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我國當今地緣政治、軍事等關系時，常常涉及“戰略方向”。戰略方向，是根據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所確立的軍事戰略進攻方向或防御方向。在中國歷史上，隨著社會生產力和社會形態的發展變化，以及周邊國家和世界強國變化對我國的影響，在不同歷史時期，戰略方向是不同的。研究當今中國的戰略方向，不得不對歷史上戰略方向的確定和變化有所了解和借鑒。在判斷和把握當今中國戰略方向上，保守僵化或變化不定，都是不可取的，一旦造成重大失誤，將會危及國家安全或損害重大國家利益。
中國的形成有賴于地理環境
“國”在古代也是“廓”，城廓，即城市國家。古代人類社會有一個從聚落、部落、民族、城市向國家聚合變大的過程。為什么中國這么大，在清朝鼎盛時期疆域有1400多萬平方千米，這主要受地理環境影響。我們看“中國”地理：東邊是大海，再往東是太平洋，唐宋之前造船和航海技術落后，很難從海上出去或入侵，可以看作是中國穩固的大后方;北邊是大漠和寒帶，向北直抵北冰洋，至今都是人際罕至的荒原和原始森林;向西從北往南數，是阿爾泰山脈、準葛爾盆地沙漠、天山山脈、帕米爾高原、昆侖山脈、喜馬拉雅山脈，在這一線把中國與中亞和南亞次大陸隔開，其中有為數不多的通道;向南是中南半島和南海，再向南進入南太平洋和印度洋。“中國”以中原和黃河流域為中心區，后來發展到長江流域，嶺南、蒙古和東北，幾度盈縮，基本形成現在的版圖。由于四周的大海大洋(東面)、荒原森林(北面)、沙漠戈壁(西北面)、高大山脈(西南面)、熱帶山岳叢林(南面)，把“中國”團團包圍其中，如同一個相對封閉的盆地，要從里面出去不容易，從外面進來也不容易。這一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是中國形成的客觀條件。
中國的形成有賴于地理環境，在這個相對封閉的環境中，外國(外族)很難侵入，域外文明也難以打斷中華文明的延續和發展。而數千年延續不斷的中華文明，則有賴于中華各民族互相交往、遷徒、雜居，不斷地融合、吸收、同化。在數千年里，中華各民族既斗爭又融合，華夏與戎、夷、羌、狄都是不斷變化的，史前的所謂“東夷”“西夷”，后來都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員。“炎黃子孫”只是泛指，有一些民族并不是炎帝黃帝的后代，如“蚩尤”和“三苗”。后來西南的夷、巴、濮、滇，東邊的東夷和南方的百越，也都融合到華夏族(漢族)里了。在中國這個“大盆地”里，初始以血緣為紐帶的各民族，逐步轉變到以地緣為紐帶的住民。中華民族的主體漢族，本身就是一個混血兒，她被融入了古代中國大多數的民族。與漢族同時期或不同時期(大多在唐宋時期形成)的少數民族，也在中國這塊寶地上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同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
戰略方向與周邊國家的地緣關系
在中國這個“大盆地”里，歷史上從來都是以占據中原和黃河流域的政權為正統。除了元代和清代共300多年由少數民族掌權外，其余三四千年，都由漢族掌權。中原政權與“大盆地”外緣的其它國家(外族)的關系，形成戰略方向。在中國古代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重要戰略方向大約有六個。
一是向北，往蒙古漠南—漠北(大漠泛指今俄蒙邊界一帶)方向，這是主要戰略防御方向。歷朝歷代在這一方向建造邊城，最終連接成了萬里長城。為防止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劫掠，中原政權在強勢時，經常發動防御性進攻行動，一般不過大漠，也有一些行動直指漠北，兵鋒抵達貝加爾湖。因為這一方向大多是荒原，冬季極其寒冷，不便于人口生存和組織大規模軍事行動，中原軍隊沒有必要在此方向常駐，只要鏟除了威脅，就會收兵回撤。漢時把匈奴驅離此方向，贏得一個相當長時間的邊界和平。漢唐時采取和親政策，明成祖朱棣五次親征漠北。無論是采取戰爭手段或和親政策，都是防御性質的，目的是為了確保這個方向的安定。
二是向西，往新疆(古西域)—中亞方向，這是主要戰略方向。中原政權強勢時取攻勢。唐朝的朝鮮族大將高仙芝率領以漢軍安西部隊為主的多民族聯合部隊，西進至怛羅斯(今哈薩克斯坦與吉爾吉斯斯坦交界的江布爾城附近)，與大食(古阿拉伯)軍隊交戰于怛羅斯城，兵敗撤退。怛羅斯就此成為古代中國文明與阿拉伯文明的分界線。中原政權弱勢時取守勢，即使西域不保，也要確保陜甘川一線不丟失，否則中原政權失去西部屏障，國家安全和穩定將被動搖。
三是西南，云貴川—西藏方向。這一方向在歷史上往往被忽視，甚至形不成一個戰略方向。一是天高地遠，二是蠻荒瘴野，三是當地民族分散、力量薄弱，不構成對中原政權的威脅。吐蕃(今西藏)至唐代才被松贊干布統一，并與唐朝政權和親成功。吐蕃勢力只在極短時期對中央政權形成威脅，如在安史之亂后攻占長安(因從青海方向入侵，可以看作西域方向)。云貴高原山高地遠，與內地相對隔離，中原政權少有軍隊主力向這個方向進擊的。宋元時，蒙古蒙哥大汗為配合主力進攻南宋荊襄防線(今長江中游地區)，以一部兵力從川西進行戰略迂回，攻占云南大理，然后從云、貴、桂進擊南宋軍隊背后;清初時吳三桂軍隊為追擊南明政權，深入廣西、云南、緬甸一帶，都算得上是戰略行動。
四是南方，嶺南—廣交(古交趾，今中南半島越南一帶)方向，這是重要的戰略進攻方向。據傳，秦始皇曾派50萬大軍過五嶺，進入廣交，完成統一大業。以中原政權的視角看，楚國(今長江中游及以南以東部分地區)就算是偏遠蠻夷之地，越過楚國征戰嶺南，算得上是“遠征”。漢代名將馬援攻占越南一帶，應為戰略深遠突擊。一段歷史時期里，東南半島上各國，如安南(今越南)、緬甸、南掌(今老撾)、暹羅(今泰國)向中原政權朝貢;作為強勢的中原政權也不愿勞力費神地去攻城略地，多采取睦鄰政策保持宗藩關系求得相安無事。
五是向東—海洋方向。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中原政權沒有把它作為戰略方向，反而認為這是戰略后方，我既出不去，敵也進不來。其實從唐宋起，中國的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已能支撐中國力量遠涉重洋至阿拉伯半島和非洲東海岸了。明代鄭和下西洋蹤跡所至，都是唐船曾經到過的地方，今稱為“海上絲綢之路”。鄭和的壯舉，是中國古代遠洋事業最后的輝煌。與之同時，明朝實行的是海禁政策，至“隆慶開關”，主要是防備倭寇竄擾。為了消滅反清復明勢力，清朝實行了更為嚴厲的閉關鎖國的海禁，將沿海居民內遷30里至50里，“不準片帆下海”。直到鴉片戰爭被英軍攻破海防開禁。明清的海禁從戰略層面上看，都是重在防御。唐朝發生在朝鮮半島的白江口海戰，南宋發生在山東半島的陳家島海戰，元朝滅南宋的廣東崖山海戰，明朝壬辰戰爭的朝鮮半島露梁海戰，清朝鄭成功、施瑯對臺灣的解放，特別是鄭和下西洋，捎帶著就在馬六甲打了三場海戰，大獲全勝——這些說明古代中國不是沒有能力打出去，而是不想打出去。試想鄭和的27000名水兵、200余艘巨艦組成的強大艦隊，不是下西洋去宣傳“大明威德”，而是直指東洋，消滅倭患根源，日本近代以來還能這么猖狂嗎?農耕民族在國家性格上趨于內向，安于“一畝三分地”。所謂的“天下”即中國，甚至即中原。當時的“國際”視野，也就類似“戰國七雄”之間的國家關系，視野沒有越過中國這個“大盆地”邊沿。
最后，向東北—東北亞方向，包括我國東北、朝鮮半島、俄羅斯的西伯利亞地區和日本。這一方向自古以來戰略地位變化最大。按理朝鮮半島縱深不大，也就“三千里江山”;日本與東北亞大陸隔著一條海峽;西伯利亞人煙稀少，是俄羅斯傳統的犯人流放之地;我東北與關內相比，也是人煙稀少之地，是活不下去的關內人“闖關東”的目的地。但在歷史上，這個方向往往成為中原政權的重要戰略方向，甚至在某個時期成為主要戰略方向。隋、唐兩個朝代的70年間，有隋文帝、唐太宗等6任皇帝發動9次戰略性戰役行動，平定遼東和朝鮮半島。隋朝就是因4次向朝鮮用兵，導致國庫空虛，人丁銳減，義軍蜂起，拖累至死。唐太宗、高宗本來在主要方向上向北進擊東突厥、薛延陀，向西進擊吐谷渾、吐蕃、西突厥，因朝鮮半島局勢不穩，回過頭來平定動亂，造成戰略上的被動。唐太宗也因親征高句麗勞累過度去世。明朝發生的萬歷壬辰戰爭和中日甲午戰爭，盡管中國進行的是反侵略的正義戰爭，壬辰戰爭還打贏了日本，但對中央政權的拖累和傷害都是致命的。歷史經驗多次證明，東北亞方向攻守不當，往往累及中央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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