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仇視中國的輿論生態觀察

　　原標題：日本應改善對華輿論生態

　　過去兩年，由于日本對釣魚島單方面宣布“購島”和在歷史問題上開倒車，中日關系急劇惡化。在內政外交諸多壓力下，日本把北京APEC峰會看作打破僵局的重要機遇，派高官來華反復溝通，兩國終于在會議期間就處理和改善關系達成四點原則共識，習近平主席也在峰會期間應約會見了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但未來中日關系能否穩健發展，關鍵還要看日方能否切實遵守新的“原則共識”。對此，中國外長王毅明確表示，日方應該秉持正確的歷史觀，與過去的侵略行徑和理論一刀兩斷，徹底決裂;應該客觀正確認識和對待中國發展，奉行積極的對華政策;應該繼續堅持走得到各方認同和支持的和平發展道路。這“三個應該”分別從“歷史觀”“中國觀”“發展觀”的角度，抓住了中日關系的癥結。近年來日本在“三觀”上的錯誤認識逐漸占據主流，惡化了對華輿論生態，成為破壞兩國關系健康發展的重要淵藪。只要這種輿論生態不改變，日本看待中國的心態就難以發生積極改變。因此，日本如要改善對華關系，首先要改善其對華輿論生態。

　　一

　　日本對華“歷史觀”“中國觀”“發展觀”的扭曲由來已久。20世紀30年代，面對日本侵華災難，作家巴金曾苦苦思索日本發動戰爭的原因。在1935年赴東京和橫濱小住七個多月后，巴金找到了答案：日本媒體“沒有把真相告訴日本人民，人民聽假話受了騙”。回國后，巴金寫了題為《日本的報紙》的文章，對日本報紙天天謾罵中國、丑化華人、煽動輿論、誤導社會的行徑給予了揭露。幾十年后的1982年，針對日本篡改歷史教科書的鬧劇，巴金在《隨想錄》中再次一針見血地指出，日本媒體蒙蔽了日本百姓，而老百姓“相信宣傳”，“顛倒是非到了這樣的程度，我不能不感覺到輿論工具的‘威力’之大”。

　　日本丑化和仇視中國的輿論生態，來自于其扎根深遠又從未得到徹底清算的右翼思潮。早在明治維新時期，標榜大亞細亞主義、天皇主義和亞洲霸主的國家強權思想就已在日本形成，直接成為后來日本與德意法西斯一起發動世界大戰的精神支柱。二戰后，由于當時冷戰的國際環境，很多曾被判為文化戰犯的右翼分子幾乎未受任何追究。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在與美國簽署《舊金山和約》后，日本徹底倒向西方反共陣營，右翼保守勢力全面回潮，他們深感控制、操縱言論的重要性，苦心經營輿論陣地，控制了媒體和講臺、理論和輿論等社會文化高地，并在財界支持下建立了右翼媒體康采恩——富士產經集團，核心媒體是《產經新聞》和富士電視臺，對外反共反華甚囂塵上，對內極力打壓進步聲音。《產經新聞》這家主要面向低學歷、低收入讀者的大眾報紙，通過開辦大型言論欄目“正論”及同名雜志，網羅了一批來自政、官、財、學各方面的“右翼尖兵”，長期用反共言論為日本民眾“洗腦”。20世紀80年代，日本右翼勢力再次回潮，重要標志就是《讀賣新聞》向右轉。1984年元旦，讀賣發表新年社論，全面闡述擁護中曾根右翼保守主義政策、親美反共、抵制反核的和平主義運動的立場。從此，有著近千萬份發行量的《讀賣新聞》正式與《產經新聞》結成聯盟。

　　進入21世紀后，日本右翼思潮勢頭不減。在一本名為《如果我是日本首相——日本新生代政治家宣言》的書中，包括安倍在內的一批當時的年輕議員提出了施政主張，“如果我當了首相，一定要打造新生日本”“有尊嚴的國家”“堅決行使集體自衛權”“廢除下跪外交和軟弱外交”等日本右翼典型言論比比皆是。目前這些人不僅大多走上了日本政壇，而且左右著日本輿論。如在日常輿論運作中，《產經新聞》的人是“與安倍政權距離最近的記者”，不但總能得到獨家新聞，還常常為首相代言放風，日本同行因此評價說，《產經新聞》的記者已不是職業意義上的記者，而是支持安倍政權的社會運動家和刀筆吏。而此類日本大報有關中國的報道，從來都是天災人禍，漆黑一片。

　　二

　　作為日本民粹主義政治的產物，安倍政權極為看重輿論的作用，對媒體實行主動干預、挾右制中、借右打左的綜合策略，持續打壓左翼聲音，右翼思潮的市場則空前擴大。可以說，塑造包括“圍堵中國”“遏制中國”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主流輿論，既是安倍的主要施政手段，也是其“脫離戰后體制”右翼方針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

　　安倍政權用“大棒加橄欖枝”對媒體實施操控。“大棒”既有《特定秘密保護法》這種對“新聞自由進行極端限制”的法律手段，也有記者俱樂部、懇談會這些對媒體靈活收放的日常管控機制。“橄欖枝”則主要是政府的廣告預算、報業消費稅減稅政策等“軟支票”，以及對媒體高層的任命和政府延攬各種政策咨詢會成員的“位子誘惑”。盡管目前日本的財政狀況捉襟見肘，但安倍在政府廣告預算上卻十分大方，本年度的宣傳預算達65億日元，較2013年度的44億日元明顯增加。今年4月，為營造增加消費稅的輿論氛圍，安倍內閣投放了約13億日元的政府廣告費，并且“票子”和“位子”雙管齊下。如在通過爭議極大的《特定秘密保護法》過程中，安倍欽點讀賣新聞社會長擔任“信息保全咨詢會議”會長，而該報在過去五年間獲得高達21億日元的政府廣告費。面對政府伸出的“橄欖枝”，日本各大媒體之間爭名逐利的惡性競爭不斷加劇，輿論立場進一步分化，使右翼勢力有機可乘。

　　安倍政權今年還“攻下”了NHK和《朝日新聞》兩個主要媒體陣地。對于NHK，安倍先是在12人經營委員會中安插5名親信，并奪下了會長這個關鍵位子。安倍此舉的效果立竿見影，此后，NHK這些高層“井噴式”發表右翼言論，在慰安婦、福島核事故、集體自衛權等重大問題上，都放棄了以往客觀中立的立場，變成了政府的應聲蟲。《朝日新聞》方面，11月14日，該報社長木村伊量被迫引咎辭職，原因是該報對慰安婦和福島核事故的報道“有誤”。日本的一些保守主義大報乘機群起攻之，為朝日扣上了“賣國賊”的大帽子，進而發展到對相關記者進行人身攻擊、暴力威脅的地步。對于這種罕見的輿論圍攻惡例，安倍不但沒有發表任何持平之論，反而火上澆油，公開批評朝日對重大問題的報道，結果進一步刺激了事態發展，釀成了圍攻朝日的右翼大合唱。

　　三

　　當今日本右翼的主張盡管五花八門，但九九歸一，都集中在鼓噪新的民族主義這個路數上，縱向是否定和篡改歷史，為過去的侵略戰爭翻案;橫向是遏制中國，“再造”日本稱雄亞洲的輝煌;外向是爭奪各種價值觀高地，維持“美麗日本”的國際形象;內向則是打壓異己，讓任何敢對日本內政外交“說不”的聲音三緘其口。

　　但物極必反，日本右翼在縱橫、內外所有維度上的全面出擊，招致了國際輿論及其國內有識之士、普通民眾越來越多的抵制。以慰安婦問題為例，隨著安倍政權加大否定“河野談話”的調門，并正式要求聯合國撤銷關于二戰日軍隨軍慰安婦報告的部分內容，聯合國有關機構對這一無理要求斷然拒絕，韓國也爆發了空前的抗議，韓日關系跌倒了冰點。

　　在日本國內，今年7月日本內閣強行通過修憲解釋行使集體自衛權的決議時，輿論調查中51%的民眾表示反對，支持者僅為33%，而在新聞管制較松的日本地方媒體中，43家主要地方報紙有40家對此表示“反對”，集體自衛權議題使內閣支持率下降了近10個百分點。最新輿論調查表明，目前安倍內閣的支持率已經跌到44%，創其重新執政以來新低。

　　日本知識界的有識之士也對當前惡化的政治生態、輿論生態表達憂心。今年10月，日本歷史學研究會發表聲明，批判領導人和部分媒體有關慰安婦問題的錯誤見解，“日本政府目前的行為是無視真相和不負責任的。在國際范圍傳播這種姿態非常愚蠢，而且會進一步蹂躪昔日淪為日軍性奴隸的受害者尊嚴。希望安倍政權能夠真摯面對過去加害的事實，真誠地對待被害者”。日本著名哲學家梅原猛在接受共同社采訪時也尖銳指出，“只在本國說得通的日本主義是行不通的”。

　　近代以來，中國始終是日本右翼思潮攻擊的目標。隨著當代中國和平崛起，特別是2010年中國的經濟總量超越日本后，日本右翼對中國的污蔑、仇視更到了狂熱的地步，千方百計妖魔化中國的歷史和現實。經過右翼輿論長期的浸潤濡染，日本普通民眾對中國的印象連續多年都是“不好”和“比較不好”占多數。但是，隨著中日力量對比的此長彼消，種種受右翼思想影響的扭曲認識，包括用自戀心態看待日本歷史特別是侵略歷史的“歷史觀”、用有色眼鏡看待中國的“中國觀”、用圍堵和對抗等冷戰思維設計出來的“發展觀”，等等，在日本也開始失去市場。此次在北京APEC的“習安會”上，安倍也被迫在三個方面做出了積極表態。在歷史觀上，他表示“本屆日本政府將繼續堅持以往歷屆日本政府在歷史問題上的認識”;在中國觀上，表示“中國的和平發展對日本、對世界是重要機遇”;在未來發展觀上，表示“日本決心繼續走和平發展道路”。安倍的表態當然并非發自內心，但至少反映了時代潮流。希望日本能以此次領導人會見為契機，把中國提出的“三個應該”視為一劑良藥，從匡正自己的輿論生態和社會心態入手，一步步推動中日關系重新步入正軌，為亞洲也為其自身營造一個健康有益的國際環境。

　　(作者系中國社科院日本所社會室副主任、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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