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25日，中韓雙方完成中韓自貿協定全部文本的草簽，確認了協議全部內容。至此，中韓自由貿易協定全部談判完成。根據中國商務部的數據，自貿區開放程度相當高，貨物貿易方面自由化比例達稅目90%、貿易額85%。在服務貿易和投資等領域也有深度開發和合作。協議還引入新的地方經濟合作條款，將我國威海和韓國仁川自由經濟區作為地方經濟貿易合作示范區寫入協定。
中韓自貿協議，以及更緊密的中韓經濟合作，對中韓兩國以及區域秩序，意義何在?
首先，當然是對中韓兩國具有重要的經濟意義。韓國早已實現工業化，在造船等領域領先世界，而中國也在2010年成為了世界上最大的工業國，且在高端制造業領域不斷突破。兩國的產業有很多互補領域，能夠在區域內構成“產業公地”(industrial commons)。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家加里·皮薩諾(Gary Pisano)和威利·史(Willy Shih)創造了這一概念，并且指出，工業制造業的發展，最重要的“產業公地”的興起、發展和培育。產業鏈不是一個孤立的存在，它上面的企業，和相關的企業、產業、學校、科研機構、公共基礎設施等等，在政府政策和市場機制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一個完整的生態系統。這個生態系統中，連接不同企業的是共性技術，而相關聯的企業和科研機構往往因為聚集效應在地理上聚集在一起，形成工業區。產業公地的健康將帶來與之相關的產業的繁榮發展，而產業公地的衰落會對每一個有關企業產生不利影響。產業公地的興起和培養是政府、企業、學校、科研機構等參與的長期系統工程。
中韓自貿協定的重大意義在于，對中韓作為一個區域內的“產業公地”的培養產生重大積極作用，因為中韓的聯系更加緊密了。已經建立的“產業公地”能夠更加繁榮，新建立的“產業公地”可以得到培育，某些衰落的“產業公地”則有了再生的機會。以移動通信產業為例，首先，中國有世界上第一大的移動設備市場和需求，而人口數千萬的韓國本身也是一個大市場。在4G時代，中國擁有自主研發的TD-LTE標準，而在移動設備方面，2014年韓國的三星超過蘋果，全球智能手機銷量第一，可見雙方合作的空間是很大的。移動設備產業鏈上的上游，是芯片制造，芯片制造的上游是晶圓的制造。世界上主要的大尺寸晶圓研發和產能也集中在東亞，韓國和中國臺灣都有在業內領先的企業(事實上世界上70%的晶圓制造產能在臺灣)，中國大陸繼8寸晶圓生產線投產后也開始部署12寸大尺寸晶元產業。產業鏈上的精密電子元器件產業，也集中在中韓地區，而產業鏈上重要的光纖元件和砷化鎵激光二極管的絕大部分產能都分布在中國大陸。電子元器件的制造涉及半導體的制造，這就是上文提到的一個“共性技術”，橫跨許多產業，自然也集中在東亞。有了這一塊共性技術，其相關的平板電腦、平板電視、光伏電板、筆記本電腦等研發和產能自然也在區域內集中。
中韓自古以來就是重視教育的國家，現代中國更是提出“科教興國”戰略，由國家主導了“863”“973”等基礎科學研究和應用科學研究計劃。中韓兩國的工業化努力，以及80年代以后高端制造產業的集中，鍛造出了大量高質量的工業人口，包括技術工人、工程師和科學家。人才和教育為區域內產業公地的發展打好了基礎。韓國媒體制作的《超級中國》就報道，韓國的高端化妝品企業把研發部門也搬來中國。不僅是為了臨近中國巨大的國內市場，還因為中國的高等院校能為企業的實驗室保質保量地提供化工專業的博士和碩士。中韓兩國政府堪稱“工業黨”，對經濟發展歷來上心，建造了世界一流的基礎設施體系，也不斷有政策支持。現在，隨著中韓自由貿易協定的簽訂，區域“產業公地”得到了強有力的政策支持。除此之外，新的《外商投資法》也給韓國投資我國產業提供了政策上的便利。如此，市場、相關產、學、研、基礎設施、人才和政府政策推動的結合，培養起了區域內的產業公地，使之成為一個循環往復的良性生態系統，讓兩國的企業和消費者共同受益。而某些開始衰落的產業公地，比如東北老工業基地，也能借此機會獲得新生。
在去年11月，中韓自貿協定就結束了實質性談判，中韓貨幣互換這一金融方面的合作也開始落實。12月，韓元與人民幣直接交易系統啟動。這不僅對兩國貿易的發展有巨大意義，提供了巨大便利，因為中韓雙邊貿易和投資至此可以繞過美元中介，直接使用自己的貨幣交易。區域內產業公地的培植也多了金融上的潤滑劑。而兩國金融市場上的往來也更加便利。除此之外，由中國發起的，為亞洲基礎設施建設和經濟發展做配套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自然也少不了韓國的參與。提議伊始，中國就熱情邀請，而韓國也顯示出濃厚興趣，甚至提議要把亞投行總部也設在韓國。這期間，美國自然費盡心機進行阻撓。據《人民日報》海外版2月27日報道，隨著自貿協定草案的簽署完畢，韓國也保留了亞投行創始國資格。由此看出，韓國政府是十分務實的，絕不會放棄這樣一個可以融入亞洲大市場的機會。這同時也是人民幣國際化向前一步，原本被美元占領的陣地被人民幣啃下一塊。
其次，在地緣政治上，中韓攜手對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戰略布局具有重要的牽制作用。而這就涉及到自貿協定對韓國、日本、臺灣、澳大利亞等地的影響。
日本對中韓自貿協議反應激烈。《產經新聞》稱，這是要和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伙伴協議(TPP)相抗衡，并且表示，今年時值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中韓經濟上的合作加深，背后有中韓在東亞搞“統一戰線”的政治意味。而統一戰線的對象不言自明。可見日本人也是隨時繃緊了斗爭的弦。事實上，與此同時，美日之間伙伴協議的談判也沒閑著。2月13日，美國副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出訪日本并在東京宣布伙伴協議的談判“最后協議的輪廓已經很明晰”，認為談判進入最后收尾階段。可以想見，日本在諸如農業保護方面對美國做出了重大讓步，而美國也作出了相應的讓步，才啃下了這一塊跨太平洋伙伴協議最硬的骨頭。一時間日本海上仿佛出現一塊鐵幕，隔絕了兩邊的四個國家。
當然，冷戰早已結束，現實世界絕不是如此的涇渭分明。韓國自己同時也是跨太平洋伙伴協議的一員。所以，在筆者上次關于中韓自貿協定的文章《韓國坐上中國發展快車一等座》中，就表示這一協定具有突破美國亞太經濟布局的意義。中國雖然不能直接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協議，但是攻下“美國陣營”里諸如韓國、澳大利亞等發達工業國堡壘，就相當于從接近于核心的地方對之進行滲透。這樣做，美國企圖重新主導亞太貿易，將中國邊緣化的布局也就不攻自破了。
有專家指出，中韓自貿區的簽訂對于抗衡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伙伴協議有重大作用。當然，冷戰早已結束，選邊站隊不是21世紀的主題。美國重返亞洲也好，伙伴協議也好，固然有“邊緣化”中國的企圖，但并不代表我們就要“拉幫結派”與“分庭抗禮”。事實上，韓國在政治上仍然是美國的重要盟友。韓國總統樸槿惠婉言拒絕了與中國一起主辦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也是不想給人一種“倒向中國”的印象。不過，正如去年9月刊載在美國《外交家》(the Diplomat)的一篇文章《韓國的自由主義者怎么了》(What’s Wrong With South Korea’s Liberals)所言，韓國政府和民眾都是高度務實的，政治上的觀點并不影響其與任何人經濟上的合作。所以中韓兩國才能神速完成自貿區談判，跨出這對雙方都有利的一步。
早在去年11月中韓自貿協定結束實質性談判的時候，臺灣就高呼受不了。筆者上次分析過，臺灣與韓國貿易重合度超過70%，在中韓自貿協定生效之后，臺灣的產業必將受到猛烈的沖擊。這就將臺灣推到一個新的抉擇關頭。
2014年上半年臺灣爆發“太陽花運動”，迫使臺灣與大陸簽訂的服貿協議無限期擱置。與大陸搞服貿協議并非馬英九政府計劃的終點，其終極目的還是加入TPP，與美日形成更緊密的關系(“太陽花運動”最后是由美國出面叫停，這一現象非常耐人尋味)，而這從根本上對于大陸來說是不利的。服貿協議的擱置，堵住了臺灣加入TPP的道路。而中韓自貿協議的簽訂，使得大陸處于更為從容的地位。長期以來，大陸希望通過經濟上的讓利來促進臺灣統派勢力的壯大，但事實證明這一策略已經失敗，因為大部分利益最終落到少數人手中，多數人得不到多少利益，同時又看到社會貧富差距越來越大，最終會將怒氣發泄到對岸身上。在這種情況之下，必須對單純的“讓利”戰略做出調整。2016年民進黨很可能上臺執政，經濟上繼續“讓利”，只會給民進黨加分;只有讓臺灣真正感受到經濟斷崖式下降的壓力，才有可能迫使民進黨在政治論述上做出調整。與大陸發展更為緊密的經濟關系，是發展臺灣經濟的不二法門。而在隨后的談判中，大陸宜利用好目前的主動地位，加大對臺灣經濟的整合，同時繼續堵住臺灣加入TPP的道路。
到目前，美國并沒有明確表態，不過其轉進亞太“再平衡”的總戰略不會發生改變。美國在伙伴協議對日談判上取得突破，副國務卿布林肯先生明確表示不是為了圍堵中國。雖然說要圍堵中國這一世界第一大工業國與貨物貿易國，以及準第一大經濟體，在經濟上本身就屬于想多了，況且中國本身就是美國的第一大貿易伙伴國。而且中國也和澳大利亞和韓國這兩位重量級美國亞太盟友簽有自由貿易協定，其“圍堵”的作用就更小了。不過風險和挑戰仍然存在。上文提到的兩位哈佛的經濟學家就批判了美國近年來有所抬頭的貿易保護主義，在此背景下再加上看到親密盟友“倒向”中國，針對中國的貿易摩擦有可能會增多。同時，中韓自由貿易協定的簽訂實在中國經濟開放程度加深加廣的大背景下，對“神通廣大”的美國金融資本也要加緊監管與防范，揚其利而弊其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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