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在對外交往中有一條被隱秘遵循，但未曾在外交文件中明言的原則：“打不敗的敵人就是朋友”。這句話聽上去非常不體面，浸透了厚顏無恥的馬基雅弗利精神，實際上卻包含了實用主義的智慧，又符合經濟理性、外交理性的原則。
道理是簡單的：一個敵國，如果你能夠將其擊敗，當然就意味著可以將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它，也意味著它不再繼續對你構成危害，消耗你的資源。如果你不能將其擊敗，那么最好將它變成你的朋友，盡管很多時候這往往意味著丟面子和支付一定的成本，但這比繼續對峙——無論是軍事對峙還是外交對峙——要省錢的多;更重要的，這會使自己更加安全，可以集中資源與精力對付最主要的敵人。
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對中國、越南、古巴、伊朗等等，總體上都采取了這一原則，這成為美國最后獲得冷戰勝利的一個重要因素。
相反的例子是蘇聯。
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后，尤其是毛主席首次訪問蘇聯之后，斯大林最先意識到世界已經變了，明白蘇聯的世界大國地位必須以中蘇聯盟為基礎。在冷戰已經拉開序幕的情況下，蘇聯絕不可能承擔起在西線與北約對峙，同時在東線又與中國對峙的代價;且從長遠看，蘇聯兩億左右的工業化人口，也絕無足夠力量和西方十億左右的工業化人口對抗，因此蘇聯必須幫助中國實現工業化。
所以，盡管斯大林享有戰勝納粹德國的崇高威望，也有嚴重的大國沙文主義情緒，但對新中國向其提出的各種要求(當然都是合理要求)，基本照單全收。后來斯大林更明確向中國提出，亞洲的革命，包括朝鮮、越南的革命，都由中國來管，蘇聯則集中精力于歐洲，這就有一點要和中國平分天下，并在此基礎上維持中蘇同盟的意思了。考慮到斯大林曾經向中國出過“劃江而治”的餿主意，我們只能說斯大林的進步是明顯的，無愧為一個杰出的現實主義的戰略家。
遺憾的是，斯大林去世之后，蘇聯領導人的戰略思維能力江河日下。赫魯曉夫一度對中國的態度似乎比斯大林更友好，但對中蘇關系本質——中蘇聯盟是蘇聯大國地位的真正基石——的認知，則遠不如斯大林來的深刻。
赫魯曉夫對中蘇關系的處理，明顯帶有情緒化和機會主義的眼光，對美蘇關系則抱有太多不切實際的幻想，竟然試圖為了討好美國（換取美蘇共治）來“約束中國”，這就徹底摧毀了中蘇聯盟的基礎，也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形成的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
赫魯曉夫想在中國發展核武器問題上留一手，對中國進行技術封鎖，完全沒有意識到在二十世紀進行技術封鎖是不可能的。赫魯曉夫最臭的一步棋是用“撤走專家，撕毀合同”來向中國施加壓力，但他根本不明白，這樣做的結果對蘇聯的傷害遠甚于對中國的傷害。
從經濟上來說，赫魯曉夫情緒性的愚蠢行為，使蘇聯經濟“體系”急劇萎縮，從橫跨歐亞大陸(規模上略小于今日中國一帶一路的范圍)的巨大空間，萎縮至歐洲的邊緣地帶。同時，由于失去了中國這個蘇聯工業品的巨大市場，蘇聯主導的“經互會”其他成員國的市場又過于狹小無法代替中國，蘇聯不得不用“輸血”的方式維持自己的體系，這種格局決定了蘇聯體系是不可持續的。
更重要的問題還在于，赫魯曉夫經濟制裁中國的結果，使蘇聯失去了對中國施加影響的有效杠桿，到勃列日涅夫時代，蘇聯除了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進行軍事威脅外，已不能用其他方式影響中國。而蘇聯“陳兵百萬”所產生的成本，遠遠高于五十年代對中國進行經濟援助的支出。八十年代之后，蘇聯為了牽制中國，又不惜血本支持越南與中國對抗，更使蘇聯經濟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五十年代之后，美蘇相互構成“兩極”格局，實際上不能實現真正和解，在兩極之間，真正游刃有余的是中國。斯大林之后的蘇聯領導人，都缺乏真正的戰略眼光，盡管具有諸多有利條件卻始終不能打開中蘇關系的僵局，反倒是美國的政治精英，在朝鮮、越南連遭敗績之后，痛定思痛，開始現實的面對中國崛起，尼克松執政時打開了中美關系的大門，為在冷戰中最后戰勝蘇聯奠定了基礎。
歷史往往驚人相似，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
朝鮮半島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與中國的安全關系極大。簡言之朝鮮半島的安全就是中國的安全，中國對朝鮮半島發生的事情，既無可能置身世外，更不應該置之不理。
毛澤東時代，中國通過抗美援朝戰爭和簽訂《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在志愿軍撤出之后）的方式，把朝鮮半島的安全納入中國管理之下。1953年朝鮮停戰協定簽字之后，東北亞一直安如磐石，極大節省了中國的戰略資源，使中國可以從容處理中蘇、中印邊境沖突，以及在東南方向應對美國和蔣介石的“反攻大陸”。
朝鮮核問題發展到了今天，對朝鮮來說，可謂“輕舟已過萬重山”，“核卒子”已經過河，可以斬將殺車了。對中國來說，東北亞的局面則是“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中國在東北亞安全上面臨全新局面。
朝鮮擁核已使抗美援朝的最大成果——中國對朝鮮半島的安全管理權——喪失殆盡。在唐高宗支持新羅統一朝鮮半島以來一千多年的中朝關系史上，朝鮮在安全上擺脫對中國的依賴，這還是第一次，對中朝都是一個嶄新的問題。
朝鮮擁核成功，意味著朝鮮已經化被動為主動，客觀上成為中美競相拋出橄欖枝的對象。除非中國愿意在賈慶國一類“專家”忽悠下為美國火中取栗，否則美國不會甘冒核戰爭的風險解除朝鮮核武裝，“打不敗的敵人就是朋友”這一鐵律正在啟動，最近美朝之間的直接接觸已經清晰的表明了這一點。
對中國來說，最大的戰略利益在于中朝關系的改善必須在朝美關系的改善之前，以確保朝美關系的改善不損害中國利益。一個擁核但友好的朝鮮，最符合中國的安全利益。一個擁核但不友好的朝鮮，動不動“京畿震動、變生肘腋”，會極大消耗中國的戰略資源。
為今之計，中國可以在默認朝鮮擁核(這只是面對現實而已，薩德入韓已經為中國的政策轉換提供了很好理由)的前提下，逐步解除對朝鮮的經濟制裁，使朝鮮在安全上擺脫對中國依賴之后，形成朝鮮對中國的經濟依賴，以此來獲得影響朝鮮外交政策的杠桿。
最終的目標，是把朝鮮完全納入人民幣經濟圈，而不是美元、日元經濟圈，使朝鮮經濟成為中國經濟體系的一部分——這意味著朝鮮核問題在“沒有解決”情況下的解決。
需要強調的是，正如蘇聯對中國的援助絕非蘇聯單方面恩賜一樣，中國解除對朝鮮的經濟制裁也絕非是朝鮮單方面受益。朝鮮豐富的自然資源、優質的勞動力，將為中國經濟注入一股新活力，至少使整個東北獲得一輪高速增長二十年的機遇。
今天，經歷了自九十年代以來二十多年令人精疲力竭的外交、戰略博弈之后，朝鮮半島的安全、和平與繁榮問題出現了徹底解決的有利契機(中國需要盡快解決這個問題，以便把主要精力轉向國家統一)，現在是考驗我們戰略智慧和勇氣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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