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美國對華意識形態輸出途徑的多樣性

　　董德(南京大學哲學系馬克思主義哲學專業博士生)

　　美國在重視和加強硬實力建設的同時，非常重視文化軟實力建設，堅持用軟硬兼施的方式推進其霸權主義戰略。長期以來，美國重視非政府組織、現代傳播媒體、宗教、外交以及經濟等途徑的綜合運用，對中國進行意識形態輸出，以實現西化、分化中國的戰略目標。

　　美國利用非政府組織對華意識形態輸出的變化

　　美國利用非政府組織輸出意識形態已有60多年的歷史。早在19世紀40年代末，美國國會就通過了一個關于對外宣傳的“史密斯—蒙特法案”(Smith-MundtAct)。該法案明確規定應最大限度地發揮民間組織的作用①，只要是民間組織能夠做好的事情，政府都不要介入。該法案從法律層面鞏固和加強了美國國家的外宣工作，成為美國對外宣傳和意識形態輸出的法理依據。從該法案實施以來的實踐看，在意識形態輸出方面，美國政府與各類民間智庫、基金會在提供經費、制定政策乃至人員交流等方面都有著至為密切的合作關系，結成了一個政治目標一致的利益共同體。據統計，美國對外文化交流項目的經費投入主要源自6萬多家與美國政府價值觀完全一致的民間基金會，其資金總規模超過1600億美元，如福特基金會在全球共資助9000多家機構。這些機構源源不斷地向世界各國輸出精神文化產品，傳播其主流意識形態，推廣美國的民主價值理念。在亞洲尤其是中亞地區，美國政府積極推進各種非政府組織在中亞從事經濟、文化活動，以此將中亞國家吸納到美國治下的“民主社會”中，其中以美國索羅斯基金會為代表的非政府組織在‘顏色革命’②中扮演了重要角色③。

　　在對華意識形態輸出方面，美國政府通過非政府組織輸出的途徑主要有：支持或授意思想庫開展有關中國問題的研究;通過非政府組織具體負責實施對華意識形態輸出和滲透甚至搞顛覆、破壞活動，具體包括資助中國各界精英參加國際性的學術研討會、從事相關藝術創作、明里或暗里扶持中國國內持不同政見的組織或個人引導輿論或制造事端，等等。美國政府也非常重視將美國智庫有關中國專題的研究成果應用于對華決策，其主要途徑有：(1)智庫的研究者直接到政府任職。例如，肯尼迪就任總統以后，在福特基金會和卡內基基金會等智庫推動下，國務院專門新設主管教育和文化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曾任福特基金會教育項目主管的菲利普?庫卜斯出任這一新職;克林頓政府時期的國務卿賴斯就是大學教授，他們通過在政府擔任要職具體實施包括對華在內的意識形態輸出與滲透。(2)提交研究報告或其他研究成果如出版刊物和著作，或受政府授意提前釋放有關政府信息。例如，2005年9月20日，美國副國務卿佐利克在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發表題為《中國往何處去：從會員到責任》的報告中首次公開提出希望中國成為“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的對華政策，成為后來以鷹派為主導的布什政府對華戰略做出重大調整的前奏。(3)利用大眾傳媒就中國問題大造國際輿論、間接影響政府的對華政策。美國大型智庫都設有專門公共關系部門，負責與全球各大媒體溝通聯絡。智庫研究人員借大眾傳媒發表對中國問題的看法，對中國說三道四、評頭論足。(4)舉辦國際性學術交流和研討活動。許多智庫經常在世界各地舉辦大型專題學術研討會，研討內容很多與中國有關。

　　由此可見，美國基金會在美國對外意識形態輸出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其作為“政策設計網絡中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既是資金的來源，又是政策的發起者”④，同時也是政策的具體推進者和實施者，在這一過程中，直接的幕后指使和操控者就是美國政府。美國的基金會、思想庫和政府之間呈現出一個互動三角形的運行狀態。即由基金會出資來支持各類思想庫進行相關學術研究，思想庫則以他們的研究成果來影響政府的決策，政府則通過稅法及相關法規來對基金會進行監管，形成了互動的三角形之間的運作流程。再加上基金會、思想庫和政府部門之間的人員頻繁交流，提高了這一運作流程的效率。這些人都是美國的政治精英和社會精英，他們是美國現行社會政治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基金會正是體現了這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所維護的也是以他們為代表的那部分人的利益。所以，尼克松認為，西方國家的專家、學者、科學技術人員、旅行家、旅游者、西方官員、文藝體育工作者、留學生、探親訪友者等等都是西方資產階級價值觀的載體，是自覺的流動的宣傳員⑤;而集中體現了西方資產階級文化的政治、經濟、文學、哲學等著作則有效地將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特別是資產階級的自由、民主、人權的價值觀傳播到世界各國，通過打著自由、民主的旗號，“呼吁每個鎮壓持不同政見者的國家要結束其壓迫，信任其人民，并給予其公民應得的自由”，并“竭力尋找并會見民主運動的活動家，竭力尋找要求人權的人們”，以期實現美國分裂他國以達到自身目的的險惡用心。

　　美國重視利用現代傳媒手段對華輸出意識形態

　　美國1954年曾有一份研究報告指出：爭取國際輿論支持的最佳途徑不是通過一般民眾，而是通過輿論精英來引導和影響輿論。該研究報告還認為，任何一國(或地區)真正能夠主導和影響輿論的人不會超過總人口的5%，另外10%的民眾則起著配角作用，而其余85%的人群則都是盲目的追隨者和跟風者。發揮輿論精英的作用，互聯網等現代傳播媒體的作用不可替代。作為一個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美國深知輿論傳媒在思想控制和對外戰略中的作用，十分注重并善于運用互聯網等現代傳媒⑥來引導輿論、獲取國內外支持并達到對目標國實行“和平演變”的目的。

　　美國始終將大眾傳播媒介作為意識形態輸出的主要工具，在意識形態宣傳的實踐中對傳媒的運用駕輕就熟，爐火純青，經常以大量虛假的宣傳欺騙廣大受眾。例如，美國對伊戰爭的宣傳就是一例。西方意識形態輸出的重要形式就是借助大眾媒體———國際互聯網、電影、電視、廣播、廣告、通俗音樂、雜志等公開或隱蔽地展開意識形態宣傳，以西方社會制度等理念來同化他國國民，以達到西化其他國家的目的。⑦其中，“新聞報道已成為上層建筑領域中控制、操縱社會意識的得天獨厚的一種意識形態，人們沒有理由、也無法回絕它的意識形態性質”⑧。據不完全統計，“僅美國一家，就在全世界100多個國家設立了200多個新聞中心，出版80多種雜志，60多種期刊，設立了近2000家電視臺、廣播臺、轉播臺，用60多種語言廣播內容龐雜的各種節目。美國的衛星電視頻道覆蓋全球，其電影、音樂更是充斥各國，源源不斷地、潛移默化地向人們傳播著美國的生活方式和意識形態。這些媒體還常常捕風捉影，搬弄是非，煽動反共情緒和民族分離傾向”⑨。一份刊物曾說，“西方電視就是要通過衛星打開亞洲包括中國的‘潘多拉盒子’，使亞洲各國政府沒有多少辦法把西方電視節目排斥在國門之外”⑩。目前，美國90%的傳媒市場實際上由默多克的媒體帝國等5大公司所控制。這種對媒體和輿論的控制最近一二十年尤為嚴重，成為政府和利益集團更多地攫取財富的第二戰場。美國國內的新聞業二十年前被50家大公司所掌控、十年前被10家大公司所掌控，直到本世紀初的2000年幾乎被五大財團所掌控和壟斷。例如默多克的媒體帝國就直接控制了英國六張發行量最大的報紙，日總發行量達到2500萬份，占全英人口的近一半。這種財團等利益集團對媒體的控制既保護了偏見，又擴散了偏見，掩蓋了新聞的實質，是不符合新聞發展的一般規律的。如果這一壟斷趨勢持續加強，國際社會將不可避免地出現更多的“默多克現象”，勢必對全球的公平正義和人權保護構成挑戰和威脅，同時這一趨勢還越來越成為對美國所標榜的“新聞自由”的極大嘲諷，影響美國作為真正負責任的大國的國際形象。

　　在對華意識形態輸出上，希拉里在上任后多次就中國的互聯網管制問題發表干涉性言論，其目的就是要打開中國所謂網絡自由的缺口，達到更便捷地輸出其“自由”、“民主”價值觀的用心。然而，在美國國內，美國政府以及媒體對新聞宣傳的管制與控制達到無以復加的程度。這種管制和控制與美國的國家利益及階段目標緊密相關，密切地配合著美國的國家戰略和民主價值觀等意識形態的輸出戰略。美國政府和媒體巨頭利用美國普通民眾沒有可靠途徑了解中國真實情況的便利條件，往往是先“設定關于中國的認識、思想以及解釋”，主要就知識產權、民主、人權、西藏、臺灣、新疆以及環境污染等議題，根據其全球戰略和外交轉型的需要，經常交叉運用媒體進行有所側重的宣傳和報道，通過媒體迅速傳輸給國內外公眾，“民眾對這些看法的接受和認同最終將支持統治階級的利益”瑏瑡。難怪參議院外交關系委員會的弗蘭克?簡茲(FrankJannuzi)說，“帶有偏見的、不完整的中國形象部分源于美國媒體的報道，部分源于政客的操作”。這既是對內宣傳的需要，也是全球傳播的主要指導思想。

　　另外，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中美文化藝術交流日益廣泛，這為美國對華意識形態輸出打開了文化通道。通過文化途徑實施意識形態輸出，主要來源于美國人的自我優越感和“美國是世界上最好的國家”的堅定信念。在此前提下，美國很難容忍它認為屬于“邪惡”異己的存在，必須在“正義”的旗號下除之而后快。因此，“美國不能容忍差異，當它常常是不情愿地卷入世界事務時，便會試圖把其他國家轉變成自己的形象”。在政府的有效控制下，美國的媒體很好地發揮了對外宣傳功能。他們國家通過影視、廣播、網絡、書報等各類媒體向我國輸出價值觀、生活方式和政治理念等，并同時對我國等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歪曲宣傳。美國著名學者喬姆斯基(N.Chomsky)和赫曼(E.Herman)發現美國媒體傳播“把‘反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作為控制的機制，不僅針對社會主義國家，還把任何反對現存美國制度的行為貼上反共標簽。不僅如此，他們指出，反共已經成為美國媒體界的一種宗教，大多數人對這一宗教已經是完全內化”瑏瑣。近幾年來，美國政府通過外交和經濟貿易協議等各種途徑持續擴大對中國“大片”的出口，不管是巨額的經濟效益還是其意識形態輸出，美國對中國的大片出口都做出了很大貢獻，美國把自由民主的價值觀通過這些影視作品源源不斷地輸出到中國，慢慢地影響和改變著中國青少年的價值觀，培養中國青少年對美國價值觀的認同和對美國的好感。

　　美國利用宗教對華輸出意識形態

　　宗教作為一種特殊的意識形態形式和系統的價值判斷體系，與政治、經濟、文化等有著千絲萬縷的利益聯系。宗教思想是美國外交思想的基石，在全球推廣“宗教自由”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個中心內容。金融危機之后，美國利用宗教輸出其意識形態的態度更加積極、勢頭也更猛。宗教問題已經成為中美關系中與臺灣問題和經貿問題相提并論的必談話題。宗教作為人類的精神現象，它可以起到鞏固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的作用;它還可以作為法律道德的輔助手段來對社會進行控制。“從現象學角度看，意識形態常與宗教仿佛有天然的姻緣關系”。“某種特定宗教中的各種意識形態要素，即某種宗教的信仰和價值系統的各方面，都帶有作為其主要載體的階級和地位群體的印記，并且，它可能一直圍繞著他們的利益而變化。但是，這是一個雙向的過程，載體本身又部分地由意識形態所決定并帶有它的印記。”瑏瑥西方國家雖然大都政教分離，但現實生活中宗教與社會政治往往存在著相互滲透和互為依存、互相利用的關系。尤其是在美國這個大多數民眾信仰上帝的宗教文化比較突出的國家，其宗教活動總是具有強烈的政治屬性。因而，宗教成為美國等西方國家對華進行意識形態輸出和滲透的重要工具。毛澤東同志早在建國前夕就曾預見說，美國“在很長的時期內，(將)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動，由宗教事業而推廣到‘慈善’事業和文化事業”。

　　在對華意識形態輸出與滲透方面，美國的宗教組織實際上已經廣泛而深入地介入美國對華意識形態輸出的體系和各個環節。為反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社會主義制度，美國歷屆政要與羅馬教廷相勾結的事件已是屢見不鮮。如教皇約翰?保羅二世登基之后就大肆推行“東方政策”，表明與馬克思主義堅決對立的態度。美國還把宗教與民族問題結合起來不斷給中國制造麻煩，如利用佛教與所謂西藏民族問題制造事端，試圖把西藏問題國際化、輿論化、人權化，達到分裂中國、破壞中國民族團結的目的。美國的宗教組織還通過美國政府和國會等政治體系影響對華政策。在美國，各大宗教團體組織都是美國政治系統中有政策影響力的利益集團。近年來，美國社會中保守主義思想抬頭就與美國宗教右翼勢力有密切關系。以基督教聯盟、關注家庭等為代表的宗教右派組織極力主張強權政治，堅決反對共產主義，敵視社會主義國家，他們是激進的反華勢力，還主張只有通過強硬的軍事手段才能保證和平;他們在國內的各種民主選舉中為其支持的候選人助選，還直接對“政治精英”進行游說，提出政治訴求。此外，美國的宗教組織特別是宗教右派團體通過扮演“院外利益集團”的角色把中美關于人權問題的爭論引向深入瑏瑧。代表宗教右派立場的政治力量始終堅持將中美貿易正常化與中國人權狀況相掛鉤，不僅阻礙了中美經貿往來，也在法理上影響和引領著美國宗教對華意識形態輸出的格局和走向。

　　在對華意識形態輸出方面，美國宗教組織直接開展各類活動，積極推行宗教人士互訪與交流，廣泛利用刊物和印刷品、廣播、電視、互聯網等被稱為“電子教會”的現代媒體。美國宗教右派組織所擁有的廣播電視網絡可同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美國有線電視網等著名廣播電視網相比肩，宗教右派頭面人物羅伯遜創辦的基督教廣播網(CBN)即是典型代表瑏瑨。通過直接活動，美國宗教團體向中國普通民眾推銷基督教思想和西方文明，抨擊中國政府的內外政策，破壞共產黨執政的群眾基礎和國家統一的思想基礎，這已經超出了宗教活動的一般范圍。這說明，美國利用宗教對華意識形態的輸出與滲透，已經遠遠超出了宗教活動的自有邊界，其顛覆中國共產黨和政府的企圖十分明顯。

　　美國利用外交途徑對華輸出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外交始終在維護美國國家利益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金融危機之后，美國更加注重利用外交途徑對華輸出意識形態。眾所周知，外交服從和服務于國家利益，而美國的國家利益和全球戰略決定了其意識形態外交的戰略、策略與走勢。其典型表現是人權外交。盡管聯合國發表《世界人權宣言》(1948年)以來，有關人權的政治文化價值在國際社會已無太多原則爭議，但對人權標準的具體內容和形式卻一直存在解讀上的巨大分歧。對人權的理解與一國的經濟水平、歷史文化、傳統價值觀、自然環境等國情緊密相關，因此世界各國人權

　　狀態和人權標準都有國別差異，并且處在不斷發展、變化之中，人權的概念是相對的、階段性的。如強調個人主義的西方國家與強調集體主義的東方國家，在人權認知上就有很大差異。“當美國將本國自身的人權問題‘放之四海’，無限地放大其所謂‘人權半徑’，并將自己的人權觸及到其他國家，干預他國內部事務時，事情就走向了問題的反面，充分體現了該國的強權邏輯和霸權色彩。”瑏瑩因此，人權問題既是美國國內政治和外交政策問題，同時也是意識形態問題;在對華人權政策問題上，美國對華人權政策背后的永恒動因就是來自意識形態的影響和國家利益的需求;美國人權政策的直接體現就是文化帝國主義和“法理霸權”。

　　美國將人權外交作為增強文化“軟實力”的重要工具，以人權警察和人權法官自居，企圖通過人權外交實現物質、軍事等硬的手段實現不了的目標。在對華政策上，人權外交是美國對華意識形態輸出的重要途徑。為了維護國家利益，美國以人權政治化為特征的人權外交一直是美國對華意識形態輸出的重要手段。例如，美國當年為改變美蘇爭霸中的不利局面和轉移尖銳的國內矛盾提出“人權高于主權”，美國把人權問題作為美國外交政策的基石，將對他國人權狀況的判斷作為對外關系的標尺，固守冷戰思維對他國國內事務橫加干涉;不遺余力地通過人權外交向他國推行其價值觀、政治制度及意識形態。

　　美國等西方國家極力將人權問題國際化、政治化，主張人權的國際性和無國界性，主張“國家權利從屬于人權”瑐瑡，這是企圖將本屬主權國家的內政問題轉變為國際問題，是想造成一種“人權的國際化越來越得到承認”。的印象，在用西方標準來對人權概念進行界定后，通過宣揚“主權不再屬于國家而屬于其內的人民;自決不再指人民而指個人”瑐瑣等理念，試圖使西方價值觀成為全世界唯一的尺度和執行標準。美國對華強勢推行“人權”外交的主要目的是為西化和分化中國，從而為更順利地實現其國家利益服務，“一方面是向全世界推廣其價值觀念;另一方面則是把促進人權作為手段，在不同的時期，以不同的方式，向不同的對象施加壓力，以確保最大限度地實現其國家利益”。

　　美國利用經濟途徑對華輸出意識形態

　　美國對華意識形態輸出的各種渠道中，經濟途徑的輸出最為直接、最為實際，見效也最快。因為，經濟作為社會存在與發展以及一切利益的源頭，決定了經濟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關系必然是一種相輔相成的能動關系。國家間的競爭也越來越表現為經濟發展等綜合實力的“硬實力”競爭和意識形態等文化“軟實力”的競爭。任何國家之間的競爭，“實質上都是為經濟目的服務的，但是這些目的被意識形態的附帶物掩飾和遮蓋了”瑐瑥。因此，美國向中國輸出意識形態，其最終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維護美國在全球的利益以便為國內發展服務，其具體形式有兩個，一是試圖讓中國“聽話”，二是試圖讓中國“改變”，借此達到控制中國的目的。“聽話”是指通過經濟途徑的意識形態輸出，讓中國為美國的全球戰略和國內政策讓路，在享受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實惠之同時，還要求中國更多地承擔相應的責任，在世界經濟舞臺上發揮更重要的作用，這在客觀上容易起到削弱中國實力的效果。“改變”是指通過經濟途徑的意識形態輸出，鼓吹新自由主義“去政府化”和“去監管化”的理論，大肆宣傳和推動市場化、自由化原則，促使中國加快推行經濟私有化的進程，最終實現國家經濟的私有化。關于經濟去監管化給國家乃至全球經濟帶來的巨大損害，201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施蒂格利茨曾經指出，幾年前從美國開始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有“一種強大的意識形態——對無拘無束的自由市場的信仰——幾乎將世界推入萬劫不復的深淵。即使是在這一意識形態的全盛期——從20世紀80年代早期一直到2007年——美國式去監管化資本主義也只是給世界上最富有國家中的最富有階層帶去了更多的物質享受。事實上，在這一意識形態長達30余年的全盛期中，大多數美國人的收入在年復—年地減少或是停滯不前”。然而，事實上，伴隨著利益集團的巨大經濟利益和新自由主義理論的呼應，美國政府不可能在“促進市場和政府之間的平衡”上有什么作為，只會一味地采取轉嫁危機的辦法來緩解國內矛盾，中國是其當然的首選轉嫁對象。因此，隨著中國綜合實力的大幅增長，美國一方面歡迎“強大繁榮富裕的中國”的出現，認為中國的繁榮符合美國的利益，但同時又希望中國按照美國主導的那套“國際規則”來行事，以免中國的發展脫離美國希望的軌道;美國始終沒有放棄對華“遏制”的企圖，包括壓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和人民幣升值，鼓吹中國對亞太的“威脅”等等，最近還利用釣魚島、南海等問題挑唆一些國家向中國挑釁，在中國周邊制造事端，分散中國一心一意搞建設的精力和注意力，持續實行遏制和干擾政策。

　　2008年以來的全球金融危機使美國等西方大國等經濟體的發展至今尚未走出低谷，雖然緩慢復蘇，但是前景仍不明朗，這對美國的意識形態輸出產生很大影響。應該看到，美國在自己發展疲弱的時候更不希望也絕對不允許中國發展得順利，因此通過經濟途徑阻礙中國的發展就成為其必然選擇。美國通過逼迫人民幣升值來減少所欠中國的巨額政府外債，從而增加中國出口產品的成本，間接給中國的國內生產和就業帶來一系列問題;通過貿易保護和對華貿易制裁，減少從中國的進口或壓低進口價格，導致中國出口下滑，增加了中國的就業困難和壓力，從而直接或間接地激化或催生中國更多的發展障礙和問題。

　　從經濟制度的性質上說，中美之間的意識形態沖突是根本性的，美國的根本經濟制度是資本主義的私有制，而中國的根本經濟制度是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從價值觀層面說，美國奉行的是以維護私有制為根本目的的經濟制度，它所保護的是大資產階級財團等個人經濟利益為根本目的的經濟運行模式，附著于其上的價值觀必然是為這一經濟目的服務的一整套理念。在美國對華意識形態輸出的戰略背景下，試圖將經濟問題政治化是美國對華意識形態輸出在經濟領域的典型表現。美國一方面限制對華高科技出口，阻撓中國高科技發展的進程;另一方面，還干涉歐盟對華經濟政策，極力阻撓歐盟對華武器出口解禁。中國作為美國國債的第一大持有國，美國通過加緊催促人民幣升值、實行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來拼命印美鈔，已經變相地令其欠債大幅縮水，直接造成中國與全球的通脹壓力。中國商務部、工信部在2010年第一季度所做的壓力測試結果顯示，中國人民幣匯率若升值3%，中國的傳統勞動力密集產業利潤率將為零;如果升值超過5%，中國傳統勞動力密集產業將大量倒閉，就會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而美國的升值要求是20%到41%之間。美國智庫彼特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曾經分析，就中國而言，“如果未來外匯儲備達到5萬億美元的規模，人民幣升值20%時損失可能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17%”瑐瑦，如果真的出現這樣的結果，那么整個國家就成了聽命于人的高級“打工仔”。

　　自從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的后金融危機時代，隨著世界經濟形勢整體疲軟，美國從伊拉克撤軍后開始騰出手來關注亞太，并實施戰略重心重返亞太等一系列動作，其試圖軟硬兼施的對華戰略與策略始終伴隨著對華意識形態輸出的全過程和各環節。美國不斷加緊對華實施意識形態輸出與滲透戰略，其主要目的就是持續不斷地加緊西化、分化中國，試圖將中國納入美國主導的全球治理結構中去，從而更好地維護美國在世界的全球霸主地位，實現其獨霸全球的目標，同時為其向全球推廣民主奠定基礎，為在全球建立一種美國所極力崇尚的單一表現形式的民主價值觀鋪平道路。從具體方式和策略上，這一時期美國對華意識形態輸出更加注重策略性、系統性、柔和性，避免直接沖突和引起中國的不快，注重輕重緩急和輸出途徑的互相呼應與配合，雖然沒有從根本上觸及中國的核心利益，但我們必須充分認識其可能的后果及發展趨勢，對其戰略重心重返亞太做出綜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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