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日本《搜索中國》雜志等媒體報道,無論國共之間、中日之間、世界各大國之間的情報戰，都把香港作為主戰場。二戰結束后,香港因其特殊的政治與地緣環境，繼續扮演“東方諜都”的角色。解放戰爭爆發，香港因處于海峽兩岸政治交匯處，又有眾多外國領事館，成為國共兩黨的情報戰場。1949年國民黨退至臺灣，香港又成為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與中國進行情報角力的樞紐。
小西灣曾是港英政府情報中心
大量外國情報人員在港
美國駐港領事館是其在世界各地所有領事館中人數最多的一個。據美國《地緣指導》雜志披露，美國駐港總領事館的外派人員常年保持在300人以上，大量情報人員在文化、商務、外交身份的掩護下,除搜集香港本地的情報外，還以那里為跳板，開展針對中國內地的間諜活動。一個著名的例子是，中國在香港特區破獲一起間諜案,主犯約瑟夫•陳正是利用美國駐港總領事館空軍上校聯絡官的身份，在中國東南沿海搜集軍事演習情報。
據中國香港特區《鏡報》報道，前美國駐港總領事郭明瀚在任時，每月都有美國官方和半官方的人員到香港活動。他們所屬的部門和組織包括：美國聯邦調查局、聯邦政府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美國國際開發署、美國傳統基金會、美國外交政策全國委員會、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美國國會香港特別小組等。同時，美國在香港特區不定期舉行駐港七國領事會議,通報美中活動，協調對香港問題的看法和行動。該會議被稱為“七國情報小組”,開會地點一度設在中環的外國記者俱樂部。
據中國香港特區《新報》披露，每個國家的駐外領事館都設有情報部門，在中國香港特區的外國領館也不例外。那些在港負責搜集情報的外交人員每周都要撰寫報告,然后發回本國。這些人針對一些熱點時事頻繁尋找相關人士面談，分析局勢。由于大部分外國駐港領館均在中環或金鐘，金鐘某五星級酒店大堂的啡啡廳成為領館人員和香港特區各界人士交換意見的場所。外國駐港領事平日除了約見香港特區政壇或學界人士之外，還會出席一些研討會，聆聽學者的意見。曾有某國領事在活動結束后，“左手拿著錄音機，右手拿著列有問題的紙，走上臺詢問學者”。
從此前被斯諾登爆出的“入侵香港中文大學網絡”事件，可以看出美國情報機構別有用心。香港中文大學的網絡不只為一所院校服務，還是香港互聯網交換中心的所在地。中文大學擔當交換中心的角色已有20多年歷史，從香港發出的所有互聯網信息都經過這里。多年來,美國特工在港工作作風嚴謹，很難被媒體捕捉到新聞。但如果比起英國情報機構在港的多年苦心經營和精心部署，美方還是略遜一籌。
港英政治部
香港歷來是情報戰中的“兵家必爭之地”。熟悉昔日特工在香港活動的香港立法會議員涂謹申表示，香港以前的確是“情報中轉站”。它作為亞太地區重要的樞紐，在自由商貿環境下容易設立國際商行，方便掩護搜集情報的工作;而且香港曾經是英國殖民地,西方人在這里便于活動,所以世界多國都曾派員在港搜集情報。
在英國管治香港的年代，英國軍情6處曾經在小西灣設置無線電監控中心，負責監聽所有機密通信。小西灣中心后來轉移到舂坎角。1976年當上香港副布政司的霍德爵士,曾于1974年在新聞處任職，主要是指揮政治部，取得中國內地的情報。
從1949年開始直到香港特區回歸前，中英之間的情報戰都繞不開一個神秘的老牌英國情報機構——港英政治部。港英時期的警隊政治部，其雛形初成于1934年，名義上隸屬于皇家香港警察部隊，由警務處副處長指揮，但實際上直接隸屬英國軍情5處，主要負責反間諜及搜集情報等特殊任務。
分布在香港的英方情報人員，歸英國軍情5處三科領導。三科負責遠東情報，在香港、新加坡、新德里、堪培拉及惠靈頓設立了5個辦事處。軍情5處的安全聯絡官辦公室設在駐港英軍總部，遇到要事無需通傳，可直接向港督、三軍司令和警務處長匯報。
1946年，港英政治部被納入香港警察部隊架構。上世紀50年代中期，港英政治部大力搜集中國內地的情報，“嚴密防范和偵察中國共產黨以及臺灣地區的國民黨在香港的情報活動”。最初，政治部只有200多名雇員,1967年香港發生“6·7暴動”，港英方面要求政治部“全力滲透左派”,加強了政治部的人員配備。到上世紀80年代，包括文職人員在內，港英政治部有1200名雇員。由于政治部工作高度保密，且英國情報機構在其他英聯邦國家和地區也有類似機構，因此直到今天，有關港英政治部的內部架構，仍然未被外界知曉其全貌。曾在政治部內部工作過的特工，所了解到的情況也只限于與他自身的工作有關的部分。
竊聽手段被模仿
時至今日，中英雙方的情報人都承認，香港曾是雙方進行諜戰的重要戰場。英國方面在香港特區回歸前，曾對中方情報人員長期竊聽、跟蹤和監視，以獲取情報。中英之間的情報戰，在1997年之前，針鋒相對的是港英方面的政治部以及中國方面的新華社香港分社。上世紀80年代曾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許家屯，在《許家屯香港回憶錄》中指出，當時港英政府對新華社香港分社內部的一舉一動都要進行偵察，以至于分社成員開會、打電話向北京報告，都不得不跨過羅湖橋進入深圳再行動，以防行蹤暴露或電話被竊聽。
港英時期，政治部的竊聽手段主要有3種。據曾在港英政治部工作過的化名為“羅亞”的華人特工在回憶錄中記載：一是直接從電話線或機樓截取通話信息，這種方法須得到電信公司的配合，在技術發達的今天已極少用到;二是設法進入目標建筑，在室內安裝微型電子裝備，再在該建筑附近安裝收聽站,接收信號。第三種方式是政治部特工最常用的方式，即在目標鄰近樓宇單位破墻鉆洞，在墻內植入微型收音器，直接接收信息。
港英政治部的竊聽手段，被香港情報圈子里的“各路神仙”競相模仿。2005年，中國香港特區第二任行政長官曾蔭權上任前，決定將特首官邸搬到禮賓府。在禮賓府翻新裝修時，意外發現其內遍布竊聽器。據當時的港媒報道：“包括客廳、臥室以至浴室都‘不干凈’”禮賓府在港英時期曾為港督府。1997年香港回歸時，首任特首董建華拒絕入住禮賓府，他表示“不愿將特區與殖民地記憶再做關聯”，而有報道猜測，“董建華實際是擔心英國方面在府內安裝竊聽器”。
此前曾有港媒報道，香港特區保安局在1997年回歸后,徹底檢查了禮賓府，并移走所有竊聽器。如果后來發現的竊聽器是1997年后安裝的,那么將對港府情報安全構成重大威脅。
間諜、收買線人和行動組
港英政治部獲取情報，通常通過間諜、收買線人以及行動組這3種主要方式來完成。
間諜常以英國駐港外交官、各大企業機構工作人員等身份作掩護。外交官通常以領事館“三秘”等身份為主,便于體面地出入上流社會，結交各方人士。
一位前英國外交官回憶，為了融入香港，他不得不苦學茶藝，以便以“中國通”的形象出現在華人面前。這樣二方面可以與華人找到共同話題，另一方面也會使對方降低警惕性。
政治部行動組搜集行動情報，在信息技術尚不發達的年代，看上去比較老套。如今看上去很不靠譜的一些坊間謠傳，在一段時期卻往往是港英第一手情報的來源，例如唐山大地震等重大事件，在中國內地消息封閉的情況下，通常都是通過“游客傳聞”的渠道為港英知曉。當時甚至有港英政治部的特工，在工作之余把打探到的“情報邊角料”寫成故事投給報社，以賺取外快。
收買線人這一渠道，在不同年代有不同的工作特點。
在網絡時代，通過“游客傳聞”獲取情報早已成為歷史，但通過高級線人刺探情報的渠道卻一直很活躍，而且可能深入香港特區的機要部門。
需要指出的是，中方對英國情報機構在香港特區留下的勢力“容忍有限”，從2003年開始調整對港情報工作的部署。
港英政治部在收買線人方面出手慷慨，而其內部的安保工作比較成功。多年以來，港英政治部的內部架構幾乎密不透風，因此外界極難通過間諜方式滲透其中。
港英政治部偶爾與中方進行情報合作，卻對中方并不信任。1955年4月，載有中方官員與中外記者，前往印尼參加萬隆會議的包機，被臺灣地區特工安置炸彈爆毀。“當時中方已事先截獲信息，提醒英方注意預防，但英方不信，結果出事”。
美國“重新發現香港”
隨著中英香港問題談判的開始，香港回歸逐漸成為定局，英國方面也開始著手準備解散港英政治部。據華人特工在回憶錄中記載，當時港英政府為了避免這些前特工人員，尤其是華人特工被回歸后的中國方面所用，開出不菲的遣散費，還幫助部分特工取得了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等國的國籍或永久居留權。
此外，英國方面還將部分特工就地安插在香港特區的重要組織中，如銀行、馬會、ICAC等。
據香港《亞洲周刊》引述的一份北京關于香港問題的報告提到，“廉政公署在回歸前是港督彭定康操控的準特務機構，屬于香港權力最大、工作性質最為特殊的執法機構。由于這個機構的工作方式和偵察手段都非常獨特，屬于最核心的部門，因而一直受到港英當局嚴密控制，并安插了大批身份特殊的人士”。
文章還提到，英國的情報剌探工作也使北京憂慮，廉政公署作為“鋒利的刀子”，一度刺向特區政府，甚至刺向中聯辦和北京的駐港機構。
港英政治部作為一個整體，已于1997年消失在這座城市的車水馬龍間，但它的觸角，仍然在中英情報對壘的第一線悄無聲息地運作。
美國情報部門同樣也不消停。香港《大公報》曾發表署名評論文章稱，香港不過是700萬人的小城市，與美國沒有直接利益關系。但對美國政府而言，香港擁有其他地區無可比擬的“戰略地位”：第一，信息發達、出入境自由;第二，靠近中國內地，有地緣便利;第三，人員復雜，便于隱藏偽裝。“回歸之后這種趨勢一度消減，但2003年之后，美國重新發現了香港的‘戰略作用’，試圖利用這座城市牽扯中國政府的精力,甚至將它作為全新的‘反華橋頭堡’。”
(注：本文摘自2015年1.29-2.4《上海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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