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將在今年9月3日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舉行閱兵的消息引起了轟動，人們紛紛從不同的視角加以解讀，有“震懾日本說”，有“捍衛和平”說，有“鞏固戰后秩序”說，等等，筆者以為，從另一個視角看，這是一次非同尋常的“用兵”。
人們都知道，和平時期的用兵方式只有兩種：演習與閱兵。演習重在錘煉，閱兵重在展示。也正因為如此，各種各樣的軍事演習與閱兵司空見慣，其中特別是閱兵式，有的國家一年之內甚至都要來上那么幾次，對此，各國有各國的傳統。眾所周知，中國的傳統是十年一次，這已形成慣例。此次宣布的勝利日閱兵，顯然是打破慣例的非同尋常之舉。
非常之舉必有非常之意，這一非同尋常的“用兵”之舉具有引人注目的特別意義。
這表明，中國的掌兵者開始學會“用兵”了，這一點很重要。
“掌兵”與“用兵”之間的關系歷來都是難題，如何實現二者之間的有機統一，關乎國家安危大局(有關這個問題，請參閱筆者兩年前的文章《“掌兵”與“用兵”》)，遺憾的是，有很多掌兵者甚至長期都邁不過用兵的門檻，也就是說，有的人雖然掌兵多年，卻不知道如何用兵，只能循規蹈矩，照章辦事而已，這種狀況，與人與國都是一個不小的悲劇。此次打破傳統非常規的閱兵表明，當今中國的掌兵者已經不僅僅滿足于掌兵，而且開始實際“用兵”了，這無疑是一個重要的信號。
更讓人側目的是這一舉措所昭示的決心。這表明，如今中國的掌兵者有魄力，有膽氣，并非循規蹈矩的平庸之輩，該出手時就出手。有這樣的思想意志底蘊，可以預見，此次非同尋常的閱兵大概僅僅是一個開始，以后還將有更高水平、更高境界的“用兵”之舉，這一點將更加重要。當年曹操評價諸雄，并不認可勢力很大的袁紹、劉表諸人，卻大起“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之感，所看重大概就是這一點。
現在，圍繞中國勝利日閱兵的某種“博弈”已經開始。在國內政治上，已經有“專家”提出要擺“抗戰老兵”方陣，是不是想讓其中也含有一些“國軍”，亦未可知;在國際上，邀請普京同臺檢閱已經確定，是不是也邀請奧巴馬、安倍諸人，現在開始議論紛紛、莫衷一是了。看來，中國這次非同尋常的閱兵也等于是主動出牌，搭建了一個特別的博弈平臺。一石激起千層浪，這等先聲奪人，不也是“用兵”的一種高明境界嗎?
附文：“掌兵”與“用兵”——未來十年中國的挑戰之一
任何時候都有那么一些手握大權的人，要么不會用權，要么濫用權利，這幾乎是司空見慣的常識，連普通老百姓對此也能略知一二或者更多，比如以紈绔子弟為代表官二代之類，他們中就有相當這類貨色，人們對早就見怪不怪了。與此相類似，“掌兵”與“用兵”也是這樣，歷來都有“掌兵”與“用兵”脫節的怪現象，即掌兵者不會用兵。因為軍國之事多所忌諱，所以有關“掌兵”與“用兵”的話題一般甚少有人提及。中國即將開啟未來的十年，未來十年的中國面臨諸多挑戰，其中“掌兵”與“用兵”關系就是諸多挑戰中突出的一個。
掌兵卻不會用兵的現象司空見慣，古今中外都不乏這樣的例子。中國古代的皇帝們概都是最高掌兵者，但其中多數卻并不知兵，也就是說并不會用兵，其典型是宋明兩代的皇帝們;當今時代掌兵卻不會用兵之鮮活例子是伊拉克的薩達姆，在用兵問題上，此公倒不是因不會而不敢，而是無知者無畏，窮兵黷武，最后落得個身死名裂、遺譏后世的悲慘下場。
其實，掌兵與用兵脫節是現代政治的必然產物。現代文明社會的文官制度決定掌兵者絕大多數都無法避免用兵上的盲區，真正“用兵如神”的掌兵者可謂鳳毛麟角。
但是，掌兵的根本目的在于用兵。用兵并不是軍事人員的專利，軍事專業人員需要遂行具體任務，而戰略與戰爭指導則是掌兵者的應盡之責。有一位著名的人物對此進行了這樣的描述：“戰爭這件事太重要了，以致不能把它交給軍人”。
掌兵而不會用兵其結果非常糟糕。這將導致兩種極端：一種是窮兵黷武濫用兵，如薩達姆之流，某種意義上還有小布什;另一種就是鴕鳥政策，雖然握有可觀的軍事力量，卻不敢使用也不會使用，在這種情況下，國家戰略資產越多壓力越大，戰略局面越復雜也壓力越大，以至于國力空懸，卻只能干瞪眼或者干脆閉上眼睛來一個眼不見為凈。
掌兵者必須學會用兵，這是現代政治制度下解決解決掌兵與用兵脫節問題唯一可行的渠道。所謂學習，一是學習人類既有的經驗，以今日世界局勢而論，如果不懂得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爭與用兵經驗，則不足以正確指導今天的全球戰略博弈;二是在實踐中學習，也就是說，通過實際用兵學習用兵。這方面比較好的表率是俄羅斯的普京與美國的奧巴馬。普京經常上演軍事秀，但筆者以為，這可不僅僅是“秀”那么簡單，這是價值取向與意志決心的昭示，而且，在重大危機關頭，俄羅斯的普京絕不手軟，對付車臣牛刀殺雞，打擊格魯吉亞摧枯拉朽，表現不俗;奧巴馬也是這樣，在其任內，他直接指揮了襲擊拉登的軍事行動，指導了推翻利比亞卡扎菲的戰爭，其表現也可圈可點。
這里需要順便說一句，所謂向實踐學習，必須真刀真槍，演戲作秀是不大管用的。筆者一直以為，像維和、反海盜等行動，某種意義上還包括各種演習，其實并不代表用兵，離真正的用兵可謂天差地遠。
回顧過去三十年，中國的用兵經驗可說是一片空白。但是，展望未來十年，中國無法回避和不能回避的戰爭與沖突在在皆是，迫切需要善用兵、巧用兵，實現掌兵與用兵有機統一，完成掌兵與用兵的最佳組合，只有這樣，才能不斷改善中國的戰略安全環境。
解決這個問題的根本途徑還是要靠學習。中國共產黨正在大張旗鼓地建設學習型政黨，竊以為，學習型政黨不但要面向市場學習經濟，還要面向戰場學習用兵，這將是未來十年一個十分重大而艱巨的挑戰。
妥協與強硬——未來十年的挑戰（之二）
未來十年，中國將面對越來越激烈戰略斗爭，這已經不是什么秘密。戰略斗爭需要高度的藝術性與策略性，其中，妥協與強硬的有機結合是起碼的要求，這也是世人皆知的道理。戰略斗爭不能一味強硬而沒有妥協，這將導致蠻干，結果是沒有戰略;也不能一味妥協沒有強硬，這將導致綏靖，結果照樣糟糕。戰略斗爭之所以也被世人稱之為“戰略博弈”，就是因為再其過程中要高度藝術地處理妥協與強硬的關系，使之成為有機組合，完成最佳交換。因此，正確處理妥協與強硬的關系，將是未來十年從事戰略斗爭的中國不能不解決、不得不解決的問題。鑒于這個問題的復雜與深刻，這無疑將是一個十分突出的挑戰。
需要直面這一挑戰的不僅僅是決策者，它也不僅僅是專家學者的專利，而是一個全民性的課題，任何只要稍微留心一些網上議論與評價的人，都不難發現，有關“妥協與強硬”的問題是怎樣深深在中國人民的心中糾結。
筆者以為，在有關“妥協與強硬”的糾結中，明顯地存在兩種情緒性的偏向：
一是“打”字當頭、武力第一的偏向。表現為經常是喊打聲一片，不管發生了什么問題，也不管是哪個對象，總是情緒一沖到頂：對菲律賓——打，對越南——打;對日本——打;對印度——打;對美國——打，等等。多年來，這些人大造即將“即將開戰”的輿論，并在在痛苦的煎熬中期待炮聲響起。
這些人難道就這樣相信戰爭，相信中國能夠在戰爭中取得勝利并迅速復興崛起嗎?
顯然，任何人都不會這么簡單。
筆者以為，一些人之所以出現如此沖動甚至帶有極端色彩的情緒，主要原因并不源于對戰略規律的認識，而是一種逆反心理的反映。多年來中國對外政策上看起來相當“軟弱”的狀況激發了這般強硬的心理與情緒。坦率地說，這種情緒現在已相當普及，如果將其概括為當今中國的國民情緒，也許并沒有多少言過其實。
二是“和”字真言、談判至上的偏向。這種傾向視“合作”為當今世界不可動搖的法則，認為戰略對抗不會存在、不復存在也不應存在了，中國和其它國家都“只能合作，除了合作別無出路”。所以這些人堅決主張用談判的辦法解決一切爭端，以此實現中國與其它各國之間的“和諧”發展。
持這種主張的人為什么這樣相信談判的效能呢?外交談判對他們難道就有這樣的魔力嗎?
本來，稍有一點戰略常識的人都懂得，所謂的外交談判，無非是以實力為后盾的較量，能打方能言和，如果連打都不想打，或者不敢打、不能打，所言之“和”是不會多大的價值的。
但是，奉行“和”字真言、談判至上的人們也有強大的理論支撐，這個理論認為，時代不同了，現如今世界已經變成了一個地球村，世界是一個利益共同體，各國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所以，無論是中美之間，還是中日之間，以致中歐之間，都必須合作，只能通過談判解決彼此間的爭端或者沖突。
可以說，有關“利益共同體”理論是當今中國居指導地位的重大理論建樹，已經成為中國對外關系的核心理念，引導著中國的對外關系，并因此造成了與國民情緒之間的嚴重對立。
我們認為，上述兩種偏向都是錯誤的。第一種極端強硬，第二種一味妥協，都不是從事戰略斗爭所應該有的姿態，這樣做不僅將使戰略博弈庸俗化、低級化，而且也必然要在現實面前碰壁，碰得個頭破血流。
發展的中國也是成長中的中國，不斷成長的中國需要戰略上走向成熟。未來十年中國不能一味妥協，而要正確運用妥協與強硬的兩手，從而達到戰略的藝術運用，實現戰略兩手的最佳組合，并同時化解國民情緒的極端傾向，
這真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艱難。中國到底應該怎樣強硬、怎樣妥協?或者換句話說，針對誰強硬、針對誰妥協呢?
就原則而言，筆者此前在一系列文章中已經明確提出，中國的戰略方針應該是“東頂西進打南和北”，這樣主張本身就是一個強硬與妥協的組合體，即：在東面頂住美國集團的壓迫，面向西部方向發展戰略攻勢;打擊南向上的跳梁諸丑，實施戰略震懾，向北深化與俄羅斯的戰略關系，形成大陸軸心板塊對抗霸權海洋同盟的有利態勢。
客觀地說，這也只能是一般性的宏觀議論，實際上必須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可預下結論也無法預下結論。但是，既然提出了這樣的話題，我們就不能回避針對具體戰略對象的具體對策問題。
首先是美國。
美國是中國國家安全戰略的第一目標，對美國取什么姿態，事關中國的前途與命運。
從根本上來說，在當前及今后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內，中美之間戰略對抗的總趨勢，是美國進攻中國防御。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方面更多地是要用妥協避讓的辦法化解美國的戰略攻勢，不管愿意不愿意，這必定是無法改變的事實。但是，美國針對中國的戰略攻勢，有一些可以通過妥協避讓在相當程度上得到化解，但還有一些卻完全不同，這些攻勢只能通過局部的、階段性的堅決的反擊才能制止或者打退。戰略上的攻防與戰爭中戰場上的攻防其理如一，沒有堅決的反攻就不會有成功的防御。目前存在的問題是，當代中國的對美戰略過于強調妥協而忽視了積極主動的戰略防御，留給世人的印象往往是被動應付，以至于有點應接不暇、疲于奔命。
現在，美國日益明顯地發動了對中國全面的戰略進攻。在這種情況下，筆者以為，在經濟領域，中國采取節節抵抗、步步為營戰略應該是正確的，因此在這個領域經常出現妥協舉措也就不足為奇。但是，中國在政治領域卻不該當縮頭烏龜，而應堅決向美國霸權主義發動浩大的思想輿論攻勢，大張旗鼓地揭露美利堅金融寡頭魚肉全世界人民的殘酷現實，毫不留情地撕開霸權帝國的偽善外衣，旗幟鮮明地與西方集團劃清界限，而不是與他們搞什么“風雨同舟”“同舟共濟”;在軍事上，要完善自己的戰爭準備，其底線是不能被美國最新發展的高科技武器所壓制，確保必要的軍事手段足夠有效，即“殺手锏”戰略力量牢靠可信。同時，堅決反擊美國在中國周邊的軍事挑釁，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直觀一點說，決不能把南海、東海、黃海變成美國大兵的浴池，在上述戰略地幅內，中國在軍事上的反介入能力必須足夠充分，必要的時候還應該示形于敵。在國際戰略領域，不要奢談什么中美戰略合作，雖然時至今日不能再機械地照搬“敵人的敵人就是我們的朋友”的法則，也不能再按照“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的規律辦事，但這里面的戰略精神還是值得充分吸收借鑒的。
其次是日本。
中國人民對于日本的認識，現在是越來越深刻、越來越到位了。但是，目前，還沒有完全到位、徹底到位。很多人在一定程度上對日本還有幻想，對中日戰略關系還有更多的期待，對日本的深刻本性還有不清晰的認識。他們往往還把日本當成一個民主的西方國家看待，還幻想中日戰略關系能夠實現互惠共贏，還在把日本戰略上日益囂張的原因表面化、膚淺化。
我們認為，正確地認識日本，正確地認識中日戰略關系，非常重要。這是確定中國對日戰略態度的前提。
筆者相信，基于歷史、民族、文化等一系列根本性的因素，決定今天的日本仍然是一個野心勃勃、有著不可告人目的日本，其陰暗叵測、兇殘狠毒與明治維新后的日本如出一轍，與豐臣秀吉時代的日本如出一轍，也與歷史更久遠上的侵略成性的日本如出一轍，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所以，今天中國周邊客觀地存在許多戰略挑釁者，但其中最大最危險的敵人仍然還是日本。日本與美國之間的同盟事實并沒有任何歷史文化基礎，現在美國之所以積極地扶持日本，就是要釋放日本的戰略能力以對付中國，而日本只所以加勁投靠美國，不過是借充當美國代理人、先行官與先鋒官的戰略外殼，寄存或者寄托自己的戰略野心。現在，中日戰略關系已經急轉直下，已經無情地暴露出應有的本來面目。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對日戰略容不得有任何一點幻想與溫情，必須以最冷峻、最嚴厲的戰略姿態給予對應。筆者主張，中國對日本應該借鑒美國對付中國的辦法，即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安全以及國際關系等一些領域實施無情的圍剿。也就是說，從戰略上而言，中國對日本應該強硬、強硬、再強硬，而不留有任何妥協的余地。
再次是美國的戰略代理人與馬前卒。
霸權的世界體系催產出一系列它的走狗走卒，遍布世界各地，它們出賣自身價值為美國所用，從而躲在霸權的羽翼下謀取自己的利益。在中國周邊，這樣的國家目前有印度、韓國、菲律賓、新加坡、越南等，今后還可能要增加新的成員，他們把充當美國的馬前卒視為榮譽、手段和不可多得戰略資產，并正以此壯膽加油，挑釁中國的切身利益。
對此，中國應該怎么辦呢?
把他們從美國的懷抱拉出來嗎?
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中國不能指望因為同屬中華文化，新加坡就會脫離美國倒向中國;同樣，中國也不能指望中菲關系密切，菲律賓就不投入美國的懷抱。新加坡、菲律賓是這樣，印度、南朝鮮等也一定是這樣。
讓他們在中美之間保持不偏不倚的中立嗎?
這也是根本不可能的。中國不能寄希望用經濟貿易聯系代替戰略關系，也不能指望上述國家會因為眼前利益而動搖其根本大計。中國周邊朋友甚少而敵意甚多的原因，不在于中國本身，問題還是根源于美國。這是霸權體系的必然運動的邏輯結果，美國“重返亞太”戰略不過是一劑催化劑。
既然上述兩種可能性都不存在，剩下的就只有一種可能，那就是對美國的戰略卒子痛下殺手。當代中國有一個極大的顧慮，總怕因為觸碰到這些走卒而惹惱主子，導致美國軍事介入，陷中國于不利地位。
有這樣的顧慮是完全正確的，因為中國所面對任何一場安全危機的時候，都必須把美國因素考慮進去，否則就是戰略冒險;但因為有這個顧慮就畏首畏尾不敢措手足就完全錯誤了，須知，美國也不敢輕易與中國攤牌，不到最后關頭它是不會走到這一步的。朝鮮戰爭中美國不敢轟炸中國東北和沿海大陸，越南戰爭中美國甚至不敢轟炸中越邊界的越南一側，這些事實說明，只要中國掌握好戰略力度，就完全可以在周邊有效的運用軍事打擊手段，對挑釁者予以迎頭痛擊，一一打折美國戰略走狗們的狗腿。
這樣做利益極大，影響極大：可以較好地改善中國的安全環境，拓展中國的戰略空間;可以產生令人矚目的戰略威懾;也能夠以打促分，以打促化，推動周邊國家的戰略軌跡出現多向化發展，避免出現一邊倒、一風吹的危險局面。
最后，不要人為地放大中俄矛盾，也不要人為地放大中國與伊斯蘭世界的矛盾。
在全球戰略安全領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面臨三大任務：防范俄羅斯東山再起，分化瓦解伊斯蘭勢力，遏制中國的發展崛起。可以說，中國、俄羅斯、伊斯蘭世界，他們同屬西方的戰略對立面，所差不過是先后輕重而已。所謂美國的世界戰略，說到底，不過就是針對上述三大目標先后輕重各個擊破的具體運用。現在，上述三大勢力被西方世界分割在不同的戰壕里各自為戰，每一方都處于絕對的劣勢境地。
為什么他們不能實現戰略上的聯合?
任何一個有戰略理性的人都不免要發出這樣疑問，未來的戰略學家在若干世紀之后研究歷史的時候，也注定要慨嘆這個時代的中國俄國及伊斯蘭世界在戰略平衡學問上的結構性缺陷。
遺憾的是，現實比學術更令人揪心。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時至今日，在中國仍然有人一直刻意放大中國與俄羅斯的矛盾，刻意放大中國與伊斯蘭世界的矛盾，毫無根據地宣稱中美之間的共同利益大于中俄之間的共同利益，更大于中國與伊斯蘭世界的共同利益，把中俄之間、中國與伊斯蘭世界之間個別的具體矛盾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刻意制造彼此之間的隔閡與猜忌。當然，這種情形在俄羅斯與伊斯蘭世界也同樣存在，只不過俄羅斯國內表現得更加明顯。
筆者不愿意探究出現這些問題的原因。只是想強調指出，中國與俄羅斯與伊斯蘭世界沒有根本性的對立沖突。冷戰結束以來的事實已經充分說明，只有美國的敵人才能成為中國的朋友，這已經成為一項鐵的戰略法則。這大概也是今日中國真正戰略朋友甚少，國家安全環境每況愈下的重要原因。因此，展望未來，企求戰略上有所發展的中國，不管主觀上愿意與否，都將不能不繼續與俄羅斯交朋友，也不得不與伊斯蘭世界交朋友，除此以外別無出路。任何放大夸張中國與它們之間矛盾的做法都屬倒行逆施，也都等于是在給中國挖大大小小的戰略陷阱。
說這些已經扯得很遠了。現在，還是讓我們把議論拉回到妥協與強硬的話題上來。未來的十年究竟是中國應該走向強硬對抗的十年，還是繼續加大妥協力度的十年?拋開主觀的意愿不談，就客觀形勢而論，形勢的發展已經逼使中國必須結束綏靖、拉開帷幕、展示自己的戰略風貌了，這將成為中國走向戰略成熟的標志。坦率地說，這樣的成長主要應歸功于美國。中國人民的覺醒歷來得益于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到了今天仍然如此，一想到這些，就不能不令人對歷史油然而生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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