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如何突破安全困境

　　避開“修昔底德陷阱”，中國如何突破安全困境

　　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副所長、教授　孟祥青

　　中國崛起正處在最為關鍵時期，機遇比預想的要大

　　當今世界正面臨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形勢總體對我國崛起有利。當前，國際力量對比正在發生歷史性變化，亞太地區不僅成為世界經濟的發動機和火車頭，也成為世界政治、外交和安全的重心，主要大國都把戰略重點向亞太轉移或傾斜，這大大提升了亞太地區的戰略地位，也為我國拓展外交影響和參與雙邊或多邊安全合作提供了機遇。

　　另外，全球金融危機、烏克蘭危機、中東亂局、“伊斯蘭國”極端組織興起、伊拉克和敘利亞內戰、南亞恐怖主義威脅加重等重大國際事件均表明，二戰后西方國家主導建立的國際金融體系、政治外交體系、安全體系已經遠遠不能適應國際形勢發展的新需要，“ 全球治理” 緊迫地提上了世界各國的戰略日程。G20、“金磚國家首腦峰會”等發展中國家參與或主導的治理體系發揮了重要作用，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大國在全球治理體系結構中的地位愈加突出。總體來看，國際形勢出現的大變局對中國和平崛起是有利的。

　　近年來，我國在國際社會積極主動作為，在倡導“中國理念”、發出“中國聲音”、提出“中國方案”、提供“公共產品” 等方面做了許多實實在在的工作;在周邊關系上，由過去的“三鄰”政策向“親、誠、惠、榮”的方向發展，在新安全觀的基礎上又提出了新的“義利觀”和“亞洲安全觀”;“一帶一路”已經正式啟動，涉及至少40 多個國家，這一戰略布局意義重大。

　　“一帶一路”不僅是經濟布局，也是外交布局，不僅是周邊布局，也是全球布局，其戰略意義不亞于當年“三個世界”的劃分。這一構想為中國這條巨龍插上了兩只翅膀，建設好了，巨龍就可以飛得更高更遠。所有這些都為中國和平崛起創造了總體和平、合作、共贏而不是戰爭、對抗、孤立的國際大環境，中國面臨的機遇比預想的要大。

　　中國面臨的壓力和挑戰明顯增多，安全困境進一步凸顯

　　所謂“安全困境”，就是一國增強自我安全的行為(如增強實力和軍力)會不自覺地相對降低他國安全，從而使他國為了自身安全竭力增加實力，以至卷入安全競爭的惡性循環之中，國際體系因此而動蕩不寧，國與國之間的沖突也難以避免。

　　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正因為中國崛起的歷史進程到了最后沖刺階段， 也意味著進入了最艱難的一個時期， 即高風險期。中國面臨的壓力和挑戰大大增加，安全困境也進一步凸顯。這種壓力來自于國內和國際兩個層面。綜合來看，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1沖突或戰爭的風險加大。近年來，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是，世界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潮流并未給我國周邊安全帶來預想的紅利，中國周邊已經成為當今世界熱點較為集中的地區之一。這一現象說明，在世界主要大國基本不面臨軍事沖突或戰爭危險的情況下，未來10~20 年內，我國卷入沖突或戰爭的風險上升了而不是下降了。

　　中國今天面臨的對手多元、威脅多樣，周邊摩擦增多，熱點難以預測和掌控。比如：圍繞領土和海洋權益爭端，在不同方向就面臨多重挑戰。在西南方向有中印邊界爭端，在東南方向有南海爭端，在東海有釣魚島和海洋劃界、油氣資源開發爭端，在朝鮮半島也有各種不穩定和不確定因素的增加。而且，美國插手干預甚至介入我國周邊所有熱點沖突的可能性始終存在。美國既接觸合作、又防范遏制中國的兩手政策沒有改變，新時期又增加了“規制中國”的設想，我國來自于美國的安全壓力將始終存在。

　　2傳統與非傳統威脅交織并發，互相轉化。近年來，我國面臨的傳統安全威脅日益加重，與此同時，非傳統安全挑戰也更加突出，兩種安全威脅同步上升，這在過去是比較罕見的。

　　我國直接面臨許多非傳統威脅挑戰， 如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網絡攻擊、太空武器競賽、“三股勢力”、恐怖襲擊、能源短缺、氣候變化、海外公民和企業的安全保障、走私販毒、公共衛生、食品安全，等等。其中比較突出的問題包括：能源資源的穩定供應和運輸安全問題嚴峻;核擴散、核材料流失和走私風險增大;生態環境問題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網絡安全問題日趨嚴重。上述一些非傳統安全挑戰如果處理不好，就可能轉化為傳統的軍事安全問題，從而引發沖突或戰爭。

　　3國內安全威脅與國際安全挑戰相互影響滲透，繼而引發重大危機的可能性增大。近年來，國內學界始終在爭論一個問題，即未來我國可能發生的重大危機到底來自于國內還是國外?有人認為主要是來自于國內，如民族宗教矛盾激化，群體性事件、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等引發的社會危機。也有人認為主要來自于國外，如顏色革命、意識形態滲透、和平演變、主權或領土爭端引發的國家間沖突。但未來引發重大危機的導火索可能既不是單純的國內問題，也不是直接的外部因素，很可能是國內與國際互動所導致的，即國內問題的國際化與國際問題的國內化，是二者相互作用、相互推動導致的結果。對這一點，我們要有足夠的認識和準備，必須想方設法斬斷外部與內部不穩定因素結合的橋梁和紐帶。

　　4國際社會對中國的防范和戒備明顯增強。國際社會對中國的防范和戒備明顯增強。總的來看，近年來國際社會對中國的防范和戒備比過去明顯增強了，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國快速發展引起了更多的疑慮，另一方面也有美國和一些國家別有用心、推波助瀾的因素，當然亦有我國正當維護主權和權益、被迫反制所導致的一些反彈。

　　烏克蘭危機爆發后，有人說這給中國帶來了很大的機遇，特別是有利于減輕來自于美國的壓力，可以沖擊、干擾或遲滯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為我國解決南海、東海問題創造機遇。甚至有人提出，烏克蘭危機可能給中國帶來第三個十年發展機遇期。但一年多來，我們看到，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不僅沒有因烏克蘭危機而削弱，反而進一步加強了。這是為什么?因為在這場危機中，俄羅斯采取的強硬舉措特別是克里米亞公投入俄，刺激了美國的神經。

　　美國認為，中國有可能把克里米亞模式復制到南海或周邊有爭議的領土問題上，從而利用烏克蘭危機和俄美關系緊張，達到“獲得”領土的目的。基于這樣的判斷，美國一年來多次強調不會因為烏克蘭問題而改變“亞太再平衡”戰略，更不會因為對俄制裁而放松對中國的警惕，并多次明里暗里警告中國不要輕舉妄動。

　　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指導，從三個層面突破安全困境

　　安全困境是歷史上大國崛起時面臨的普遍問題，并非中國所特有。但有兩個規律性現象值得我們重視：一是越接近崛起目標，安全困境就愈加凸顯，無一例外。二是歷史上崛起國在遭到守成國打壓時，多采取戰爭手段，但結果往往是守成國被削弱，崛起國遭遇夭折，另一個相對超脫的大國走上歷史舞臺，即真正崛起為新的強國的國家都是所謂“第三者”，或者說“漁人得利”。

　　如從17 世紀上半葉到18 世紀初，法國一直是歐洲多次戰爭中的主角，它先后同傳統強國西班牙、荷蘭及歐洲多數大國直接交戰，但結果卻是英國成為了最大得益者，并一躍成為世界頭等強國。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戰中，氣勢洶洶的德國向國際秩序發起挑戰，最終卻是遲遲參戰的美國成為最后的勝利者，并在二戰后成為新的世界霸主。

　　20 世紀70 年代，西方戰略學界就開始探討解決安全困境的路徑和辦法。很多學者認為：安全困境的根源是互不信任。在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下，每個國家都會追求自己的國家利益，國家之間的矛盾和沖突是必然的。所以要做到國家之間的完全信任幾乎不可能，這是由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的本質決定的。安全困境雖不可根除， 卻可以緩解，而緩解的唯一辦法就是通過建立某種機制(包括國際法律、國際規則、國際組織、國際制度)來加強相互信任，減少猜疑和誤判。

　　歷史上大國崛起主要有兩種戰略選擇：“搭車”(即搭霸權國的便車) 與戰爭，并都付出了沉重代價，而中國的大戰略是和平發展、不稱霸、不做超級大國。對于我國的和平發展戰略，不能將其理解成宣傳口號，也不能看作權宜之計。這是中國的根本利益所在，是中國夢之所系。習主席反復強調，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就是要竭力避免重蹈歷史上大國崛起的戰爭覆轍。要做到這一點，就要在具體戰略和策略上努力緩解安全困境，想方設法突破這一瓶頸。

　　從大的方面看，有兩種選擇：一是直接戰略，就是與守成大國直接對抗的方式;另一種就是間接戰略，即通過迂回的方式，既合作又斗爭，實現大國崛起。顯然我們應該采取第二種戰略即間接戰略。

　　近年來，美國對中國不僅是接觸合作加防范遏制，更多的是采取規制的辦法來約束中國，并做好了規制失敗的準備。美國的規制也給中國帶來了機遇，開辟了中美斗爭的新領域， 即給我國提供了在融入現有體系時改造機制、改變規則的機遇。我們應通過長期努力，爭取創建新機制，制定新規則。在這個過程中，要時刻做好危機管控，處理好與美可能發生的各種摩擦和沖突，避免小危機升級為大危機，小沖突演變為大戰爭。

　　所以，不能將今天的中美斗爭僅僅理解為外交斗爭和軍事斗爭，它具有更加廣泛的含義，包括圍繞機制建立和規則制定的斗爭，這將為中國和平崛起贏得時間。

　　因此，在突破安全困境的路徑上，應從三個層面入手。

　　一是與美國關系層面，通過與美國建立更加緊密的經貿等利益關系， 達成真正牽制美國的目的。在利益捆綁中，逐步實現美對中依賴大于中對美依賴，使美國一旦與中國發生沖突所造成的損害達到其難以承受的程度，就有可能避免兩國最終攤牌，我國面臨的安全困境也將得以突破。

　　二是在國際層面，實行加強合作與堅定維護主權并行的政策，做到兩手抓、兩手硬。2014 年，我國在加強國際合作方面做了許多新的努力，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如提出“一帶一路” 戰略，主辦APEC 會議，設立金磚國家基金、絲路基金，成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等等。

　　金磚國家開發銀行是在2014 年7 月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期間達成的協議，也是全球范圍內第一個以新興市場國家為主創設的銀行，意味著經濟總量占到全球21%、擁有全世界40% 外匯儲備的金磚國家，在全球金融架構中將發揮更大的作用。在此基礎上，還應給周邊國家和國際社會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不僅是經濟金融和貿易產品，也應考慮提供公共安全產品，以此提高中國對世界經濟、政治和安全的影響力。

　　三是在國內層面，做大做強軍事實力，這是最終突破困境的唯一途徑。表面上看，新興國家軍事實力的增強是引發安全困境的主要原因，但實質上，新興大國軍事實力與守成大國存在一定差距才是崛起國安全困境的根本原因。所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根本出路還是在于加快發展，實現強軍目標。當新興國家的實力特別是軍事實力真正達到讓守成大國不敢妄動時，安全困境也就不攻自破了。當然這需要一個過程，需要戰略決心、戰略意志、戰略勇氣、戰略定力和戰略耐力。

　　緩解和突破安全困境，要以習主席“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指導，這是我們今天思考如何突破安全困境的根本遵循。“總體國家安全觀”的重大意義在于，它要求我們用總體的而不是單一的、辯證的而不是孤立的、立體的而不是平面的觀點來看待安全問題，籌劃安全戰略。籌劃和實施安全戰略，不是簡單地將各種安全舉措相加，而是將各種舉措相乘，做乘法;也不是將各個安全部門的職能簡單地綜合，而應該將過去各個安全部門的職能收指成拳，形成合力。在此基礎上，逐漸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家安全道路，突破安全困境，保障國家的和平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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