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巴馬屢次會見達賴說明了什么

　　中國藥科大學 張志坤

　　據說，美國總統奧巴馬又要會見達賴了，粗算下來，這大概是奧巴馬與達賴的第四次會面了。美國總統如此頻繁地會見一個流亡叛逃者，這在當今世界實屬罕見，這說明了什么問題呢?

　　太過深奧的道理筆者不敢置喙，只就淺層次而言，美國總統奧巴馬屢次會見達賴，至少說明兩點：

　　第一，達賴很重要

　　顯然，奧巴馬會見達賴，主動權不再達賴這里，說白了，達賴說了不算，關鍵取決于奧巴馬的態度。而美國總統奧巴馬不僅是美國總統，而且還是太平洋總統;不僅領導美國，還在領導世界。可謂宵衣旰食、日理萬機，層次高貴得很，時間寶貴得很，等閑者無緣得到奧巴馬的接見。而達賴能讓奧巴馬如此青睞，可見對于美國及美國總統而言，達賴的確非等閑人物，而是相當重要。正因為中國的達賴是如此重要，所以奧巴馬才在百忙中撥冗，一次又一次接見溫勉，其用意自然是給達賴以必要的支撐，使其更好地發揮作用。這不僅符合美國的利益，而且還為美國利益所急需，并且已經到了必須由總統屢次出面的程度。

　　第二，沒把中國放在眼里

　　因為達賴這個特殊人物的特殊性，所以每次奧巴馬與他會面，中國外交部門都提出強烈抗議，并對此進行嚴正交涉。按照筆者這等普通老百姓的理解，在外交領域，達到“強烈抗議”程度，并進行“嚴正交涉”，這表明問題已經相當嚴重了。如果以夫妻關系來比擬，這意味老婆大人已經非常生氣，要狠狠收拾夫君了;如果是同事關系，那么則意味著兩人之間出現嚴重裂痕，已到了差不多要大打出手的地步。據說中美關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關系，中美兩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也就是說，中國對美國很重要，美國離不開中國，就像我離不開我老婆一樣。既然這樣，中國(或者說“老婆”)都“強烈抗議”、“嚴正交涉”了，美國方面是不是改弦易轍或者有所收斂了呢?

　　事實與此截然相反。美國方面依然是我行我素，該干什么還干什么。這說明，中國的“強烈抗議”也好，“嚴正交涉”也罷，根本沒起作用，奧巴馬根本就沒將中國的這些把戲放在眼里。

　　還是丟掉情緒理性思考問題吧。現在看來，會見達賴已經成為美國總統的“新常態”，這不以中國的意志為轉移;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無法避免奧巴馬接見達賴這一側面，這也不以中國的意志為轉移。這兩個“不轉移”值得每一個中國人深刻反思。記得2010年奧巴馬第一次接見達賴的時候，《環球時報》發表社評文章，認為達賴需要反思(附筆者2010年1月就此寫的一篇短評)。也許，《環球時報》還認為美國總統奧巴馬也需要反思，大概不敢公開說出來。但竊以為，與其讓別人反思，還不如自己好好地反思，中國需要認真地思考，奧巴馬屢次會見達賴，這究竟說明了什么。

　　附件：需要反思的不僅僅是達賴

　　最近幾天的《環球時報》社評還真有意思，先是27日向奧巴馬傾訴，告訴奧巴馬說他讓中國人失望了，28日又調過頭來同達賴講話，題目是《挾洋自重的達賴需反思》，文章說：“達賴想借助外部力量迫使中央讓步，不過是一種心智迷失的妄想而已”，“靠投靠外國勢力可以對抗中國中央政府的時代過去了”。這就是說，以“挾洋”的辦法來“自重”，是走不通的一條死路，因而達賴需要反思一番了。

　　我們知道，最近，達賴勢力又要同中央政府進行“談判”了。盡人皆知，要想與人家坐在桌子邊打嘴仗，手中得有資本，資本越厚實談判越有利，這是常識。作為談判的一方，達賴集團是沒有多少資本的，所以只能拼命撈救命稻草，其中，“挾洋”就是達賴集團賴以支撐的重要因素，他們認為，只要把“挾洋”的功夫做足、做透，自然就能有效地加重自身的分量，進而增加與中央政府談判的籌碼了。

　　事實上也的確如此。正如《環球時報》在該文中所說那樣，“他與中央政府的對抗符合西方的遏華政治需求。換句話說，他不這樣做，西方現在的支持就會離他而去”。

　　這樣說來，達賴非但不需要什么反思，反而有充分的理由繼續加大“挾洋”的力度。第一，只要“挾洋”就可以“自重”，何樂而不為?難道你讓人家去“自輕”“自賤”不成?第二，“挾洋”就可以獲得西方的支持，就能撐腰，有什么理由不繼續把腰挺得更直更硬一些呢?《環球時報》苦口婆心地說，“但愿達賴能深刻反思，抓緊時機，做出正確的選擇”，既然“挾洋”能換得來這樣大的好處，達賴還應該反思嗎?即或要反思，怕也只是反思“挾洋”的功夫是否做足、做透吧?

　　說老實話，達賴需不需要反思，實在是用不著我們窮操心，相反，倒是我們自己應該應該認真思考一下，為什么“挾洋”就能“自重”。這是很說明問題的。

　　第一，只要“挾洋”，與洋人合作，對洋人來說，就是有價值的工具，就應該加以支持、利用。

　　正如該文所說，“在中美、中法、中德等重要雙邊關系中，達賴都攪過局，加劇了這些國家輿論對中國的誤解與抵觸”。達賴的價值就在這里，他能攪局，能給中國制造麻煩，這還不夠嗎?這不正是西方遏華所需要的嗎?中國的不利就是西方的有利，中國的不利就是就是達賴的順利，這個正反關系不是一目了然的嗎?《環球時報》勸說達賴什么“西方主流社會不會為其立紀念碑”，就算不立紀念碑，經常地接見一下，鼓勵一番，授予個“諾貝爾和平獎”，差不多不也就是紀念碑嗎?《環球時報》文章說，“西方有遏華的一面，也有親華的一面。面對崛起的中國，西方國家越來越難以承受和中國關系破裂的后果。”難道“越來越難以承受和中國關系破裂的后果”就是親華的一面?這篇文章武斷地聲稱，“靠投靠外國勢力可以對抗中國中央政府的時代過去了”，既然這個時代都過去了，為什么達賴還繼續“挾洋自重”，為什么臺獨、疆獨、民運、法輪功等勢力還在西方的扶持下與中國對抗，時不時地蠢動，有時還很猖獗呢?

　　第二，更重要的問題是，為什么一“挾洋”就能身價倍增？這是問題的核心。

　　相當長一個時期以來，洋人的臉色、洋人的態度，一直是讓許多中國人忐忑不安的重要因素，“外國人說話了”，這簡直就成了權威、成了命令。在長期的媚外宣傳鼓動下，外國的一切都是優越的，凡事只要沾上一個“外”字，立馬身價暴漲，大到工作崗位、學歷資格，小到住宅樓、商品品牌，只要有“外”的痕跡就超凡脫俗、非統等閑了。這是什么精神?這大概是“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現代西方國際主義精神”吧。正是因為有了這個精神基礎，“趨同論”“、“全球化”、“一體化”等理論才能大行其道，形形色色的現代賣國主義才能堂而皇之地招搖過市。在這樣的思想氛圍下，連一些中國人自己都時不時要“挾”一下“洋”來抬高身價，達賴這個并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人“挾洋自重”又有什么大驚小怪、值得反思的呢?

　　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一場前所未有的偉大事業，前進的過程中這樣或那樣的不足與缺陷在所難免。但是，思想和精神層面的東西是這樣的重要，以致于我們必須把它擺放在與經濟發展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民族的復興決不僅僅在于腰包鼓、錢袋足，更不是吃得大腹便便、腦滿腸肥酒可以怡然自得，更重要的是精神意志有一個新的發展，達到一個新的境界。沒有這個層次，總是跟著西方的節拍起跳，想要達賴不挾洋自重，豈可得乎?

　　所以，真正需要反思的，也許就不只是達賴了。達賴是不是反思并不重要，但實，在當今世界，居然仍還有那么多如達賴般的“挾洋”之流張狂肆虐，這倒是應該好好地進行反思的一個重要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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