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20世紀初至今，美國慈善基金會一直致力于對外援助事業，其援助金額不斷增長，援助領域不斷擴大，援助方式不斷趨于多元。但在本文作者看來，慈善基金會之所以如此熱衷于對外援助，除了利他主義的動機，更有利己主義的目的和政府的暗中支持。慈善基金會董事會目前主要還是由商業巨頭組成，這意味著慈善基金會仍然控制在大企業手中，不可避免地成為企業實現利益的重要渠道。
美國對外援助早已有之，但直到二戰后，才在美國政府推行的戰后重建計劃中得到大規模發展，進而成為一種重要的國際現象。近年來，除美國政府外，美國的私人志愿者組織、大學、慈善基金會、宗教組織、公司等都加入了對外援助的行列，這使援助主體呈現出多元化景象。其中，尤以慈善基金會的行為引人注目。
20世紀以來美國慈善基金會對外援助活動的特征
美國是世界上慈善基金會最多的國家。有些慈善基金會從誕生起就從事對外援助活動，而另一些慈善基金會則是先在美國本土進行活動，然后才逐步向海外擴展其活動區域，成為對外援助的參與者。從20世紀初期到現在，歷經兩次世界大戰、冷戰和后冷戰的時代變革，美國慈善基金會的對外援助始終保持前進的勢頭。
第一，參與對外援助的美國慈善基金會的數量和援助金額持續增長，占據重要地位和作出巨大貢獻的是資金雄厚的大型基金會。
20世紀初期，卡內基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以及福特基金會是美國私人對外援助的引領者，但它們的外援金額并不高。20世紀50年代以后，這三大慈善基金會的對外援助金額才大幅增長。在1955年，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捐贈總額是1900萬美元，其中約600萬美元用于對外援助，卡內基基金會的捐贈總額是720萬美元，約150萬美元用于對外援助，福特基金會的捐贈總額是5570萬美元，約2500萬美元用于對外援助;1960年，洛克菲勒基金會有1100萬美元用于對外援助，卡內基基金會有960萬美元用于對外援助，福特基金會有6500萬美元用于對外援助;1966年，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捐贈總額是4180萬美元，其中1900萬美元用于對外援助，卡內基基金會的捐贈總額是1330萬美元，其中150萬美元用于外援，福特基金會的捐贈總額是3.56億美元，其中1.18億美元用于對外援助。1968年美國基金會中心收到的彼得森委員會(Peterson Commission)的報告指出，1967-1968年間，大約2.21億美元用于支持國際活動的資金來自基金會的捐贈，其中17家大型基金會支出占全部捐贈額度的82%。
20世紀90年代以后，一些新成立的大型基金會如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基金會(The 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大衛和盧卡西?帕爾德基金會(The David and Lucile Packard Foundations)以及一些新創立的中小型基金會如費斯恩坦基金會(The Feinstein Foundation)、 田中紀念基金會(The Tanaka Memorial foundation)、西德尼?科姆梅爾基金會(The Sidney Kimmel Foundation)都涉足對外援助。這使得美國慈善基金會的對外援助金額有相當大的增長。
1998年，美國慈善基金會的對外援助金額是18億美元，是1990年的兩倍多，到2001年增長到33億美元，翻了將近一番;在2001-2003年期間，其每年的外援金額大約是30億美元，與2001年相比略有下降;2005年，慈善基金會提供了38億美元的外援金額。
第二，慈善基金會對外援助的方式是多樣化的。
有些慈善基金會以一些專業性的機構和組織作為中介，把物資提供給這些中介組織，再由這些中介組織分配給受援國。蓋茨基金會、威廉和弗羅拉?休利特基金會(The William and Flora Hewlett Foundation)、帕卡德基金會及便是如此。2003-2004年間蓋茨基金會提供的資金從1.03億美元增加到8.43億美元，其中7.53億美元捐贈給了全球疫苗和免疫聯盟及該聯盟的金融分支機構即疫苗基金。[4]基金會這樣做的主要目的是實現對外援助的專業化。
有些慈善基金會發展一些本地的非政府組織作為合作伙伴，把這些組織看作是援助的接受者。福特基金會、凱洛格基金會(The W。 K。 Kellogg Foundation)、麥克阿瑟基金會、查爾斯?斯圖爾特?莫特基金會(The Charles Stewart Mott Foundation)、卡內基基金會和索羅斯基金會常常采用這種方式。
還有一些慈善基金會資助進行國際活動的美國國際機構。例如，莉莉基金會(The Lily Foundation)就給予在發展中國家活動的美國私人自愿者組織以物質支持。1998年，所有慈善基金會總援助的42.7%和援助金額的39.7%給與了海外的接受者，其余的直接給了在海外活動的美國的國際機構。
第三，美國慈善基金會幫助受援國在各個領域建立美國式的機構和制度。
卡內基基金會從成立之初起，大力資助一些英聯邦成員國建立圖書館、教堂和學校。一戰后，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布魯塞爾大學的醫學院和成立“北京協和醫學院”。二戰結束后，慈善基金會推動一系列國際醫學、社會科學、文化、藝術、技術和農業機構在受援國建立。
冷戰結束后，美國慈善基金會資助轉型國家建立新機構。如，索羅斯基金會資助座落在布達佩斯的中歐大學，梅隆基金會(Mellon Foundation)資助布拉格的經濟研究和研究生教育中心。福特基金會、索羅斯基金會和皮尤慈善信托(The Pew Charitable Trusts)資助匈牙利的經濟研究所、塞爾維亞的經濟發展中心和市場研究所。這些機構的建立和運行基本遵循美國方式，表現出明顯的“西方化”風格。
慈善基金會也資助一些諸如外國人到美國學習和交流等短期項目，但這些項目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為實現建設長期性制度服務的。因為在另外一個國家建立一些機構和制度是需要得到政府的配合甚至是支持的，而在這項制度建立之前，尚沒有國家精英能真正理解其運作的奧秘。慈善基金會為了在國外建立美式的機構和組織，往往會首先資助一些政府官員和教育家親自到美國的學校和研究機構進行調研，這種最節約的投資帶來的巨大回報就是推動制度從美國向國外轉移。為了保證這些機構運作，基金會還資助一些在本國國內擁有工作的學者到美國學習，鼓勵這些人完成學業后回國繼續以前的工作，并在工作環境和設備等方面給予一定資助。可以說，隨著慈善基金會對外援助活動在全球的擴展，美國的一些政策隨之轉移到了全球更多的國家和地區。
總之，美國慈善基金會的對外援助活動總體上呈擴張趨勢，從數量、資金到活動領域和活動方式都在不斷更新變化，不論是廣度還是深度都有很大程度的加強，其影響是極其深遠的。
美國慈善基金會對外援助活動的動因分析
美國慈善基金會憑借其雄厚的經濟實力，以其全方位和多元化的工作方式，在對外援助領域扮演著重要角色，并已逐漸發展成一個強有力的行為實體，其對外援助活動的動因是多種多樣的。
第一，基督教清教傳統以及在其影響下的宗教文化使得美國慈善基金會自愿進行對外援助活動。
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早期移民到北美大陸的多是英國清教徒，他們是在樂善好施的基督教教義熏陶下成長起來的一代。當他們在北美大陸遭遇生活困難的時候，曾經受到來自母國英國的各種慈善捐贈幫助。這些新移民自身的宗教信仰和后來的這種生活經歷使他們繼承了母國的慈善思想，并對美國的文化產生了重大影響。美國許多慈善基金會的創始人和高層管理人員都是虔誠的基督徒。洛克菲勒本人是基督教浸禮會成員，對洛克菲勒基金會起到重大作用的弗雷德里克?T。蓋茨也是一名虔誠的浸禮會傳教士。莉莉基金會的伊萊?莉莉(Eli Lilly)夫人及其先生是公圣會的成員。
如果說基督教信仰是慈善思想的淵源的話，那么，從19世紀至今長盛不衰的基督教傳教運動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慈善活動向國外的擴展，基督教的醫務布道和教育布道方式更是為對外援助提供了現成的途徑。
另外，受宗教文化的影響，美國形成了一種譴責守財奴的社會風氣，這也使得富人熱衷于捐贈。卡內基基金會的創始人卡內基圍繞著一個“富人應該恥于死后富裕”的信念，把“提高和傳播知識”作為基金會活動的宗旨。
宗教力量的鼓舞和驅動，不但在美國國內催生了很多慈善基金會，而且使援助落后國家和地區成為慈善基金會完成自身使命的一種方式。洛克菲勒基金會在非洲和拉丁美洲防治黃熱病、在巴西防治瘧疾、在埃及防治瘧疾、資助防病疫苗的成功研制，成功地控制了瘧疾和黃熱病。洛克菲勒基金會發起能夠提高農產品產量的農業改造運動，并在墨西哥成功繁育出八個優質的雜交玉米品種。20世紀50年代，洛克菲勒基金會聯合福特基金會、米爾班克紀念基金(The Milbank Memorical Fund)和凱洛格基金會將“綠色革命”項目向全球推廣。所有這一切，都源于基金會貢獻自身資源建立一個更美好世界的愿景與信念。
第二，以自由主義為核心內容的美國政治文化也使得慈善基金會樂意作政府的幫手。
美國政治學家羅伯特•達爾說：“美利堅是一個高度注重意識形態的民族。只是作為個人，他們通常不注意他們的意識形態。因為他們都贊同同樣的意識形態，其一致程度令人吃驚。”這種意識形態就是自由主義，即崇尚自由、民主、個人主義等價值觀。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美國慈善基金會可以不經過政府的同意，率先在國外進行對外援助。
一戰后，自由主義信仰成為美國外交的政治文化基礎，被美國的政治精英所接受。這為慈善基金會的對外援助提供了思想基礎。二戰結束后，二戰期間在政府機構工作過并有管理經驗的一些人成為美國慈善基金會董事會的領導人和主要成員。福特基金會的第一任會長保羅?霍夫曼(Paul Hoffman)和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會長迪安?臘斯克(Dean Rusk)在戰爭期間和戰后履行對政府的承諾，為美國在國際體系的領導地位服務，讓國際慈善事業成為顯示美國政策優越性的一個工具。
隨后的日子里，基金會和政府官員經常交叉，這為政府與慈善基金會在對外援助領域共同合作提供了現實基礎。洛克菲勒基金會和卡內基基金會積極參與戰后美國的歐洲重建計劃;福特基金會參與美國與蘇聯爭奪“第三世界”控制權的斗爭，將其海外項目集中在中東和東南亞，通過開展培訓與研究，使培訓宗旨更加明確化，即是為了在海外直接或間接推進國家利益。這為減少共產主義者的滲透和宣傳充當了很好的助手。20世紀90年代，慈善基金會在蘇東地區活動的動機就是讓共產主義徹底崩潰，代之以自由民主。如索羅斯基金會和福特基金會給俄羅斯的非營利部門提供各種資金和項目援助，以此來推進民主的發展。如同美國的對外政策是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的結合一樣，慈善基金會的對外援助是在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驅動下把在全球范圍內實現國家利益放在首要位置。
第三，經濟利益也驅使美國慈善基金會積極參與對外援助。
在美國，比較大的慈善基金會往往是由比較著名的企業家創建并管理，如蓋茨基金會的發起人和決策者是微軟的創始人蓋茨和巴菲特，福特基金會的背后是強大的福特汽車公司。雖然慈善基金會目前已經從法律上擺脫了捐贈家族的影響，但是其董事會主要還是由商業巨頭組成。這意味著慈善基金會仍然控制在大企業手中，不可避免地成為企業實現利益的重要渠道。
慈善基金會對提高農產品產量的農業援助運動，就伴隨著美國企業巨大的經濟利益。有資料顯示，在20世紀30年代，洛克菲勒就已經聯合美國的農業巨頭嘉吉公司在拉美收購了大量土地，1947年，洛克菲勒建立國際基本經濟公司，專門投資于農業領域。由于提高農產品產量的方式是培育雜交種子，而雜交種子的典型特征就是繁育能力差，下一代比上一代的產量會低很多，因此，農民必須每年購買新種子，而這些種子的專利權都掌握在美國跨國工業公司手中。
在全球范圍內進行慈善活動是美國一些大企業家塑造企業公益形象、吸引消費者的一種手段。西方學者伯曼(Berman)認為，洛克菲勒、福特和卡內基這三大基金會在20世紀初期集中資助亞非拉地區的有限幾所大學并不是為了滿足大多數人的需求，而是考慮自身的利益。從長遠看，基金會選擇資助的一兩所學校會比其他未被資助的學校好得多，這樣的話，基金會可以因為資助而獲得更多。其收獲之一是為捐贈者的公司贏得一個積極而偉大的形象。在互聯網時代，對于一個大企業來說，最大的危險不是受到一個國家的制裁，而是在消費者的眼里失去信譽。資本家仍舊需要依靠基金會的慈善活動來美化公司和自身形象，達到謀取經濟利益的目的。
基金會可能成為傳播帝國主義的新形式
20世紀以來，美國慈善基金會不斷增加對外援助，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就客觀而言，在某種程度上幫助了受援國的發展，但正如葛蘭西所言，在一個社會，統治階級的世界觀向整個社會傳播的最有效的方法不是通過暴力，而是讓大多數公民從思想上認可它。推演到國際層面，霸權國家通過教育、說服的方式讓大多數民眾接受它所宣傳的世界觀，比通過國家的暴力機器強迫民眾接受更為有效。由于慈善基金會是美國文化和思想的集中代表，它們對外援助活動的擴展，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控制知識和思想的創造和傳播，并影響人類認識世界的方法。
西方著名學者奧奴弗(Arnove )和皮內德 (Pinede)認為，就基金會在教育方面的活動而言，它們可能已經是傳播帝國主義的一種新的形式，其目的是要維護或加強國際體系的權力或特權。盡管這些基金會宣布它們直擊人類問題的根源，從事改良活動，但它們本質上是維護造就不平等與不公正的社會經濟體系。還有學者認為，在慈善基金會的影響下，美國的一些規則將代替受援國的規則，而受援國的文化遺產會逐步遭到踐踏，文化遺產被踐踏的結果是社會的瓦解。
簡而言之，慈善基金會憑借其擁有的財富、戰略和知識優勢，其對外援助是促進受援國變革的催化劑，在客觀上幫助受援國的同時，也增強了美國權力對國際秩序的控制強度。從當前趨勢來看，這種情況在未來仍將持續相當長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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