨同的地方。這不是制度趨同，而是價值觀趨同。因為中產階層有共同的價值觀。”鄭永年由此進言：”中國經濟總量很快就會超過美國，我們還有很多進步的空間，我們4億人口是中產，這相當于美國的全部人口，國內消費市場很大。”中國要學習美國的經驗，打造更多的中產階級。我們要指出，鄭永年的”中產階級穩定”論大有問題，根本不是那回事。

　　為了剖析這個問題，首先弄清什么是中產階級？關于什么算中產階級，世界各國有不同的衡量標準。美國人眼中的中產階級有六大標志：（一）擁有寬松住宅；（二）擁有汽車豪車；（三） 子女接受過良好的大學教育；（四）退休后保持工作時80%的收入；（五）有可靠的醫療保險；（六）.家庭每年至少兩周的帶薪休假。按照上述標準。美國中產階級年薪的平均收入為23.315萬美元。中國給中產階級定的標準是：（一）通過提供知識來獲取收入，或者通過經營小規模生產資料來獲利；（二）擁有滿足人們安穩生活需求的資產，如：房、車、存款；（三）能夠完全滿足基本生活用品消費需求，注重物質生活的品質，具有一定的奢侈品消費能力；（四）具有較強文化和精神領域的需求，注重個人的社會形象和社會地位；（五）沒有資產階級的巨大財富，也沒有低收入階層的社會福利。按照上述標準，中國學術界認為，中產階級的資產至少要在1000萬元以上。若按這個標準，現階段我國的中產階級約占總人口的5%。鄭永年說中國有4億中產，依此說中國已有三分之一人口是中產階級了。他比正規機構的估計高出好五六倍，不知道鄭對中產階級的標準是怎樣認定的？

　　其實，中產階級的比例差別并不是多大的問題，問題在于它是不是決定社會穩定的關鍵力量。從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各種危機接連不斷，特別2020年疫情戰以來，美國國內暴亂不斷發生，蔓延到22個城市，一致武攻國會大廈，美國確實不穩定了。美國的不穩定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是因為中產階級數量減少的緣故嗎？不是的。馬克思指出：“一切現實危機的最后原因，總是人民大眾的貧困和他們受限制的消費，但與此相反，資本主義生產的沖動卻是不顧一切地發展生產力，好像只有社會的絕對消費才是生產力的限制.” 馬克思的這段論述是破解危機即不穩定的鑰匙。讓我們剖析一下2008年的金融危機和美國接連不斷的騷亂，就會發現鄭永年的中產階級穩定論是一個不貼譜的分析。2008年的金融危機的導火索是次貸危機，而次貸危機的背后卻是因貧富不均的兩極分化所導致的。據世界銀行2010年報告顯示，美國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財富。擁有購買能力的人沒有太多購買欲望，有購買欲望的人沒有足夠的購買能力，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受限制的消費”者。房屋是每個人都需要的，在每個國家都有很大的市場，房地產開發利潤極高，資本家像馬克思所說的“不顧一  切地發展”房地產產業，建設大批的房子供窮人購買，但遺憾的是，據美國國家統計局統計68%以上的百姓買不起房子，開發商為了把房子賣給人們以賺取高額利潤，于是發明了抵押貸款購買房屋的消費模式。抵押貸款通常有投資銀行提供資金，由次級抵押貸款機構向沒有足夠資金買房的人們提供抵押貸款，次級結構起中樞橋梁作用，但因購房者沒有能力如期償還抵押貸款，最后導致次級抵押貸款機構破產，投資基金被迫關閉，引起股市劇烈震蕩，波及全世界。次貸危機表現為金融震蕩，根源還是那些貸款的窮人因收入低沒有還貸的能力。在美國，中產階級有房有車，他們無需在住房問題上傷神，因而次貸引起的金融危機幾乎與中產階級無關。

　　再說美國的騷亂。2020年5月25日，美國明尼阿波利斯市一名黑人男子遭警察暴力執法后死亡。現場拍攝畫面顯示，一名白人警察跪在該男子的脖子上長達7分鐘，期間男子不斷向警方呼救，“求你了，我不能呼吸了，不要殺了我！”然而即使圍觀群眾向警方表示抗議時，警察仍是不為所動，最后，男子在被送到醫院后不久死亡。此事件視頻在網上發布后，上千名當地民眾上街抗議要求徹查此事，此后，美國騷亂事件波及美國的22個城市，這是美國不穩定最突出的表現。現今世界幾乎普遍認為，之所以發展到今天的地步，這是美國根深蒂固的種族歧視引起的，這和中產階級的減少無法撤在一起。由此可見，鄭永年的“中產階級穩定”論從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找不到理論根據，武斷至極了。

　　第六，鄭永年對中美關系的定位有問題。

　　鄭永年說：“從歷史上看，未來世界的體系建立肯定避免不了中美之間如何合作。中美之間如果合作了，重建或者重塑世界體系沒有問題。如果中美之間找不到合作的地方，分裂或者沖突了，那么世界體系就會碰到很大麻煩。”因而，”未來世界的格局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中國如何應對美國。”鄭永年還認為，”美國沒可能重啟冷戰同盟遏制中國”，以此，中國也不應用戰狼外交對付美國。”戰狼外交對中國沒有好處;反之,中國開放的潛力和巨大市場才是其強項，中國完全有條件通過單邊開放避免冷戰。” 鄭永年怕我們不接受他的觀點，還解釋道：特朗普和我們撕裂，搞過頭了，這和川普性格有關，“拜登的領導團隊可能會比較理性地去處理這個問題。中美之間可以找到很多合作領域”。從上述論述可知，鄭永年把”合作”視為中美關系的最高準則，還把合作的希望寄予拜登的理性。我們要指出，鄭永年的中美關系的合作論是有極大問題的。

　　鄭永年中美關系合作論有什么問題呢？

　　讓我們考究什么是真正的中美關系后再回答這個問題。

　　馬克思主義把國家與國家間的關系稱作國際關系。認為，國際關系是國際行為主體之間關系的總稱。國際關系包括政治關系、經濟關系、民族關系、軍事關系、文化關系、宗教關系、地域關系等，其中國際政治關系又是最重要和最活躍的關系，與政治密切相關的經濟關系是最基本的關系。西方一些學者將國際關系中的外交關系與軍事關系視為"硬政治"，視經濟關系為"軟政治"。美國國際關系專家漢斯·摩根索和法國的雷蒙·阿隆認為，國際關系就是國際政治，二者是等同的。要認清，西方學者的觀點在本質上和馬克思的觀點是一致的，即國家關系的本質是政治關系。根據這個界定可推知，所謂中美關系最主要回答的應是中國與美國之間的政治關系，其次是經濟關系，再其次是外交關系和軍事關系。

　　中國與美國在這些關系上如何呢？

　　筆者認為，中美間的政治關系是兩種不同社會制度即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根本對立的關系，美國無時無刻都在想著怎樣摧垮中國，中國為了自身利益同美國進行不屈不撓的斗爭，是水火不容的敵對關系；中美間的經濟關系是雙方共求相互的互利關系，也是市場關系；中美間的軍事關系是互為對手的制衡關系；中國對美國的外交關系是上述三種關系的綜合反映。由此可知，如果正視中美間的上述關系，那種叫得很響的不對立不對抗合作共贏的中美關系只能是種理想追求，事實上是不可能存在的。中國與美國的關系史表現是，對立與斗爭是絕對的，合作是相對的，而且那些合作也是在斗爭中才能求得的。如當年中美建交，美國為什么承認中國？是和中國合作嗎？不是的。是根據美國戰略利益上的需要，是為了對付當時和美國抗衡的蘇聯。蘇聯解體后美國為什么立即轉向打壓中國，在技術上封鎖中國，軍事上遏制中國，這充分表明美國與中國之間根本就不存在合作關系。至于在經濟上之所以能扭在一起，是雙向需要形成的，中國需要資本和技術，美國看好了中國最大的市場和資源，從各取所需出發才形成技術交流和買賣關系，對這這種較密切的經濟關系美國也不是誠心的，對中國需要的關鍵技術美國歷來都是嚴加封鎖的，中國與美國的經濟關系事實上是有限制條件的買賣關系，這個判斷從2019年以來的貿易戰得到證實。軍事上就更不用說了，中美間曾經有過軍事交流，又是美國中斷了，至今還在我國南海攪局挑釁，把中國視為最嚴峻的對手。

　　因為上述復雜的政治軍事關系，美國與中國是不會抱團取暖的。這才是實事求是的中美關系。美國在歷史上始終把中國的社會主義視作洪水猛獸，把中國共產黨視作最強悍的對手和敵人，從政治上是你死我活的敵對關系。美國能和中國建立外交關系并非放棄對中國的敵視政策，而是試圖通過“第五縱隊”的顏色革命和金融滲透的戰略顛覆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美國摧毀中國的企圖沒有一天停止過，因為這種特殊的政治關系，注定中美之間不可能成為盟友或真正的朋友。美國人欺軟怕硬。中國能有今天的世界地位和建設成就，實際就是在戰勝美國對中國的孤立與反孤立、封鎖與反封鎖、侵略與反侵略、顛覆與反顛覆的斗爭中建立起來的。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斗則生，屈將亡，硬則立，軟受欺。中美建交后的歷史表明，中美除在氣候問題上、反恐問題上、貿易問題發生過合作關系，但在國家核心利益問題上始終是根本對立的，從來沒有合作過。中國同美國的斗爭是絕對的，合作是局部的。氣候問題，貿易問題，都不是生死攸關的問題；如果把中美間的合作看得高于一切，那就要犯敵我不分和本末倒置的錯誤。中國要發展，走向世界，需要同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交往，包括老牌帝國主義；但我們是有原則的，最基本的原則是不能傷害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即不能拿原則作交易。如果有人打著在中國投資辦企業的旗號或身著貿易的外衣，卻干著顛覆傷害中國的勾搭，我們是聽之任之，還是依法整治呢？鄭永年要求我們，即使美國人敵視我們罵我們也不要介意，要敞開胸懷向美國人開放。這不是奴顏婢膝，不是不要原則了嗎？反對用戰狼的方式對待美國，這不成了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嗎？講到這里使我聯想到從網上看到中國要甘作第二”的一篇文章，他們的觀點十分吻合，這不是要我們屈從美國和繳械投降嗎？中國不能做綿羊，必須作戰狼，不然會被真狼吃掉。

　　2020年12月16日至18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2021年中國經濟著重抓好八件大事：大事一：要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對經濟恢復的必要支持力度。大事二，按照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大事三：要緊緊扭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注重需求側管理，打通堵點，補齊短板，貫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提升國民經濟體系整體效能。大事四：積極考慮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大事五：提出建設國家糧食安全產業帶大事六：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大事七：對住房租金水平進行合理調控。大事八：抓緊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達峰行動方案。值得注意的是，中央把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列在八件大事之首，“全面推進改革開放”被列為明年八項重點任務的第四位。2021年1月12日，即中央工作會議20天之后，在全國貫徹中央工作會議之際，鄭永年在給深圳領導班子的講座上卻大講：“2021年，國際形勢持續不明朗，中國要如何破局？最好的應對方式就是繼續擴大對外開放，吸引更多資本和生產要素流入，在這方面，我們要有充分自信，更要保持良好戰略定力。”他還說，”美國搞貿易保護主義、經濟民族主義和相對不開放的時候，我們要更加開放。哪怕是美西方封鎖中國，我們也要向它們開放。開放是一個自信的象征，也是中國為世界做更多貢獻最有效的方法。”從鄭的解答我們清楚了，他所希望的第三次開放，其創意是應給美國以更大的開放，即使美國封鎖中國，罵我們，我們也要向美國開放。美國可以用戰狼的對待我們，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卻不能用戰狼的姿態對付美國。我們切不說鄭永年和中央工作會議唱反調，但這不能不說是影響貫徹中央經濟會議精神的雜音。鄭把改善中美關系的希望押寶拜登的理性，現在看，拜登在中國核心利益問題上同特朗普沒有質的改變，在打壓中國的手段和力度比特朗普還要高明，更狠毒，寶也壓錯了，我們所說的誤導作用就表現在這里。

　　二〇二一年二月十八日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重發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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