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戰的影響不能僅看當期
最近中國人民銀行前行長周小川在意大利接受采訪時說,根據他的研究團隊的計算,貿易戰對中國GDP增長的影響小于0.5%。
我覺得這個判斷有局限性。如果僅僅從對貿易、對GDP增長的影響來說,從當期來看是成立的。但這個計算可能忽略了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投資的不確定性,貿易戰對未來的影響將會涉及到多個方面。中美貿易總共有5000多億美元,特朗普說要把中國對美國進口的全部數額都增加關稅。這可能只是一個威脅,因為在他國內反對的聲音也很多。但是不管怎么發展,在考慮中美貿易戰的影響時,不僅要看它對當期貿易額和對GDP增長的影響,而且要看由于它帶來的巨大的不確定性,將對很多方面的投資產生影響。最近有一個報告,提到日資企業已經不再進行新的投資。所以從發展趨勢看,“小于0.5%”這個判斷恐怕是很不全面的。中美關系已經不能再用以前的判斷“好也好不到哪去,壞也壞不到哪去”,而是正在面臨一種質的變化。事情已經在發生,不能只是看當期。
國內有一種觀點,認為這個貿易戰沒什么了不起,因為現在已經形成了一種全球供應鏈。1990年以后,特別是中國加入WTO以后,全球生產方式有一個大的變化。以前在討論國際分工的時候,包括所謂比較優勢理論,它都是基于這樣的事實,即國際分工基本上是多種產品在國家之間的分工。1990年以后,國際分工的格局產生了明顯的變化,成為產品內不同加工環節之間的分工,而不僅是產品在國家之間的分工。比如蘋果手機的制造,必須進行內部不同元件的分工,不同元器件在不同的國家生產。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在很大程度上已經不成立。再比如半導體,美國對中國的半導體元件大量增加關稅,其實等于美國對自己的企業增加關稅,因為大量的半導體元件是在中國的中美合資企業生產的。美國的汽車零部件進口大部分來自墨西哥。
根據這種全球價值鏈的觀點,一些人就認為貿易戰并不可怕。他們認為美國不可能向自己的企業征稅。確實美國很多跨國公司堅決反對對中國征稅,這次美國政府征求意見時反對意見也很多。
生產方式的新變化帶來的影響
奧巴馬擔任總統的時候,曾經對蘋果總裁蒂姆·庫克說,你為什么不把中國蘇州的蘋果制造廠搬回美國?蘋果最大的生產基地在蘇州。奧巴馬說,希望你能把它帶回加利福尼亞。庫克說我不是不想搬回美國,但是如果美國能夠有8萬名現場工程師,我就搬回來。根據蒂姆·庫克的說法,這個現場工程師不是說一定要有博士學位那么高深的理論知識,他是有技術操作經驗和現場管理經驗的工程師。這8萬名工程師在蘇州有,而在加利福尼亞就沒有。這個產業鏈所需要的這么多種專業的技術人才,美國本土絕對不可能提供。20世紀90年代時,比較極端的崇尚全球化的人有一種觀點,認為美國就是全球的設計商,就是搞高科技設計,制造業生產全都移到世界其他國家,那么轉移到中國當然是首當其沖。實際上生產方式發生變化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從原來的所謂福特主義轉變到后福特主義。德國說的工業4.0也是一種后福特主義。其核心就是表明,復雜產品的設計、制造,包括銷售等環節是有內在聯系的,不能夠完全分開。
比如說,如果美國只是一個設計中心,新的生產方式就要求設計和制造現場要經常互動,根據用戶反映和制造中發生的問題,迅速地反饋到設計。當然即使在有關各方的距離很遠的情況下,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做到。實際上這種生產企業已經不再是傳統的企業,所謂的科斯定理要把企業和企業的邊界搞得很清楚,現在這種界限也不那么清楚了。現在后福特主義認為,實際上企業和周圍大量的供應商、制造、設計等環節有緊密的聯系。在這種情況下,他想把產業鏈轉回去的努力,我認為不能夠低估。這個產業鏈是否長期依賴中國?我們要充分注意到可能的變化。
全球供應鏈的轉移還是中期的因素,比較短期的因素就是中期選舉。特朗普一定要爭取共和黨的勝利,所以他要更進一步地威脅向中國全面征收關稅。
在美國選舉中比較值得重視的一個方面,就是“社會主義”這個詞已經不那么忌諱了。桑德斯2016年在競選演講中公開說自己是社會主義者或者是民主社會主義者,現在這已經公開地作為選舉演說詞。比如幾個月前,紐約有一個資深的民主黨眾議員,在民主黨內準備作為替代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的人選,結果在紐約州競選時,被一個20多歲的年輕女孩給選敗了。而且這個20多歲的女孩明確說,她就是社會主義者。從這里可以看出不確定性。
在“斗而不破” 中做全面準備
我認為中美關系正在發生質變,不是好也好不到哪兒去,壞也壞不到哪兒去。但這個質變的性質,我認為它還是“斗而不破”。在這一局面下,我們要做多方面的準備。一個很重要的消息是,近日中國商務部正式批準埃塞俄比亞大豆通過了所有的進口檢驗,埃塞俄比亞大豆的質量問題值得一提,因為它原來主要是喂牲畜,就是作為飼料的。但是不管怎么樣,我們做好全面的準備,保持“斗而不破”,我覺得是非常關鍵的。
■ 本文是作者在2018年9月9日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組織的“中美關系前景探討”研討會上的發言摘編。
* 崔之元,中信改革發展研究院資深研究員,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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