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馬耀邦著 林賢劍譯、林小芳校
在匹茲堡召開的20個主要經濟體首腦會議結束后，美國總統奧巴馬宣稱：“我們已經實現我們之前從來沒有見過的有形的全球經濟合作水平，……我們的金融體系與去年失敗的體系相比，已大為不同，并更安全。”1
原來，奧巴馬總統所設想的合作將要求中國和日本“通過推動國內更多的消費和投資，減少對出口的依賴”，而“美國將有望提高儲蓄率，減少其貿易赤字和解決其龐大的預算赤字。”1
然而，對于這樣的安排，沒有強制執行機制，只是這些國家同意受到其他國家的“同行評議”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監管。1
這是峰會之前所討論的計劃的弱化版。據《金融時報》報道，討論的焦點是建立“強有力的執法機制……對于積累起巨額貿易順差或逆差導致全球貿易失衡的國家，實施罰款或處罰。”2
諷刺性的是，西方國家的領導人將全球經濟危機歸咎于貿易不平衡，而不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所推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更令人驚訝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許多發展中國家臭名昭著，正“被指定為全球中央銀行”。3
由于2008年的全球經濟危機，作為世界儲備貨幣的美元似乎即將崩潰，美英銀行系統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布雷頓森林體系機構的霸權即將解體。
為此，2009年4月2日在倫敦召開二十國集團峰會，其重點之一就是加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作用。中國被要求，已同意出資500億美元，總籌資為5000億美元。考慮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1997亞洲金融危機期間骯臟的行動歷史以及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債務危機期間所扮演的執法者角色，中國對該組織的這種慷慨支持是相當令人意外的立場。
亞洲金融危機是由于過度的外資流入造成的，而這正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倡導的金融自由化的產物。不幸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施加的治療比疾病更糟，因為這些計劃包括高利率的政策，為了華爾街的利益而實施進一步金融自由化，以甩賣價來換取貿易優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所有這些措施制造了通貨緊縮的環境，使經濟陷入更深的衰退，導致了十年的經濟停滯。
事實上，由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干預，經濟停滯和深度衰退已經是許多第三世界債務國的共同經歷。這些干預始于20世紀80年代早期的墨西哥債務危機，當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既擔任警察，又擔任收債人。從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制實施了金融自由化、私有化和對外國直接投資給予國民待遇等結構調整計劃。“這些政策的基本理念是為跨國公司打開這些國家的勞動力市場和自然資源寶藏，壓縮政府的規模和作用，依靠市場力量來分配資源和服務，將貧窮國家整合進入全球經濟。”5
因此，在許多第三世界國家，貧困加劇，經濟增長下降。出口和貿易自由化的推進和高利率的實施，教育和社會支出的減少，使這些國家的絕大多數人口陷入悲慘的生活。然而，第三世界債務重組對于國際銀行一直是非常有利可圖的，借助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作為召集人，1980年至1986年，負債國支付6000多億美元的本金和利息，經過很長一段時間的財政緊縮計劃后，仍欠8820億美元的債務。6
從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幸運的，既增加了金融資源，又提高了地位，成為全球中央銀行，而自2008年土耳其關閉其貸款帳戶之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曾面臨沒有客戶的前景。經歷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十年結構調整計劃的影響后，沒有一個國家愿意接受這樣一個組織的貸款。7
因此，對于世界上的負債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地位的提升不是好消息，特別是對于負債累累的東歐國家。例如，在烏克蘭，國會議員結束了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于削減預算建議的第一次辯論，這將導致更多的失業和更高的稅收。但是，儲蓄將流向國際銀行，這首先造成了所有這些高風險的貸款。7
在拉脫維亞，在房地產泡沫破滅之后，公共部門被要求接受減薪10%，而允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擠干該國的全部錢支付給瑞典銀行，瑞典銀行向該國房地產放出外匯貸款。在匈牙利，奧地利銀行深陷困境，因為其資產價值崩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加的苛刻“條件”導致許多東歐國家的騷亂。7
一方面，對許多負債國強加嚴格的結構調整計劃，另一方面，美國“盡管明顯無法償還欠外國中央銀行的4萬億美元債務，”7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卻不監管，美國繼續執行7000億美元的經濟刺激計劃。這是一種最高層次的國際雙重標準。
不幸的是，盡管奧巴馬政府實施刺激計劃和凱恩斯主義赤字支出，美國還是再次遭遇就業方面的挫折。據統計師約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的研究，他專門研究政府統計數據的準確性，“九月份，失去工作的總體就業人數是26.3萬。然而，根據家庭調查，九月份，78.5萬人失業……9.8%的整體失業率是一個大致的標準，它大大低估了失業。政府報告機構知道這一點，報告了另一個失業數據，稱為U-6。根據這一標準衡量的美國失業率2009年9月維持在17%。”8此外，如果包括長期放棄尋找工作的不抱希望的工人，2009年9月的失業率達到21.4%。8
與此同時，美聯儲放出的數以千億美元的問題資產救助資金和數萬億美元的華爾街救助資金已進入證券市場，最終將導致另一場金融泡沫。同時，世界各地對于繼續使用美元作為儲備貨幣提出更多的質疑。奧巴馬政府所面臨的困境是如何逃脫這一泥潭。
這場危機的候選替罪羊只可能是中國——美國的潛在競爭對手。中國具有世界上最大的外匯儲備，是美國的頭號債權國，也被認為處于為美國過度消費買單的地位。因此，在倫敦峰會前舉行了一次會議，討論建立“強有力的執法機制，罰款或處罰積累了巨額貿易順差的國家”。2
事實上，在峰會期間，甚至在峰會結束后，中國持續面臨要求實行金融自由化的壓力，2009年10月3日，七國集團財長會議在伊斯坦布爾召開，宣布：“我們歡迎中國繼續承諾采取更加靈活的匯率，這將帶來人民幣有效地持續升值，有助于促進中國和世界經濟更平衡的增長”。10
以奧巴馬政府領導的西方國家迅速指責中國造成了經濟疾病和貿易失衡問題，她們簡單地忘記了中國60%的出口是由西方跨國公司控制的。11實際上，美國經過幾十年的外包和制造業崗位流失，“美國人的實際收入，除了超級富裕的金融寡頭之外，都少于上世紀80年代，甚至70年代。”8實際收入下降，帶來了美國消費者債務的積累，這種過度債務導致債務危機和經濟危機的爆發。
經濟危機使得華盛頓的現實主義者認為，負債累累的美國需要中國的經濟和金融合作，有必要將中國納入美國主導的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世貿組織規則等工具強制執行的全球秩序。因此，匹茲堡峰會期間探討了提高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投票權比例。人們應該提醒中國的精英，他們不應該如此的高興和相互祝賀，他們已經進入大聯盟，已經成為美國的平等伙伴。在現實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其它布雷頓森林體系機構始終受到華盛頓的控制，只要美國保留否決權，不論中國可能持有多少投票權，都沒有什么意義。
人們可以容易地看出，這是誘使中國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貢獻更多貨幣的另一個策略。不幸的是，中國被要求貢獻的貨幣是“富國銀行的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3根據巴克利(Buckley)教授的研究，所謂的旨在為負債國家提供的債務減免，“錢不可能留在貧窮國家。它將直接通過窮國來償還她們的債權人……但這些窮國將花費未來30年的時間才能清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3
因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樣一個臭名昭著的機構，將提升至全球中央銀行的地位，應該受到第三世界全體人民的高度關切。這對于中國意義尤其重大，因為二十國集團峰會的決定之一，就是要求各國政策要受到“同行審議”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監管。這對于中國這樣的國家簡直是量身打造的，因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侵犯別國主權是眾所周知的。此外，中國同意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購買特別提款權，其金融資源將逐漸消失，因為特別提款權類似于美元，不過是沒有任何金融支持的紙幣。人們懷疑，這是否是另一種減少美元過剩的辦法，因為美國正面臨堆積如山的債務，已沒有清償能力，只能開動印鈔機。這將不可避免地導致美元的崩潰。
對于中國，美元的崩潰將是悲哀的。由于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中國工人正遭受無情地剝削和中國環境正遭遇無情的破壞。中國積累得辛苦賺來的外匯將進一步被占有，不是通過金融自由化的操縱，就是通過美元霸權，最終成為一文不值的廢紙。
最后，奧巴馬在峰會上發表的關于合作的聲明必須有保留地看待，因為這是奧巴馬總統在每一次國際會議上都會說的陳詞濫調。事實上，就在峰會召開的幾天前，通過對中國輪胎征收重稅，奧巴馬發出了一個明白無誤的信號，為了拯救美國經濟，貿易保護主義將是他的最高優先目標，這將在貿易均衡的名義下得到實施。
注釋：
1. Andrews, Edmund L.: “Leaders of G-20 Vow to Reshape Global Economy”,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6, 2009.
2. Nichols, John: “G-20 Schemes Threaten Democracy, Sustainability”, The Nation, September 23, 2009.
3. Brown, Ellen: “The IMF to Play Role of Global Central Bank?” Global Research, October 5, 2009.
4. Bello, Walden: “The G-20 summit of fear”, Asia Times, April 1, 2008.
5. Weissman, Robert: “The IMF on the Run”, Multinational Monitor, April 20, 2000.
6. Engdahl, William F.: A Century of War, Pluto Press, 2004, PP. 194-195.
7. Hudson, Michael: “The IMF Rules the World”, Counterpunch.com, April 9, 2009.
8. Roberts, Paul Craig: “Marx and Lenin Revisited”, Information Clearing House, October 5, 2009.
9. Pylas, Pan: “G-7 finance ministers warn recovery fragile”, AP, Oct 3, 2009.
10. Bezlova, A.: “China stands firm against U.S. market scramble”, Asia Times, October 8, 2009.
11. Barboza, David: “Some Assembly Needed: China as Asia Factory”,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9, 2006.
參考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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