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于《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 雙月刊) 2015 年第1 期
摘要：美國戰略東移，在西太平洋地區給中國帶來新的挑戰。應對這種挑戰，僅談“戰略合作”是不夠的，要從矛盾分析入手，對其加以綜合研究。目前中國在西太平洋地區面臨的挑戰，主要來自海上霸權美國與中國的矛盾，在這個主要矛盾中，日本與中國的矛盾并不是次要矛盾，而是中美這個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解決了日本這個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就化解了美國挑戰這個主要矛盾的主要支點。盡管今天的歷史條件及中日力量對比已發生了重大變化，國際上敵強我弱的大勢亦有松動但仍無根本轉變，毛澤東“熬時間，不傷元氣、不搞孤注一擲”的方針對于中國爭取西太平洋斗爭的勝利仍有指導意義。
毛澤東說：“一門科學，應當從分析矛盾出發，否則就不能成為科學。”分析矛盾，就是分析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抓住了主要矛盾，其他矛盾也就迎刃而解。老子說：“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妙，即辯證存在著的矛盾和發展;徼，則是規定矛盾的邊界。這就是說，矛盾是普遍的，但矛盾是有邊界和可以相互轉化的。看一般性矛盾，既要看到它的普遍性，還要看它的有限性;僅僅認識到主要矛盾還是不夠的，還得認識到主要矛盾存在的邊界和轉化的條件。因此，我們研究國家利益需求，不能僅從“戰略伙伴”式的合作入手，而應從其雙方關系的矛盾點入手。轉化而不是消滅矛盾是矛盾解決的要義，也是戰略哲學的要義。未來的幾十年是中國發展的關鍵時期，其間，重大挑戰和重大機遇并存卻不并起：勝利或失敗，二者必具其一。為此我們需從矛盾分析切入，對其加以綜合研究。
一、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
美國戰略東移，這在西太平洋地區給我們帶來新的挑戰，而應對這種挑戰，大而無當地僅談“戰略合作”是不夠的，我們得從矛盾分析入手，弄清楚在哪兒可以合作，在哪兒不可以合作，這應合了中國人“好朋友，勤算賬;好鄰居，勤打墻”的經驗。
筆者認為，目前中國必須應對的挑戰主要來自西太平洋，其主要矛盾當然是海上霸權美國與中國的矛盾;但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在這個主要矛盾中，日本與中國的矛盾并不是次要矛盾，而是中美這個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為什么這樣說呢?因為，中國周邊矛盾大體上分兩種：一種是太平洋戰爭后建立的雅爾塔體系內戰勝國間的矛盾，此類矛盾多集中在南海一帶;另一種是雅爾塔體系外的戰敗國與戰勝國的矛盾，此類矛盾則比較單一地存在于東海。前者是戰后利益分配不均或其他歷史原因造成的，因而其中絕大多數是可調整的矛盾;后者則是太平洋戰爭前產生的，因而是不可調和的矛盾。日本與整個亞洲國家特別是中國和美國的矛盾屬于后一種矛盾。由此可以解釋亞洲國家對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立場強硬的原因。在這兩種矛盾中，對中國有利的是后一種矛盾，它比較單一，只有日本一家;而對中國不利的是前一種矛盾，涉及面較大。但由于前一種矛盾不是各國根本利益的對立，因而對在太平洋戰爭勝利后建立的這些國家的存在前提不具顛覆性。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周邊環境的不斷改善是有相當好的條件;同樣，中國在東海取得對日斗爭的勝利也有比較充分的條件。
二、兩類不同性質的國家
(一)日本
東海矛盾主要是中國和日本的矛盾。日本所求是為爭取戰前利益，否定雅爾塔成果及在此之上建立的利益格局集中表現為國內修憲及對華關系上不承認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分之原則。故此，日本與中國乃至東亞國家矛盾是不可調和的顛覆還是維護雅爾塔和平體系的矛盾。失道寡助，日本與德國完全不同，它在東海與中國的摩擦和沖突至今沒有獲得東亞國家直接和明確的支持。道義不在日本這邊，中國為此更應為亞洲主持公道，在集中揭露日本在二戰中的侵略罪行的同時，也要向亞洲國家指出美國綏靖日本法西斯主義的危機。目前日本不明事理地不斷狡辯只會在世界上尤其在亞洲日益孤立。沒有朋友，自然不會有成功的外交。
對中國而言，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是日本與臺灣的“接榫”地帶，日本對釣魚島的企圖本質上是對在戰后已歸回中國的臺灣的企圖，因而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歸屬決定臺海統一大業的成敗，也決定中國在西北太平洋海權建設的成敗。日本不僅沒有化解俄羅斯在北方的戰略牽制，現在又多了一個更有力的朝鮮核牽制。日本在亞洲沒有真正的盟友，可以說，目前的日本處于安全環境最差時期，而這一時期中國周邊特別是北方安全環境已大幅改善，因而在釣魚島一線，日本若與中國沖突，勝算極少。
中國在東海和南海主要涉及兩個對手，這就是日本和美國，而后者更是世界頭號海權強國。日本的戰略目標是打通經中國臺灣南進南海的戰略通道，在這一目標下，臺灣就是日本盡管非法但卻至今不愿放棄的核心利益。如果說臺灣位于日本地緣戰略的核心利益線上，那么，臺灣之于美國則只能說是具有戰略利益而非核心利益。美國的戰略核心利益線在太平洋海區是從夏威夷到關島、菲律賓，再到馬六甲一線。在西太平洋海區，美國要保的關鍵目標是馬六甲海峽，這是不容他人染指的美國的核心利益。至于東北亞，成熟的美國政治家———比如20世紀前半葉的兩位羅斯福總統———則不會對其傾注太多的資源。
知道了美國在太平洋的關鍵利益線的分布，我們就會明白，在臺灣問題沒有解決的前提下，中國如果將海洋戰略的重點轉向南海，這必然要在東海臺灣問題存在的同時又在南方徒增一個更強大的對手。如果我們一旦南向受困，日本在臺灣問題上的立場將會更加強硬。而南海“戰果”的守衛所需資源，會因其戰線長和對手強大而長期透支。同當年蔣介石對日本迅速沖刺南海也是樂觀其成的道理一樣，目前日本右翼及在臺的“臺獨”分子對此也樂觀其成。太平洋戰爭中的日本就是在與中國全面沖突的同時又徒將美國置于直接對手的位置，其結果必然是全面失敗。相反，南海問題既不是打開中國西太海權困局的“薄弱”環節，甚至也不是關鍵環節。在非關鍵對手和關鍵利益的地帶做如此大，甚至是長期的投入，為兵家大忌。如果中國以東海的臺灣、釣魚島問題為切入點，這里離中國本土近，資源支持的可持續性強，可持續釋放大板塊國家優勢，因而勝算也較大。新中國成立以來，毛澤東歷來不出遠手，尤其是在南海不出遠手，因此也就從未失手。這個經驗對我們認識和解決現階段中國面臨的紛繁復雜的海上安全問題，仍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日本外交目前的主要任務是擺脫自購島以來的外交危機，其方式就是四處點火，讓中國與周邊的摩擦———最好是戰爭———不斷升級，企圖由此擴大中國的對立面并誘使這些國家在與中國沖突中紛紛倒向美國和日本。如果讓這一企圖得逞，我們就會犯下毛澤東同志曾批評的“四面出擊”的錯誤;東海和南海甚至在中國西陲同時高調出擊不僅會嚴重透支我們的國力，還會造成“‘圍淵驅魚，圍叢驅雀’，將‘千千萬萬’和‘浩浩蕩蕩’都趕到敵人那一邊去，只博得敵人的喝彩”的惡果。如此，才是中國外交面臨的真正危機。1972年1月6日，毛澤東同周恩來、葉劍英談外事工作時說：“其實這個公報沒把基本問題寫上去。基本問題是，無論美國也好，中國也好，都不能兩面作戰。口頭說兩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戰都可以，實際上就不能兩面作戰。”送走尼克松后，7月24日，毛澤東在與周恩來、姬鵬飛、喬冠華等談國際問題時，再次叮囑：“在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們的政策。兩霸我們總要爭取一霸，不兩面作戰。”毛澤東說的這個道理與今天也是相通的。
(二)美國
中國目前面臨的挑戰產生于資本主義危機及危機轉嫁方式。美國戰略東移的前提是自利比亞戰爭后，歐洲已能夠獨立地承擔重大軍事任務和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中失利并被迫撤軍，這使美元與其物質承擔者即石油產生分離。由于美元沒有實體經濟支撐，離開對世界石油從而石油交易的控制，美元就會大縮水，從而造成美國衰落。19世紀中葉中華帝國和印度帝國為西方列強打敗后釋放出的浮財曾使“喪鐘已經敲響”的歐洲擺脫了危機并轉入“維多利亞繁榮”;20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所釋放出的浮財使正處危機中的美元擺脫困境。同樣的道理，今天美國也需要一個新的對象釋放出浮財來支撐日益失去中東石油的美元，這個對象目前看最可能的就是中國。由此可見，這次美國戰略東移的目的不僅僅是遏制中國———因為中國已無法遏制，而是要打敗中國：最好讓中國在它策劃的里外夾擊中自垮，再次就是放日本出來與中國沖突，如果不行，才是其不可能成功的全面遏制。
自尼克松之后，對美國最具顛覆性的變化是將美元的物質承擔者從國內產品轉移至海外石油，這等于將美國的安全基點從本土移置中東，這極大地拉長了美國必須保障的安全線。這樣，華爾街國際財團就將超負荷的國防任務強加于美利堅民族并使之自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之后再次以更大的規模透支了它的國力。2007—2009年間，美國國防支出占美國聯邦財政總支出的20%左右，而同期軍費支出卻占國防支出的96%左右，國防支出基本沒有“浪費”，都用于軍費了。其間的關系是，國家財政依賴華爾街金融，華爾街金融依賴軍工和能源的擴張;軍工能源擴張又必須以對外戰爭拉動，戰爭勝利再返哺財政。戰爭成了國家財政增長的“推土機”，而成本越來越高的戰爭又進一步透支了國家財政。如此惡性循環，致使美國發生了迄今尚不見盡頭的危機，而危機又恰恰以戰爭的失敗或難以為繼為先導。美利堅民族有自己的貨幣即美元，卻沒有獨立支撐美元的民族產業，也沒有獨立的國家銀行。其造成的惡果是：美國因反復透支導致“腎虛”，它只能按華爾街的旨意超負荷干重活以從華爾街國際資本那里乞討點財政補貼。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與美國的矛盾不主要是中國人民與美國人民的矛盾，而是中國人民與將其利益置于美利堅民族利益之上的華爾街壟斷資本及美國買辦勢力的矛盾。毛澤東同志比較早地看出了這一點，1965年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與毛澤東談話結束時說：“希望主席向美國人民說幾句話，美國人民對中國是有好感的。”毛澤東一針見血地回答說：祝他們進步。如果我祝他們獲得解放，他們有些人可能不大贊成。我就祝那些認識到自己還沒有解放的，生活上有困難的人獲得解放。美國人民需要再解放，這是他們自己的事。不是從英國的統治下解放，而是從壟斷資本的統治下解放出來。美國亞太再平衡政策的出臺是美國實力衰弱的結果。其要義是在不出雅爾塔框架或在保障美國亞太利益的前提下犧牲雅爾塔原則，針對中國提升日本及亞洲盟國實力，這樣既可使美國保持離岸操縱的地位、又可使美國避免重蹈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被嚴重消耗的困境。美國這種機會主義的外交選擇將使具有強大核潛力的日本的破壞力被大幅釋放。為此，打破美國戰略東移對華負面影響的關鍵環節在日本。解決了日本這個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就化解了美國挑戰這個主要矛盾的主要支點。
那如何解釋“冷戰”呢?我們知道，美國與中國、俄羅斯都是遠東雅爾塔體系締造國，它們之間的“冷戰”矛盾是雅爾塔體系內利益分配差異產生的矛盾。美國與日本的盟友關系及建立在其上的“舊金山和約”產生于美國對中、俄的冷戰需要。二者之間的復雜性在于在雅爾塔法權體系中，中俄美是一致對日的盟友，但在冷戰體系中，美日是對中俄的盟友。但冷戰及其法律體系(如舊金山和約)屬于國際私法范疇，它低于作為國際公法的雅爾塔法律體系，因而它不能被用于解釋戰后雅爾塔法律及建立其上的法權關系。由于美國是雅爾塔體系中最大的獲利者，日本在戰后雅爾塔法權體系問題翻案，損失最大的將是美國，因此在日本翻案問題上，美國與中俄有較多的一致。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與美國遑論俄羅斯之間的冷戰矛盾是有限矛盾。
(三)中國
好朋友，勤算賬;好鄰居，勤打墻。盡管有墻的鄰居也有矛盾，但這種有界限的矛盾總比那些沒有墻的鄰居矛盾好調節。今天中俄關系的改善，除了利益交合點增加外，還有邊界問題基本解決。與此不同，中美矛盾增升的原因并不是中國對美國讓渡利益不夠，而是可讓的都讓了，剩下的(比如臺灣)實在是不能再讓了。與北約東擴進入烏克蘭將威脅到俄羅斯的生存底線的道理一樣，美國將中國利益邊界壓至臺灣以西，會使經濟總量已相當可觀的當代中國失去最低限度的生存發展空間，這當然是我們不能接受并必然要與美國斗爭的。這是中美矛盾加劇的主要原因。中國爭取包括臺海統一在內的西太平洋利益，以有利于中國的方式解決這個新的利益邊界，是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新基礎;沒有這個基礎，其他則無從談起。
中國解決西太平洋起碼的生存和發展空間的關鍵在臺海統一，而實現臺海統一的關鍵在于實現與臺灣接榫的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回歸。因此，釣魚島的回歸和臺海統一既是中國不可讓渡的核心利益，更是中國突破美國海上封鎖的關鍵。中國的這些要求過分嗎?一點也不過分。
中國實現臺海統一，這是雅爾塔法律體系賦予作為戰勝國———中國的權利，而雅爾塔法律體系并沒有賦予美國在臺灣的權利。60多年來，這一權利還只落在紙面上，并沒有為中國切實享有。因此，將中國的安全邊界定在臺灣東界，既合中國國情也合國際法理。
那么，在西太平洋中美之間是不是就沒有什么可以談判的利益呢?當然有，它主要集中在臺灣以東及南海部分地區。美國在這一地區的利益多是雅爾塔法律體系確定的，因此中國在相當的時期內對海權拓展的一般訴求不應越過這一區域，這是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合作的法律基礎及其太平洋合作的法理前提。
(四)南海國家及其矛盾
如果說東海問題的本質是日本問題，那么，南海問題的本質就是美國問題。南海是太平洋戰爭中反日本法西斯國家的集中區域;美國不是南海國家，但它在當年太平洋戰爭中為這一地區反日本法西斯事業曾作出重大犧牲，因此與中國一樣，美國與這一地區國家都是南海雅爾塔成果的分享者。這些國家與日本的矛盾屬世仇性質，是不可調和的本質性矛盾;而其中有些國家與中國乃至美國的矛盾屬歷史遺留及雅爾塔格局內部的利益糾紛。這種矛盾的解決盡管有的難度很大，但也有調整的前提。因此，與東海相比，南海的矛盾屬于西太平洋諸矛盾中次一級的矛盾，應當放到主要矛盾解決后去化解。為此，中國在南海和東海應根據矛盾性質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政策。但必須明白，解決次要矛盾當以解決主要矛盾為先決條件。如1954年萬隆會議上東南亞國家對新中國的喝彩是以朝鮮戰爭的勝利為先決條件，同樣，今天中國在南海受到的尊重，要以在東海贏得的尊嚴為先決條件。對于那些過度和長時間蠶食中國海洋主權和利益的勢力，要有相當的威懾。
三、中國西太平洋的戰略選擇
美國21世紀外交最大的敗筆是將中國推向俄羅斯，造成中俄靠近，使美國再次陷入自肯尼迪以后兩面作戰的窘境。而歷史上曾陷入兩面作戰的帝國，是沒有一個不失敗的。在這一時期，中國已與俄羅斯建立了高度信任的戰略伙伴關系，這是美國無法戰勝中國的最重要的原因，也是中美關系改善的前提。
鑒于美國經濟嚴重衰退，奧巴馬政府正在回避戰爭，但中日沖突符合華爾街軍火財團的利益，這樣可以拉動亞太軍火貿易。為此，奧巴馬在釣魚島問題上放出既要保護日本又不承認日本擁有主權的含混態度。從20世紀50至70年代美國對臺政策看，有限放縱日本以“加固”美國設在西太平洋的“防波堤”，避免與中國直接沖突，將是美國的選擇。而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得到美國口頭承諾的“保護”后，為避免夜長夢多，急于向中國攤牌并以此拉美國下水。與此相對，中國宜采取軟擠壓的方式即不用以國家名義直接沖突(比如朝戰中的“志愿軍”)的方式回應日本的挑釁，這樣既可給美國回避的理由，又可讓日本在“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的窘境中最終承認中國在亞洲的主導地位。1941年7月15日、17日，毛澤東分別復電周恩來、劉少奇，提出“與日寇熬時間的長期的方針，而不采孤注一擲的方針”，指出：“七七宣言上已提積極進攻口號，將來可用帶戰略性的反攻口號。”“但八路、新四軍大規模動作仍不適宜，還是熬時間的長期斗爭的方針，原因是我軍各種條件均弱，大動必傷元氣，于我于蘇均不利。”盡管今天的歷史條件及中日力量對比已發生了重大變化，國際上敵強我弱的大勢雖有松動但仍無根本轉變，毛澤東“熬時間，不傷元氣、不搞孤注一擲”的方針對于我們爭取西太平洋斗爭的勝利仍有指導意義。
在未來可預見的時間內，周邊形勢有利于中國戰略目標的實現。其中對中國穩邊政策最大的利好因素是北方近一萬公里的邊境的日益穩定，這是我們從容解決東面矛盾的最有利的前提。我們應充分利用這一戰略“紅利”，爭取在近十年內在東海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有了這個基礎，我們才能更從容地應對未來的國際格局及中國周邊形勢新的重大變化。反之，我們在21世紀相當長的時期內仍不能擺脫自清以來形成的東西牽制的被動并在其中疲于奔波。
俗語說：“餓死膽小的，撐死膽大的”，前者是自己被敵人所打倒，后者是自己被本人所消滅。歷史上的國家“餓死”的不多，“撐死”的卻不少，而不管是前者還是后者，對于國家來說都是災難。“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養怡之福，可得永年。”國家成長，與此同理。福，拜田一口，不求多也。中國崛起已漸成勢，在中國未來完成臺海統一后，中國所患將不在不足而在過度。幸福的國家一定是知道節制、守一和舍得的國家。
大國崛起于地區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擴張。營養過度攝入的國家也是要得糖尿病及由此引起的并發癥的。中國已經抗住并戰勝了帝國主義一百多年的飛揚跋扈和軟硬施壓，但中國尚未取得完全的勝利。當今中國仍面臨西方的包圍，更無力單槍匹馬地影響遑論改變世界。因此，在國際上中國應堅持地區性守成，“深挖洞、廣積糧”，不搞世界性擴張;在國內，我們則要更為堅決地落實習近平同志的一系列講話，堅持抵制和打擊西方在中國策劃的各式“茉莉花”圖謀。只要內部穩定，中國就不會自亂陣腳;只要不自亂，我們就有時間“閱盡人間春色”，最終看到世界格局向有利于中國的“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的多元格局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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