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于1995年初，在社會上廣泛流傳。文章的寫作背景為蘇聯解體后，我國推行的國企改革在“股份制改造”、“中外合資”的名目下進行。但是，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使得國有經濟比重逐年下降，非公有制經濟比重上升。一些人希望向中共中央發出呼聲，希望能扭轉私有化趨勢。否則，他們擔心所有制結構的變化，或將導致社會主義變質、孳生資產階級的淵藪。本文分析了我國歲所有制結構變動后，國有經濟以及私有經濟比重的變化，并指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危險和列舉了中國共產黨部分黨員搞腐敗、脫離群眾、政治素質降低等事實，以及這些變化或將威脅我國家安全。）
我國當前仍然存在不利于國家安全的一些因素。為了接受“八九風波”的教訓，避免重蹈東歐蘇聯無產階級政權傾覆的覆轍，我們必須對影響我國國家安全的因素進行認真的分析。
一、 所有制結構的變動根據我國生產力的現有狀況
黨中央決定恢復私有制經濟成分，使其對社會主義公有制起到有益的補充作用。執行這一決策以來，我國的所有制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從1980年到1994年6月底，在工業總產值中，國有所占比重由76%降為48.3%，集體(其中很可能有一部分是借用集體名義的私有經濟)由23.5%升為38.2%，私營、個體、三資企業由0.5%升為13.5%。在社會商品零售總額中， 國有由51.4%降為41.3%，集體由44.6%降為27.9%，私營個體三資由0.7%升為30.8%。目前，通過租賃、出售、兼并、股份合作制等形式，國有經濟所占的比重仍在進一步下降。預計到2000年，在工業總產值中.國有將降為占四分之一，集體將占二分之一，私營個體三資將升為四分之一。在社會商品零售總額中，國有將降為二分之一，集體將降為六分之一，私營個體(含農民對非農業居民的零售業)將升為二分之一。
私有經濟的比重超過了一定的度，就會對我國社會經濟基礎的性質產生嚴重的影響。
近三年來，許多地方的領導干部，把發展私有制經濟看成實現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途徑。他們置國有制經濟于不顧，把精力、干部、資金、物資、市場等主要投向外資企業和私營企業，爭相為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提供優惠條件，爭相提出什么發展私有制經濟的幾個“不限制”。一些地方還提出了“開辟第二戰場”的口號，全力加速發展私有制經濟。這些領導干部雖然沒有講私有化的理論，但是卻在實際行動上促進著私有化。在所有制結構的這種變動中，自1982年以來，國有資產已經流失5000多億元，平均每年流失500多億，每天流失1個多億。有人甚至估計我國國有資產每年流失達1000多億。這部分化公為私的國有資產，是新生資產階級原始積累的主要來源。可以認為，我國重新產生的資產階級主要是用全國人民40年辛勤勞動的血汗喂養起來的。
公有制經濟在多種經濟成分中的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地位，是我國經濟在整體上保持社會主義性質的決定性因素。因此，公有制經濟的萎縮和社會經濟結構的私有化，必然會妨礙乃至破壞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安全。
我國重新出現的私有制經濟還將成為新生資產階級政治要求的經濟后盾。在歷史上，歐洲資產階級曾經根據“無代表，不納稅”的原則向封建統治者爭得了國家政權。現在，新生資產階級的代言人也提出要“通過納稅向政府’購買’市場無法提供的'公共品’，如法制、秩序、國防、乃至民主”。
到1993年底，已經投產的8萬個外商投資企業產值已經占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的 30%，進出口額占全國的34.4%。外資的增長有利于我國經濟的發展，但是也將使 我國經濟對外國依賴加深，與過去相比，容易受制于人，有可能在我國與外資所屬國轉趨對立時對我國回家安全產生不利影響。
二、階級關系的變化
近年來，隨著私有制經濟成分的恢復和發展，私營業主和個體生產經營者又在我國重新出現。據統計，到1994年6月底，我國已有雇18人以上的注冊私營企業主32。8萬戶，從業人員500.8萬人，注冊資金1041億多元。平均每戶雇工14.2人、注冊 資金31.7萬元。其中，自有資金逾百萬元的1992年底逾5000戶。有人說已逾100萬人。其中 還有少量千萬富翁，億萬富翁。在一些沿海省份，已出現一些雇工超過千人的私營企業。據國務院研究室的典型調查，私營企業主的實際數約比注冊數多出一倍。
如果把這種情況估計進去，那么私營企業主的實際數字要比上述注冊數字高得多。
建國初期，我國是以2000元、工業雇13人，商業服務業雇12人以上的標準劃定私營企業主的。根據1979年中央批準的《關于把原工商業者中的勞動者區別出來的請示報告》的標準統計，50年代前期我國只有注冊私營企業主16萬個。人們公認我國在1955年以前存在著民族資產階級。我們只要把當前的情況同1955年以前的情況對比一下，就會看到，無論是在絕對人數上，還是在經濟實力上，當前我國的私營企業主都超過了1955年以前。
我們完全可以認定，一個民間資產階級已經在經濟上形成，它至少已經是一個自在的階級。這是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凡有馬克思主義常識的人都知道，資產階級并不限于私營企業主，還包括他們的家屬和依附子他們的那部分知識分子，無論對于50年代的資產階級還是對于90年代的資產階級都是如此。據統計，到 1994年9月底，我國雇工7人以下的個體工商戶已達2015.3萬個，從業人員已達438.5萬人，注冊資金已達1146.7億元。因此，一個小資產階級即個體生產經營者階級的形成也是可以認定的。其中一部分是民間資產階級的后備軍。
隨著私營經濟、外資經濟和個體經濟的發展，民間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人數和經濟實力目前還在進一步擴大，官僚資產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的萌芽也已經開始出現。另一方面。由于部分國有企業面臨困境，這些企業的職工生活水平下降，在私有(含外資)企業中就業的職工重新受到私人雇主的剝削和壓迫。
當前，我國的私營企業主一方面忙于“俯身拾取金蘋果”。另一方面為了保護自己的經濟利益，已經逐步提出獨立的政治要求。現在，私營企業主擔任縣以上人大代表的已有5401人，縣以上政協委員8558人，縣以上團委委員1357人，縣以上婦委委員1430人。在許多地區已經出現了“私營企業商 會”、”民營企業公會”、“青年商會”、“民辦企業家俱樂部”、“名流俱樂部”“外商投資協會”等私營企業主的組織。同時，有些私營企業主還提出要辦報 紙，要有自己的“喉舌”。
有人對非公有制經濟只能處于補充地位提出質疑。有人提出“保護私有財產應列入憲法”。有人提出，今后的改革應是通過“租”“變”“賣”等途徑“縮小國有企業的比重”。
可以預料，一旦局勢允許，這些人組織成公開的資產階級政黨不會需要太長的時間。
在80年代以前的30年間，中國共產黨內雖然發生過幾次重大的斗爭，但是都是在黨外不存在資產階級的環境中進行的。因此，不論是共產黨內怎樣斗爭，中國共產黨對國家的領導權本身都沒有受到直接威脅。現在資產階級的重新出現使這種環境從根本上改變了，資產階級的利益同無產階級專政是根本對立的，這種對立并不依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是合作還是對抗為轉移。資產階級若要變經濟上的補充地位為主體地位，變政治上的從屬地位為領導地位，就要分享乃至獨占國家政權。因此.資產階級的形成是對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潛在威脅。在條件尚不具備時，資產階級會積極介人共產黨的內部斗爭，打擊黨內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改革派，支持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改革派。一旦條件成熟，就會在國際資產階級的支持與配合下把 整個共產黨“連鍋端”。以直接的公開的資產階級專政代替無產階級專政。因此， 資產階級應是今后十年我國國內政治安全工作所予以往意的主要對象。
三、社會意識形態的突變
從1977年以來，資產階級自由化同四項基本原則進行了長達十幾年的攻防拉鋸戰。
1992年以后，資產階級自由化逐漸占了上風。除少量馬克思主義刊物以外，在主要的宣傳輿論陣地上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文章基本絕跡，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僅死灰復燃，而且變本加厲，深度和廣度均已超過了“八九”風波以前。
在理論方面，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主要表現是：用現代市場經濟論來對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實際上是主張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無區別的市場經濟;否認公有制與私有制是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根本區別，以便把私有制說成是同社會主義本質相容的東西和社會主義經濟的組成部分;攻擊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狂想的、極左的社會主義”;以公有制同市場經濟不相容為理由，要求實行私有化;提出公有制不是目的，主體地位不是自封的，來反對維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并要求進一步縮小公有制經濟的比重，進而放棄公有制;主張通過股份制和產權量化到個人等途徑把國有財產轉化成私有財產;主張對我國的政治體制進行“根本的”改革;主張建立以資產者占主導地位的市民社會，以擺脫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對經濟領域中社會主義成分的保護和資本主義因素的限制，以便為變無產階級專政為資產階級專政創造條件;全面否定建國40年來社會主義建設成就和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對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把中共建黨60年來的歷史說成是“左禍”橫行，給中國帶來災難的歷史;否定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否定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把它說成傳統的過時的理論;宣布馬克思主義對共產主義社會的設想是空想和幻想;鼓吹西學和儒學，用西化和儒化擠除馬克思主義：提出用“后現代派”和“大眾文化”即庸俗文化來“消解主流意識形態”即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攻擊培養“新型的大公無私的人”是“無視真實活人”的“烏托邦”和“偽人文精神”;等等。
黨內外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勢力通過反思“八九民運”的教訓.窺探國內外氣候，近兩年已經形成了比較系統和明確的見解。即經濟上逐步向私有制自由市場經濟轉變，政治上述步向多黨制議會民主轉變，通過漸進式的“改革”，穩步地向資本主義“和平演變”。
四、執政黨的變化
(一)黨組織的弱化。
現在，很多黨組織既不部署、不鼓勵黨員反映自己和周圍群眾的情況，黨員也不向黨組織匯報自己的思想，即使了解了圍群眾的情況也不向黨的組織匯報。有些黨組織實際上成了“聾子”“瞎子”，什么情況也掌握不了.什么作用也起不到。
“八九風波”期間，一些過去只靠黨組織就可以掌握和解決的問題，不得不直接依靠國家安全部門和公安部門去掌握和解決，就是黨組織弱化的結果。
(二) 一部分黨員思想的變化。
在“更新信仰”(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劉偉在北京電視臺“BTV夜話”中發出的號召)錯誤主張的影響下，一部分黨員的思想發生了重大的方向性的變化。有些黨員干部甚至贊揚和平演變，主張私有化。
(三)黨與工農群眾關系的變化。
隨著私有制經濟的恢復.我國的貧富差距正在拉大。兩極分化正在發展。到 1994年2月為止，占我國銀行存款總戶數2%的富人，已經擁有13000億元存款總額中的80%。據全國總工會1993年調查，在1.4億職工中，有5%的職工家庭。總人口達2000萬人月均收入僅62.19元，月支出需67.5元。入不敷出。
在農村，1991年全國有9.4%的農戶家庭人均年收入不足300元，有2000萬人年均收入僅150.8元。
工人階級和貧苦農民經濟地位、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的下降會使他們對共產黨失望，至少在相當大的一部分工人和貧苦農民中，感到這個黨已經不再代表他們的利益，而是代表有知識、有能力、有財富的人的利益，產生離心傾向。
共產黨同工人階級和貧苦農民關系的疏遠，可能會使黨在危機時刻像1991年“八月事件”時的蘇聯共產黨一樣孤立無援。
(四)部分黨政干部的腐敗。
十幾年來，我國的腐敗現象上了兩個新臺階。在70年代以前，腐敗現象僅處在送煙送酒，“走后門”參軍招工上大學調工作的低水平上。80年代，鄉鎮企業、私營企業為求得計劃外的資金、原料、材料、能源、車皮、市場等掀起了“紅包”、 “回扣”風，使腐敗上了第一個新臺階。90年代以來，貪污、索賄、行賄、受賄、走私、販私、制假、販毒、嫖娼猶如決堤之水，使腐敗叉上了一個新臺階。
(五)黨政領導班于政治素質的變化。
未來十年不可能是政治上風平浪靜的十年，很可能是國內外資產階級向我們黨和無產階級專政發起決定性突擊的十年。
據說，在中共中央黨校的學員中，有大專以上學歷的學員八成是學理工醫農的。這種結構近似地反映了我國省、市級領導班子的專業知識結構。學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專業的知識分子干部不是沒有;而是大部分只在黨校、高校和社會科學研究部門工作，很少被選入地方各級綜合性領導班子。近三年在提拔領導干部時強調的“懂經濟、會管理”并未把他們包括在內。據了解，有些地區和單位，出現了排擠和打擊堅決反對動亂暴亂、積極從事清查清理的同志，提拔和重用同情“八九民運”、支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的情況。這種現象，使得許多參與“八九民運”而又沒有轉變立場的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受到了鼓舞。產生了依靠所謂“體制內”力量為“八九民運”翻案的幻想。而使當年在共和國處于危難時刻站在第一線堅持斗爭的同志卻感到憋氣。今后如果再發生類似的斗爭，其中有些人就很可能裹足不前，不再像過去那樣堅決，那樣義無反顧。這種情況對我們的黨是非常不利的。對我們的國家安全是非常不利的。
如果上述情況不從現在起糾正，就有可能使得敢于站在黨和政府這一邊的人越來越少，而使反對共產黨和政府的人以及中立自保的人越來越多。當這場政治風暴到來，我們發現自己處于不利地位時，再想改變這種情況，就可能來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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